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凤凰女钟芸现状:李华瑞: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代绪论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自元祐初年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以降，迄今历史已走过了900多年。900多年来，有关评议和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可谓是汗牛充栋。仅以20世纪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研究、评议王安石的传记、变法史实的专著达90余种，发表论文约千余篇，而这些论著又是毁誉、褒贬莫衷一是。“大抵自来论介甫，其毁之者，凡一谋一法，只须其谋其法之出于介甫，则不问事实，而一切有非而无是。其誉之者，则又只须其谋其法出于介甫，亦不问事实，而一切有是而无非。”①“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封建的学者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②20世纪50—70年代，史学界普遍接受列宁的评价"SE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③进入80年代以后“抑王扬马”的观点又流行一时。④
    本书讨论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既无意加入过去那种“笔头去取千万端”的争论，也不对纷纭评议的不同结论作是非判断，而是想探讨评价历史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搽抹和装饰”，还是在纷纭评议过程的背后有什么其他的内在联系在起作用。
    著名的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在追踪人类学革命过程时曾专门提到学术假设与“社会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他说：“简要地来看过去一些年里曾经提出的用来解释最早的人科物种是怎样起源的几种假说，有趣的是当每一种新的假说流行时，它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气候。”⑤实际上900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其所以迭荡起伏、毁誉不一，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900多年的“社会气候”。鉴于此，笔者拟本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借鉴“任何人在进行历史认识的实践活动之前，已经存在着支配主体实践行为的某种特定的历史观或世界观”⑥的方法，对于900多年来影响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研究迭荡起伏、毁誉不一背后的“社会气候”，亦即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作一些探讨。
    为了叙述的方便，依据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和评价主流意见的变化，可以把900多年来评议、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分作三个阶段：一、南宋至晚清；二、20世纪前半叶；三、20世纪后半叶。
    要叙述南宋至晚清社会变迁对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影响，先对其评议源流作一简要介绍是必要的。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中，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可分为史家和思想家两大类。史家的评议主要散见于各种有关宋神宗朝史实的记述，按中国古代官私修史传统，官史方面的评议，主要有：1．宋高宗朝绍兴年间由
    范冲等人修定的《神宗实录》；2．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四朝国史》；3．元朝史臣编修的《宋史》。这三部官修史书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不论是史实还是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它们对后世的评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正史体尊，义与经配”，⑦“事实先以正史为据”是也。⑧
    再看私史中的评议线索：主要见于南宋王称《东都事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该书的删节本，如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⑨、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还有赵汝愚《宋诸臣奏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吕中《大事记讲义》，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和不著撰人《宋史全文》。
    明清时期所编前朝历史的著作在叙及宋神宗朝史实时，大都依据上述官私史书，尤以《宋史》为蓝本。如：编年体：元明之际陈柽《通鉴续编》、明丘濬《世史正纲》、薛应旃《宋元通鉴》、顾锡畴《纲鉴正史约》、清《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徐学乾《资治通鉴后编》、吴乘权《纲鉴易知录》、毕沅《续资治通鉴》等；纪传体：明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王惟俭《宋史记》，清陈黄中《宋史稿》、陆心源《宋史翼》；年谱类：清顾栋高《王荆国文公年谱》、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别史类：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续通志》、邓元锡《函史》；其他还有：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魏显国《历代相臣传》、唐顺之《历代史纂左编》和众多史评等。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一大批由反变法派及其子孙撰写的笔记小说所载王安石的轶闻趣事，对元明清人评议王安石影响颇大，并形成另一类“私史”。最早从笔记小说中裒辑王安石轶闻趣事的工作，大致始于朱熹以笔记小说为主编撰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四库馆臣把言行录收入史部传记类。该书第六卷《王安石荆国文公》，共计36条，引用笔记小说14种，明朝人唐顺之《历代史纂左编》卷二十六《宋·王安石》，在汇编《宋史·王安石传》、《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等资料外，亦裒集了相当多的宋人笔记小说资料，其数量远超过《三朝名臣言行录》。清人全祖望补作《宋元学案》时，在“荆公新学略”末附逸事28条，清人顾栋高在雍正初年编撰《王荆国文公年谱》附《王荆国文公遗事》1卷，共收录轶闻趣事104条，引用笔记小说35种。
    另一类是思想家的评论，自南宋至晚清历代思想家在总结北宋兴亡史时，都较为集中地对王安石变法进行评论，因而宋代兴亡论是一个重要讨论的课题。著名的有南宋理学家、浙东学派，元明清有吴澄、虞集、丘濬、杨慎、李贽、王夫之、顾炎武、全祖望、颜元、李绂、龚自珍等都在各自的著述中曾专门评议过王安石及其新法。
