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经期偶尔可以同房吗:书法知识《十》---明清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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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书法 --概述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中国书法也开始翻开了新的一页。宋元以来的书法，基本上以是帖学为主，明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朝历代帝王，大都热爱书法，因此，刻帖的风气，大大超过以往。刻帖———过去没有象现在这样的照相制版印刷，为了让字帖广为流传，只能依样刻在木版上进行印刷。这时候大型系列刻帖，有《东书堂帖》、《宝贤堂集古法帖》等，这一定程度上对书法的普及起着重要作用。明成祖时，大力复兴文化，招募擅长书法的人，并授予中书舍人的官职。这也进一步推动了习书之风。
1.明代前期书法
明初的书法，要数“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和“二沈”（沈度、沈粲）名声最著。“三宋”是明初洪武年间的书法名家，其中以宋克最为有名。
宋克（1327——1387），字仲温，号南宫生，吴（今苏州）人。擅长楷书、草书，以钟繇为师。最拿手的是章草，他的章草，延续赵孟頫、邓文原的风格又有所发展，融入了今草和行书的写法，更加流利、矫健。代表作有《章草急就章卷》。
沈度（1357——1434），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在永乐年间当过翰林学士，算是义勇文人。善写各体，尤其山长楷书，学智勇、虞世南，风格端正、秀气、圆,润，深受明成祖的喜爱，当时朝廷很多金版玉册、重要制诰都出自他的手笔，又因为当时八股科举，读书人纷纷效仿，成为流行一时的“台阁体”。《敬斋箴》是他的代表作。
姜立纲是继沈度之后著名的台阁体书法家之一。
这时期不受台阁体的影响，又能自出新意的书法家有解缙、陈献章等人。
解缙（1369——1415），字大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进士，主持编修《永乐大典》。诗文都不错，草书学怀素、张旭，尤其喜欢写狂草，笔势飞动，婉转流畅。但比起怀素、张旭来，笔法上要单调些，节奏感也欠丰富。这也许是时代的原因吧。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人。居住在白沙村，人称白沙先生。喜欢用茅草做笔写字，点画粗率，不计工拙，倒也别具一格。他们两人，可算是当时台阁体笼罩下的书坛的一个变数，是后期草书大量出现的先声。
台阁体书法，对于有才华的书法家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束缚，是对书法抒发情性本质的悖反。明初书法的繁荣，以及台阁体的风行，是由于统治者大力干预的结果。当这种干预日渐削弱时，书法的发展局势便发生了变化——进入了明代中期的阶段。
《章草急就章卷》
《敬斋箴》
游七星严诗
自叙诗
2.明代中期书法 明代中期，经济繁荣昌盛起来，手工业商业得到极大的发展，繁荣都市不断出现，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传统文化推波助澜，特别是文人集中的地区，书法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出现了一大批雄视一时书法家。当时有“天下书法归吾吴”（明·王世贞）一说。
到了成化、弘治时期，台阁书法已渐渐走向穷途末路，变得僵硬刻板，毫无生命力；书法家们也认识到台阁体的危害，转而师法晋唐，以畅情适意、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重又开始抬头，并逐渐成为明中后期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书法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成化、弘治时期台阁体渐次消弭、过渡、转变的阶段，以李东阳、沈周、吴宽为代表；正德、嘉靖时期以吴门书法为主体的真正代表明代中期书法的又一书法昌盛时期。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人为代表。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为官清廉刚直。他在篆书、楷书、隶书、行草书上都下过很深的功夫，对自己的篆书很自负，说：“李斯、李阳冰之后，就算小生我了。”然而他成就最高的应该算草书：笔法圆转瘦硬、骨力雄健、气度高旷。用笔方式与明代其他草书家不同。作品有《自书诗卷》等。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人称“祝枝山”，因为右手生有六个手指，所以又号枝指生。长洲（今苏州）人，任过南京应天府通判，所以又有“祝京兆”之称。