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德国牧羊犬本部展:《上海歹土——战时恐怖主义与城市犯罪（1937－1941）》读后

　　上海史研究并非我的专业，这次只是出于机缘，才翻译了《海外上海史研究名著译丛》中的一本，即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先生的大作《The Shanghai Badlands》（《上海歹土》）。译稿完成后，承《译丛》主编厚爱，要我写篇书评，这却令我相当为难。盖欲“评”书，非得熟悉资料、独具慧眼不可，然后始能阐发其长处，指出其微瑕。而如我这种十足的门外汉，要恰如其分地评论这本好书，确有力不从心之感；即使勉力而为，对于读者来说，恐怕也不啻于“问道于盲”。思之再三，只能借用一句流行的俗语了：“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于是，我不妨从“看热闹”的角度，谈谈自己在翻译和阅读过程中的若干体会。这些一鳞半爪的读后感，若竟凑巧收到“管中窥豹”之效，则吾愿足矣。
　　
　　《上海歹土》一书的篇幅并不大，正文11章，外加序言、结语、注释、参考书目等，大约不过相当于汉字20万。全书论及1937年8月中、日在上海正式开战后至1941年12月美、日爆发珍珠港战事之前的这段时期内，作为“孤岛”的上海之政局和社会状况。时段不长，形势却复杂多变。各章正文，分别谈及“孤岛”上海的概况、国民党蓝衣社在上海的活动、“八一三”事件之后国民党在上海的“救国”武装活动、日本方面报复性的恐怖活动、亲日分子的被刺案、日伪政权的恐怖统治、沪西“歹土”地区不良社会现象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全书引用了大量同时代的汉文资料和外文记载，有些资料至今鲜为中国的上海史研究者所见和所用，殊为珍贵，书末所附的征引书目展示了这一点。（有关资料，尤其是外文资料问题，魏斐德先生在中译本的序言中业已介绍得相当详备，在此不赘。）
　　
　　一．对恐怖活动的精辟分析
　　
　　中日交战之后的数年内，政治恐怖活动成为上海社会现象中的一大特色，也是本书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尽管几乎每一个恐怖活动的执行者都声称自己代表着“正义”，尤其是中国方面，多可饰以“爱国主义”的桂冠，但是《歹土》作者却作了更深层次的剖析和理解：许多貌似“理直气壮”的恐怖活动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并不那么堂皇的目的。
　　
　　作者在序言中就指出了中国人对于日本之“抵抗”或“合作”的极度模糊性：爱国主义者“英勇的暗杀活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明确，尤其是当国民政府秘密特工以政治权宜的名义向通敌的安全机构出卖了其他爱国者时，更是如此。”通敌者曾与“爱国者”进行交易，答应一旦美国参战，形势有利时，他们就起而对付日本；因此其选择更加游移不定。“日本战败以后对通敌分子的审判，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对前上海地下党中具有双重间谍嫌疑的工作人员的清肃，都展示了战争期间忠诚的不确定性是多么厉害。”既然当时上海的恐怖活动有着如此的“极度模糊性”，则对它们大可不必匆匆地高唱“爱国主义”颂歌的。
　　
　　例如，1938年6月间，上海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爱国主义”浪潮，伴随着一系列针对日本人或华籍“通敌分子”的恐怖活动。一个名叫尤菊荪（属于日本人赞助的上海市民协会）的棉花经纪人受伤，其俄罗斯保镖被杀；维新政府的一名小官遇刺受伤；伪政府的土地委员任保安在中国通敌分子与日本朋友的一次舞会上被杀；一名男子被杀于律师事务所，而尤菊荪的四个朋友则在一个旅馆客房内遭到枪击；亦属上海市民协会成员的粮商顾謦一被杀身亡；伪政府船舶检查处处长尚德明被伪装成乞丐的刺客暗杀。（事见第二章所述。）
　　
