成都成华区律师事务所:思念依然无尽——胡耀邦-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核心提示：凤凰卫视4月3日《我的中国心》节目追忆了胡耀邦作为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的一生。点击查看节目视频

　　胡耀邦（1915-1989.4.5），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去世后葬于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下。

　　清明将至，摄制组去看望在小汤山养老院修养的李昭，这位89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她的平易谦和是有口皆碑的。胡耀邦在位时，她从不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只默默干着自己的工作。这次看望她，我们带去了一位重庆老人写给胡耀邦的诗。

　　记者：这是托我们电视台转送给您的，这个老太太她每年在清明节的时候都会写一首诗。

　　胡德平（胡耀邦长子）：“鸡鸣紫陌晨曦现，浩荡春风定可期”。

　　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根据统计，在过去的20年里，每到清明节都会有二三十万人自发地来到江西省的共青城，凭吊一位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中国的人物——胡耀邦。20年过去了，人们没有忘记他。或许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胡耀邦这个名字意味着一个逝去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们健康、纯真、蓬勃向上；那个年代有文学、有诗歌；那个年代清贫，却激情洋溢，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

　　1990年12月5号，胡耀邦逝世一年又八个月之后，按照家人的愿望，他的骨灰被安放到共青城，这里的人们对这位老人有着特殊的感觉。

　　胡德平：“我父亲的墓地前面也有块墓碑，我觉得做得很简洁，很肃穆。墓碑的上面的右侧，是他一个浮雕的一个头像。左侧呢，是一个中国少先队的队徽和共青团的团徽、共产党的党徽，我觉得这三个徽章很形象地说明了他一生的政治生命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占据了他人生绝大部分的光阴”。

　　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中和乡一个贫苦的农耕之家，是这个家庭的第九个孩子，由于兄长大都早夭，作为家中第九个男丁，长辈们对“九子”寄予厚望，起名耀邦，寄意这孩子将来必有大出息。

　　胡耀邦果然不负重望，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学习也勤奋努力，靠着胡氏宗族为本族儿童设立的教育经费，11岁的胡耀邦进入了文家市里仁学堂读高小。为此，他每天要往返20公里山路，两年下来，他走了两万五千多里路，正是他十年后在长征中走过的里程。

　　胡德华（胡耀邦三子）：“这一张是文市里仁高级小学第十班毕业生的全体照相，这个就是杨勇，然后这是我爸。这个杨勇在班里最厉害的，打架谁都打不过他，我爸是功课最好的，然后这俩就是文武，就凑一块，谁也不敢欺负他们。而且他们功课也都挺不错的，不知道谁还保留了这么一张相，这个非常珍贵”。

　　胡耀邦在里仁学堂读书的第一年，中国大革命运动出现了汹涌澎湃的高潮，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到年底，浏阳县农会会员就接近十四万，父母、兄长们投身革命运动的激情，也感染着11岁的胡耀邦。

　　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席卷三湘大地，里仁学堂已经停课，校长、老师也惨遭杀害。这一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胡德平：“我们家乡是秋收起义的策源地，起义军攻打长沙失败，攻打浏阳，就是我们老家的县城，也失败了。不得已，毛泽东集合队伍撤到了文家市，我父亲在那上学，那是1927年”。

　　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陆续向文家市集结的几天里，文家市集镇热闹起来，看见他们胡耀邦第一次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一天早上，他和杨勇听见学校里集合号吹响，赶紧跑过去，在墙头，他们看见战士们一排排肃立，前面讲话的人，就是耳闻已久的毛泽东了。

　　胡德平：“在里仁学校，毛泽东在操场上给秋收起义的部队来讲话，他是给失败来的队伍做政治思想工作，进行战略分析，要走向农村，要走向井冈山，要做革命的山大王，那个时候他见到了毛泽东”。

　　浏阳被国民党占领后，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学校还没复课，地下党的领导们觉得胡耀邦这个孩子勇敢机智，靠得住，便派他组织孩子们暗地里贴标语，做宣传工作。由于他熟悉地形，他写的标语能遍布周围村镇，常常获得地下党领导的表扬。

　　胡德平：“因为是在当时，我们的家乡是红军也经常来，白军也经常来，是赤白。所谓赤白斗争，红军和白军斗争，拉锯很残酷的一个地方。说胡耀邦在当时就写了很多标语在家乡，其中有这么一条就是‘七十二行早回家，晚上被杀末怪他’。就是说，他要震慑反动派，你们晚上不要进行反革命活动，不要来骚扰我们，如果你们晚上进行活动，骚扰我们的话，我们也会杀你，也会报复你。你说十三四岁的小孩，他敢写这样造反的标语，我觉得也反映他那一种天不怕，地不怕，这么一种性格。”。