他的诗文书法，才气横溢，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号称“吴中四才子”。书法造诣很深，各体兼能，蜚声艺坛，与文徵明、王宠并称“三大家”。陈道复为后起之秀，又称为“吴中四家”。他的书法博采晋唐各家的长处，并有自家面貌。主要成就在于狂草和楷书。狂草来自怀素、张旭，更多的是接近黄山谷，提按和使转的笔法交互使用，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很紧，形成一种汪洋恣肆的视觉效果。更难得的是楷书又写得相当严谨，有晋唐人的古雅气息。这种反差很大的综合素养与唐代的张旭十分相似。作品有楷书《出师表》、草书《自书诗卷》、《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赤壁赋》、《杜甫诗轴》等。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也作璧），徵明是他的字，后来又改字徵仲，别号衡山，自称衡山居士。长洲（今苏州）人，五十四岁时才做了个翰林院待诏的小官，早年因为字写得不好而不许参加乡试，因而发愤图强，终于成为诗、文、书画方面的全才。绘画方面，与弟子成为“吴门派”；又和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书法各体无一不精，尤其以行书、楷书为人所称道，在当时名重海内外，并且因为他享年高寿（将近九十）、年高望重，门生有多，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儿子文彭、文嘉在书法上也很有成就，其中文彭还是明清篆刻的一代宗师。
文徵明的小楷特别精细工整，主要来源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和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法度谨严、笔锋劲秀、体态端庄，风格清秀俊雅，晚年八十岁以后的小楷，尤其见功夫。行书主要学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智永，运笔遒劲流畅，晚年大字学黄庭坚，风格变得苍劲秀逸。他的传世墨迹很多，有小楷《前后赤壁赋》、《顾春潜图轴》、《离骚经九歌册》；行书有早期的《南窗记》，中期的《诗稿五种》，晚期的《西苑诗》。他的所有的作品，都笔笔工整，即使是快到九十岁时，也是如此，这在我国书法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苏州人。生性放荡不羁，自己刻有一章“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书画都不错，但在他的字中又看不出一丝狂态，字主要学赵孟副，另外加些李北海的笔意，笔画婉转流畅，风格俊秀潇洒；没有丈夫气，倒有女儿态——他的内心应该是温柔的。代表作有《落花诗卷》，及一些题在画上的诗文。
王宠（1494——1533），字履吉，号雅宜山人，江苏吴县人。擅长行、楷书，楷书来源于智永、虞世南，拙中带巧，以拙取胜，既秀媚、又潇洒。作品有楷书《辛巳书事诗册》，行书《李白古风诗卷》、《石湖八绝句卷》等。
陈淳（1483——1544，另一种说法是1482——1539），初名淳，字道复，后来以字行，自号白杨山人。长洲（今苏州）人。书画学于文徵明，擅长写意花卉，与徐渭并称为“青藤、白阳”。书法以行草书成就最高，早期小字行草风格接近于文徵明，用笔精细；后期一变为率意纵横，草书的抒情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他是明朝书法由中期想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性的关键人物。
3.明代后期书法 --- 明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市民阶层逐渐扩大。长久以来的封建正统意识、价值观念——从孔孟之道到朱程理学都受到猛烈冲击，新的美学观、价值观正在兴起。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如李贽、袁宏道等，他们认为艺术在于抒发个人情性、独抒性灵。这种求异的美学思潮与仍在继续发展的封建正统美学一起，相互斗争、相互影响，促使思想界，艺术界呈现丰富多彩的格局。
也正是在这种时局下继续向前发展的。这时涌现了一批大师，如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
徐渭
（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或作天池山人，晚号青藤居士，或署名水田月，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自幼聪颖过人、天才超逸而又愤世嫉俗。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并且懂兵法。自称“我的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章第三，画第四”。这样一个天才一生却极不得志，晚年更是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他的草书，纯粹是个人内心情感的宣泄：点画狼籍，不计工拙，象突然而至的大风雪，象烟云缭绕的远山。他用的笔法并不复杂，但整体气势汉人，所有的才情、悲愤、苦闷都郁结在扭来扭曲的笔画中了。代表作有《青天歌卷》、《咏墨磁轴》、《题画诗》等。
