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f狱岩石巨剑还是太刀:当今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及战略思考

发布日期： 2006-06-02 11:25:31
当今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及战略思考
刘 精 松
军事问题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都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一贯高度重视研究战争与军事问题，适时依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在跨世纪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正领导着我们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和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也要关注和研究当代世界军事的发展，以在大调整、大变革的世纪风云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世界各国军事战略的调整正朝着以争夺21世纪战略主动权为目标的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世纪的前夜，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根据国家利益、安全威胁、地缘环境、综合国力等情况，展开了面向未来的军事战略调整。
(一)战略调整的态势
冷战结束后，世界军事力量的总体规模是下降的趋势，但多数国家军队的质量水平却在不断提高，加强军事力量仍被作为维护和扩展各国利益的重要手段，作为争夺多极化格局中重要地位的战略筹码。
——美国拥有一支进攻性全球军事力量。近年来，美军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维持年均2600多亿美元的高额军费开支(约占世界军费总额的三分之一)，大力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其现役部队为143万多人，文职人员77万多人，此外还有一支素质较高、装备齐全的89万多人的预备役部队(包括国民警卫队和军种后备队)，其军事力量总数高达310万人左右。美军现实行“前沿存在”战略，有四分之一的现役作战部队部署在海外；美将全球划为五大战区，在欧洲战区部署了10万人以上的兵力，在中东、波斯湾地区部署了约2万兵力，在世界各地保持着数百个军事基地，以控制战略要点，扼守全球海域的16个咽喉要道。在亚太地区，美军兵力达10万人之多，主要战略意图在于应付东北亚可能发生的地区性冲突，同时也有针对亚太某些大国的战略考虑。
——俄罗斯仍拥有世界上唯一与美军实力大致相当的军事力量。俄军于1992年重新组建，现有兵力约150万人，文职人员约60万人，另有内卫军、边防军等其他部队约100万人，其总体军事实力约为310万人。俄军拥有一支强大的战略核威慑力量，其常规力量虽有明显削弱，但仍具有较强的作战能力。目前，俄军在欧洲地区部署了大约100万兵力，其战略意图，是以强大的战略核力量和保持较高戒备程度的常规力量作为威慑手段，遏止北约继续压缩其战略 空间，同时准备应付俄联邦内部和独联体各国出现的突发事件或武装冲突；在亚洲地区部署了大约50万兵力，目的是对付某些国家的扩张性军事力量和应付东北亚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总体上讲，目前俄军处于防御态势。
——日本企图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日军总兵力约27万人，不到美、俄军队的十分之一，但其军费已由1990的不到300亿美元，猛增到1997年的近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现拥有300多架第三代作战飞机，编有4个“八八舰队”(即由8艘驱逐舰和8架反潜直升机及其他舰艇组成)，是一支装备精良、体制灵活、便于扩充的军事力量。目前，日军兵力部署已将重心由北向西和向南调整，其战略意图主要是应付朝鲜半岛及其他方向上可能发生的“周边事态”。日本政府自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之后，公然将其“专守防卫”战略的范围扩大到1000海里，将我国台湾省和整个亚太地区也划入其“防卫”范围。这表明其军事战略已开始具有进攻性质。
——西欧联盟既是北约在欧洲的支柱，也是欧盟自主防务的军事实体。起核心作用的是英、法、德等国。英国是传统上的军事强国，现有总兵力22.6万人，其中海外驻军约5 — 6万人，拥有核打击和核威慑能力，具有一定的海外作战能力。法国是一个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军事强国，现在总兵力约40万人，具有一定的核与常规作战能力，在海外通常保持约1万兵力。德国具有较强的常规作战能力，现在总兵力约36万人。
——印度是具有称霸南亚、争当世界大国野心的地区性军事强国。印度现有总兵力约126万人，居世界第4位。军费由1995年的79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25亿美元，装备有230多架第三代作战飞机和1艘航空母舰等先进武器装备；并已拥有核武器和射程达2500公里的中程导弹。在其主要邻国当面，印军重点部署了主力作战部队，装备有数量质量均占优势的主战坦克和作战飞机，经常举行针对邻国的军事演习，公然宣称要谋求“对等的核威慑”，打低、中、高三种强度的战争和全方位的战争。
——东盟各国近年来扩充军备的势头不减。90年代前半期，东盟各国军费年均增长率高达7%。1996年度军费总额达18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1%。新增军费主要用于购买先进的作战飞机和军舰，扩充海、空军事力量。近年来，东盟各国加强了“区域联防”，广泛发展多边军事合作，积极进行共同训练和联合演习，必要时准备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二)战略调整的目标与动因
从总体上看，世界多数国家的军事战略调整不约而同地追求着一个共同目标，这就是争夺21世纪的战略主动权。尽管总的调整目标相似，但其内容和性质上却有着很大差别。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战略调整的目标是确保美国军事力量在下个世纪的绝对优势，以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一些西方大国和地区强国的战略目标是，谋求地区事务的支配权，争取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多的主导权。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战略调整的目标，则是创造和保持一个有利于本国发展和稳定的国际环境，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以努力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争取更多的国际事务发言权，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场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是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战略调整。其主要动因有三点：
第一，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当前，国际形势继续趋向缓和，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仍然此起彼伏。据统计，从1991年至1997年的7年间，世界上共发生了70多场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年均约10场，大大高于冷战时期年均4场的水平。这些新的局部战争或地区冲突，主要是由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领土争端、经济摩擦和民族宗教矛盾等引发的，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此外，还有走私贩毒、恐怖主义等其他多元威胁。针对安全威胁的新变化，世界各国纷纷对军事战略进行调整和重新定位。
第二，高新技术的发展引起军事领域里的深刻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一场新军事革命随之蓬勃兴起，并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传统的军事观念，产生出一系列新的军事理论、作战思想、武器装备和军队组织体制。这在客观上要求各国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以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
第三，新世纪的到来使世界各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1世纪将是一个更加充满竞争和发展机遇的世纪。21世纪的竞争需要21世纪的战略。21世纪国际竞争中的赢家，将产生于那些今天在战略上已做好充分准备的国家。基于这一认识，一些国家早在冷战后期就着手进行军事战略的调整，以抢先占领军事领域中的战略制高点。总之，这场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的动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军事因素，又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既有当前的战略需要，又有中远期的战略考虑。是冷战后国际竞争舞台上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选择。
(三)战略调整的特征
