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荫补制度考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摘  要：辽代荫补主要分“常荫”与“难荫”两种，荫补对象涉及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辽代九品官员即具有荫补资格，荫补范围比宋初、金代广泛。辽代官员荫补子弟有员额限制，九品官可荫子四人，官品越高，荫补子弟的名额也越多，其荫补员额比南宋、金代皆多。辽代承荫者多数因为自身能力出众而进入政坛中、高层，政治前途比宋、金荫补者更为光明。尽管辽代荫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北方文化的滞后，但它促成了辽代汉族世家大族与契丹贵族的联合，对巩固辽朝统治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辽代 荫补制度 汉人 特色

辽代契丹人入官主要凭藉“世选”，“功大者世选大官，功小者世选小官，褒功而兼量才也。”[①]而辽代汉族官僚子弟则以荫补为主要入仕途径，本文试考察辽代汉人荫补有关问题，以求正于史学前贤。

一、辽代荫补类型、范围与员额

据考，辽代正式实施荫补制度的时间不会晚于太宗得燕云之时。[②]直到辽末，荫补制度仍然存在，如刘萼，“辽末以荫补阁门祗候”。[③]

辽代荫补汉士按类型分大致有两种。第一种，是固定情况下的“常荫”，即父、祖达到一定官阶，朝廷即允荫其子孙为官，无特殊情况说明的荫补多属此种类型。如诸行宫都部署王师儒次子德孙，“承恩荫授率府副率、阁门祗候”。[④]王说，“烈考讳崇俗，日生料□，儒寰两州刺史”，王说“沾雨露恩”，得承“资荫”，“授西头供奉官”。[⑤]

另一种是“难荫”，即父祖殁于王事，子孙得荫。[⑥]荫补战殁者子弟既是辽廷对战殁者的尊敬、对其家属的抚慰，也是对存活将帅士卒的一种激励。统和九年（991年）七月乙巳，辽圣宗诏“有殁于王事者官其子孙”。[⑦]开泰八年（1019年）六月戊子，圣宗又诏“录征高丽战殁将校子弟”。[⑧]天庆六年（1116年）五月，金攻沈州，孟初“战死”，天祚帝“赐其子宝谦内供奉班祗候”，[⑨]便是典型的“难荫”。

另从荫补权持有者与享有者的关系看，辽代荫补汉人的最常见荫补对象是荫补直系子孙，即“祖宗之荫，遗子遗孙”。[⑩]如耿延毅“出三代之将门”，其父耿绍纪累官涿州刺史、左羽林统军等，延毅“生禀风父，好事不倦。年十七，荫补西头供奉官”。[11]还有承曾祖、外祖父荫补官者。如刘慈“曾祖讳邠，临海军节度使”，祖父、父亲都不仕，刘慈“以祖荫调入三班院”，则赖其曾祖荫入仕。[12]而李继成便是以外祖父室昉之荫补官。[13]另外，辽代官僚也有荫补旁系亲属者，如吴前鉴，“幼承伯庸侍中公荫，补内供奉班祗候”。[14]吴庸，乃辽末天祚帝时宰相，[15]此乃叔（伯）荫侄。

辽代八、九品官员即持有荫补权。据《王士方墓志》，王士方因敢于弹劾奸臣耶律乙辛，在大康九年（1083年）耶律乙辛被诛之后，[16]被辽道宗授予“东头供奉官”,而王士方的长子仲康、季子仲祺，“并承荫，调系三班院”。[17]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八》，宋代东头供奉官为从八品。[18]辽制也应相差不远。则大康年间（大康九年十月之后），王士方是以从八品左右的东头供奉官荫补其子仲康、仲祺入仕。