董其昌
（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这也是个全才式的人物，诗文书画都很精通，绘画方面倡导“南北宗论”，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谈论不休的话题：他的书法广泛学习古人，开始学唐人，后来觉得唐书不如魏晋，于是又改学钟繇、王羲之，最后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种风格：圆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比较松弛，墨色也很清淡，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布局很疏朗很匀称。整体上有种飘飘欲仙的味道。追求‘士气“和“文人气”。如果说明末其他大师在于注重表现个人情感的话，那麽，他是力追古法。他很自负，看不起前辈文徵明、祝允明等人，把自己同赵孟頫相比，说自己平时写字随便，如果认真书写，赵孟頫的字也应该输他一筹；又说，赵孟頫的字因为写得熟练而显得俗气，他的字因为有点“生”而有秀态。的确，在境界上，他的境界更高远。
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早期小楷《月赋》，晚期的《三世诰命》；行书有《李白月下独酌诗卷》、《前后赤壁赋册》等。
与董其昌审美趋向大致接近的还有邢侗、米万钟等。
张瑞图
（1570——1644），字长公，号二水、又号白毫庵主。福建晋江人，他比徐渭的仕途要顺利的多，年纪轻轻就升到学界最高层，但最后却因为牵扯进魏忠贤集团而退出政坛，留下千古遗憾，晚年遁入空门，以诗文自娱，为后世留下不少书法珍品。他的书法，以露锋起笔，转折尖锐，结构上下左右错动，有跳荡之势，形成一种新奇的节奏感，似乎暗示了当时社会局势的不安定和他心中纠结不安的心境。代表作有《杜甫球兴八首试卷》、《醉翁亭记》等。
明末最后两位齐名的书法名家是黄道周与倪元璐。
黄道周
（1585——1646），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州人，南明弘光帝时任礼部尚书。后来被清俘虏杀害。擅长书画，是晚明的草书大家。他的草书，行笔转折刚劲有力，结构纵横奇肆；楷书主要学习钟繇，比起钟繇的古拙厚重来，显得更清健逸秀。隶书也不俗。代表作有楷书《张溥墓志铭》、草书《洗心诗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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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元璐（1593——1643）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曾任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李自成进京后，他自缢而死。是个忠臣。行草书很有自家面目：线条刚劲秀逸，结构挺拔，气魄宏大。传世作品有《行草七绝诗轴》、《舞鹤赋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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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明代书法，在承接元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此时期书法家们大都取法高远，以晋唐以前为学习对象，并有新的个人面目，到明末更是到了个性化的高峰。为清代书法纷繁复杂的局面的先导。《七》五代书法 概述
五代和宋代的文人促进了书法的发展。印刷术的发达使书法家从单纯的功能性书写活动中解放出来，书法艺术特性被进一步强调。宋元时代的书法可以说是行草时代。宋代书法家在楷书和狂草方面不及唐代书法家，但在行草书方面却表现出鲜明的文人个性和品质，开一代新风。法帖的普及使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艺术具有绝对的典范意义。但宋代重要书法家不同程度地受到具有变革意义的中晚唐书法的影响，特别是颜真卿的影响。此外，宋人对金石学的重视和研究也使书法和篆刻艺术置于更大的历史尺度之下，汲取了丰富的源泉。
由于战争连年不断，士大夫皆无暇留心翰墨，因此书坛较为冷落。但中唐以来的书法革新浪潮影响深远，五代时期杨凝式的书法，实现了由唐至宋元的重要转折，为宋朝"尚意"书风的崛起，作了铺垫。杨凝式之外，还有李煜、徐铉等有成就的书法家。
杨凝式（873－954年），字景度，号虚白，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唐昭宗时进士，官秘书郎，后历仕后梁、唐、晋、汉、周五代，官至太子太保，世称"杨少师"。因为对时局的混乱，政治的多变极为苦痛，杨凝式性格狂放不羁，故人称"杨风子"（即杨疯子）。久居洛阳，好游佛寺道观，兴起时常在粉壁上题字，当时洛阳寺观随处可见他的书迹。