这次全球性的军事战略调整已经表现出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主动性。与以往那种在战争威胁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被动进行的战略调整不同，这次军事战略调整是在大战危险日益减少、国际形势总体趋缓、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新的背景下主动进行的，是在没有严重外敌压力的条件下自主的战略调整。例如，在冷战结束后的短短6年时间内，美国主动进行了3次大的军事战略调整：1992年布什政府首先提出“地区防务战略”，接着1995年克林顿政府制定了“灵活选择与参与战略”，后又于1997年提出“营造、反应和准备战略”。尽管这三次战略调整在内容实质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战略调整的周期如此之短，这在美国军事战略发展史上还前所未有。俄罗斯在重新立国后的6年时间中，已主动进行了两次大的军事战略调整，现正在制定新的国家军事学说，将提出新的军事战略方针。日本从1995年开始，主动修订《防卫计划大纲》，重新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日美防务合作指针》，对其军事战略作出了重大调整。英、法、德等国的战略调整更加注重主动性和自主性，战略重点从防御作战转向对外军事干涉行动。甚至一些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如瑞典、瑞士等国，也都根据各自的利益开始进行军事战略调整。
第二，综合性。冷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现实威胁比较明确，主要敌人和主要战场比较固定，各国军事战略调整往往只是局部的和比较单一的，主要是针对现实威胁，解决如何慑止和打赢战争的问题。这次多数国家的战略调整，涉及面都比较宽泛，综合性较强，既考虑到军事因素，也考虑到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既包括对威胁的判断、可能的作战对象，又包括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指导、战略力量和手段等内容；既运筹军事力量的使用，也谋划军事力量的建设，等等。一些大国的军事战略调整更加关注如何应对国家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跨国犯罪等问题。如美国明确要求使用军事力量直接为美国的经济利益服务。俄罗斯军事战略则将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主要任务之一。日本军事战略已突破“专守防卫”限制，将一些邻国列为其主要作战对象；由充当美军附庸转变为美军的协作伙伴，准备配合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防卫任务由应付周边事态逐步向全球范围扩展。印度近年来侧重发展其核战略和海军战略，企图建设能打陆海空天“四维空间战”的新型军队，在21世纪建立“世界级海军”。
第三，灵活性。针对当前国际安全威胁中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大国的军事战略调整更加注重增强战略的灵活性。在战争指导上，强调在遏制战争的同时准备打赢战争，力求在危机出现前或刚萌发时，就综合运用政治、外交、经济手段进行化解和运用军事手段进行干涉。例如，冷战后，美国对外使用经济制裁和政治挤压，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已达40多次。在战略部署上，以“前沿存在”与快速反应相结合，随时准备应付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危机和冲突。目前，美军在欧亚两大战区已形成“哑铃”型部署态势，同时在可能的危机地区或其附近海域建立武器装备的预置仓库或预置舰船，一旦危机发生，即依靠前沿存在兵力控制局势，若事态扩大则从本土或其他战区迅速调集兵力，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在战争准备上，强调既准备应付大规模战区战争，又准备对付中小规模地区冲突和危机，还准备进行各种非战争性军事行动。例如，美军设想在2015年以前可能介入8场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重点准备在海湾和东北亚地区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区战争。在军队建设上，大力发展“力量投送”型部队，建立快速反应部队，随时准备进行应急机动作战。北约根据其“危机反应”军事战略，建立了占北约一体化部队总额12.3％的多国快速反应部队。俄罗斯也在组建以空降兵为骨干的总数约20万人的机动部队。日本、印度、越南等许多国家也都在建立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
第四，超前性。军事战略的调整历来要求既立足当前又着眼未来。在这次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中，不少国家不仅在计划实施当前的军队如何建设，明天的军队如何发展，而且开始筹划“后天的军队”应当是什么样子。其超前规划的时间跨度由通常的5年左右，延伸至10 — 30年以上，美国的“营造、反应、准备”军事战略，就充分照顾到了美国当前、近期和中远期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军事力量的建设与使用。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军制定出《2010年联合构想》、《2016年航空航天构想》和《2025年海军发展构想》等新的战略规划，并开始研究“后天的军队”，即2030年以后美军的发展构想。其他一些国家也都在当前战略指导下制定军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如英军制定了2014年前《陆军数字化建设纲要》，法军拟于2010年前后实现军队数字化和信息化，马来西亚制定了《未来20年海军防卫现代化计划》，菲律宾也出台了《未来20年武装部队现代化计划》等等。各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之所以加大超前规划的时间跨度，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使武器装备的更新周期大大加快，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变化越来越大，如果不能适时进行大跨度的战略规划，该国的军事力量乃至综合国力的发展水平必将落后于别国，即使是大国、强国也很难保住其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军事预测手段的日臻完善和军事理论先导作用的日益增大，也为这种超前规划提供了现实条件。
军事战略是筹划战争准备与军事建设的方略，是统揽整个军事领域的龙头。军事战略的调整必然带动建军和作战的全面变化。目前；世界多数国家虽然都在适度缩减军费和军队规模，但同时也都在大力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例如，美国1998年度军费预算为2650多亿美元，其中科研装备费约800多亿美元，军事训练费约1000亿美元；俄罗斯在财政状况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计划到2001年前将装备费提高2倍，到2005年提高3．5倍；法国1998年度的军事装备费为810亿法郎，计划在未来4年内年均增长40亿法郎；日本计划1996 — 2000年投人25.15万亿日元；韩国计划到本世纪末投入500亿美元。由此可见，这次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的实质，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实力，谋求在多极化战略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的战略主动权。
面对世界各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和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对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早在1985年，邓小平同志就以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敏锐目光，洞察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领导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使我国成为这场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中最早提出并最先完成战略转变的国家之一。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对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多次做出了准确而深刻的判断、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将新时期我国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准备打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向重点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实行科技强军战略，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从而，为我国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为我国在21世纪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获得更加有利的战略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未来战争朝着局部性和高技术性的方向发展