《刘慈墓志》称刘慈“以祖荫调入三班院，屡经监督，不杂脂膏，以公勤□名，超授东班小底”，尔后便“告辞致政”，“特授东头供奉官，后迁太子左诩卫校尉。”而刘慈四子，“皆业进士，各以父荫在班”。[19]刘慈四子承父荫入仕乃为常荫，其荫补时间应在刘慈致政之前，即刘慈为东班小底的时期内，东班小底乃辽大内禁廷中职掌贱役的小官，[20]照此墓志，东班小底官品应高于三班院最低官职（三班借职，从九品），低于东头供奉官（从八品），[21]则东班小底官品当为正九品。可见辽代连正九品的低微小官都持有荫补子弟入仕的权利。

又据《辽史·道宗纪》“大安二年令”诏：“高墩以下、县令、录事兄弟及子，悉许叙用”。[22]此令应是对辽代荫补制度的规定。高墩，据《辽史·国语解》：“辽《排班图》有高墩、矮墩、方墩之列。自大丞相至阿札割只，皆墩官也”。[23]“高墩以下”应指高墩以及矮墩、方墩等所有级别墩官。县令与录事都为低级文官，其官僚任命，不须奏报皇帝，而是“听中书铨选”。[24]金制，录事为正八品。[25]据《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唐代录事为从九品上或从九品下。[26]辽代录事官品也应在从九品下至正八品之间。故由“大安二年令”也可证明辽代官八、九品的录事即享有荫补子弟的权力。

总之，辽代八、九品的低级官员便持有荫补资格。而《宋史·选举志》称：“太祖初定任子之法，台省六品、诸司五品，登朝尝历两任，然后得请”。[27]又，《金史·选举志》谓：“贞元二年，定荫叙法，一品至七品皆限以数，而削八品用荫之制”。[28]可见宋初文官六品、武官五品以上，[29]金代七品以上官僚方享有荫补权，而辽代连八九品的低级官吏都有荫补子弟的权利，其荫补范围比宋初、金代更广泛。

辽代官员荫补子弟是有人员限制的，辽道宗朝发生的“王邦彦子争荫”[30]事件乃为明证。诸子争荫，除表明辽代承荫者有员额限制外，[31]也说明辽朝荫补制度并没有形成固定的长幼为序制度，才导致兄弟争抢荫补权。如前文所述，刘慈官为正九品的东班小底，其四子都承父荫入仕，可见辽代正九品官员至少可以荫补四子入仕。而其他官员品阶越高，其荫补子弟的名额也应该越多。

宋朝荫补人数冗滥，“荫补名目之多，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无法匹敌的”，逐渐减少官员荫补亲属的人数是宋朝政府限制荫补的重要策略。[32]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规定了从宰相至带职朝奉郎等官员累计荫补人数的最高限额，其中，“宰相十人人，开府以上同执政八人，太尉同侍从六人，……带职朝奉郎至朝议大夫三人”。[33]按《宋史·职官志》，朝奉郎为正七品，朝议大夫为正六品。[34]可见至宋孝宗时，其六、七品官员仅能荫补三人。比较而言，这个时期以后，南宋的荫补人数不如辽代的多。

又据《金史·选举志》：“凡诸色出身文武官一品，荫子孙至曾孙及弟兄侄孙六人，因门荫则五人。……六品二人，七品子孙兄弟一人，因门荫则六品、七品子孙兄弟一人。旧格，门荫惟七品一人，余皆加一人。明昌格，自五品而上皆增一人。”[35]可见金代七品官仅能荫补一人入仕，其荫补员额比辽少很多。

如上所述，辽代八、九品官员即持有荫补资格，荫补范围比宋初、金代广泛。同时，辽代官员荫补子弟有员额限制，九品官可荫补四子，其荫补员额也比宋（孝宗后）、金多，这是辽代荫补制度的两大特色。

