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家李贽:秘书回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艰难处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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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资讯 > 历史 > 历史纪事 > 纪事 > 正文秘书回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艰难处境2008年03月04日 14:31今晚报 相关标签: [文革] [周恩来]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同志曾两次问我:“小纪,总理在林彪叛逃后曾对国务院的几位领导说,‘中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难啊!难的不仅是林彪。’总理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光。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我说:“还有几个人呗。”

他又问:“还有什么?”

我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他也笑了笑,说了句:“总理是不容易啊!”其实,我知道他要听什么,他也知道我明白,但谁都没有明说。

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总理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苦”和“难”是深有体会的。这种“苦”和“难”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累,二是气,三是忧,四是愤。

他的“累”,是因为中央日常具体工作毛主席平时很少管,林彪根本不过问,而大量的事情由总理一人承担。包括每周都要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也由总理主持,然后向毛主席和林彪写出报告。林彪叛逃后,毛主席明确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总理主持;军委的工作由叶帅主持,重大问题向总理报告;国务院的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但实际上总理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忙更累了。由于身体长期超负荷透支运转,总理的病情不断加重,又不能及时治疗,不断便血,身体日渐虚弱,有时深夜开会回来,两条腿迈得是那样地沉重。直到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7天的中午12时,他躺在病床上,才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真正说出了“我累了”这句话。他的累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那种来自多方面的、心上的“累”,才是最累的,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甚至难以想像的。

他的“气”,主要来自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人发难、捣乱,找茬儿、诬陷。林彪很少参加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叶群大多是会议没有结束就离开。等会议结束,已是深夜时分,她就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这问那,一打就是好长时间,让总理去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林彪叛逃之后,“四人帮”更加张狂,不仅加快了夺权的步伐,还对总理百般刁难,有意地与总理斗气。江青等人,遇到对他们不利的工作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文字改革本来是张春桥分管的工作,他说不懂,硬是把文件给总理退了回来。江青想见的外宾,中央不安排她接见,她非见不可;安排她见的,她却称病不见。他们从精神上折磨,在工作上施压,妄图把总理置于死地而后快。

他的“忧”,主要是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党的团结担忧,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担忧,也为保护老干部担忧。他既要保护没被打倒的同志不被打倒,不但要提醒他们如何“避险”,有时还亲自到现场坐镇保护;又要为已被打倒的同志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把他们“解放”出来工作。那时,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什么时候能结束心里也没底,对国家什么时候能消停下来也没法预测,工作不知怎么干才好。有时候也只好摇头、叹气而已。

他的“愤”,表现在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中。他曾批评陈伯达无组织无纪律;他曾指责江青诬陷护士害她,是胡闹;他曾把批极“左”的材料愤愤地摔在地上;在林彪座机飞越我国边境,至死不回头后,他狠狠地扣下话机,说林彪是叛徒……

就是在这种苦和难的情况下,身体的衰弱、精神的痛苦,在同时折磨着他。但他还是顽强地支撑着。甚至在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的时候,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建议”和“希望”他们尽快对某个国家发生的事变提出应对方案。作为总理,这本来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但由于他处在被错误批判的情况下,他的权力暂时被剥夺了,可他又不忍心看着这些事不管。当时总理还得把给毛主席的报告和王洪文一起联名签署上报,就是这样,他仍然坚守不懈,决不放弃手中人民给予的权力。放弃工作、放弃权力,是“四人帮”巴不得的事情。

当时的中联部部长耿飚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向总理谈起中联部运动的情况,认为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江青在“一·二五”大会上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总理听后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几句话让耿飚豁然开朗。实际上,这也是总理自己心声的表露。

作为国家的总理,政治局常委和“十大”后党的副主席,他所处的特殊位置,让他集党政军日常工作于一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对上必须服从,对几种力量必须平衡。在不同的时期,总理有时候只能在“屈就”中去抗争。为了不在斗争中“崩盘”,有时就得忍,在忍中去寻找时机。林彪叛逃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公开向总理发难。这中间,还有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的狡诈和诡秘也很难防范。鉴于党和人民利益所系,斗争和大局的需要,总理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时也还不得不痛苦、违心地选择。这才是总理说不出的“苦”和“难”。

在“文革”中,总理既要注意多种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还要灵活策略地执行毛主席的想法和指示,又要尽力维持国家政务和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让老百姓能够吃饭穿衣,生产生活,真是费尽了心血,倾尽了智慧,有时真是左右为难。就是这样,还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受到“四人帮”的攻击和毛主席因误信“四人帮”的诬告而对他的批评。

有人曾问过我,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其他领导人,平时相互往来是不是很经常、很随意,像串门、走亲戚一样?我到总理身边工作后,感觉到毛主席与周总理之间的联系沟通,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方式:一是写信,书面来往,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通过联络员传话,这种情况也不少;三是总理同毛主席处通电话(或写信),事先预约;四是利用陪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报告请示一些事情;五是在毛主席召集会议或约见的时候。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讲,以往毛主席召开会议,总理都提前到一会儿,后来就逐渐变为政治局委员到齐后,总理在前面和大家一起进去了。这样,领导人之间就不像战争年代那样可以随时进行交流了。当然,这与进城后,工作环境、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工作时间、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有关。加之,后来几年毛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总理见主席并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随便了。1974年底,重病的总理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两人长谈到深夜,这是难得的,也是少有的。我们听说后,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两位老人家能这样促膝长谈太好了。当时,我们心里真的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

我们感到,总理有时候对毛主席的批评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毛主席事先也没有和总理谈,像“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等,总理开始也是一头雾水。我看到总理有时真无奈,真不知怎么做才好,怎么做才对。有一次总理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接待一位国家元首时,有些事情没有安排好,以后注意等等。32开的一页纸,就是几句话,说的完全是工作程序上的问题。毛主席在上面用红铅笔批示:这是技术问题,要注意政治。我觉察总理看了这个批示,也有点莫名其妙。

总理的这种“苦”和“难”的处境,高层领导都能感觉得到,只是谁也不愿说,不便说,也不能说。总理当然更不会说,也无处说,再苦再难,他也只能忍着,只能一个人独自承受。在那左右为难、苦撑危局的日子里,不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根本无法想像总理在精神和身体上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政治上又冒着多么大的风险。相忍为党,相忍为国,这个“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意蕴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