随着大批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战争的面貌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未来战争的特征，主要是局部性和高技术性。前者表现为战争被有效地限制在局部地区进行，战争的目的、规模、手段和直接交战的时空范围都比较有限。后者表现为战争物质基础的高技术化。未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战争更加受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制约
对战争的政治目的进行限制，是冷战时期许多局部战争都具有的特点。冷战后这种局部化、有限化的特征更为突出，将战争行动严格控制在有限政治目的许可的范围内，已经成为当代局部战争的普遍现象。而战争的高技术化，则提供了表达政治意志和控制战争的新手段，强化着战争有限性的趋势。战争的目的更加简约，一般不再谋求全面征服对手；战争规模变小，甚至出现了“外科手术”式战争；战争手段的采用受到节制，使用超量杀伤破坏性武器慎之又慎；战争控制更加严密，和谁打，在什么时间和使用什么手段打，打到什么程度，在何种条件下结束战争等，都有较为明确的限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呢？这是因为：第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就为进一步限制战争目的奠定了政治基础。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不断加深，战争决策受到约束。第三，高技术武器装备为有限政治目的的实现提供了低风险、高效能的手段，而战争耗费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又削弱了各国对战争的承受能力，控制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得到增强。例如，单从物资消耗指标来看，海湾战争分别比二次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和马岛战争提高了20倍、10倍、7.5倍、4.2倍和3.5倍。美军的战争消耗，在3年侵朝战争中是540亿美元，在11年侵越战争中是1300亿美元，而在短短42天的海湾战争中就花费了610亿美元（其中盟国捐助近54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耗费必然要求限制战争的目的、规模和持续时间。第四，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使所有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争决策的透明度越来越高，民心向背对战争的制约力显著增强。
(二）高新技术在战争力量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战争诸要素渗透，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战争的物质基础和战争力量的技术构成，使战争的能量大大增强。高新技术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渗入战争各个领域的，这就是大量使用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对原有武器装备普遍进行高新技术改造和运用高新技术重新塑造军事系统。高技术战争中战争能量的增强，集中表现为军队六种现代作战能力的飞跃：一是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二是全方位机动能力；三是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四是全面防护能力；五是综合保障能力；六是一体化指挥控制能力。
对战争力量及战争形态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高新技术，是信息技术。凝聚着技术、知识和智慧的信息，已经嬗变为一种新的制胜要素，甚至是决定性的要素。高度发展的军事信息技术和信息化的武器装备，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战争对抗的重心也将随之转变，争夺制信息权的斗争将成为普及于战争总体、贯彻于战争始终的中心内容。以往作战，夺取战场主动和转换战场形势，主要是通过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未来作战，则必须首先打击、破坏敌人信息网络上薄弱而要害的节点，瘫痪对方的作战体系，尔后再及其他。
高技术侦察监视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使以远程火力进行的超视距精确打击，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角之一。这种作战样式以非接触性作战为特征，更加符合减少己方伤亡、争取速战速胜的作战要求。英阿马岛之战，阿军飞机在地平线以外发射“飞鱼”导弹，顷刻间就将英军一艘主力导弹驱逐舰击沉。海湾战争中，美军从军舰上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攻击距离远达1000多公里；从B — 52轰炸机上发射巡航导弹，能攻击800公里以外的目标。多国部队长达38天的战略空袭作战，也主要表现为在伊防空火力圈外发射精确制导武器进行超视距的打击。1998年初，美军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准备“沙漠惊雷”行动时，将中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部署比例，由海湾战争时的4%提高到80％，试图在第一轮攻击中就全部摧毁伊拉克的重要战略目标。
（三）战争的直接交战空间缩小而相关空间扩大
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一方面，两军直接交战的战场空间缩小，使用的力量高度集中，对目标的打击高度精确。另一方面，由于大量高新技术综合运用于战场，战争已由陆地、海洋、空中的三维空间，扩展为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军队的战略机动能力、远程打击能力和情报侦察能力显著增强，前线与后方、进攻与防御的界线模糊，战争的相关空间即战争部署和作战行动所涉及的空间大大扩展。
现在，战略导弹可以打到外层空间或地球的任何角落；战役战术导弹的射程已超过1000公里；空对地导弹的射程已达110多公里；空空导弹的射程延长到150公里以上；火炮射程已突破70公里，并有可能达到100公里以上。由于军队能够从遥远的距离上直接实施作战行动，因而改变了以往作战行动通常局限于交战线附近的状况，使战场呈现出非线式或无战线状态。从战略上看，战争可能在前线和后方同时展开，“安全稳定”的战略后方将不复存在。从战役战斗上看，尽管仍有前沿和后方之分，但交战双方随时都可能遭到对方全方位、全纵深的攻击，从而形成动态的犬牙交错的非线式战场。战役战场的纵深，在19世纪时只有几公里，到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时达到了几十公里、几百公里，现在已经发展到1000多公里，战略性作战行动的攻击纵深则可能达到上万公里。
之所以会出现“直接交战空间缩小，战争相关空间扩大”的情形，从军事技术角度讲，是因为高技术军事系统的作用距离增大，分布空间扩大，可以向战场集中作战能量而不必向战场集中过多的兵力。对于远程精确打击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而言，发射于战场之外，超越非交战国领空，已经变得轻而易举和常见的现象。从政治角度讲，也是战争指导者基于客观现实而主动限制直接交战空间的结果，强者无须扩大战场，弱者或者不具备打击对方战场外目标的能力，或者扩大战场将对弱者更为不利。战争空间的这种变化，使战争行动和非战争军事行动对政治的依附性更强，对战争和作战指导者的指挥素养、指挥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战争的节奏大大加快且进程大为缩短
在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目的的有限性和作战效率的成倍增长，以及国际政治制约作用的增强，促使战争的节奏加快，战争的坚决性、速决性更加突出。战争一旦开始，就将大量、集中地使用高新技术兵器，不间断地实施全方位全纵深的猛烈突击，力求一举打垮或瘫痪对方，使其丧失组织有效抵抗的机会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目的未必要经过若干次战役的胜利才能达成，实现战役目标也不一定需要若干次战斗的积累，一场战争可能就是一次战役甚至一次战斗，首战可能就是决战。
高技术武器装备的远程精确打击力、快速投送力、超常毁伤力，以及指挥的自动化等，为迅速达成战争目的提供了有效手段。比如弹丸飞行速度，子弹是每秒数百米，导弹是每秒数千米，而激光武器是每秒近30万公里，投送工具的机动速度，先进飞机已达到每秒1000米以上，空天飞机在大气层外可达每秒8000米，绕地球一圈仅需80分钟。打击的精确程度，摧毁一个目标在二次大战时需要数百枚炸弹，而在海湾战争中仅需两枚制导炸弹。毁伤能力，部分高技术常规武器已经具备相当于小型核武器的威力。高技术夜视器材和多种传感器的大量使用，降低了夜暗和不良天候对作战行动的不利影响，使作战行动能够昼夜不停顿地连续进行。运用先进的C4ISR系统（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极大地缩短了监视战场和发现目标—评估和处理信息—下达指令和实施打击这一作战周期的时间，从而加快了战争节奏。
21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高技术化程度较高的战争，其持续时间都比较短。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战争的主要战斗，4天就结束了。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的“外科手术”式战争，整个空袭行动为18分钟，其中攻击主要目标的持续时间仅11分钟。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战争的主要作战，只用了15小时。1991年海湾战争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也不过42天。但由于战争复杂程度的提高，使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准备时间相对延长。海湾战争的临战准备即“沙漠盾牌”阶段长达5个多月，如果算上此前的间接战争准备时间，则要用数年计。