二、辽代承荫者的政治前途

辽代承荫者多被授予三班院（如上文之耿延毅、王说、刘慈）或阁门祗候（如下文之赵兴祥、王德孙）等低级官职。据《邓中举墓志》，邓中举任中京少尹时，“寻命按通中上东三京路供奉官，荫从得实，上嘉之。”[36]邓中举奉命考察三京供奉官的承荫情况是否属实，即说明辽代供奉官一职与荫补的重要关系，也就是说辽代供奉官一职应该大部分来自荫补入仕。尽管他们的起家官低微，但这些承荫者多数因为自身能力出众而进入政坛中、高阶层，正如张岐长兄张峄所云：“吾家近以多承门荫，旋登膴仕”。[37]

王说，景宗时承“资荫”入仕，起家官为西头供奉官，因为参与中京城的建设，加授“户部使”，“掌户籍，辖民夫”。[38]王说所任户部使应为东京户部使，乃五京计司长官之一。东京户部使的品阶不见于史料记载，而从五京计使的官职迁转来看，计使品阶与节度使的应不相上下。[39]唐朝节度使“未见品秩”[40]记载，金朝节度使为从三品，[41]辽朝节度使品阶估计也在三品左右。辽朝东京户部使品秩既与节度使同，当也为三品左右。王说从一个低级武官（西头供奉官），历三十余年，升迁到户部使，57岁卒于任上终止了仕途，否则，继续为官则还存在升迁的机会。另外，与王说仕历非常相似的耿延毅，圣宗时期以荫入仕，为仕35年，历经数迁，几居要职，最终从西头供奉官升入户部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耿延毅在统和十九年（1001年）与宋战争中立了大功。[42]

《赵匡禹墓志》则云：赵匡禹，以荫入仕，薨于辽圣宗开泰八年（1019年），最终官职为“遂州观察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知临海军节度使事”，[43]银青崇禄大夫，唐代为银青光禄大夫，乃文散阶，唐制为从三品，辽代文官散阶与唐同。[44]检校太保为散官，御史大夫为宪衔。上柱国为勋，唐制为正二品，辽代勋官制度与唐代基本一致。[45]而赵匡禹实职为知临海军节度使事。[46]据林荣贵先生考证，辽方州所见不同称呼的州长有四：即节度使、刺史、观察使和防御使。从职掌看，他们都主管军政民事。四者仅有级别上之差异，节度使是这四类州长中级别最高的。[47]唐节度使，《旧唐书·职官志》称“检讨未见品秩”。[48]金制，节度使为从三品。[49]综合赵匡禹散阶、勋、实职，可知他官阶在二、三品左右。

赵匡禹子赵为幹，“重寄公侯之子，兴王将相之孙。方属立年，获匡圣运；才竭恪谨，便荷恩荣。开泰元年，右可入内右承制”，重熙七年（1038年）薨，历官26年，最终官职“位居五品”。[50]

辽代荫补入仕者也存在最终官微阶低者，这多是由于他们仕途的非正常中断：或自称是为了尽孝而主动辞官，如刘慈，“产素瞻孝于双亲，讵以禄养口心，常切朝夕于膝下，遂告辞致政焉”，致政时才特授从八品下的“东头供奉官”；[51]或因为早卒仕途终止，如韩资道，“清宁初，以荫授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行右卫率府副率”，咸雍五年（1069年）卒时年仅31岁，最终官职为六宅副使。[52]六宅副使，不见于《辽史》。按宋制，则为诸司副使之一，《职官分纪》卷四四云：“皇城使副使：……六宅副使，唐置十宅、六宅使，以诸王所属为名，或总云十六宅，后止云六宅，国朝因之。”[53]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八》，六宅副使为从七品。[54]辽代的六宅副使应与宋制相似，品级在从七品左右。

而在重视进士出身的宋代，荫补官员总遭受歧视，他们在任职、迁转等方面都受到限制。[55]通常情况下，他们迁转缓慢，绝大多数人“终身仅为中下级官僚”。[56]如陆佃之舅边珣，仁宗初年“以父荫补太庙斋郎”，历官“五十年”，致仕前为“扬州观察推官”。[57]“观察推官”为幕职官，与本府幕职官分治案事、佐理府政，官阶为从八品。[58]另如杜宗象，为“昭宪皇后之裔”，“世其禄”为“三班借职”，从仕三十余年，“十四迁至左藏库副使”。[59]左藏库副使也是诸司副使之一，[60]官阶为从七品。[61]可见荫补者杜宗象即使为宋太祖舅杜审进的曾孙，他最终仍然不过为一个从七品的小官。