　　如此等等的恐怖活动，令舆论哗然。而有相当一部分评论则认为，是为通敌分子对立派别之间的纷争，他们都想获取日本人的政治宠幸和金钱支持。人们推测，这些伪装的爱国事件实际上是争夺日本的战利品。还有人认为，这是被船舶检查员所征收的重税而激怒的米商或船夫的报复性谋杀。看来，针对日本人或“通敌者”的恐怖活动，未必都可以冠以“爱国主义”的美称。
　　
　　其次，“爱国”恐怖活动的实施者究竟是否真的完全出于爱国动机，颇令人生疑。作者分析了不少恐怖活动分子的社会身份，指出这多为一些“小市民”，即学生、印刷工、店铺学徒、制镜者、珠宝商、茶室堂倌、店员、零售商等等，其职业多不固定，收入也不丰裕，有的甚至只是为生活所迫，才借助这一“事业”的活动经费而度日：“他们租借廉价房，从一家迁至另一家，消磨时间，等待另一次恐怖活动的任务。”（语见“序言”）。
　　
　　例如，年仅18岁的林德福，是个失业青年。他最初由一位李姓卖报人介绍给国民党的抗日别动队，只是因为得到每月9元津贴、外加管饭管住的承诺，才与其他数百名类似身份的人参加了别动队的军事训练，成了“抗日的爱国主义者”。
　　
　　如果并非真的出于爱国动机（或者，至少只是部分地出于爱国动机），则其立场既不可能坚定，活动也不可能持久，如林德福之流的“别动队”被人称作“乌合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他们在特定环境下放弃或变节也就在意料之中了。这即是作者揭示的当时上海的“爱国主义”恐怖活动的真相之一；显然，这令崇拜英雄主义的后辈们颇为失望，但却是真实的历史，是真正的学者所应珍视的史实。
　　
　　再次，即使有些孤胆英雄式的恐怖分子，确实出于爱国热情而采取了若干过激行动，其负面影响也往往大于积极效果。相当典型的一个例子是，1939年，有些恐怖活动竟然是针对着普通市民而来。因为激进的“爱国者”们认为，“抗日战士”正在前线浴血奋战，而上海却仍有许多市民对此麻木不仁，仍在舞场里消磨人生，所以必须“逼”他们去抗日；而所用的方式则是投掷炸弹！
　　
　　本书第6章载云，1939年3月1日，“自称为‘血魂除奸团’的一个组织，同时在四个中国舞场外投掷炸弹：东方饭店、仙乐舞宫、先施乐园、大东舞厅。幸运的是，只有一人受伤，但是恐怖分子留下了‘警告舞友’的传单。”从整个传单的内容看，我们似乎不能怀疑恐怖分子的动机的纯真的，但其思维逻辑和方式却令人心寒：“舞友们：你们有人跳狐步，有人跳华尔兹，却为何不上前线去杀敌？你们有人畅饮白兰地、威士忌，却为何不给军队捐点钱，以便购买更多军火去杀敌？舞友们：当你们身上散发出被奴役者的腐气时，为何还把金钱花在化妆品上？清除这种腐气的唯一办法，就是将你们的热血献给整个民族。你们在过年时寻欢作乐，那么我们在今宵的薄礼炸弹，将为你们增添欢娱。舞友们：假如你们喜欢这礼物，我们舞厅见！”
　　
　　这些受到恐吓乃至伤残的“舞友们”，嗣后是听命于恐怖分子，真的上前线杀敌，或者捐款购买军火，还是反而对“爱国者”产生反感，更加寻求伪政权的“官方保护”，其实是不难想见的。作者对于这一现象的如实描写，提醒我们（尤其是治史者），对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中的“爱国主义”表象和口号，都得作具体剖析，切勿随意响应，否则后患无穷！
　　
　　作者对于上海“孤岛”时期恐怖活动的又一个见解是：不管是中国方面“爱国”性的恐怖活动，还是日伪方面“报复”性的恐怖活动，其对象多为生活较为富裕的社会中、上层人员，或是文化知识方面的“精英”。他们有时候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较重要而被暗杀，有时候则因较多家产而遭绑架勒索。所以，在中日双方激烈搏杀的这场恐怖战争中，他们成为双重牺牲者；而这种痛苦的遭遇，遂使得他们对于此后（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全面占领上海的现状麻木不仁，竟至默许了。
　　
　　中日双方都采用了恐怖手段进行较量，而不顾这种做法是否会伤及无辜。典型的例证见于“银行之战”，即双方都通过愈演愈烈的暴力，摧毁对方的银行设施，以及从肉体上铲除对方的银行职员。同时代的出版物载云：
　　
　　数星期之前，报人乃是暗杀者的子弹和炸弹的目标。如今，无辜的银行职员则被南京雇用的枪手残忍地屠杀，或者被日本宪兵及其傀儡助手所绑架。……他们企图主宰当地金融和银行业界，通过有组织的投机买卖、囤积日用品、向地方银行职员征税，以及最近大规模地谋杀银行雇员和炸毁他们的居所，目的是迫使他们屈服于政治流氓及其上司的控制。（见第十章所引）