(五）作战方式主要表现为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联合作战
从陆、海、空协同作战发展到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联合作战，是作战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标志。这种作战方式要求控制包括外层空间和电磁等领域在内的全维空间，取得全方位优势，实施协调一致的打击；它要求立足于“系统与系统的对抗”，将战争力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运用，对各军兵种力量按作战功能和作战任务实行统一编组，实现作战部署、侦察情报、指挥控制、火力打击、兵力突击和各种机动的全面一体化，以充分发挥整体作战效能。它的基本战法：一般是在战前向战区投送各军兵种的精兵利器，快速形成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作战部署；运用一体化的侦察情报网和电子设备实施信息战和电子战；使用各种远程杀伤性武器，实施各军兵种的联合火力打击；待敌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或作战体系被瘫痪后，再以地面机械化部队的急速推进与空降、机降部队的垂直攻击（登陆）紧密结合，实施一体化的全纵深、高强度的机动突击。例如，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首先通过“沙漠盾牌”行动，迅速完成了力量投送和一体化的作战部署。随后，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进行了强大的电子战、信息战和长达38天的战略空袭。最后，在“沙漠军刀”行动即100小时的地面进攻中，通过大规模的空地一体机动作战，取得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在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联合作战中，电子的“软杀伤”与火力的“硬摧毁”紧密结合，孕育出一种新的“电子—火力瘫痪战”的作战样式。它既可以是陆、海、空、天、电一体化联合作战行动的一部分，也可以是相对独立的联合作战行动。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打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我们在武器装备上，与强敌相比仍将处于劣势，我们只能以有限的高技术和相当多的中、低技术来对付敌人的高技术。这一现实，以及中国国情、战略传统和战争的正义性，决定了我们在高技术条件下作战仍然要靠人民战争取胜。当然，未来的人民战争将发生很大变化。人民作为战争主体的作用是通过国家来体现的，人民战争的伟力将通过国家的行政机制、经济机制、法律机制和教育机制，以综合国力的形式动员和释放出来。人民群众将主要运用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道义的方式和手段来支援战争（当然，根据实际情况，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直接参战支前也是完全必要的）。现代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通用性和军民兼容性，以及现代高技术作战系统对整体和后方的高度依赖性，为广泛开展人民战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对策。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在加快发展武器装备的同时，创造出许许多多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战法，再创人民战争的辉煌。
三、未来军队朝着技术密集和精兵高效的方向发展
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场波及全球的新一轮军事变革不断深入，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将更加依赖于科技进步，取决于军队建设的质量。依靠科技强军，实行质量建军，已经成为世纪之交各国军队的共同选择。
(一）武器装备日益高技术化
更新武器装备，是当代军事变革的首要内容和前提。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为了迅速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竞相发展高新技术兵器，加快武器装备升级换代的步伐，形成了武器装备发展史上又一次新的飞跃。
第一，高技术作战平台。作战平台是指坦克与装甲战车、火炮与导弹发射装置、作战飞机与直升机、作战舰艇等杀伤性武器的载体。新一代作战平台一般都拥有综合传感器、计算机、高性能弹药、隐形材料、电磁装甲、红外探测仪、夜视器材、导航定位设备等，其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程度空前提高，有效地增强了武器装备的生存能力、机动能力和全天候、全时辰作战能力。
第二，精确制导武器。精确制导武器包括制导炸弹、制导炮弹、制导鱼雷、制导地雷、巡航导弹、反辐射导弹及反导导弹等等。它们有的自成火力单位，有的则配置在飞机、舰艇、坦克、装甲战车等作战平台上，其制导方式有寻的制导、遥控制导、惯性制导、地图匹配制导、全球定位系统制导和复合制导等。现代制导武器由于集成运用先进技术，一般都具有自动识别目标和曲线飞行甚至直角转弯的机动能力，其命中率可高达85％以上，因而成为7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在战争中频繁使用，并对作战方式变革影响最大的一种高技术武器，许多军事专家誉之为“未来兵器之星”。精确制导武器极大地提高了作战效能。
第三，电子战武器装备。电子战武器装备主要包括电子侦察飞机、电子干扰飞机、电子对抗飞机、电子侦察船、电子侦察卫星等等，这些装备一般自成作战单元，有时也配置在其他作战平台上。电子战武器装备以实施电子对抗破坏敌指挥、通信、侦察、控制系统为主要目的。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使用了上百架电子战飞机及大量的电子战设备。在多国部队强大的电子战打击下，伊军的指挥、控制、通信、侦察系统几乎全部瘫痪，这是导致伊军迅速瓦解的重要原因。目前，随着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技术、数字化接收与干扰技术、电子仿真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一些专门用以攻击或扰乱敌信息设备的电子战武器装备，如预置陷井、微型纳米机器人、芯片细菌、信息欺骗装置等已经问世，并可能把未来战争的信息斗争推向新的阶段。
第四，指挥自动化系统，指挥自动化系统是指挥人员与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装备相结合，对部队作战行动实施指挥、控制的人—机系统，按级别可分为战略、战役、战术等各个层次。其中，战略、战役指挥自动化系统通常包括陆、海、空、天的信息收集、传输、处理、显示、监控等设备和相关软件，以及服务人员、操作人员、指挥人员等。指挥自动化系统通常用英文缩写来表示，如C3I系统（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C4I系统，现在已发展到C4ISR系统（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建立与发展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实现了获取情报实时化、处理信息电脑化、指挥决策智能化和数字通信网络化，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作战指挥、情报搜集处理、战场通信、武器控制等的自动化水平，成为各类武器装备的“粘合剂”和各种作战力量的“倍增器”。
第五，单兵数字化装备，即士兵在数字化战场上使用的个人装备，主要由一体化头盔分系统、单兵计算机和无线电分系统、武器接口分系统、防护分系统、微气候冷暖分系统等组成。这种装备提高了士兵在战场上的攻击、防护、观察、通信、定位等能力，并且使C4ISR系统的神经末稍延伸到了战场上的每一个士兵。士兵借助于这种“数字化战场”的终端系统，能够像接收广播、电视那样接收战场信息和上级指令，从而大大降低了信息中转的时间和失真率。
第六，新概念武器。新概念武器是在工作原理、结构、功能或杀伤机理上与传统武器不同的新型武器系统。高科技的发展，为新概念武器的发展提供了诱人的前景。如有的失能武器，利用超声波、次声波、激光等可使对方人员精神分裂、眩晕、失明、瘫痪，短期内失去作战能力；有的通过化学物理手段可使对方装备的橡胶熔化、汽油凝固、钢铁变形、信息系统的硬件或软件遭到破坏。有的动能武器利用电磁力或电化力技术改造化学力推进的武器系统，可使弹丸飞行速度达到音速的5倍以上。有的地球物理武器可影响天候、气象，甚至人为制造自然灾害。有的基因武器可通过生物工程使敌方人员受到伤害。还有一些武器装备应用纳米技术向微型化发展。这些武器家族中的新面孔，尽管技术上的成熟程度各不相同，有的仅仅还在酝酿和设想之中，但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可以预见，它们必然会逐步运用于未来战场，给军事领域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二）军队组织体制日益精干、合成、高效
改革军队组织体制是武器装备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和发展军队改革成果的关键。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纷纷压缩军队规模，提高军队建设质量，优化军队内部结构，军队组织体制正向着精干、合成、高效的方向发展。
