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4g网络怎么开:张居正pk海瑞

       在张居正的同代人当中有他的一个对立面，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瑞。海瑞就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他不善于忍耐，不肯做一点丧失原则的事，始终坚持对环境的强烈批判态度，连嘉靖皇帝也敢骂，而且他身体力行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破坏官场的潜规则，使自己脱离“群众”成了孤家寡人，除了在历史上树立了一个廉洁直言的形象之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政绩。

        张居正所走的与海瑞所走的是两条互相否定的道路，比较一下他们彼此的看法，是饶有兴味的。张居正当了首辅后，当时的吏部为海瑞的人事问题，亲自跑去跟张居正谈，说“天下书生人言可畏”，用海瑞不过是多一个官员，何苦要得罪天下士人呢？张居正回答说，海瑞做人是个典范，当官却有问题。言下之意是，既然他不肯同流合污，便不可能团结官场中的大多数，就不能指望在官场上有所作为，也当不好这个官。海瑞对张居正的评价则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意思是，你张居正治理国家有一套，我佩服；可你在品行自律方面却很失败的，老夫瞧不起!海瑞这话的背景是，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被查出两万两黄金和十万两白银的赃款，还有不择手段滥用权术等劣迹，不管为其辩护，这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张居正和海瑞所走的不同道路，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提供了两种示范版本。从小说《张居正》所产生的巨大共鸣，不难推断，在当代知识分子中间，张居正比海瑞更受欢迎，因为仿效张居正不仅容易而且可以名利兼收，仿效海瑞要艰难得多，谁欲以海瑞为示范，要么会被视为傻瓜要么被视为害虫。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走张居正的道路是唯一现象的选择？我不这样以为。“同流合污”是张居正道路的一项显著特征，开始你可能觉得“同流合污”只是为了将来“有所作为”不得已做出的一种“牺牲”，但“同流合污”像吸食鸦片一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就几乎不可能戒断，最后往往是作为手段的“同流合污”成了目的。从另一方面看，目前官场出现了黑社会化的趋势，一出问题往往是窝案。窝案是怎样炼成的呢？单位来了新人，验他是否靠得住，必以“小腐”试之，若不肯下水同流合污，那一切免谈。当年林冲投奔梁山，王伦要他先弄个投名状来，所谓投名状，就是杀一个无辜者，若下不了这个手，那你就靠不住，别想在梁山上有什么发展前途了。试想，如果张居正的道路为天下读书人所认同，你也“同流合污”，我也“同流合污”，他也“同流合污”，那么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康德有一句格言：“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听起来和海瑞的为人一样迂腐。

　　张居正和海瑞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在嘉靖皇帝当政时步入政坛，而且两人有过交往。《明史》记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

　　此时，两大名臣的权势是天壤之别，张居正以帝王师的身份为首辅，权倾天下，万历皇帝几乎是个摆设。而海瑞在官场却是空前的寂寞，作为以耿直忠贞之名闻于天下的道德楷模，海瑞的作用仅仅是个符号，他在政坛没有朋友，更不可能有党徒，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的平台。

　　张居正因为害怕海瑞的“峭直”，尽管面对舆论高度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为此后人很是诟病张居正，认为他心胸狭窄，嫉妒海瑞，拼命地打压海瑞。 但是，张居正作为明代见识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坛上炉火纯青的权术，海瑞望尘莫及，以海瑞这种个人道德高洁得让人不敢亲近的官场异类，在那个大染缸里面，不可能威胁张居正的地位。张居正根本不用担心海瑞这个政坛的“低能儿”在权位上超越自己，他唯一担心的是，这个连皇帝都不怕的死倔老头，一旦进了中枢，又是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政治，对张居正的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闹得朝野都知道，而且同情或支持海瑞。有道德洁癖的人，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真正去办大事，可能处处碰壁，从而一事无成。

　　张居正对海瑞的弃而不用是理智的，在封建官场中要干大事，仅仅凭道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对这点张居正深有体会，他在官场上的发达已证明了要有大的作为，是不能保持个人品德的高洁，有时还得不择手段，自污名节。

　　对张居正的品行，史家一向评价不高。奸臣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这左右逢源的水平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可是高拱是横亘在他面前的石头，不扳倒高，他不可能成为首辅。于是他又私下里结交司礼秉笔太监冯保。“神宗（万历帝）即位，保以两宫诏旨逐拱，事具拱传，居正遂代拱为首辅。” 可见，张居正的政治品德实在不怎么样，怎样对自己有利他就怎样干，毫不在乎什么名节。在个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么样。他好色纵欲，因为常服春药，大冬天都满脑袋冒热气，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后，为了权柄不落入他手，和冯保共同策划，促使皇帝下达了“夺情”的旨意，在父丧期间依然紧握手中大权。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丧后，必须丁忧三年。而且他也不清廉，属下的官员贿赂他的财物不计其数。

　　就这样一个公德和私德一无是处的人，却是奠定大明短暂中兴的大政治家。他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明史》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评价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

　　当然，因为二十一岁以前的万历皇帝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对他有着父亲般的畏惧，所以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于爆发了，抄没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权威，终于在死后引起了祸患。

　　张居正是个悲剧人物，无论是他生前的作为还是死后的子孙的遭遇。可是在那个时代，张居正不这样做，他能掌握权柄，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吗？海瑞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说明，个人的品德只有符号意义，在权力场中是苍白、不堪一击的。张居正死了，应该没人挡海瑞的路了吧。可是，“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

　　这样的官员，没人喜欢他，只能弄到南京去做个闲官，谁在他手下当差谁倒霉。孔孟以来，中国儒家所推崇的伦理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和政治目标的实现上总是矛盾的。儒家对士人有着道德的高标准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为道德完人，在政治场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作为。孔子和孟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如果他们真的像张居正那样掌握了极大的权力，还能说“仁者爱人”，“吾养吾浩然之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