　　
　　这段简练的概括，足以令人毛骨悚然。对于银行的恐怖活动，最初来自国民党方面，即1941年2月20日，对于外滩的中央储备银行的袭击。
　　
　　那天是星期四，上午10点半，六名男子走进中央储备银行。其中一人直趋二楼上的经理办公室，由于他突然遇到一个会计，遂与其他诸人拔出手枪开火，随后扔出4颗自制的炸弹，两颗爆炸。袭击者匆匆撤回主楼梯，一个银行保安试图拦截他们，却被开枪打死。特工们得以脱逃。嗣后，又发生了3月3日对中央储备银行总办助理傅永炳的未遂暗杀，以及4月21日对该行一位资深经理的成功行刺。
　　
　　日伪方面当然不甘心被动挨打，也立即采取了报复行动。3月21日夜，炸弹扔进了三家亲重庆政权的银行；同时，假扮警察的六个枪手冲进了江苏农民银行的宿舍，向床上的人胡乱开枪，打死5人，重伤6人以上；而翌日凌晨，多辆警车载着伪警察和日本宪兵，驶到位于歹土的“中行别业”，将属于国民党之中国银行的职员共128人从被窝中拖出来，押解到极司菲尔路76号的恐怖窟监禁起来。
　　
　　3月23日，南京伪政权的警政部长李士群警告说，将采取报复措施：“我们将被迫采取类似措施，对付重庆政权在上海的所有金融业的全体人员。”而这一“警告”在第二天就变成了现实：爱文义路上的中国农民银行收到了定时炸弹；中国中央银行白克路分理处发生爆炸，摧毁了二楼的大部分，死1人，伤38人；法租界内的中国中央银行逸园办事处也被炸毁，死7人，伤21人。
　　
　　但是，日伪政权的这些恐怖屠杀以及“若一人被杀，就处死三个中行人质”的威胁，却未能阻止重庆方面进一步的行动：4月16日，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科长先是遭袭受伤，后则在医院病床上被刀、枪俱下地杀死。这立即导致128个中行人质中的3人在当天被押至其居住区，遭到枪杀！
　　
　　鲜血淋漓的恐怖屠杀并未结束，4月21日，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稽核科长厉鼎模被杀；下个星期，天津路上的联易商业银行被炸。如此等等的残酷搏杀，导致许多无辜者丧生或受伤，故而不仅使得“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还使得大量上海市民由恐惧流血而厌倦暴力，由厌倦暴力而盼望秩序，由盼望秩序而屈服于日伪政权。这是作者揭示的历史真相，但未必是后世唱着“爱国主义”高调的某些人所愿意接受的现实。
　　
　　未曾亲历此境的后世之人，或许不太能理解当时的处境；即使是亲历此境的老人，如今也未必愿意向世人公开承认自己曾被残酷现实逼得“顺从”日人的统治。但是，作者揭示的是事实，故而他的推论近乎正确：“即使该城的精英们在许多方面都脱离了人民大众，这场恐怖战争的社会冲击力仍如霰弹在他们中间爆炸一样。事实上，他们是双重牺牲者，因为他们经常由于自己的身份而成为绑架和暗杀的目标；他们还是重庆和日本－伪政权恐怖力量之间反复搏杀的被动见证人。这一搏杀至1941年8月臻于顶峰，当时，许多人被枪杀和炸死。这些事件使得人们对于日本人的占领变得麻木不仁，并且撕碎了近年来在国民党统治下勉强编织起来的文明社会织物。这些猛烈而野蛮的冲突就这样令人们筋疲力尽，以至当日本人于1941年12月8日开进上海的第一、第二城，最终夺取租界时，大家多默许了。”（语见“序言”）对于上海“孤岛”时期恐怖活动之影响的这一推测，亦当属于新见。
　　
　　最后，作者虽未着意论证，却就当时的恐怖活动的重大后果作了一个语惊四座的推断：“在短期内，这些活动迫使外国租界的市民领袖与日本当局合作，后者曾在天津利用恐怖活动夺取了租界，并且威胁说，要同样地对待上海。面对这一威胁，英国人的抵制较诸美国强烈，他们表示，如果日本的陆、海军继续利用恐怖事件来证明占领租界的正当性，那么英国就将实施禁运。尽管美国不愿支持英国的这一立场，但是日本对嗣后发生的中国爱国者的恐怖活动作出的过激反应，却导致美国人变得强硬起来，以至要废除美日商业关系。美国总统的这一决定反过来又将日本推向了珍珠港事件。恐怖分子有可能预见到这一朦胧的因果关系吗？它将把美国拖入与日本的战争，并且帮助中国最终战胜了侵略者。”
　　
　　“青年爱国者们放下麻将牌，离开位于市中心的旅馆，在马路上袭击一个又一个的高级通敌分子，无意之中促使美国陷入了一场以美国深深卷入中国内战而告终的战争。……在这场争斗中，上海的恐怖分子是第一个掷下骰子的。”