第一，军队构成技术密集化。新形势下世界各国普遍重视提高军队的技术含量。在军种结构调整上，根据未来战争中海、空军战略地位的提高，和其装备技术要求高、换代周期长、建设难度大等特点，普遍压缩陆军比例，增大海、空军的比重，并在资源配置上采取倾斜政策。在兵种结构调整上，重点是加强技术兵种的建设。陆军大幅度削减步兵，加强战役战术导弹、陆军航空兵、电子战部队等技术密集兵种的建设。即使对步兵，也通过不断改进武器装备等形式扩大其技术含量。
第二，部队编组一体多能化。为了便于综合运用各种作战力量、作战方式和打击手段，提高实施“全维作战”的能力，外军部队的编组正由较为松散的合成化向高度一体化转变。一是强化了军种层次上的合成；二是军种内部的合成向基层发展；三是合成的方式更趋灵活。未来的军事编组将可能是积木式、模块化的，各有关战斗单位可灵活运用固定合成与弹性合成等方式，根据任务随时进行混编、改制，并可在遭受损失后迅速“重组”。能够灵活应付各种可能的威胁，遂行各种不同的作战任务，并可节约用兵。
第三，指挥体制扁平网络化。军队指挥体制在机械化战争时期一般呈树状结构，随着军队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传统军队指挥体制中存在的信息流程长、横向沟通能力弱、抗毁能力差等弊端越来越突出。为了减少和克服这些弊端，各国军队普遍以“有利于信息的快速流动”为原则，改革指挥体制，将以垂直指挥关系为主的树状结构，改变为横宽纵短的扁平网状结构，以减少指挥层次，实现信息传输快、保密性能好、失真率低、抗干扰能力强和生存率高的目标。从当今外军改革指挥体制的情况看，美国准备把战区到师的指挥层次由5层减至3层；俄军推行“军—旅”制后，也将减少战役、战术级的指挥层次；英、法、日等国军队，主要是减少下级指挥层次。外军还普遍对指挥机构进行精简，裁减机构和人员，建立人机一体化的指挥自动化系统，以提高指挥效率。
（三）教育训练的地位更加重要
21世纪军事领域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面向新世纪的军队建设中，各国都把教育训练的改革作为整个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其主要趋势是：
第一，人才培养院校化。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对军事人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此，外军普遍重视通过系统的院校教育来培养优秀的军事人才，特别注重培养既能指挥、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这在客观上要求院校体制的规模化和综合化。不少国家采取“调整、合并、改制、联合”等多种方式，从总体上优化军事院校的结构体系，提高办学效益。同时理顺学科专业设置和培训任务，实行基础教育合训，指挥与技术军官合训，军事专业教育分流分训。
第二，院校教育社会化。院校教育社会化是高科技发展对军事教育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在军队建设的科技含量日益富集、对军事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不仅军事人员的基础教育可以通过国民教育系统来完成，而且高新科技所具有的通用性和军民兼容性，也使国民教育的一些课程内容同样运用于军事人员，因而依托社会办军校，从社会招收适合军队需要的人才，就成为提高军人素质和弥补军队办学力量及经费不足的一条有效途径。依托国民高等教育，借助社会名牌院校，可以把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时传授给军队官兵；借助国家阵容强大的教学科研力量，有利于培养出一流的现代军事人才。
第三，训练手段模拟化，电子计算机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为作战模拟系统的建立提供了日益广阔的前景，并成为当今世界军事训练变革的主要特征。当代军事训练变革的实质是模拟化，即以作战原则和作战组织结构为基础，运用计算机仿真技术、网络技术、激光技术和数字通信技术等，模拟战场环境和作战对手，创造出近似实战的条件和环境，以大幅度地提高训练效益。运用作战模拟系统进行军事训练，能够覆盖从统帅机构到单个士兵、从独立作战单元到全球性联合行动的所有训练领域，不仅能大大提高训练效果，而且可以大大节约训练费用。
第四，训练方式基地化，为了提高军事训练的质量，形成规模效益，一些外军竞相建立各种各样集约化的训练基地或训练中心，组织各类部队和人员分期分批地到那里去进行训练。这些训练基地或中心经过长期建设，一般都拥有配套的现代化训练设施和高技术训练手段，如虚拟现实、分布交互式仿真、战斗实验室等，可以使受训部队和人员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得到严格正规的训练，获得高质量的训练效果。
（四）军事理论的先导作用更加突出
为了赢得21世纪军事发展的战略主动权，牵引和指导未来的军队建设及军事斗争准备，各国军队非常重视对军事理论的研究与创新，关于“21世纪军队”和“21世纪战争”的理论层出不穷，酝酿着重大的理论突破。这些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注重对未来军队和战场进行超前设计。在高技术条件下，如何保持军事力量的先进性是各国军队关注的焦点。为了争夺军事发展的领先地位，各国军队把预先设计未来战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军队，作为军事理论研究的重点，强调立足现实，着眼未来，通过预测武器装备及战争的发展趋势，提出适度超前的军事理论，牵引军队的发展，以理论上的先进性促进和保持军队建设的先进性。
第二，注重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筹划军队建设。高新技术的发展，使战争力量及其运用的整体性越来越强，战争越来越成为“系统与系统的对抗”。因此，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运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筹划未来的军队建设，通过改革与完善军事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来提升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概念是“系统集成”。它的基本含义：一是把军事大系统中的各个分系统，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二是在整个军事系统中，尽可能多地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通过它们的优势互补和协调运转，提高系统的整体效能。显然，通过“系统集成”，可使军事能力大大提高。
第三，注重通过军事演习等实践活动推动军事理论的发展。战争条件具有不可重复性，在上一次战争中被证明是先进的军事理论，在下一次战争中可能已经落后。而胜利的军队往往容易排斥与传统相冲突的新鲜经验，这是导致军事理论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为了使军事思想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在相对和平的时期，世界各国普遍重视通过军事演习、试验、模拟等方式，创造近似实战的条件，检验和论证新的军事理论。同时，在理论研究中广泛采用模拟仿真、建立数字模型等现代科技手段，增强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力求形成武器装备更新、体制编制调整，教育训练改革与军事理论创新之间的良性循环，以真正发挥军事理论的先导作用。
综上所述，未来的军队建设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其中，武器装备的发展是军事变革的深刻动因，这种变革呼唤着军事理论的创新和突破；而新的军事理论的不断产生和完善，又对军事技术和整个军队建设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牵引和推动作用。因此，我们既要重视硬件建设，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保证必要的经费投入，努力提高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又要对软件建设予以足够的重视，特别要发挥我军特有的优势，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不断创新军事理论。要努力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战争向立足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并注意借鉴外军建设的有益经验，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选自《中国军事科学》1999第1期
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准备的特点与规律初探
李 良 辉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号召全军，要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江主席的这一思想，为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准备的特点和规律指明了方向。在世纪转换、经济转型、战略转变的重要时期，我们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军事斗争准备的历史背景、客观条件和指导思想发生的深刻变化，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准备的特点和规律，搞好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提高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
一、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军事斗争准备具有长期性特点，必须加强根本建设