　　曾子墨：红小鬼时代的胡耀邦有一段经历不得不提，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材料，胡耀邦于1933年被调往赣南和闽西的中央革命工作，而事实上，年仅17岁的他是作为人犯被带到瑞金的。当时，中共内部抓“AB团”的肃反运动正如火如荼，不少人屈打成招，惨遭杀害。有人为了过关，便胡乱交待胡耀邦也是“AB团”的。

　　执行枪决的前一天，一位了解他的上级碰巧看到了黑名单，他坚信这个苦孩子不可能是反革命，这才救了胡耀邦的命。四十多年后，曾经刀下留人的红小鬼主持了中共党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他的原则永远是慎之又慎，毫无疑问“AB团”的经历是他一生的伤痛。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了。身患疟疾的胡耀邦摇摇晃晃地走在衣衫褴褛的大军中，在他身边一个又一个的战友倒下了，冻死的，饿死的，被沼泽吞没的，胡耀邦亲眼看见一个连指导员在绝望中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响扳机。胡耀邦哭了，但是擦干眼泪，他对身边的战友说，是不是草地上的月亮比别的地方大一些。

　　就这样念叨着，玩笑着，红小鬼揪着将军们的马尾巴走出了草地。到达延安时，他瘦得只剩下七十斤。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东征山西，建立根据地与陕北连接，在那里“筹款”、“扩红”。20岁的胡耀邦仍然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此时他有了一个15岁的警卫员李柱，两人在未来的大半个世纪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胡德平：“他们结合在一起，当时是在少共中央机关里面工作，当时是住瓦窑堡。他们经常玩那个游戏是什么呢？就叫打码钱，打码钱是一个什么呢？多个人站在一条线上，画一个圆圈，里面放一些中国古代的小铜钱，然后用一个大的一个铜板这来打，把那个码钱打出去就算赢。打输的嘛，你就要往上面再加小铜钱”。

　　“因为都很年轻，都是少年人，他这个警卫员李柱打输的话，他问我父亲来借钱，我父亲倒很宽大，那小孩才15岁嘛，16岁嘛。如果我父亲这打输了，他把钱来输光了，他问警卫员来要钱，那警卫员，他小嘛，就不肯给，经常为此也打打闹闹，那完全是个顽童的形象，但是都在做革命工作，都随时要牺牲的“。

　　在东征中，胡耀邦被调入地方工作团，成为石楼县工作队队长，75天的东征结束，胡耀邦负责的石楼县成绩非常突出。

　　胡德平：“这个工作团扩大的红军是在当时10个分团，他们扩大得是最多，扩大红军有1000人。所以在东征，回到陕北在搞总结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了胡耀邦，就点他的名字，因为那是开大会嘛，说谁叫胡耀邦啊，请站起来，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啊，我父亲站起来以后，哦，他说是个小个子啊，所以这个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央领导的眼中吧”。

　　1937年，胡耀邦被选派进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这是中共中央为准备高级干部在瓦窑堡建立的学校，他们可以聆听很多高级干部讲课。胡耀邦最喜欢的是毛泽东的课，因为个子小，胡耀邦总是坐在最前面，于是便成了毛泽东经常提问的对象。

　　毛泽东也非常赞赏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9月的一天，毛泽东把胡耀邦找去谈抗大工作，希望他把校刊办起来，这便组成了一篇著名文章的诞生《反对自由主义》。

　　胡德平：“在当时各路的红军都会师在一起，有的时候还有些山头情绪；有的时候也有些不团结的现象；有的时候小广播也非常多，毛主席就特别希望能够把政治思想工作能够做好。要宣传些革命的道理，大家更好地团结，增强凝聚力。毛泽东就给抗大的那种领导人说，他说你们都要写东西呀，他说胡耀邦你就不写，结果我父亲就说，是不是请主席先给我们先写一篇，我们不会写。结果毛主席说，哦，你胡耀邦，说你将我军呐，好，我先带头，我先写一篇，这个就是毛泽东写的《反对自由主义》。”。

　　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王家坪的对面，就是延安大学。胡耀邦此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长来延大作报告。女大学生湖南老乡李昭进入胡耀邦视野。因为参加学员的一些社会活动，他俩从此相识了。

