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开花的树有哪些:杜导正：如今想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仍然困难重

杜导正：如今想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仍然困难重重
2011年11月07日10:40南方人物周刊王大骐我要评论(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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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杜导正：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与现实不再像毛泽东晚年时那样治罪了，但总的说来，实事求是还有重重困难，我们杂志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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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正与萧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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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时的杜导正和续志先
记者生涯
抗战期间，《晋察冀日报》一位记者到山西繁峙县采访，认识了杜导正，让他给报纸写稿。这是杜导正记者生涯的开端。
不久后，他被调到《晋察冀日报》，成了一名编辑。在这里，他知道了“5个W”、陆定一关于新闻的经典定义——“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但这些在他眼里只是最基本的理论，他当时所认同的新闻记者的思想境界是：服从党的政治目标，做党的驯服工具。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他结识了《晋察冀日报》的总编辑邓拓。邓关于典型性人物事件报道的经验，甚至影响了多年以后杜在“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等报道上的思路。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邓拓带着杜导正等几个记者到前线采访。这像是杜导正人生的缩影。他的出身，他对某种信念的追随，他所遇到的“贵人”，不断地在为他以后的事业推波助澜。他热情地投入这“伟大的战争”中，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的希望。
杜导正一路顺风顺水。1949年底，他成为新华社华北军区分社副社长。1952年，他成为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1954年，他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身）学习后，随即被派往广州，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当时陶铸是广东的第一书记，赵紫阳是第二书记。杜导正和这两位领导人成为了朋友。
2001年，新华社广东分社为本社撰写历史，杜导正作为曾经的社长，被邀请撰稿。但他所写的书信最终没有被收录。他写的是反思，而不是“辉煌的记忆”。在这封信的结尾他写道：“我主政广东分社近20年，悲哀多于欢乐。事实如此，遗憾无用，老老实实总结才是正途。”
20年最好的时光，用“悲哀多于欢乐”来概括，杜导正感到“语多无奈”：“我也是整过人的人，整人也是很狠的。”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66年“文革”……在这些连绵不断的运动中，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毛路线的坚定追随者。
1957年夏天，作为共产党党外人士，广东的老同盟会员罗翼群去粤东考察时，看到农民的境况，对政策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杜导正带着记者陈培一路跟随，罗每发表言论，杜和陈就写文章批判他。这些文章刊登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版”。罗被押回广州时，怕被沿途批斗他的人打，毫无尊严地躲到了汽车后排的麻袋包下。杜用挖苦的笔调写了一篇调侃罗的文章，就叫《麻袋包下》。罗也被划为极右分子。
在1958年搞“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杜导正写了一篇称赞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他去肇庆看大炼钢铁，对那些土高炉炼出的铁疙瘩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
到了1959年初，夸饰的新闻报道已经敌不过形势的紧迫。在“人民公社就是好”的欢呼声中，一百多万人的广州市只剩下7天的口粮。陶铸下了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然而此时，有人却怀疑，是不是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地开展了反瞒产运动，说从哪个草垛下又搜出多少粮食。杜导正为此写了新闻报道：反瞒产成功。“后来才知道，那些搜出来的粮食是事先放在那里的。”
如今担任《炎黄春秋》副社长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其父亲在1959年死于饥饿。多年后，他写了一本书——《墓碑》，“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在当时，年少的杨继绳并没有这样的认识。“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以为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
共产主义并没到来，来的是大规模的饥荒和死亡。1959年的3月底，杜导正陪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去海南岛采访时发现，商店里的货架空空荡荡，村子里的农民多有浮肿病。从海南回来后，杜导正给新华社副社长缪海稜写信，报告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他着急地向上级发出警告：“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
国外媒体开始零星有了关于中国闹饥荒的报道，中国政府义正辞严地将这些报道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陷”。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中国政府邀请外国记者来华采访，精心安排了采访地点和对象。英国记者格林在那本描述中国的《无知的帷幕》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人群。“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在《参考消息》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不同看法的工具。”杨继绳对这样的宣传套路并不陌生。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彭德怀因为批评毛泽东的路线遭到批判。两个月后，因为那封上书直言的信，杜导正被批判，被称作“广东的小彭德怀”。他被批判的主要是3条：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似乎党和毛主席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1960年，杜导正被定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让他感到有些难过的是，这个决定是经过陶铸批准的。陶铸通过身边的人给杜导正带了话：“相信老杜在新岗位上能工作好。”
杜导正的新岗位是暨南大学，负责筹办新闻专业——这个专业后来成为暨大的招牌专业。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杜导正才得到平反，重新成为广东分社社长。经过这次“挫折”，杜导正认为自己的“独立思考多了，盲从性少了”。他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的主张，同意采用灵活的方式，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或单干。这样的路线在当时不是主流，“大寨之路”才是各地模仿的对象。
在学大寨运动中，年轻的极左知青吴思在北京郊区插队，作为大队副书记，他的热情极高。“我就像工头、奴隶主似的逼着大家干活，并且还像个悲剧演员似的，不怕苦不怕累，起模范带头作用，但是最终我失败了，我怎么也调动不起大家的积极性。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失败？”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大寨领头人陈永贵的书。对于当年的遭遇，他现在看得很明白：“当你和强大的人性对抗的时候，失败就很好解释。”
“人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受中国人重视的词汇，毛主席和“党性”才是最高标准。1966年初，陶铸将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不久之后，杜导正成为了该报的总编辑。在主持《羊晚》期间，为紧跟形势，杜导正组织了对秦牧、欧阳山、王匡等人的批判。不过，“文革”的形势难以预料，在批判别人的同时，他也感到了自己的危险境地。他把希望寄托在陶铸身上——陶铸此时已经被调到中央工作，成为“第四把手”，“又是上天安门，又是接见红卫兵，似乎可以作为一把保护伞。”——但瞬息之间，不愿紧跟“文革”路线的陶铸也被打倒，不久便悲惨死去。
杜导正开始被批斗、挂黑牌、关牛棚，遭受辱骂和殴打。他算了算，他经受过的正式批斗会有54次。经过这些批斗，他对“继续革命”这些新玩意儿开始接受：他揭发批判自己的“罪行”，还揭发陶铸等人的“罪行”。有了这些“觉悟”和“悔过表现”，加上他的“贫农出身”和“娃娃党”，他获得了“解放”。
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杜导正被调到《南方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72年，李先念在工业领域中纠正极左的倾向，杜导正在《南方日报》上写文章支持他，再次遭到批判。有人说，为什么老杜你总是对反左感兴趣？“说实话，我当时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不是自觉地反左，不过是看不惯太离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