在金代，对少数能够担任中央吏员的官员子弟而言，荫补入仕宦途光明，但对绝大多数其他官员子弟而言，荫补任官却政治前途黯淡，仅能用以糊口治生。[62]正如元好问所云：“盖金朝任子，尽与唐宋异。衣冠盛德之后，虽有文武全才，碌碌常不调，有终身不离筦库者。”[63]故金代“门荫官职事至四品者甚少”。[64]如郭峤，“以父任试补尚书吏部掾属”，天兴元年（1232年）卒，享年76岁，贞祐之乱间他正为“费县令”，时近60岁，故墓志称他“春秋已高”。[65]六十来岁的郭峤官不过从七品[66]的小官。又如毛伯朋，“明昌中，以父任系承奉班”，历仕二十余年，至贞祐元年（1213年），仅为正八品[67]的“潞州录事”。[68]

总之，辽代荫补出身的官员政治前途较光明，他们中大多数能凭借自身能力跻身中、高级官僚阶层（五品-二品），个别人由于仕途的非正常中断才终居低官微职。而宋、金荫补出身者官职迁转慢，且大部分终身滞于低官层面。这即是辽代荫补制度的第三大特点所在。

三、辽代荫补制度的功效与后果

辽代汉人官员子弟主要以荫补官，这是统治者照顾、笼络他们的结果，其最直接的功效便是造就一大批世代为官、具有所谓“高贵血统”的汉族世家大族，他们与契丹贵族联合统治，巩固了辽代的统治。

辽代汉族世家大族，如所谓韩、刘、马、赵四大家族，基本上都是靠荫补而世代做官。[69]玉田韩氏韩知古家族是辽代最为显赫的汉人望族之一，其家族在辽代枝繁叶茂，据《韩橁墓志》，除去其祖父韩匡美、伯祖父韩匡嗣、从世父韩德让、再从兄韩制心外，至兴宗重熙六年（1037年），“其余戚属族人，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持节旄，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实倍百人”。这个数字到辽末应更趋庞大，这充分表现了玉田韩氏在辽代享有的广泛荫补权，如韩橁 “袭世禄”、[70]耶律元佐“承荫籍”，[71]都是荫补入仕。直至辽末，这个家族可考人物中仅有1名以进士入仕，[72]即韩知古九世孙韩企先，为辽乾统时进士，辽国灭亡后入仕金国。[73]

安次韩氏韩延徽家族也是辽代世家大族，其家族“轩裳照世，钟鼎传家，景系殊勋，载于史素”。[74]而目前仅知韩昉为“天庆二年，中进士第一”。[75]其他人多为荫补入仕，如前文所述韩资道外，又有韩 ，以祖荫授“阁门舍人”。[76] 

昌平刘氏刘慎行家族是所知资料中进士入仕人数最多的一个世家大族，可考者共有6位：刘慎行子三嘏、四端、六符3人“皆第进士”。[77]刘六符有子刘霄，为“咸雍十年”[78]进士。刘霄子刘彦宗，“擢进士乙科”。[79]刘彦宗次子刘筈，“辽主西奔，萧妃摄政，赐筈进士第”。[80]但昌平刘氏家族的进士入仕人数是无法与荫补入仕人数相比的，如彦宗季子刘萼，便是辽末“以荫补阁门祗候”。[81]而史称刘六符在辽宋“关南十县”[82]之争中立功后，辽既“岁得金帛五十万，因勒碑纪功，擢刘六符极汉官之贵”，[83]“子孙显贵不绝，为节度、观察者十数人”。[84]