　　记者：您是组织介绍认识的呢，还是？

　　李昭（胡耀邦夫人)：不是，是老乡，他也是湖南人。

　　记者：因为老乡所以接近了？

　　李昭：有的时候，那个地方也不大，来来往往串啊，什么的。

　　记者：为什么喜欢他呢？

　　李昭：那倒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但是有一条，就是说主席挺喜欢他。

　　记者：你因为主席喜欢他。我说，您是因为主席喜欢他，您才喜欢他？

　　李昭：不是，那是两码事儿了。

　　记者：怎么知道主席喜欢他呢？

　　李昭：外面有传说。

　　记者：您当时对他是什么印象？

　　李昭：多少印象也没有，就知道这个人是个很好学习的人。

　　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追求像一根无形的纽带，把他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41年冬，李昭与耀邦同志喜结连理，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长达四十八年的岁月里，两人一直相敬如宾，在硝烟弥漫的岁月，他们甘苦共尝。在和平年代，他们携手共度风云变幻岁月。

　　记者：当时老二出生了以后，是什么情况下把他送给别人了。

　　李昭：那个时候要说的话，就是一片热心。抗战期间嘛，中央有决定，但是也很仓促。所以就是孩子们有的时候就寄存了，有的时候就给了，给了人家了。这样子嘛，我们就可以穿过去了。

　　记者：那个时候他多大？

　　李昭：孩子小，大概就是两三岁吧。

　　记者：但是，解放以后，很多人都把这子女又要回来了？

　　李昭：我们没有要回来，就是说人家作为儿子要的，怎么好意思问人家要回来呢，所以这名字就叫刘湖。姓刘的家里的老爷子要的这个孩子。

　　1947年7月经历了一场大病的胡耀邦，被改任晋察冀军区下辖的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从此他以青年将领的风姿开始了火与血的战斗生涯。

　　记者：他老到一线去打仗的地方？

　　李昭：那倒是，他经常去。他不去，有些地方要有个态度，要有个要求。

　　记者：但是他那个身份是不必去前线的？

　　李昭：那倒是，但是他觉得当兵打仗嘛，这个鼓舞士气也需要。另外，自己也应该到前面做动员。不然你说这个部队的领导都见不着你还行啊。我都记不清了，大概是有几次也挺危险的。战争嘛，枪子儿是找不着，不是预先给它规定地方的，位置的。

　　1952年，胡耀邦调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从这时起，胡耀邦在团中央书记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4年。1953年7月，胡耀邦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他以团长身份在大会上发言，郑重宣布“中朝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话音刚落，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大厅的每个角落。

　　胡德平：“反正有30多分钟吧，除了掌声之外，30多分钟的掌声之外，因为是在当时是中国人民太扬眉吐气了嘛，使朝鲜战争停下来，美国和联合国的部队和中朝军队来签约停战，恢复和平。那对世界人民是多大的一个鼓舞啊，是在当时不但是掌声非常多，就是他整个脸蛋都被那些年轻，那些那个女代表，那个什么参加联欢节的人都给来亲红了。他当时反正也比较就麻木了，他说你们亲吧，亲了半天一会人家把他又抛起来，那真是中国人民很扬眉吐气的一次”。

　　回国后，毛泽东把他叫到中南海汇报，毛泽东幽默地说：“你现在敢到国际舞台上去讲话了”。

　　红小鬼出生的胡耀邦建国后长期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在很多人眼里，他是平步青云的典型，然而，1966年一场政治风暴向他袭来，这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奉命来到团中央，宣布胡耀邦停职反省。原因是他犯了“三个不够”的错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够，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够，走群众路线不够，从此在牛棚、在农场，在自家四壁围成的狭小空间里，胡耀邦度过了苦闷的十年。儿女们回忆，文革期间，他们的父亲曾有三次解放的机会，可是，他放弃了。

　　1966年，当紧张的政治风雨裹挟着史无前例的电闪雷鸣不期而至的时候，胡耀邦正在家中养病。7月6日，在北京中学生举行的辩论会上，康生第一次把矛头对准了团中央，他公开宣称，共青团有严重的错误，团中央某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这一方面，因此必须改组团中央。

　　然后，第二天，当临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克实拉着胡耀邦来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工作的时候，江青却出人意料地给了胡耀邦一个台阶下。