    由于800年时间跨度较长，不可能在一篇文章内对这一时期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一一缕述，因而只能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评议意见进行透视。
    (一)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是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及思想家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首要观点。而这个观点的出笼恰恰是与南宋初期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宋末年，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于宣和七年(1125)发动灭亡北宋的战争，宋徽宗不敢承担历史的责任，匆忙让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宋钦宗上台为了挽救危局，争取人心，首先贬窜祸国殃民的蔡京集团，右正言崔鸥上章论蔡京误国，同时把矛头指向了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⑩理学传人杨时亦上疏：
    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⑾
    在这样的“时议归重”的背景下，宋钦宗在革除宋徽宗朝的一些弊政的同时，于靖康元年二月解除元祐学术禁令，四月复以诗赋取士，禁用庄、老及王安石《字说》，五月戊辰“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降为从祀。六月下诏：“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⑿自此，王安石新学丧失了独尊的官学地位。
    宋廷南渡后，面对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的严重危机，图存救亡就成为当时最为紧要的政治问题。既然要图存救亡，就要检讨造成危亡的原因，以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罪责，在此基础上方可收拾人心，推演新一朝的政治。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不难理解，把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不仅宋徽宗一人，就是神宗至徽宗的皇帝、皇后也都脱去了“国事失图”的干系了。由误国的权奸之臣承担现实和历史的罪责，保持帝后的圣明形象，这样做既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赵宗”，又可引导人们如何思考“国事失图”之因，这当然是赵构的政治需要。⒀
    而这一政治需要是通过改修《神宗实录》、《哲宗实录》来实现的。赵构上台翌日，便下诏为“以母改子”的宣仁圣烈高后辩诬，“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史册，可令国史院差官摭家刊修，播告天下。”⒁李心传在此条记事下附注语中引用吕中《大事记》的一段话集中反映宋廷南渡后对元祐政事与熙丰新政的态度与看法：
    盖我朝之治，元祐为甚，母后之贤，宣仁为最。当熙丰小人相继用事之后，使非继之以元祐，则中原之祸不待靖康而后已；当京师失守之时，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开炎兴之运哉?此宣仁之功也。
    一面积极为宣仁辩诬，一面又极力贬抑绍述之说，王安石及其新法遂成替罪羊被宋高宗所弃，此乃南宋初年的基本国策。⒂但因当时，政权未稳，加之引起士大夫间就“辩党邪正”、“争法新旧”的议论不一，因而建炎元年欲改修“谤史”的诏令未能及时兑现。及至建炎四年十二月，当南宋小朝廷初具规模，战事稍缓之际，宋高宗再次诏命重修《神宗实录》。绍兴四年五月由左朝奉大夫范冲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馆，⒃便正式开始了重撰工作。虽然范冲等人在处理《神宗实录》朱墨本所记史实上，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但是编撰的主导思想则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人见，立未定，宋高宗说“以吏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不更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范冲“因论熙宁创制，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张弛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详论……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神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宋高宗曰：“极是，朕最爱元祐”，“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⒄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神宗实录》通成二百卷。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人蔡上翔在为王安石辩诬时说：“公之受秽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⒅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如“安石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道也，岂非万世之罪人哉”，⒆‘使宋室斫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⒇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如据传初编于南宋后定于明代的话本小说《拗相公》就是以“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21]为基准，把王安石描绘成为一个稔恶误国、刚愎自负、不近人情、猪犬不如的佞臣，就知道他们的影响传播得多么广泛了。
    (二)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所谓“王安石学术之偏，已得罪于孔孟”[22]‘得罪于名教”，[23]柯维骐在论王安石学术时恨得甚至有点咬牙切齿了：“欺世孰甚焉，昔少正卯鲁之闻人，仲尼察其心其口其学术足以乱国，故亟诛之。安石与若人酷相类，幸不遭仲尼，得享宠荣，保首领以没，而宋不幸受其植党乱政之祸，延数世而弥烈也。”[24]荆公新学被斥为异端邪说既与理学与新学在南宋的消长有关，更是理学家们自南宋初期以来不懈批判贬抑的结果。