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颜真卿，后又学习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一变唐法，用笔奔放奇逸。无论布白，还是结体，都令人耳目一新。其代表作有《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等。
《韭花帖》是他流传于世的代表作，是用行书书写的信札。内容是叙述午睡醒来，恰逢有人馈赠韭花，非常可口，遂执笔以表示谢意。此帖的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兰亭集叙》的笔意。而《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则深得颜真卿《祭侄稿》的神髓，错落有致，气势开张，一股朴茂雄浑之气扑面而来。狂草《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均藏于故宫博物院）则更加恣肆纵横，变化多端，点画狼藉，线条扭曲不安，一股对时局不平的郁勃之气跃然纸上。《神仙起居法》在草书中，时时夹入一些行书，后人称为"雨夹雪"。
杨凝式被视为历来承唐启宋的重要人物。"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深受其影响。
李煜（937—978），即南唐后主，字重光，酷爱书画。他书法传二王执笔法，称为"拔镫法"。擅长行书，喜欢使用那种虬曲而颤动的笔法写字，被称为"金错刀"。作大字不用笔，卷帛而书，被称为"撮襟书"。他的墨迹流传很少，南唐画家赵幹《江行初雪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上的一行标题被认为是他的真迹。他曾出示南唐秘府所藏的书法作品，命徐铉刻成《升元帖》，供人欣赏和临习，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法帖。今已不存。
徐铉（916－991年），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曾在南唐为官，后入宋。在南唐时即以文翰知名，精于文字学。他擅长李斯小篆，也工于隶书。他与其弟徐锴是当时最杰出的篆书书法家，被称为"二徐"，他们考订了《说文解字》。此外，北宋淳化五年（994）重刻秦代《峄山刻石》，即根据徐铉的摹本。徐铉所书的篆书，映日视之，笔画中心有缕浓墨，因其笔锋直下不倒侧，故笔锋常在画中，故人也称其如"屋漏痕"、"锥画沙"。
1.宋代书法北宋统一以后，宋太祖对书法并未给以重视，更没有像唐代那样采取各种措施。因此，一些士大夫也就漠然对待。欧阳修曾这样感慨："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 尽管如此，宋代书法在延续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突破唐人重法的束缚，而以自己为主，以意代法。努力追求能表现自我的意志情趣，形成"尚意"书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的"凡书画当观韵"，强调"韵胜"，皆是此意。其二是有意将书法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宋代书法大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画家。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不仅认为书画和诗一样，是表现自我的手段，而且强调文学修养对提高书法艺术的作用。
宋代法帖
法帖是指汇刻名家书法墨迹在石、木版上并拓印成可供人们学习的墨本。此前，南唐已有《升元帖》、《澄心堂帖》等法帖。宋代最早的法帖是《淳化阁帖》。此后刻帖的风气渐盛，又有了潘师旦摹刻的《绛帖》、希白和尚摹刻的《潭帖》，由蔡京负责摹刻的《大观帖》等。《宝晋斋法帖》等宋代法帖。
宋太宗即位后，才开始书画作品的收藏，购置古先帝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整理编刻了一部法帖，赐给大臣。这部法帖，因为是在淳化年间所刻，所以称为《淳化阁帖》。《淳化阁帖》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第二、三、四卷为五代名臣法帖，第五卷为古代各家的法帖，第六、七、八、九十卷为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作品。 "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占了一半，所以宋初的书法风格受到"二王"的影响。但是，作为临摹而刻制的法帖，毕竟不能与名家书法作品原作相比；而且，王著编刻《淳化阁帖》时，所依据的书法作品也有一些并非原作，而是赝品。