本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国际形势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早在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4页。)的科学论断，并作出了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使我国国防建设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移到和平时期建设的正常轨道上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国际战略环境和战争形态的变化，确定了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中央军委提出了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上述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性调整，反映了和平时期军事斗争准备长期性的特点。一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是一个不断渐进的长期发展过程，而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物质基础，不考虑国家经济条件的许可，一味追求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急于求成，不仅国防和军队建设难以真正发展，而且还会加重国家负担，延误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必须通过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来提高国防建设的基础和国防发展的后劲。二是军事斗争现实准备，必须关照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长远目标。要把我军建设成为强大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因此，落实现实准备需求必须与长远建设目标相结合，走以长远建设目标牵动现实准备需求建设和现实准备向长远目标建设滚动发展的路子。三是实现打赢一般条件下的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不论是武器装备的发展，还是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和人员素质的提高，都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军队整体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更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培养过程。这些特点，决定了和平时期军事斗争准备，要充分利用大仗一时打不起来的有利条件，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部队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自卫能力。
加强根本建设，与世界军队建设总的发展趋势相适应。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主要军事大国，先后调整了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不失时机地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规划。从这些规划中可以看出，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军事大国将以新军事革命为契机，以信息建设为核心，以提高军队整体作战水平和国防整体实力为目标，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军队质量建设，不断完善国防体系，以求在下个世纪的世界军事力量格局中占居有利位置，掌握未来高技术战争的主动权。这场新军事革命，对世界各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来说，既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一场严峻的挑战。抓住机遇就有可能在下个世纪取得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主动权；丧失机遇，就可能失去主动权。因此，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准备，要着眼国防整体建设和未来军事斗争需要，深化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压缩军队规模，提高军队建设质量，加强海、空军和陆军中技术兵种建设，使军队规模结构与现代化建设发展方向相一致。要完善国防动员和国防力量的领导体制，并对现行的动员体制和预备役制度进行改革。要加强国防科技工业的调整与改革，推进国防科技工业与国家科技工业的融合，以期在相对和平时期既能保持军工生产能力，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能在面临战争危险或在战争时期，迅速恢复适度规模的军品生产。
加强根本建设，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提高部队整体科学文化素质。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1页。)邓小平指出：“没有大批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1页。)江泽民同志告诫我们：“如果大家都有了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都有了现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知识武装，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有了根本保障，全军的建设质量和战斗力就会大力提高起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军队建设论述选编》第3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随着现代军队中科技含量特别是高科技含量的不断增加，官兵的科学文化素质历史性地成为现代战争一个重要支撑点。因此，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提高军事斗争准备效益，必须把提高部队整体科学文化素质放在首位。特别是在当前我军武器装备总体上还比较落后、官兵科学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各级干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还不够的情况下，更要注重提高人的全面素质，以高素质的军事人才，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照江主席关于宁肯让人才等装备，也不能让装备等人才的重要指示，积极建立健全我军人才生长机制，培养和造就一大批能够带领部队搞好“三化”建设和驾驭现代战争的高素质军事人才。
二、随着国家工作重点的调整变化，军事斗争准备具有服从性特点，必须在大局下行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军事斗争准备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时期，依赖于国家高投入来赢得国防建设的高效益是不现实的，象过去那样突出地、大规模地进行战争准备也是不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是时代的要求，是国家根本利益的要求，也是军事斗争自身的要求。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99页。)江泽民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指出：正确处理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是我们必须经常加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强调：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大了，我们才有力量抵御外来的威胁和压力，才能实现民族崛起。
在这种情况下，和平时期军事斗争准备具有服从性特点。一是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军队的最高利益。除此之外，军队再无其它自身利益和特殊利益可言，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就决定了我军必须始终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必须自觉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中谋求军队建设发展，二是经济力量是国防力量的基础，没有经济力量，国防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交通、运输、通信、科技等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教育普及和人才素质的不断提高，才能为我们加速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建设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国防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在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上谋求军事科技的发展，谋求军事斗争准备的最大效益。