    荆公新学与二程理学是产生于北宋神宗、哲宗之际的两个对立学派。荆公新学在北宋后期60年是居于独尊地位的官学，“自王氏之学达于天下，其徒尊之与孔子等，动之以卓诡之行，而矜之以华丽之文，如以锦绣蒙覆陷阱，悦而从之，鲜不坠者，行之以六十余年。”[25]而理学则只是在民间流布的一个小学派。南宋建立后，荆公新学受到相当大的冲击，但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在南宋孝宗乾道、淳熙以后才真正走向式微，而被彻底否定则要到宋理宗淳祐以后，就新学传承而言，新学在南宋已构不成一个主流学派，在大多数场合下，新学成为政客们打击政敌的一种工具和士林考取功名的阶梯而已。理学乘南宋初政局转变之际扩大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建炎、绍兴时期是理学兴起的阶段，它争得了与新学、苏学并峙的地位，呈现出显学的发展态势。乾道、淳熙时期是理学大发展的阶段，嘉定至淳祐是理学确立官学地位的时期。[26]新学的衰落与理学的成长有着诸多深厚的社会原因，其中与南宋初以降理学家们对新学不懈地批判分不开。首先公开站出来批判荆公新学的是程门弟子杨时，此后理学的传人在其著作中大都少不了批判荆公新学，但对荆公新学的批判最为彻底的还是对理学的发展有集大成之功的朱熹。笔者曾在《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南宋理学家对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揉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打击。[27]朱熹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也主要体现在这两方面。朱熹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表面上是为维护孔孟正统的纯正性，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与争取理学在南宋的正统地位分不开。一般地说，在学术发展史上学派间为追求本身的存在价值，排挤其他学派乃是历史上常见的一种现象，特别是新学作为北宋中叶复兴运动脱颖出来的主流学派，不仅被视作孔孟思想的正统学派、祀享孔庙，而且为天下士林所宗，因而理学要想扩大自己的影响，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就必须战胜或取代新学，战胜或取代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建构超越新学的庞大思想体系，标榜自己为继孔孟绝学的正统，并得到官方的认可。关于这个方面学界的论著已有很多，不必再多言。二是为标榜自己的正确，必斥他说为非。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斥新学为非，自然是他传播理学、扩大理学影响所不可推卸的义务。[28]事实上理学家们一代代坚持不懈地贬斥王安石新学，其效果是明显的，他们的观点日益为宋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宋高宗就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29]这段话几与杨时给宋钦宗所上奏折的意旨如出一辙。宋理宗在淳祐元年下诏，以周濂溪、二程、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庙的同时，撤销了王安石的从祀地位，并指责“王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语最为万世之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小，令国子监日下施行。”[30]由此可以断言，理学家们打倒新学是理学兴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后，理学被元明清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31]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三)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但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固然，这种一致与南宋以后评议王安石变法的史实，主要依据的是肯定反变法派元祐之政的《神宗实录》、《四朝国史》、《宋史》分不开，但更深刻的思想根源是南宋以后评议者与当年的反变法派所持的理论根据都是传统儒家的经济教条“子罕言利”或“义主利从论”。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义利之争不仅在哲学思想方面贯彻始终，更重要的是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直接关乎着封建国家治国的主导思想、用人标准、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制订和推行，以及每个人立身行事的基本出发点等。而王安石公开打出“理天下之财”的旗帜，不啻是对儒家传统经济思想的公开背叛，[32]“触动的最根本原则就是‘王霸义利’准则，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系统，表现为‘以义为上’和‘公利可言’的有机统一。假如动摇了这个平衡，便是对整个稳定的中国文化系统的破坏，必将被吞噬在一个无形的黑洞中”。[33]因而受到反变法派和南宋以后儒家传统经济教条的卫道者一致的反对和批评，是他们在评议之前已存在支配他们认识的经济史观与王安石不尽相同之使然。且不说南宋理学家们把孔孟经济教条在伦理化的道路上推向极至，“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34]就是较为进步的思想家也难逃“义主利从论”的窠臼。如丘濬批评青苗法时就说“尚其以义为利，而毋专利以殆害哉。”[35]顾炎武也赞成批评王安石“趋利而不知义”的说法。[36]王夫之更是强调义利之辨的重要性，他在《宋论》一书中对王安石的批判即贯穿了由义利之辨衍生出的“华夷之辨”和“君子小人之辨”的指导思想：“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执此以察其所守，观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37]，值得一提的是，崇尚程朱理学的明太祖朱元璋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深恶痛绝，“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38]据说明朝初期放弃“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朱元璋个人对王安石的反感有关。”[39]。
    (四)南宋以后从总体上说，王安石变法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清人张彦士说“安石秉政，后人论者纷纷，王敬所谓所更之法利害相半，攻之者众，故无成也。章汝明刺剌千言，曲为回护；陈九川谓安石洞见幽远，图患未形，虽圣人不易也。人各有口，果熟为折衷舆?”[40]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这几项新法之所以得到较多的肯定，是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多被后世陆续延行分不开。王夫之说“熙丰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皆未久而渐罢。哲、徽之季，奸臣进绍述之说，亦弗能强天下以必行；至于后世，人知其为虐，无复有言之者矣!其元祐废之不能废，迄至于今，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者，经义也，保甲也；有名异而实同者，免役也，保马也。”[41]颜元则更进一步说：王安石“所行法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戌、置弓箭手于两河，皆属良法，后多踵行。”[42]蒋士铨在《读宋人论新法札子》诗中也说：“后来十九遵遗法，功罪如何请思量。[43]日周良霄对此引论说“王安石新法，凡是为后世所沿行的，它便是适应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发展，为地主阶级统治制度所必需的。它是政治制度必须适应并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基础这一基本规律的必然，同时又是前此有关制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44]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此再看元明清人的评价，就不难理解社会气候对他们评议的潜在影响。