　　
　　诚然，若将“孤岛”时期上海恐怖分子的活动视作珍珠港事件，乃至中国抗战胜利的主因，未免有“小题大做”之嫌，但是，若断然否认二者之间有任何因果关系，却也似乎于理欠通。我们不能不承认作者的见解有相当道理；而这样的见解显然来源于作者对史实的熟练驾驭，以及通常所说的“历史的眼光”。这正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二．对不正当行业的深刻观察
　　
　　沪西地区“无主”，既不像公共租界、法租界那样由欧洲人掌控，也不像虹口那样由日本人直接管理，它地处上海市区的边缘，因而即使对于伪政权来说，也颇有“天高皇帝远”之状。当时的人们称它为“歹土”，是因为不仅赌博、毒品、娼妓等等“不正当行业”在此特别兴旺发达，而且刑事犯罪案和政治性恐怖事件也频繁发生。本来，诸如赌博、毒品、刑事犯罪等丑恶社会现象，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或多或少存在，不足为奇；但是，上海“孤岛”时期的这种环境却有着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作者正是基于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思辨力，才入木三分地分析了当时“歹土”的这一社会现象。是亦社会生活史研究者的优秀范例。
　　
　　1941年2月1日，伪市长陈公博与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恺自威签订了一个协定，宣布设立沪西特别警察总署的规章，由新的警察部队主管沪西歹土的社会治安。而在五花八门的协议中有一个特别附件，它规定：“在辖区内，所有非法行业，诸如经营赌场、买卖鸦片和麻醉品，以及为瘾君子提供毒品等，都禁止存在。”
　　
　　而在数月之后，有的报纸便声称陈公博市长取得了反赌博战役的胜利，说道，至5月31日，所有华人经营的赌场全被查封，“永远不再复业”；沪西特别警察总署署长潘志杰则已经永久性地关闭了外人在沪西开设的娱乐厅，同时采取行动对付流行的“花会”赌彩组织。“于是，一度声名狼藉到被称作‘歹土’的地区已经重新成了‘良土’——拥有高级马路的理想居住区，以及拥有不断发展的工业的形形色色特区。”（语见第九章）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在短短数月之内，取得如此“辉煌战果”，确实令人赞叹和佩服。然而，遗憾的是，这全是一派胡言；其真相是：沪西歹土地区的不正当行业，非但未见铲除，却颇有变本加厉、愈益兴旺之势！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陈市长”虚与委蛇，或者力不从心呢？魏斐德先生对此作了深刻的剖析。
　　
　　首先，是公共租界当局开始在界内查禁赌博，而这一比较雷厉风行的行动，则迫使租界内不正当行业的经营者避到其他地区，另谋出路。
　　
　　1940年的11月与12月，公共租界着手禁赌，打击的第一个目标，乃是“吃角子老虎”大王杰克?拉莱（Jack Riley）。拉莱曾在美国服过十年刑，后来远越重洋，逃往上海，从经营小注赌博开始，直到投资购置许多“吃角子老虎”，遍布整个上海城。拉莱最终被捕，其吃角子老虎也与之一起消失。而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打击目标，则转向了界内的五、六个赌场。他们历时三个月的这次行动，似乎确实收到了“实效”，故警方自豪乃至夸张地说：“在五年内第一次发觉，再无公众赌场可供采取行动。”“我们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与他们斗争，而这次终于把他们赶出了租界。”（语见第九章所引）
　　
　　但是，显而易见，赌博及其他不正当行业，只是被“赶出了租界”，它们既未遭到彻底铲除，更可能在其他地区东山再起。而沪西“歹土”地区，则是其最好的“避难所”和“东山再起”之地。例如，颇具社会地位的不少赌徒从租界迁居到了歹土，长期隐匿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和海格路（今华山路）附近的西式别墅中。因此，歹土地区不正当行业之兴旺繁荣，有着外来因素的重大影响。
