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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需要哲学思考

    外交是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外交是一个国家智慧的集中体现。一国的综合国力决定其外交活动空间半径的长短，一国的文化底蕴决定其能否为世界范围内外交格局的形成提供一种范式和道德水准。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在建立未来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向世界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诉求，也是世界人民的期盼。

近代百年受尽屈辱的中华民族，现在似乎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不管这种关注是出于好奇还是“未雨绸缪”，也不管这种关注是出于友善还是嫉妒，中国都必须认真应对。我们要集五千年的外交智慧来应对未来五十年来自激变着的世界对中国外交的挑战。战争与外交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两个重要手段，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外交手段使用的空间将逐渐扩大。因此，中国人外交艺术要争取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中国外交理念的哲学基础

当今世界林林种种的国际关系理论，似乎都来自西方。其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不乏外交思想，更有各种各样的国际关系理论。只不过这些思想与理论产生的年代已经久远，而且，春秋战国时代的小国也非今天意义的国家，他们早已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之中。但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关于外交思想的理论贡献影响至今。这些思想与理论早已积淀在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历史深层，甚至凝聚到我们的民族语言之中，融化到炎黄子孙的血液里。

中华民族的外交实践色彩斑斓。“炎黄之盟”为华夏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涂山会盟”为夏朝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商汤灭夏桀前的谍报工作成为情报学的经典案例；周灭商时，战略家、外交家同时也是大间谍的姜太公吕望功不可没。“华夷”观在原始社会就已存在，“宗藩制度”在春秋时代便已存续二百余年。“和亲外交”、“人质外交”、分化瓦解、间谍活动是春秋争霸时的惯用手段。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们更是极力施展“捭阖术”，并在战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大显身手。

中华民族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我们随便拿出一个词、一句话，其中就饱含浓缩的外交思想与理念，如“纵横捭阖”、“远交近攻”、“城下之盟”、“柔远怀德”、“厚往薄来”、“以德报怨”、“以夷制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等等。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已形成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一国际政治思想与哲学理念。墨子、老子以及孔子都是理想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墨子反对侵略战争，主张“平等互利”。老子是位地道的“和平主义者”，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地位一律平等。孔子反对大国称霸，主张“势力均衡”，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厚往薄来”的外交思想对具有特色的中国外交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理想主义相对的是现实主义思想与理论，其代表人物有管子、晏子、子产等。现实主义倡导者主张发展自身实力，追求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他们认为，维护国家利益靠的是实力与扩张，国家的行为准则应该是，“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其实，即便是理想主义倡导者的墨子、孔子也不反对追求实力。所不同的是，老子、孔子反对战争；墨子、管子反对非正义战争；现实主义倡导者的管子、晏子、子产主张把战争作为政治手段。

春秋时代，群雄争霸，弱肉强食，没有实力只能灭亡。进入战国时代，传统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得到继承与发展。庄子继承老子思想，将道家的“理想世界”描绘成“至德”“至治”之世。孟子继承孔子思想，主张以“王道”统一天下。但是，不论是虚无的老庄思想，还是理想的儒家说教，都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大环境相去甚远。因此，道家、儒家的外交思想不为当时的各国所取，并受到法家人物的批判。荀子的学生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荀子关于国家利益的冲突源于人类“好利”的本性这一思想，指出了国家间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生存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找到了原因也就找到了应对方法。既然是“人民众而货财寡”，那么，冲突就不可避免。于是，韩非子给出的药方是：“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由于法家的外交理念不脱离现实，因此被当时的大多数国家所采纳。

未来10年中国外交选择的价值取向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及思想意识的哲学基础，并在我国内政外交理念上打下深深烙印，其影响无法磨灭。近代以前的“和亲外交”、“朝贡体系”，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作为大国、强国的外交地位，同时也看出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深刻影响。但是，到了近代，百年屈辱，弱国何谈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彻底地站立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万隆精神”的具体体现，“求同存异”成为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典范。不过，50-60年代的“一边倒”、“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模式也充分地反应了当时国际关系的特点以及中国外交的局限性。其实，中国外交的真正“独立自主”是在脱离苏联之后。“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南北问题”都是我们当时看待世界战略格局的视角。具有特色的中国外交似乎与“不”有缘，如“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不搞对抗”、“不卑不亢”、“不干涉内政”、“不打第一枪”等等。70-80年代的中国外交方针有了明显的变化，“帝国主义”概念被“霸权主义”所代替。这是中国人“国际观”的一次重大改变。与此同时，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渐渐地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影响。