　　胡德平：“江青在当时也是说了，说耀邦同志啊，我们也知道，你是一个病号，没你什么事。结果他说，我还是第一书记呀，他说别的人还都是代理的啊，后来他就被打倒了”。

　　胡德华：“他的批斗生涯开始了。这是顺竿子没往上爬。如果当时他推卸责任说，对对对，就是他们干的，跟我没关系，大概他就解脱了”。

　　1966年8月13日，团中央宣布改组的当天，正义路3号转瞬间成了一个疯狂的世界。学生门口潮水般的涌进了进来，他们写标语，砸玻璃“打倒团中央”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当晚9点，胡耀邦被红卫兵们从富强胡同家揪了出来，从此陷入了没完没了的批斗。

　　胡德华：“1966年的“十一”的时候，团中央来电话说，你接他回家吧，那会也没汽车了，就雇了个三轮车，就接他回家。他刚出来的时候，哎呀，我看那个，我就特难受。突然我就眼泪哗哗就下来，然后他说，你哭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特难受。哎呀，不要哭，那么没出息，你不要哭，说咱回家吧，然后就走了”。

　　回到一片狼藉的家中，胡耀邦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叠起来的信纸，儿子展开一看禁不住泪流满面。直到今天，他们还记得信上的每一个字：孩子们，这是本月的生活费，希望你们节约使用，学会过苦日子。无论出现时间情况都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这一天，胡德华终生难忘，接下来的日子，胡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胡耀邦的夫人李昭也被隔离审查，孑然一身关在牛棚里，夫妻两人的工资全部停发，家一次一次地被抄。外婆患脑溢血去世后，偌大的富强胡同6号，只剩下幼小的满妹一个人。

　　1968年，胡耀邦的政治生涯出现了一次专辑，中共九大前夕，由于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多数已被打倒。为了凑够半数，毛泽东亲自点名解放了五个人，其中包括胡耀邦，对于已被禁足两年的胡耀邦来说，这无疑是东山再起的良机，然后，会议期间，他却又一次犯下了不识时务的错误。

　　胡德平：“当时他不再挨群众的批斗了，住京西宾馆了，也开中央的会了。而且还选中央候补委员了，结果给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他对阶级斗争还不理解”。

　　胡德华：“他就说自己对这个文革认识的不好，认识不上去，对于反帝反修的伟大意义认识不上去，对于群众运动也认识不上去，所以检查的不好。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红小鬼来当这个中央委员，那么就可以找一个跟他犯同样走资派错误的，认识又比较好的一个同志，说你们就选这么个同志来把自己给换下来，就得了”。

　　九大闭幕后，胡耀邦被发配到河南省潢川县的团中央干校开始劳动改造，在农场，年过半百的胡耀邦被大家善意地称作“老干部”。“老干部”最令人佩服的事，就是在逆境中也能坚持读书。

　　李昭：“在农场里头拉石头比较累，但是他有的时候晚上还是要看点书，晚上多累了都会看。他就在蚊帐里头看书”。

　　1971年底，周恩来总理以治病为名，将一批部以上的干部从各地的干校、农场接回北京，胡耀邦回来了，然而此后几年，中央没有给他任何说法，他唯一的“工作”便是坐在家中为外调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写材料出具历史证明，虽然只是动动笔，却并非没有风险。

　　胡德华：“有一次在北京军区，造反派都是解放军，老高老高的，我爸又特矮，结果就进去之后，他们就说我爸是什么贺龙的黑干将，要揭发贺龙，说贺龙是土匪，后来我爸也啪就站起来，说贺龙是共产党员。后来那些小子就说贺龙是土匪，江青都这么讲了。我爸说：‘你江青说的，只代表你代表一个人，你要找我来调查贺龙是什么人，我告诉你，贺龙是共产党员，是共和国的元帅’”。

　　无疑，这样的情景，让儿女们触目惊心，他们担心父亲的态度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胡德华：这些造反派走了之后，我就跟我爸说，爸，街上的大字报都说贺龙是土匪，你就说贺龙是土匪，没人追求你的责任，你何必要跟这些造反派这么顶着来呢？然后，他其实这个人很少发脾气，但是，他那次就特别生气。他说将来历史会有一个公断的，说你任何时候都不能来胡说八道，他说像你们样，人家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怕挨打怕挨骂，没出息。

　　父亲在家的日子，胡耀邦自嘲是新“三门”干部，只逛街、不串门；有人来，不关门；好读书，不入门。事实上，他没有闲着，除了接待来客，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读书和思考上，他读历史，读马列，让思绪飞向中国的未来。几年后，在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征程中，他当仁不让地挥出了思想的亮剑。

　　1974年，中国政局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消失七载的邓小平和周恩来总理一起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共同出席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答谢宴会。随后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时隔不久，出来工作的机会又一次降临在胡耀邦头上。