    明人于慎行说：“募役之法，即今之均徭，保甲之法，即今之坊保，保马之法即今之种马，均税之法，即今之税粮，行之数百年未见其弊。而以经义论策代词赋之法乃选士之良规，永为后法，则其所行岂尽非哉。”[45]魏显国说：“矧引如保甲、保马至今行之无弊，青苗、助役晚近亦时仿焉，论者谓其烦琐，以为奉行非人，则可。概以为弊政，毋乃过矣。”[46]王琼充分肯定熙河之役“宋偏安不振，境土内蹙所以屡困于夷狄而竟至灭亡，如洮泯河不守，则陇右不可保，而关中不得安矣。王安石主议，命王韶破西羌以安陇右，所以诘戎兵强，宋室将为复仇之举，而史臣乃以安石为开边生事，是何偏私之甚邪。”[47]
    (五)蔡上翔说自南宋以来，“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但其中间也有为其表襮辩诬的，给予王安石个人品质以高度评价。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人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他们称赞王安石“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人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祈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48]那么，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背景因素是什么呢?下面有三点值得思考：
    其一，贺麟先生说：“一个哲学家，亦必有其政治主张，有其所拥护的政治家。如孔子之尊周公、老庄之尊黄帝、墨子之尊大禹。在宋儒朱陆两派中，显然程朱比较拥护司马光，而象山则拥护温公的政敌王安石。象山是哲学家中第一个替王安石说公道话的人。王安石的新法被司马光推翻，他的政治理想，迄未得真正实现。而陆象山的心学被程朱派压倒直至明之王阳明始发扬光大。而政治家中也只有张居正才比较服膺陆王之学。总之，讲陆王之学的人多比较尊崇王安石、张居正式的大气魄的政治家。”同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以得自孟子、扬雄为最多，而与陆王的思想最为接近。”[49]笔者以为贺麟先生的分析符合实际。吴澄有“宗陆背朱”倾向，[50]虞集是吴澄的学生。李绂(穆堂)好辩朱陆异同，是清初朱陆异同论的主要代表，钱穆先生说“穆堂集辩荆公诸端，皆有关政治心术，此于辩朱、陆是非亦有系。盖朱子于荆公，始终议论不一，或不免以爱憎徇俗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二十五卷是晚清以前为王安石辩诬的集大成之代表作，钱穆先生又说：“今《考略》于《穆堂集》辩及荆公诸篇，均加钞录，则元凤(蔡上翔字)此书受影响于穆堂者当甚大矣。”[51]杨希闵《王文公年谱考略节要》四卷，推论二卷是续蔡上翔之作，将其辩诬推向一个新阶段。
    其二，陆九渊、吴澄、虞集、章衮、陈汝锖、李绂、蔡上翔、杨希闵均是江西临川人，他们对王安石的褒扬，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南宋以降，王安石不论受到何种的非议或诬谤，而在他的江西老家，人们还是以出了像他这样一位“乡贤”而感到自豪。他们不仅延绵不断地为他供祀香火，而且勇敢地站出来，为历史不公的评价鸣不平，为他所受的历史冤屈辩诬正名。可以说，在近代严复、梁启超为王安石翻案之前，为他喊冤叫屈的大都来自他的家乡。
    其三，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是他们与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颜元是清初的反理学斗士，“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52]颜元一反理学、考据之学及词章之学空虚的特点，力倡“实学”、“致用”，将学以致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宗旨。是故“习斋评量宋儒，则不从其道德、学术着眼，即从其所经之事功立论。盖宋儒之所轻，正习斋之所重也。[53]田对王安石的评价即表现了这种所重。“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搘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54]龚自珍是19世纪前期开先风的思想家，面对重重社会危机，怀抱匡时济世的愿望，指陈时弊，倡言“更法”，他推崇王安石，“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或问曰：王安石[法]，信如人口讥议者耶?答曰：何为其然?安石心三代之心，学三代之学，欲教训天下之人材，毕成三代之材者也。但其虑疏，其目疏，故集天下之口。”[55]显然龚自珍对王安石的肯定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
    20世纪前半叶，运用近世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大致与出现相对独立的宋史研究一样，亦始于20年代。进入30年代后，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大致一直持续到40年代而不衰。其主要标志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有关论文一百余篇，出版王安石传记及其变法的单行本著作(不含诗文选注及介绍)近10种。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初次印行后迄今有约10种版本行世，如前所述自南宋以降至元明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一直以否定性评议为主流，直到梁启超的《王荆公》才改变南宋初以来的这种局面，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给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56]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如变法的时代背景、动机、指导思想、代表的阶级，诸项新法的利弊，反变法派与变法派的斗争，变法的社会效果及意义，变法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等，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遵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20世纪初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议一改数百年之否定而为肯定，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反映着20世纪前50年的“社会气候”，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当梁启超奋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之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今当千载而后，内忧外患，恐更甚于安石执政之时”。[57]“吾人今日所处之环境，实类似当时”。[58]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思想自然会与梁启超等人主张通过变法改良以图中国强大的思想联系起来，[59]因而梁启超等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学界的一种共识。譬如，蒋作宾为熊公哲《王安石政略》作序时就说“白海通以后，西学东渐，变法维新之说，日腾播于士大夫之口，安石之新法，遂为时论所推重，较之前此称誉安石，如陆象山、颜习斋辈，殆又过之。惟是安石锐意欲行之新法，所为权制兼并，均济贫乏者果与现代之社会政策相吻合乎?其他理财、足兵、恤农、兴学诸端，以视泰西诸国之新政，信能小异而大同乎”?[60]“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61]