然而，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面临着全新的战略环境与挑战。中国人的“国际观”再次面临调整与考验。国人发现，不论你怎样地“退避三舍”、“后发制人”，人家就是不依不饶。中国时不时地被“世界第二”，甚至几年后就会被“世界第一”。你想“韬光养晦”、“不当头”，人家却说你作为大国想逃避责任。中国已经向全世界推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但是，连周边都不让你“和谐”。当今世界的现实国际环境，注定使我们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要在不和谐的世界里演奏“和谐世界”的乐章。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外交究竟该向何处去?”“中国的外交选择应遵循何种价值取向？”其实，世界并没有统一的“国家行为准则”。联合国宪章只不过起到道义上的作用，并且，在霸权主义下它又是那样地显得力不从心。世界各国基本都是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战略与方针，其中，霸权国家由于实力雄厚，往往能在制定“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那么，像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且主张和平主义的国家，就只能给国际社会提供一种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思想即“和谐世界”理念。

从“王道一统”到“和平共处”再到“和谐世界”，似乎几千年来，中国外交“独尊儒术”，这条理想主义的红线贯穿始终。作为一种理想它并没有错，但现实总是和理想开玩笑。目前，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严峻，特别是周边安全环境堪忧。不久前的日美2+2会谈显示，“价值观外交”死灰复燃，“自由与繁荣之弧”又将再次包围中国。东海波澜未平，南海激浪又起。但是，治理中国外交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方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向历史学习，另一个是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寻找答案。

向历史学习。观察今日中国，已无当年世界核心之国的地位。即便将来有可能接近核心之国，“华夷秩序”也已经是昨日黄花。“利益”是国际关系这部连续剧永远的主题，儒家的外交思想理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缺少现实基础。当然，中国既不是霸权国家也不是虚弱小国，而是走向强盛进程中的文化大国。总结历史经验，在理念上，我们并非要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二者必居其一”。在方法上，我们可以将“合纵”与“连横”手段交替使用。春秋战国时期，当一国处于弱势之时，常选择“合纵”外交策略，而当上升到强国之列时，又常选择“连横”的外交手段巩固其地位。

理想主义的外交方针往往能使我们占领“道义”的制高点，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文化大国。在我们的“历史礼品盒”中，有系统的哲学思想与外交理念，也有外交成功与失败的经典案例。在实施理想主义外交方针时，我们有墨家、道家、儒家的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在实施现实主义外交方针时，我们有法家思想作为后盾。坚持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也主要靠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去获得。

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寻找答案。国际社会并非因为有人们的美好期待就会变得美好，外交关系也不会因为人们倡导“友好”就真的能“友好”，利益决定一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民众的国际认识。中国人国际观的一个致命弱点是“爱幻想”、“爱虚荣”，中国人常用自己的想法度量他人，以为物质上的“厚往薄来”就一定能换取人心。当然，我们提倡适当的外援。但是，我们也反对那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外援。历史上，“朝贡体制”实施当中常有自欺欺人的“骏马换瘦驴”现象，国人虽破衣烂衫，天子却要结“与国”之欢心。说到底，中华民族“虚荣心”有余，“利益观”不足。

纵观国际社会，不论是老牌的帝国还是后起的新霸，国强都伴随着民富。民富是个系统工程，它需要内政与外交的共同努力。进入21世纪后，新一代国家领导集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即重视国家形象也重视国家利益。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共产党人认真思考中国的外交大战略。中国政府一边与世界“互通有无”、“礼尚往来”，一边审时度势，慎重地处理“大国关系”，小心翼翼地呵护“周边关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是我们的周边外交理念，但它并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制定合理的周边外交政策与方针。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为世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并正在为世界经济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中国从不回避对世界应尽的义务，也从不拒绝应有的权力。特别是在中国的战略环境不断恶化的形势下，这种权力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