　　胡德平：“是纪登奎找他去谈的话，就是分配工作，但是分配工作你要承认你是走资派。我父亲觉得这个罪过对他来说是种侮辱。他觉得，说其他什么错误都行，如没有很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工作中有缺点等，这种过失，他都愿意承担，但是说他是走资派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对他的一种否定。他在历史上，他不希望承担这个罪名。结果他就是不承认”。

　　尽管如此，胡耀邦还是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表达了一个心愿。几年来，这个愿望已经越来越强烈。

　　胡德平：“他就给纪登奎说，我比你的资格好像要老啊，我认识毛泽东比你这还早啊，只要能够让我见一次毛泽东，我哪怕和他谈20分钟的话，分配我工作去哪里这都可以，因为他确实想搞清楚，毛泽东的防修反修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想的。作为一个学生，看到老师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你教给我们的，我们都按照你这来做，我们觉得你这么做是对的，符合你的思想的，怎么你现在又变成这么一个观点，还让我来跟你，你思想是怎么变得呀。我们想搞清楚啊。我认为他这个劲是他最可贵的”。

　　几天后，在探望某个与胡耀邦私交甚密的军界首长的时候，胡德华偶然提起了这件事情。

　　胡德华：“后来这位首长听了特别惋惜，他说，你回去你告诉你爸，就说是我说的，这不是纪登奎的意思，是毛主席的意思。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么你还是要听话，多承认一点错误，没什么关系，就是出来工作嘛，那是最重要的。后来我噔噔就跑回家去了。我说爸，那个伯伯跟我讲了，说怎么怎么个事。后来他就勃然大怒，他说，‘我就要把我自己骂个狗血淋头，胡说八道一气，说我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然后我就混个一官半职，我就混个中央候补委员，说我才不在乎呢，说我宁可这么坐冷板凳’”。

　　一次又一次地放弃送上门来的机会，很多人都替胡耀邦惋惜，然而，他淡然一笑说，我这个人，这辈子是立不了功了，不是那个年代了嘛，也立不了言，像孔子、孟子那样，所以只好立德。那就是说，要一辈子保持气节和人格。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但仍有两大难题亟待解决。“两个凡是”和如山冤案，今天胡耀邦在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领导平反冤假错案中的历史功绩早已经有口皆碑，家喻户晓。正因为如此，1980年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常委任总书记。1981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长征时候的红小鬼成了世界第一大党的领袖。当天晚上在会计司胡同的客厅里，胡家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胡德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想问题、动手动脑、工作方法我们要学毛主席。工作精神我们要学总理，因为总理是全党的楷模。他说是研究大问题，不搞烦琐哲学，我们学邓小平。过一段时期，你们也会谅解我们。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好，他当时他就任的时候就估计到了。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得那么好，因为大家有局限性。我觉得他这个态度非常好”。

　　胡耀邦地位的变化，并没有给他的家庭带来任何改变，他仍然拿着和团中央时期一样的工资，直到从总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他在富强胡同的家，大门和柱子早已油漆斑驳。一位来做客的美国医生看不过眼，竟买了一加仑红漆送上门来。

　　记者女：做总书记的时候，从来没有跟他一起出访过吗？

　　李昭：我没跟他出去过，也觉得跟他出去也没啥意思，干什么呀。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胡耀邦呼吁老干部从大局出发逐步退下来，为了对丈夫表示支持，李昭匆匆退休了，然而她很快发现，她和丈夫见面的机会比从前更少了。那一年，胡耀邦郑重宣布，他要走遍全国所有的县，先跑老少边穷。

　　胡德平：“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说我做过军队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现在想专心研究一点经济问题，从县一级研究起，中国的幅员辽阔，经济条件千差万别，用解剖一个麻雀，树立一个典型。像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都来照搬的那个方法来搞四个现代化，他说这太一般化了。他说我想走遍全国所有的县市进行比较研究，要抓典型，要研究具体问题”。

　　胡耀邦外出视察的习惯是乘坐火车，每进入一省的地界，就请该省的负责人上车汇报情况，交换意见。随时解决视察中发现的问题，直到下一个目的地，每次出发前，他都让秘书发出通知，不准请客送礼，不准组织欢迎队伍，不准警车开道，更不准游山玩水。