据《秋涧集·题辽太师赵思温族系后》，卢龙赵氏赵思温“生子十有二人，其后支分流别，官三事使相宣徽节度团练观察刺史，下逮州县职，余二百人”。[85]而在可考的赵氏家族成员中，竟无一人进士，故其子弟入仕途径仍以荫补为主。如赵思温孙赵匡禹“以良弓之子，渐历官常。初仕，授西宫使”。[86]赵匡禹子赵为干，“重寄公侯之子，兴王将相之孙。方属立年，获匡圣运；才竭恪谨，便荷恩荣。开泰元年，右可入内右承制”。[87]赵思温八世孙赵兴祥，“以父任阁门祗候”。[88]蒙荫之人不胜枚举。

对契丹统治者而言，契丹族要成功统治人口数量数倍于己、文明程度远高于己的汉人，必须扩大其统治基础取得一大批菁英汉士的拥护、合作与协助，汉人世家大族就是汉士菁英的集中代表。通过入仕为官，汉人贵族与契丹贵族紧密联合在一起，这种联合因为荫补而代代传承。辽朝作为北方游牧民族，能统治北中国长达二百多年，汉族与契丹族的精诚合作，为巩固辽朝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荫补制度是长期保持汉族世家大族协政地位和保证辽朝政治稳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荫补制度也产生了消极因素。由于荫补是赖其父祖之官爵、功勋自然而然地入仕为官，不须费脑费力，故有的官僚家族只等荫补入仕，以免子弟读书吃苦。如辅国太师丁从备生四子，丁文逳为季子，“尤为辅国夫人所钟爱，终食之间，未曾去于左右。尝日：‘涤师学问，必苦役吾儿思虑尔。’遂不使读书为事。……年始十五，由荫补内供奉班祗候”。[89]“不使读书”而“等荫”应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也反映出辽廷对享有荫补权的官员子弟并没有所谓“素质”的限定，仅单纯依靠“血统”便可入仕，况且荫补入仕者的政治前途又比较光明，这势必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荫补行列中来。科举、荫补作为辽代汉人入仕的两大途径，科举代表进步，荫补代表落后，[90]而辽代，“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91]换而言之，对汉人来说，辽代更多的人是通过不需要任何文化基础的荫补入仕，这是导致宋辽对峙时代北方文化落后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如此，荫补制度对于辽政权的重要意义仍是无可否认的，荫补、世选与科举，三者既矛盾又和谐地共存于辽代社会之中，共同服务于辽王朝，保证了辽代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并最终巩固了辽王朝的统治。

（原载于《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

On the Hereditary system of the Liao Dynasty

Jiang Jin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130012, China)

Abstract: Hereditary system of the Liao Dynasty ha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relative to the Song Dynasty and Jin Dynasty. There’r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hereditary in Liao Dynasty, normal and postwar. Its objects included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and other collateral relatives. The eighth,ninth-rank officials or higher than them in the Liao Dynasty hold the right to make his sons become the officials, that was wider than the Song and Jin Dynasty.But the right was limmted ,such as, the ninth-rank officials can assure his four sons to enter the political arena, of course, the higher of rank, the more of the number, that was more too in the Liao Dynasty. The majority of the officials from hereditary in the Liao Dynasty can depend on their own abilities to enter the middle or high-level political circles,and they were more promising than the Song and Jin Dynasty. Although hereditary system of the Liao Dynasty made the northern cultural lag behind in a way, it had great significance, such as, it made the Han and Khitan noble unite together ,that consolidated the rule of the Liao Dynasty.

