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英文阅读:[转帖]毛澤東仇恨知识份子,源于当年在北大挨了傅斯年一记耳光 【文化散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05:06:23
 

毛澤東仇恨知识份子,源于当年在北大挨了傅斯年一记耳



流传的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当馆长李大钊的助手时,训斥时任图书馆见习书记(抄写员,不是现在的“书记”观念——注)毛的故事,应该以章立凡先生引用张申府自己的说法最为可靠:“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申府先生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就发生在一九一八年的暑期。我为此专门请老先生谈谈与毛的过从,他的答复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一九四五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笔者曾著小文“假如北京大学授予毛泽东名誉学位”,嘻笑怒骂,得到台湾刘明志先生的反应。蒙刘先生大作“北大授予毛名誉学位又如何——兼论必须彻底否定毛 ”赐教 ,我才知道,毛在北大图书馆时,不仅被上司张申府训斥,还被当时的学生傅斯年打了一记耳光:“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地方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出版的一些书籍里早有记载。”
   
   先师潘怀素抗战时期在重庆北碚与张申府有一段轶事:北碚缙云山有一座相思岩,其地有树,树叶可当茶,色微红。古往今来文人骚客雅称其为相思茶。潘公一日往游相思岩捡拾落叶相思茶一锦囊,持归赠张申府。隔日问张曰:茶味如何?张答曰:何能堪也!已弃之门外。潘公因作“甜茶怨”。词曰:
少小长在相思岩,
友清风、伴明月、沐朝霞、浴夕蔼,
悠悠岁月,
从不到尘凡界,
弱质天生但自爱,
若假惺惺作态,
叫人喜欢,
怎比得内江糖、川东菜,
也不与碧螺、云雾、龙井、祁门赛,
更不给达官品、财奴快。
这番来,
只道是同荷露、伴梅雪,
热腾腾为天下有情人共偿相思债,
却不料被抛在门儿外。
张申府读之,击节赞赏曰:词味胜茶味多多矣!
章立凡先生写张申府之文,论及晚年张申府对“太上忘情”有非常精到的见解,较之壮年时期的张申府对“甜茶怨”的感同身受击节赞赏,未知是岁月的消蚀抑或是遁世的无上妙方。

 

 

 



毛泽东自述北大生涯: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
来源:书屋 作者:单世联

核心提示: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

本文节选自《书屋》杂志2000年第1期 作者:单世联 原题为:人世难逢开口笑——《毛泽东自述》

毛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历来不抱好感,竭尽热嘲冷讽之能事。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后人分析,怎么估计罗这句话对毛的伤害也不过分,因为它触痛了毛的一个隐秘的创伤。一般认为,毛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基于两个经验,一是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冷遇,二是三十年代他受到王明等一批留苏的列宁主义知识分子的轻视。

一九一九年,毛来到故都,由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让他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39—40)

毛和斯诺谈话时正处于困难时期,还没有一九四九年后天南海北任意发挥的潇洒,这段话基本上是陈述事实。尽管他对这一体验耿耿于怀,但到底承认了两个客观原因,一是这些名人们都很忙,二是毛的南方土话也妨碍了名人的兴致。只是刚好是这个小人物,三十年后主宰了中国,主宰了一大批名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后来遭难的知识分子也许有理由责怪当时的那些名人:如果他们的态度谦和一些,如果他们屈尊与图书馆助理员多聊一下,哪怕是敷衍性的,毛对知识分子的观感可能就不是后来那样酷烈。

假设不是没有意义。引领时代潮流的名人傲慢自负,固然说明他们的境界还不够高、做人上还差一个等级,但一个苦斗成名的人,在未成名的人面前摆一点架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曾给当时的名人梁启超写信讨论时政,不获回音,梁济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有失望之情而无怨恨之意。梁济自杀后,梁漱溟以此见告梁启超,引起梁启超深深的自责。

所以政治家如果主要根据自己对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显然就有点意气用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