在大局下行动，必须把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周边环境和保持国内的稳定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着眼点。对外抵御侵略，保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内防止和反对敌人的颠覆，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这是宪法规定的我军的根本职能，是历史赋予我军的光荣任务。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新时期的军事斗争准备，应坚持提高威慑能力和打赢战争相结合，以威慑能力的提高来遏制战争的发生，以实战能力的提高来保证威慑的有效性，进而达到稳定周边，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努力创造和平稳定的良好国际环境的基本目标。我们的国家能在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中加速发展，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就会大大增强，我国的安全就会更有保证，国际地位就会更加巩固和提高。
在大局下行动，要走寓军于民的发展道路。服从不是消极等待，更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积极借助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和途径来求得发展。这就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统一规划之中，充分利用经济、科技发展成就，实现国防潜力向国防实力的转化。这样，才能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综合效益，使国防建设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
在新形势下，寓军于民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以往寓军于民主要侧重于技能上的“相互兼容”，军队强调在组织教育训练中，增加必要的民用技术训练，以培养既能在军队建设中发挥作用，又能回到地方直接参加经济建设的两用人才。而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寓军于民，则更应侧重于从有形的人员、装备、物资以及设施，扩展到无形的技术、经济及谋略思想、国家发展战略等方面。如：地方开发的电子通信、多媒体通信等当代电子科技产品，可以实行“民转军”；民用的飞机、船舶、卫星、雷达、防化器材、光学器材，应当赋予其相应的国防义务；在机场、码头、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中也要自觉贯彻相应的国防要求。
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事斗争准备具有社会化特点，必须建立有效机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巨大的历史性变革，既给国防和军队建设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体多元化，现实利益多元化，使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准备具有社会化特点。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军事斗争准备机制逐渐失灵，旧的方式方法难以通行。比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主要由政府部门采用行政指令的方式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对资源的需求，完全可以通过政府部门的行政指令得到满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很大部分要通过市场来调节，这样国防和军队建设对资源的需求，就不可能只靠政府的行政指令，还应通过市场机制来满足。二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的组织管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与科学地组织协调融为一体，从而使军队社区服务庞杂，物资生产、储备、供应军地分离，自成一体。自我保障的“大而全”、“小而全”的保障体制的弊端日渐显露。今后，军事斗争准备的物资保障越来越多地需要利用社会大市场来调节和配置。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军人转业安置、福利待遇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能够严格控制社会利益分配和人员就业，因而能够有效确保军人待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也能够确保军人退役后的就业安置。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方式和利益分配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国家很难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保证退伍军人的安置和待遇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些新的情况，既影响了公民服兵役的积极性，又影响了军人安心服役。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和特点，调整机制，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确保提高军事斗争的准备效益。
加快建立军民兼容的保障体系。依托社会，利用市场，建立军民兼容的保障体系，是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有效途径。实施军民兼容保障，依赖国家经济整体实力，牵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涉及军地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权威性的领导体系，负责对军队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军转民、民转军等项目进行总体设计和宏观调控，对人才、技术、产品和设施等进行统筹规划，科学安排，达到以民补军、以军促民、共同发展的目的。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杠杆调节作用的同时，要充分发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进行宏观调控，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各部门、各单位以及每个公民的军事保障义务和责任，理顺国家、地方、军队及军工部门军民兼容保障体系的关系。
必须健全相应的法规制度，保障军人应有的正当权益，以解除官兵的后顾之忧，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使军队权益受到新的现实考验。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我们军队的同志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从领导干部到每个战士，都离不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环境。应该看到，我军现行的某些军队权益保障政策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应从实际出发，制定一些保障军官权益的政策和规定。要把推行军官服役职业化、士官服役合同化、军人待遇货币化等提到军队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有效地增进军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四、在高技术条件下，军事斗争准备具有技术密集性特点，必须以提高科技含量为着眼点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国家的防御能力和军队的作战生存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和取决于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要把加强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位置，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切实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
本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等一大批高新技术的涌现，使现代兵器也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人工智能武器、定向能武器、微波武器、隐形武器、动能武器、太空武器等新式武器不断涌现。这些都已经显示出现代战争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即现代化战争正以惊人的速度向高技术化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高技术和高技术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从而使新时期的军事斗争准备，具有技术密集性特点。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高科技群，使武器装备发展，呈现出革命性飞跃，即由热兵器和热核兵器阶段进入高技术兵器和信息化武器阶段，主要表现为作战平台和弹药的信息化；利用精确制导的新技术由追求大规模杀伤转向精确、有效地动用作战力量。二是组织指挥的网络化，使通信指挥、控制、情报等方面通过计算机系统形成网络化指挥结构，使预警探测、情报侦察、作战指挥、战场控制、通信联络实现自动化、实时化。三是战场的数字化，以计算机处理技术为基础，把指挥控制中心与各作战部队、保障部队和各种武器系统、作战平台联系在一起，使战区内成千上万火力单位和作战部（分）队紧密配合协调行动，便于发挥整体作战威力。