Key words: the Liao Dynasty,Hereditary system, the Han people, Characteristics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辽官世选之制”条，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367-368页。

[②] 唐统天：《辽代仕进补议》，《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3期。

[③] 《金史》卷七八《刘筈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771页。

[④] 《王师儒墓志》，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页。

[⑤] 《王说墓志》， 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⑥] 唐统天：《辽代仕进补议》，《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3期。

[⑦] 《辽史》卷十三《圣宗本纪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页。

[⑧] 《辽史》卷十六《圣宗本纪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6页。

[⑨] 邢景旺:《辽孟初墓志考》，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⑩] 《刘承遂墓志》，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11] 《耿延毅墓志》, 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160页。

[12] 《刘慈墓志》，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页。

[13] 周峰:《辽代<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铭>考释》,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14] 《吴前鉴墓志》，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15] 《契丹国志》卷十《天祚皇帝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16] 《辽史》卷二四《道宗本纪四》，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8页。

[17] 《王士方墓志》，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页。

[18]  《宋会要辑稿》职官八之三，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2559页上。北宋为管理低等武官诠选，设三班院，即:供奉官、殿直、承旨。后三班院所辖扩大为自东头供奉官以下八阶，或称三班使臣。辽朝也有类似于宋朝三班院的设置（参见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文史》第34辑）。而关于“三班院”设置，具体可参阅[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四，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影印本，第828页。

[19] 《刘慈墓志》，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页。

[20] 唐统天：《辽金时代的小底官》，《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1] 《宋会要辑稿》职官八之三，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2559页。

[22] 《辽史》卷二四《道宗本纪四》，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1页。

[23] 《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40页。

[24] 《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6页。

[25]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4页。

[26] 《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39-1275页。

[27] 《宋史》卷一五九《选举志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27页。

[28] 《金史》卷五二《选举志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59页。

[29] 宋代官员的荫补范围后来放宽，“文臣正七品、武臣从七品以上，有大礼恩补资格；文武臣僚正八品以上，皆有致仕荫补资格；从九品以上死于王事者，皆可荫补子孙。”参见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30] 《辽史》卷一○五《萧文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1页。

[31] 《契丹国志》卷二三“试士科制”称“若夫任子之命，不论文武并奏，荫亦有员数”。但刘浦江先生考证认为《契丹国志》是一部书贾托名的伪书（见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况且据都兴智先生考察，《契丹国志》“试士科制条”前部分关于科举部分乃作者“节略和窜改”而成，是“把金朝科举事记成辽制。”（见都兴智：《有关辽代科举的几个问题》，《辽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故本文对于《契丹国志》这条“任子”史料质疑、不予引用。

[32] 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1页。

[33] [元]佚名撰，李之亮校点：《宋史全文》卷二七上《宋孝宗七》，黑龙江人民2005年版，第1871页。另参见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9页。

[34] 《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志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015-4016页。

[35] 《金史》卷五二《选举志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60页。

[36] 《邓中举墓志》，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88页。

[37] 齐心：《金张岐墓志考——兼论张氏世系·附》，《北京文物与考古》，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据张岐墓志，张岐天会四年（1126年）薨，享年68岁，则可推知张岐生于辽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故张岐墓志虽冠名“金”，但其兄弟入仕应为辽事。

[38] 《王说墓志》，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39] 关于王说、耿延毅所任户部使，向南、杨若薇认为是“行宫户部使”，关树东也持此说（分见向南、杨若薇：《辽代经济机构试探》，《文史》第17辑，第119页；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36页）。笔者认为耿延毅、王说二人所任户部使应为东京户部使。关于辽代财赋机构以及五京计司的品阶情况均详见本文第四章第二节。

[40]《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22页。

[41]《金史》卷57《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11页。

[42] 《耿延毅墓志》，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160页。

[43] 《赵匡禹墓志》，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44] 唐统天：《辽代汉官的散阶制》，《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

[45] 都兴智：《辽代勋爵制度与及公主命妇封号等问题研究》，《辽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46] 临海军，为锦州军号，见《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7页。

[47] 林荣贵：《从房山石经题记论辽代选相任使之沿革》，《辽金史论集》第一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48]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22页。

[49]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1页。

[50] 《赵为幹墓志》，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51] 《刘慈墓志》，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页。

[52] 《韩资道墓志》，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335页。

[53] [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四，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影印本，第826页。