    其次，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他的民生主义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多有吻合之处。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解释“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日平均地权，二日节制资本”。[62]孙中山把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下，土地和大企业为少数人垄断，造成社会贫富极端悬殊的现象，称为“文明的恶果”，为了避免这种恶果，他提出了土地和大企业由国家经营的主张。[63]并提出实现均富方法的四个方面，除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外还包括振兴实业、普及教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对二三十年代的王安石变法研究，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虽然研究者对王安石诸项新法的实施及作用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在肯定王安石的“权制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上则是绝对的一致。刘峙就在为熊公哲《王安石政略》的序言中说“介甫新政，大抵愤于有宋之积弱不振，锐意富强，其论理财，深致痛于兼并之豪右，以谓‘有财而莫理，则闾巷阡陌之人，皆得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虽欲食蔬衣敝，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犹不可得。’其说与近世西人所谓‘社会主义’及先总理‘企业国营’之主张，实有同契”。更有研究者把王安石的理财理论归纳为“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民经济。[64]而薛以祥《王安石政策之研究》则直截了当地说“今日国父袭历史之思想，规抚世界之潮流，创为伟大的民生主义，实与王安石之思想，不无影响”。[65]
    其三，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其训政寻找历史经验和教训而倡导研究王安石变法，这种官方的提倡和肯定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价值取向。自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政变以后，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其中训政时期19年。“训政，在国民党的政治制度中起着主导的支配作用，规定了当时统治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形态”。[66]大致从30年代初推行训政伊始，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保卫团办法，其后在地方推行以重建保甲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地方自治，因而王安石变法的保甲法受到重视，如当时出版的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67]、叶木青《中国保甲制度之发展与运用》[68]都辟有专章节讨论，并给以高度评价。另，1935年蒋介石致电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会熊公哲，“令其对王安石遗规作一深切研究，并作庐山训练(宪政人员)教材之一”。[69]翌年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召各省县长、公安局长，聚之都城，讲习县市行政，赍资商请河南省政府重印《王安石政略》”。[70]其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大约一直受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重视。当然研究者并不仅限于此。如30年代提倡统制经济，便有《王安石的新法与统制经济》与之相呼应。又如为了反对师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以俄为师”而提倡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71]便有人写文章说“王荆公的经济政策是汉唐以来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转变，不但当时的人，感觉着新奇讶异，就是从今日的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怎样陈腐，而且事实上当时荆公所见到的问题，所要倾全力而实施的策略，在今日也还是急待实行的事件。譬如方田均税之法，在宋代固是重要问题，在现在也并未完全解决，青苗贷款之法，在那时固为要务，在今日农村高利贷盛行之日，也未尝不是当行之政。今日研究国民财政学和农村问题的人，在猎取西洋糟粕，来解决中国问题，削足适履，阻碍横生，实则把荆公当时的新政，拿来过细研讨一番，作个惩前毖后的参考资料，大概也不算完全白费时间”[72]。4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新政，于是又有人说“宋朝王安石倡行的新法，虽已属陈迹故事，然考其法，均切时弊，类多美善，我国近年来的新政，大概脱胎于彼。且鉴古可以知今，我们加以探赜之后，可以明瞭当时新法施行的情形和失败的原因，以作现在施政的殷鉴，谅也不无补益，实有究讨的价值”。[73]这种官方对王安石变法的肯定流风甚至影响到美国政要，据1944年6月21日贵阳中央日报所载，迪化18日电：“今日抵迪之美副总统华莱士……接见王主任世杰，罗监察使家伦。据王氏语记者称：华莱士副总统于谈话中，曾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华氏誉王安石为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请王主任可能搜集有关王安石之事迹……”[74]‘华莱士先生似乎隐约感觉着王安石之行新法与他和罗斯福总统之行新政，有了精神的契合，他赞扬王安石，不啻于异国、异代求知己、找同志。”[75]