　　
　　其次，是汪伪政权将歹土地区兴旺的不正当行业，作为了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故而，伪政权在沪西的代表机构，被人称为“（极司非而路）76号”的秘密警察机关，便肆无忌惮地支持不正当行业，尤其是赌博业，遂令不正当行业有恃无恐，则所谓“取缔”也者，当然成了一句空话。当时刊物的一段记载，将这一背景说得十分清楚：
　　
　　租界当局清楚知道，沪西赌场的经营者们为南京的税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假若相信这些人在自己的赌场将被查封之前，未曾得到南京的通风报信，显然是十分可笑的。他们非但没有显示出受到警告后本应神经紧张的任何迹象，反而有大量赌场在“装修”方面大把花钱，并且还有新的赌场开张营业。因此之故，人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附设烟馆和其他场所的赌场，正在继续发展。只要不正当行业依然存在，极司非尔路76号便也将继续存在，即使它仅仅是为了分赃。（语见第九章所引）
　　
　　伪政权如此庇护不正当行业，是因为它可以从中牟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仅仅在1941年5、6月间，南京政府就从沪西歹土的赌场和鸦片馆中收取了374万元，其中，75万元是以“特别税”的名义进入南京国库的。此外，尚有较小数量的款项，则进入地方行政官员的腰包。据说，有两个地方官员每月从一个外籍人开设的娱乐场收取5万元。海格路上的六国俱乐部每天交纳1万元以上；联侨总会、华人总会及伊文泰等娱乐场都交3000元。舆论界估计，赌场向官方交纳的准“保护费”，达其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显而易见，正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汪伪政权才不仅不是铲除赌博等不正当行业的动力，反而成了它们的最好庇护者，于是，这一政权被人嘲讽为“蒙特卡洛政府”，也就不足为奇了；陈公博市长取缔歹土不正当行业的郑重许诺，亦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笑料。
　　
　　最后，也是更主要的一个原因，乃是伪政权之日本主子对待此事的真正态度。上海的日人当局，既希望华人伪政权为它效劳卖命，又不愿意掏出更多的经费来维持这一傀儡（事实上，由于侵华日军的巨大开支，其经济也相当拮据）。那么，剩下的唯一办法，即是放手让伪政权自己另谋“财路”。于是，上海，特别是沪西歹土的不正当行业，乃至绑架勒索之类的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便成了日本当权者的庇护对象，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直接或间接的利益。
　　
　　例如，最为豪华的早期娱乐场之一，“亚洲俱乐部”便曾声称其后台是日本人（后来只是因为此话过于张扬，才被迫关闭）；而杜月笙开设赌场的“赌博许可证”，也是通过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关系而取得的。（事见第九章注22、注24）。当1941年3月初，陈公博下令查封歹土赌场时，至少有四家大赌场仍在开业，因为他们“认识”日本宪兵队，并且每天要向“东亚慈善会”交纳12000元保护费。许多赌场都藏有武器，准备公开抵抗查封它们的警察，而其后台则是日本宪兵队！更肆无忌惮的，是日本当局纵容和支持伪政府绑架富人，以此勒索钱财。当代人在一本书中记载此事道：
　　
　　一家非官方的中国银行的经理被日本人绑架，并勒索赎金。这是伪政府募集基金的好办法。日本人不愿意从自己的钱包中掏出更多的钱来维持这些功利主义的傀儡，以至当其傀儡大声嚷嚷，开出欺诈的单子，要求钱款或者额外战事的装备时，他们通常都拿出一份精心编制的名单，从中挑选并绑架某个估计能够偿付所索赎金的人。
　　