[54] 《宋会要辑稿》职官八之三，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2559页上。

[55] 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页。

[56] 参见张希清：《论宋代恩荫之滥》，郑广铭、漆侠编：《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57]  陆佃:《通直郎边公墓志铭》，曾枣庄主编：《全宋文》卷二二○九，第一○一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229页。

[58] [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四，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影印本，第733页。

[59] 杜公力：《杜宗象墓志铭》，曾枣庄主编：《全宋文》卷三三四五，第一五六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60] [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四，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影印本，第826页。

[61] 《宋会要辑稿》职官八之三，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2559页上。

^[62] [台]陈昭扬：《征服王朝下的士人——金代汉族士人的政治、社会、文化论析》，国立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63] 元好问：《故规措使陈君墓志铭》，姚奠中编：《元好问全集》卷三一，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59页。

[64] 《金史》卷五四《选举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7页。

[65] 元好问：《费县令郭明府墓碑》，姚奠中编：《元好问全集》卷二八，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01页。

[66]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5页。

[67]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4页。

[68] 元好问：《潞州录事毛君墓表》，姚奠中编：《元好问全集》卷二八，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05页。

[69]  杨若薇：《辽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9第2期。

[70] 《韩橁墓志》，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71] 《耶律元佐墓志》，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72] 辽代世家大族除了科举、荫补入仕方式外，不排除其他入仕方式，如辟署入仕： 韩德昌，“尚父、秦王统帅□燕也，以□□旌旄节钺之重，非干蛊之子孙不足司厥职，乃着公为卢龙军节院使”（《韩德昌墓志》，引文见刘凤翥、清格勒：《辽代〈韩德昌墓志铭〉和〈耶律（韩）高十墓志铭〉考释·附录一》，《国学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132页），尚父、秦王即韩匡嗣，此乃父辟子；韩佚，“先是故政事令公作镇东平，始补衙内都指挥使”(《韩佚墓志》,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作镇东平者乃韩佚叔父韩德枢，此乃叔辟侄；又如从军入仕：韩德威， “保宁初，自燕台军旅之列，校授西头供奉官”（《韩德威墓志》，引文见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除了科举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外，无论以何种其他形式入仕，这些世家大族的子弟都属于在父、祖官勋的庇荫下，比平民百姓享有某些优先入仕特权，故除科举入仕方式外，其他大致都可算入荫补之列。

[73] 《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777页。

[74] 《韩资道墓志》，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

[75] 《金史》卷一二五《韩昉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14页。

[76] 见齐心：《金代韩 墓志考》，《考古》，1984年第8期。笔者按：韩 虽后来仕金，但据墓志，韩 终于天德二年（1150年），享年61岁，故可推知他生于辽道宗大安六年（1090年），至辽亡已经36岁，肯定在这之前便已入仕，故韩 以祖荫入仕应为辽事。

[77] 《辽史》卷八六《刘慎行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23页。

[78] 吴璋，“五世祖昊，咸雍十年刘霄榜登科”。见元好问：《显武将军吴君阡表》，姚奠中编：《元好问全集》卷二九，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74页。

[79] 《金史》卷七八《刘彦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769页。

[80] 《金史》卷七八《刘筈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771页。

[81] 《金史》卷七八《刘萼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770页。

[8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仁宗庆历二年三月己巳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20页。

[8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仁宗庆历二年九月乙丑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 3294-3295页。

[84]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八《刘六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85] 厉鹗：《辽史拾遗》卷二○《赵思温传》引王恽《秋涧集·题辽太师赵思温族系后》，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6年版，第389页。

[86] 《赵匡禹墓志》，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87] 《赵为干墓志》，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88] 《金史》卷九一《赵兴祥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26页。此传记记载思温为兴祥六世祖，兴祥父名谨，错。思温应为兴祥八世祖，兴祥父名公瑾。

[89] 《丁文逳墓志》，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39页。

[90] 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91] 《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