    其四，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对重新认识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影响最大。柯昌颐在“评议安石之今昔观”中引胡适之先生的一段话：“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之后说：“是故今日为安石白沈冤，诚亦环境有以支配之使不得不然。”[76]胡适所言的社会主义，实际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东渐的诸多西学中是较晚进的一种，但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猛传播，为其他西学所不及。“在新文化运动晚期，马克思主义尚且只是获得了少数的皈依者，到了20年代末，短短几年间，它就一跃成为中国思想界中一支最主要的力量，在此后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论战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争论双方实际上共同持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77]当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者，在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重新评价时，一般地说是呈现出两种情况，一是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的诸项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的先行者，不免使人有牵强附会之感。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考察作为历史事件的王安石及其变法，如使用“商品经济”、“商业资本”、“阶级关系”和“封建制度”等经济学和社会学术语，试图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意义，同时亦较多注意到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前后各种历史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特别是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变法失败的诸多原因的分析较为深广。因而三四十年代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涵盖了20世纪后50年代所重新讨论的问题。当然由于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同，也因其传人中国的时间不太长，且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在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初步和稚嫩也是难以避免的。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后20年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论文约900多篇，出版专书约80余种。[78]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与20世纪前半叶有很大不同，因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前面提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对二三十年代一致肯定王安石“摧抑兼并、均济贫乏”产生了直接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继承孙中山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最高理想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乎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因而建国之初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在城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由私有制改变成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形式，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通过打击、镇压和改造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称不劳而获的阶级和建立防止贫富两极化的均富机制，实现社会平等。如在城镇工矿企业实行低工资、多就业、低消费型的均富模式，在乡村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这样的社会氛围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即表现在：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对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如同二三十年代一样给以充分的肯定和称赞，甚至把是否坚持“摧抑兼并”看作是熙宁与元丰以后变法性质变化的路标，并以此衡量变法的进步与倒退。[79]
    及至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私有制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社会生活观念也由嫉富、抑富转向羡富、扬富，理论界则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种种弊端进行抨击和反思，这些变化都在悄悄影响研究者对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进行新的思考，思考集中两点：一是对王安石试图通过“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来达到“摧抑兼并”的作法，提出批评：“摧抑兼并实质上是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来排斥一般兼并而自为兼并。”[80]“经济政策上的倒退，最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强权干预”。[81]变法“扩大了封建国家赢利性经营规模，官营经济体系发达，对民间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82]二是指斥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措施，不仅没能摧抑兼并，而且加重了“贫乏”的经济负担。[83]这些新思考的背后显然打着很深的时代印记。
    (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了再评价。虽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肯定性评价，但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不同，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和时代上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20世纪前半期的肯定又不尽相同，这种不同表现在：