　　显然，伪政府之所以敢于如土匪一般地公然绑架银行经理，日本主子的幕后支持在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以上列举者，只是日本占领当局对于不正当行业及犯罪“间接支持”的例证；而其直接参与的行动，也不可胜数，甚至更为恶劣。这即是所谓的“麻醉品政策”。
　　
　　日军于1937年占领南京之后，其特务机关就开始推行“麻醉品政策”，即是通过在中国的贩毒而牟取暴利。据估计，若“成功贯彻”这项政策，则每月获利可高达300万元！于是，日籍的麻醉品商人充任中介，华籍的小贩为其零售。由于毒品大量涌入，故一纸包的海洛英只卖到5分钱！两年之后，获得日本当权者之许可，在歹土开设的鸦片馆便多达42家。它们都有“合法经营”的外衣，其条件是交纳“保护费”！
　　
　　日本占领军庇护与纵容不正当行业的另一个动机，则是政治性的。美国财政部长尼科尔森在一份报告（1938年12月16日）中揭露了这一卑劣的行为：
　　
　　日本人方面，始终要求保证与黑社会势力的长期合作。他们相信，这是保证控制上海外国人地区的最好方法，因为一旦他们得以调动这些黑社会力量，他们就能制造动乱，骚扰警方，逮捕抗日分子和中国政府的代表，攻击中国政府的银行、法庭与反日的报纸，以及破坏中国货币的稳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只通过流氓而非武力占领，就控制上海的外国人居地。而日本人保障黑社会分子与其合作的唯一武器，便是鸦片和赌博业。（见第一章所引）
　　
　　正因为有着如此“强硬的”日本靠山，毒品、赌博等不正当行业的经营者才有恃无恐，才敢公开或半公开地与取缔它们的警方对抗。
　　
　　歹土不正当行业的“繁荣昌盛”，尽管使得日伪当局获得了经济、政治方面的好处，但也令其名声大损，以至在宣传斗争方面处于下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正是抓住了这一把柄，大造舆论，大做文章，以获得宣传效果。甚至，蒋介石本人也给上海报界发去亲笔信，批判伪政府，呼吁市民向赌博和毒品开战。这类行动令日本国内的政界与报界颇失脸面，因此，他们也一本正经地要求南京的汪伪政权革除上海的不正当行业。
　　
　　于是，上海便上演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滑稽戏”：一方面，汪精卫命令沪西特警总署署长潘志杰，在数天内关闭所有赌场；“市长”陈公博也表示坚决支持这一行动。另一方面，“76号”特工总部的魁首吴世宝，则大唱反调：当南京警政部副部长邓祖禺赴上海“视察”这一工作时，却被吴世宝“热情邀请”到一家新开张的外资大赌场里度过了“欢乐一宵”！一方面，有些赌场受到“官方“的冲击，赌具被没收；另一方面，不但还有许多包括赌博在内的大娱乐场仍在营业，并且还有新娱乐厅不断开张。
　　
　　所以，当伪政府媒体声称陈公博“取得了反赌博战役的胜利”，“一度声名狼藉到被称作‘歹土’的地区已经重新成了‘良土’”时，其可信度究竟有多少，明眼人是一望便知的。要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将“歹土”变成“良土”，无异于痴人说梦！魏斐德先生在本书中，以其敏锐的眼光和精辟的剖析，揭示了孤岛时期，上海社会的这一现象及其深层次的原因。读者在其饶有趣味的“用史实说话”的叙述中，悟出一条古今不变的真理：社会现象的美好与丑恶，与当时的政治体制、政治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上即是笔者在翻译和拜读魏斐德先生《上海歹土》一书时，得益匪浅的两点主要体会；其他形形色色的启发与知识，则不时获得，囿于篇幅，在此不赘。当然，就如其他所有的优秀著述一样，此书亦非尽善尽美。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学者，在使用如此大量汉语史料的过程中，略有误读或笔误（如将夏衍所引用的“〈上海的情况是〉二十四层的高楼底下还有四十八层的地狱”一语误译作“a city of forty-eight-story sky-scrapers built upon twenty-four layers of hell”），亦在所难免，不过白璧微瑕，无损其不时闪烁的睿智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