着眼未来信息战争，应把信息化建设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信息时代，信息是“战争之魂，是最重要的战斗力”。在世界军事理论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信息时代将引起一场“军事革命”。把军事斗争准备推向信息化发展阶段，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们应当抓住机遇，把信息系统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有“信息是战斗力”，“制信息权是未来战争第一制高点”的观念，加快发展信息武器系统及相关的“关键技术”，摸索和总结数字化建设的经验，探索新型军队的发展道路，深入研究具有我军特色的信息战理论，培养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高素质人才，为赢得21世纪战场主动权创造条件。
努力研究开发具有我军特色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从海湾战争可以看出，现代战争正在成为高技术战争，成为立体战、电子战、导弹战，技术落后就意味着被动挨打。研究开发一些关键技术，是实现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的需要，也是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短时期内国家投入大量的经费全面改善武器装备做不到。因此，更要加强统一领导，适当加大投入，集中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努力把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关键技术搞上去，从而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效益，增强我军应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物质基础，切实提高我军的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
五、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协调发展，军事斗争准备具有系统性特点，必须把握重点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坚持全面建设，协调发展。军事斗争准备要遵循这条规律，就应把握系统性的特点，在武装力量建设、武器装备发展、战场建设等方面，都要全面建设、全面发展。特别是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由于战场空间的多维发展，武器装备的一体化，使军事斗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点更显突出。但是，由于军事斗争准备受和平时期军费投入与军队现代建设需求的矛盾制约，决定了我军现代化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从长计议，重点建设。一方面要发扬艰苦创业、勤俭建军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要坚持突出重点、协调发展，走以重点建设带动全面建设持续发展的路子。
突出主要方向和技术兵种、应急部队建设。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发生使我举国迎敌的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在诸多战略方向上，应当突出主要战略方向；在一般方向上，重点发展潜力准备；在前沿与纵深上，应当突出前沿部署准备；在诸兵种发展上，应当突出海、空军和技术兵种，陆军应当突出重点作战部队建设。使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在整体力量上具有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实力。
要突出关键技术和武器的开发。我国是在经济基础、科技能力和经费投入都远不及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发展武器装备的，正如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的，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需要赶的东西很多，必须分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据此，为使有限的军费在改善武器装备上充分发挥作用，就要切实搞好需要与可能的综合平衡，下决心压缩非关键项目，减少重复和分散建设、优先保证重要项目的经费需要，加快新型武器装备研制进程，提高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使我们的手中掌握一批真正顶用的杀手锏。
要重视边防建设。边防的主要职能和任务就是抗敌侵略扩张和蚕食，保持边境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近年来，虽然我国周边战略环境由紧张趋向缓和，但我们不可仅仅依据外来威胁的强弱来指导边防建设，而应该把它看作一项独立性、经常性的工作来加强。边防的战备水平、作战能力的高低和边境管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边防斗争成败得失和边境局部战争、军事冲突的胜负，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尊严。在相对和平时期，应重视边防建设，解决边境控制能力相对薄弱的问题。在边境地区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区域，保持相应规模兵力，有重点地发展一些适应边防需要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搞好重要方向的战场建设，进一步提高部队独立作战的能力。
六、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军事斗争准备具有探索性强的特点，必须加强理论指导
江泽民同志指出：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这些年来，我们在军事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应该看到，我们的军事理论研究特别是对高技术战争的研究还很不深入、很不系统，有分量的东西还不多。有些同志只看到武器装备等硬件方面的落后，而往往忽略军事理论这一重要“软件”上的差距，对发展军事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这个认识问题不解决。将来是要吃大亏的。
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许多新事物、新经验亟待我们去认识、去总结。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怎么搞、仗怎么打这个根本性课题，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科学的回答。应当承认，现有的理论有一部分已不完全适应新时期军队建设要求。近年来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处于不断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强探索和研究。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进行军事理论上的创新。
军事理论研究要突出解决重大现实问题。要与现代作战紧密结合，要与我军建设的现实紧密结合，要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现实问题的“主战场”，努力探索国防建设、军事斗争准备、新形势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环境和自身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这一变化，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如何适应世界军事领域变革以及全球信息化的严峻挑战；如何适应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如何科学论证，优化编制体制，增强质量建设的组织功能；如何适应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保持我军的性质和政治优势；如何综合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力量，增强国防实力，不断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整体水平等重大现实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研究透，实现理论的突破和观念的转变，才能赢得下个世纪的战略主动权。
总之，新形势下的军事斗争准备，是一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世界战略格局、社会技术形态的发展变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出发，增强对国家长治久安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和加强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准备。
(选自《中国军事科学》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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