    1．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把中国历史分成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个历史时期，两宋处在封建社会阶段，因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社会主义思潮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行为比附王安石新法的观点受到批判。漆侠先生在总结五六十年代王安石变法研究成就时指出：“第一，把王安石变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即放在封建时代的宋代进行考察，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这就从根本上同梁启超混淆时代的非科学的做法划清了界限，把王安石、王安石变法研究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84]胡昭曦先生则直接运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以“不可混淆熙丰变法的性质”为题，对“近些年．来，在台湾和国外的有关论著中，有主张这次变法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也有人认为王安石推行的措施是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进行批评。[85]
    2．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中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86]社会主义终究要战胜资本主义，同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战胜封建主义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根据这个理论，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虽然漫长，但在它的后期也产生了瓦解封建社会的新因素一一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商品经济是否发展或发达，是否促进商品经济，就成为衡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程度和检验封建国家的政策、法规以及学术思想是否进步的试金石。
    这几乎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讨论中国历史上经济、财政的一个理论范式，当然，对王安石诸项新法的评价也不能例外。因而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后，围绕王安石新法是否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研究者肯定和否定双方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史学界目前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变法‘企图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把国民经济纳入商品、货币的轨道上来’，‘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为商业活动排除一些障碍’，‘顺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变法‘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使很多重要城市的商业的正常发展，受到了严重打击’，‘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87]
    3．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的消长，也直接影响着王安石变法研究评价标准的变动。众所周知，20世纪50—70年代，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是判断历史问题的基本准绳，“马克思的方法首先考虑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88]因此，王安石变法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便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虽然论者的观点、立场不尽相同，但“中小地主进步论”是这一时期评议王安石变法的主流看法，即：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代表了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广泛利益，同时更多地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代表了大地主、大官僚等顽固反动势力的利益，他们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前进，这是对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这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研究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为儒法斗争的典型材料受到重视，王安石被加上“法家”的桂冠，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被概括为儒法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环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这场儒法斗争，归根到底，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而司马光则是尊儒反法的代表，“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的政治势力的利益。”[89]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理论有了重大改变，急风暴雨式地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工作。随着阶级斗争学说退出历史评价的主导价值体系，王安石变法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新动向，即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争不再是阶级路线之争，而是政策性的分歧。[90]“熙宁新法的两派对立，实际主要是因观念的差异造成的，并由此形成了改革派‘新党’和传统派‘旧党’”。[91]温公、荆公治国的方法都主张变，实际上都是变法派，只是变法的主张、方针、政策不同，因而出现两种政治集团；荆公、温公变法思想的理论根据都来源于孔孟；在变法目的上，温公提出的‘富国安民’与荆公提出的‘富国强兵’在实质上没有区别；致使二公由挚友变成政敌，在于两公的理财主张不同，温公的理财方式在于节流，不主开源；荆公的理财方针在于开源，不主节流。[92]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始终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变法中最受关注的问题。虽然在三四十年代已有多种意见，但是一般多把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阶级利益的冲突和缺乏广泛的阶级基础。[93]五六十年代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变法派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是大地主集团反动势力的强大。“这样一个缺乏坚实社会基础的从上而下的改革，其力量是微弱的，像经不住狂风暴雨的摧折的温室中的