　　1982年8月，在东北边城黑河市，胡耀邦举起望远镜眺望对岸的苏联边城布拉戈维申斯克。当晚，他和当地干部探讨起边境贸易这个话题。那时候，这个词汇还很少被人提及。

　　胡德华：“他开座谈会的时候，他就说，我们1979年决定说开放四个特区，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结果，觉得这个是正确的。那么，我们那边有它的区位优势，毗邻港澳，那么跟台湾，跟金门隔海相望。那么，我们东北有没有区位优势呢，我们也有我们的区位优势，我们的对面是苏联，那么我们也应该把这个成功的经验，移到我们的中苏边境，要对苏联来开放”。

　　然后，他就还说了一句特别优美的话，他说“南深北黑，比翼齐飞”，我们国家的版图就像一只雄鸡一样，那么我们东北呢，就是雄鸡的，就是东北那么雄鸡一唱，新中国就建立了。我们在改革开放当中，要雄鸡二唱，然后从那以后呢，就东北开始了什么西瓜换钢材呀，什么边境贸易呀，什么东西就开始做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兰州虽然紧挨黄河，却是既无树又无草，光秃秃的满目黄土，水土流失异常严重。1983年，在连续数日的现场调查之后，胡耀邦和当地领导进行了座谈。

　　胡德华：“后来我爸就说，在大西北不能够还是像过去讲的，说以粮为纲，这个自然环境是由我们人来破坏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恢复它这个自然环境，就要恢复它这个自然生态。如何来恢复，咱们不是演了一个叫《丝路花雨》吗？一个大型的一个舞蹈，说那里面有个反弹琵琶，说我们做大西北的这篇文章，我们也要反弹琵琶，那么就你粮食抓粮食这是不行的，一定要种草种树，要乔、灌、草一起上，个人、集体、国家一起上，然后要发动全国的青少年，全国的干部群众，要采集草籽，树籽来支援大西北，让大家来草，种树，然后他就专门题了一个词，叫种草种树、治穷致富”。

　　任总书记期间，胡耀邦三次考察大西北。1985年，他在会见外国记者时宣布，到本世纪末，大规模地开发西部就会提到日程上来。1986年，胡耀邦第二次来到海南，针对海南的经济发展，他提醒说，海南岛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搞冬季旅游，搞点中档宾馆，吸引国内游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2000多个县里，有1600多个留下了胡耀邦的足迹，他的许多建设思路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被历史所引证。

　　前不久，胡德平在整理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盘录音带，上面记录了父亲30年前的一段讲话。1980年，胡耀邦在京郊的火车上询问北京市领导如何解决首都的空气污染问题，他认为，北京最好不要烧煤而要烧气。首都钢铁公司炼焦的、炼钢的、搞石化的，都不要在北京继续发展。

　　胡德平：“在当时环保的意识几乎在我们中国人都还没有概念，在国际上，那些学者们谈环保问题，那是从60年代初开始谈的，但是政府的响应都是在80年代之后，我们中国就是1980年。他1980年他们就讨论了北京的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垃圾三废污染，说这些要解决不了的话，北京要迁都，这个我都有录音的，而且他支持首钢要搬家，结果到2001年了，我们申办奥运成功了。首钢才开始准备来搬家，2005年才搬的。如果早搬10年，早搬20年，我说北京治理污染要方便得多，首钢损失得也很小。”

　　早在1980年4月，以胡耀邦为首的中央书记处，便发布了首都建设的四项指标，今天人们欣慰地发现，那些字里行间的承诺，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

　　胡德平：“他好像是在八十年代初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届时将有1亿人口，农村的1亿人口要进入城市。真正的搞农业生产的人，3亿人口这就行了。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因为他看到了小城镇的前途，看到了乡镇企业的前途，城市里面的污染的工业、重工业、原材料的工业，最好迁到它的原料基地分散”。

　　“他对北京的人口，不但说城市的人口应该控制到什么，而且他说北京的卫星城也应该发展起来，人口不是就往卫星城去了吗？北京的小城镇也可以发展起来。而且北京之外的保定、廊坊、唐山、承德、张家口，都可以成为北京城市圈的这么的一个范围，人口也都应该往那来辐射。我现在知道了，就是在燕郊和河北交界的地方，很多北京市的人还愿意去河北来买房子，地铁发展起来了，城市交通发展起来了，这很好啊”。

　　记者：为什么要把耀邦同志的骨灰放在共青城呢？

　　李昭：因为他原来他就是做共青团工作，对共青城呢，他也做了很多工作。

　　胡德华：那是他曾经奋斗过的地方，曾经寄予无限希望的地方。

　　胡德平：清明时节了，也向所有去我父亲墓地参观、拜祭的人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