    花草一样，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在反动的嚣张的大地主集团的冲击下，便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变法失败，无疑是历史上一个进步力量的失败。”[94]进入80年代以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受到冷遇，不仅有专文对“人民群众是王安石变法成败的决定因素”、“保守派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决定因素”两个“史学界流行的看法”提出商榷，[95]而且讨论变法失败的原因大都转向从变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蜕变以及王安石的个人品质去寻找。
    另外，还有一个突出的例证，这就是邓广铭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中节去了1975年版《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的开首章节“北宋建国百年内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只将少部分写入后面章节，这大致反映了邓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一种反思。1987年邓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批判教条主义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所起的消极作用时说：另一个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一一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这本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论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却又把农民的阶级斗争作用拔高，说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到后来，他更把这段话概括为“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话语，这当然就不只是农民的阶级斗争了。我们不应不加思考地把这些话都认作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因为恩格斯在189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英文版所作序言中就说过：“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两两相较，毛泽东的话分明是说得不够全面，说得有些偏激了。[96]《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修订和删节显然是贯穿了这一新的思想认识，或者说邓先生对这个问题的修改似表明他不再坚持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的观点。
    4．马克思在总结西方哲学史时，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发展的基线的方法，也被引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被划人唯物主义哲学范围受到全面的肯定，“千年以来，在封建的正统思想的压制下，王安石的‘新学’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而资产阶级学者则非历史主义地把王安石思想又作了各种歪曲，今天应该把这个千年‘未发之复’，梳理清楚”，而司马光及程朱理学作为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受到批判和否定。[97]改革开放以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思想均被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后20年的王安石变法研究，虽然与此前30年相比有了不小的变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但从总体上讲，由于社会气候的大局，仍然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唯物史观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这一时期出现的肯定和否定意见均未出马克思主义史学讨论的大范围，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价值标准的不同取舍产生的不同认识而已。而且20世纪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肯定性意见在20世纪后20年的评议中所占的比重仍大于否定性意见。
    以上简要勾勒了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致轮廓，这个轮廓即是贯穿本书的基本线索。依据这个线索，可以清楚地看出决定南宋以降迄今为止，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三点：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700多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二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透过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是非评议900多年的变迁过程，尤足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事件评价是非得失的参考和借镜。研究历史的人们，当你论述历史的时候，你带着什么样的阶级感情、什么样的时代特质、什么样的认知思想，都会悄悄地融进你辛勤耕耘的字里行间，影响着你对历史的判断，你的判断到底接近了多少历史的真相?这是本书所想要尽力表达的追求。
    本书稍感遗憾的是未能对20世纪日本、欧美及其他国家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作学术史的梳理。其实这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日本的研究，已发表相当多的论著和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限于本书上述的基本思路，也限于收集的有关资料不足，所以未能将其包括在论述范围之内，只是把日本学者东一夫的一篇简介各国研究王安石状况的短文作为附录附在正文之后，以供参考。附录二所列参考文献仅限于书中引用部分，不包括作者在撰写过程中翻阅而没有引用的部分，其实这部分要远远大于所列书目，例如：仅明清文集就翻阅了三四百种之多。不过，明清资料太多，本书收集范围有限，是故对明清时期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梳理最令作者感到汗颜，需要今后有更多的充实。附录三所收集20世纪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资料索引，尽管下了一定的功夫，但仍不能收集殆尽，有待今后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