直到宋四家时（仁宗庆历到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他们力主由唐溯晋，屏除帖学，宋代书法才为之一振。
米芾在《书史》中分析说："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取用科第。自此惟趋时贵书矣。"宋室南渡后，如《书林藻鉴》讲："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其风靡有如此者。"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书法家能够按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去继承、革新的就不多了。所有这些，都限制和影响了宋代书法的发展。
宋代的金石学宋代金石学已经相当兴盛，，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陈思的《宝刻丛录》、洪适的《隶释》、《隶续》都是宋代有代表性的金石著作。金石学的兴盛反映了宋人对古代铭刻的兴趣，这对书法和篆刻艺术有一定的影响。
2.元代书法
自从成吉思汗统一了各蒙古部落以来，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横扫亚欧大陆，先后灭西夏、金，和南宋，最后统一了整个中国。统一之后，元朝的统治深知：在马上得天下，未必能在马上治天下，所以十分注意文艺教化。重开科举制度，广泛选拔人才；复兴儒学；同时也大兴宗教，各种宗教信仰在这个时代同时并存。这些，对当时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下太平了，蒙古族的统治者也开始热爱舞文弄墨。元仁宗图帖睦尔建立了奎章阁－－专门的书画鉴藏机构，请侍臣为他鉴定书画，象我们后面所要提到的书画家，如柯九思、虞集等人就曾任奎章阁学士；另一方面，汉族知识分子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多少感到压抑不适，更加倾心民族文化。这样，书法艺术非但没有凋落，而是继续滚滚向前发展。
一．温雅平正、复古求新的元初书法
书法发展到南宋，因为延续北宋以来“尚意”书风的余响——热衷于表现书法家自己的胸中意气而忽视技法——而南宋书法家一方面没有北宋书法家那样的才情，又没有深厚的技法功底，因此南宋书法渐渐地走上末路。这时候，元代书坛巨匠赵孟頫高举起“复古”的旗帜，主张学书法应该避开唐宋，要向更远的晋朝书法大师学习，并身体力行地施行。最终，赵孟頫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太祖十世孙。这是个复杂的人物。他是宋朝皇室的后代，却做着异族朝廷的官，虽然地位很高，实际并不受重视，心里很苦闷，只是一味地吟诗作画。他是中国文艺史上少有的全才，大概只有宋朝的苏东坡、清朝的董其昌可以和他相提并论。除书法外，他还擅长绘画，精通文学，通晓音律，熟谙道释。是他，最先将“诗、书、画”三绝合为一体。不仅如此，他的家族中也出了不少艺术名人：他的妻子管道升、他的儿子赵雍都精通书画，他的外甥王蒙是著名的“元四家”之一。
赵孟頫的书法，成就最高的是楷书和行书。传世的楷书名作有《胆巴碑》、《湖州妙严寺记》、《仇锷碑》等；小楷有《汲黯传》等；行书作品不少，如《洛神赋卷》、《赤壁二赋帖》、《定武兰亭十三跋》等。他作品最主要的特点，无论楷书还是行书，都很工整，四平八稳。温和、典雅是他书法的主要特色。虽然他对晋人书法下过很深的工夫，但晋人书法中精妙的用笔，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体现；或者说，他将晋人笔法的精微之处大大加以简化了。尽管如此，他的作品总是洋溢着一种高贵、典雅的气息。这完全是他深厚的学问、修养所致。
他的书法成就和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不仅同时代的一些名家如邓文原、鲜于枢纷纷以他为榜样，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清代的刘墉、乾隆帝也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整个元朝书法，几乎都笼罩在赵孟頫的庇荫之中。可以说，他是个上承晋唐，下启明清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式人物。他是继王羲之、颜真卿之后再中国书法史上第三个影响深远的大师。
元初另一位书法名家是鲜于枢（1257——1302），一种说法是（1256——1301）。字伯机，号困学民、直案老人、直奇老人、虎林隐吏等。河北渔阳人（今天津蓟县），居住在杭州。与赵孟頫有“南赵北鲜“之称。他的书法成就，主要在于行草。草书学怀素并能自出新意。他的执笔方法很有特点，使用独特的回腕法；喜欢用狼毫，写字强调骨力。的确，他的行草书骨力劲健，真力饱满。行笔潇洒自然。赵孟頫对他很推崇，说：“我当年同伯机兄一块学草书，伯机超过我太多了，极力追赶也赶不上。现在伯机死了，大家都说我书法写的好，不过是在没有佛的地方称尊罢了。”如果说赵孟頫的字骨少肉多的话，那麽，他的字骨多肉少。虽然他学的是唐朝人怀素，但他的字里，更多的是元朝人的东西：无论是笔法的丰富性，还是节奏的复杂性，都比怀素有所简化。这一点大概是元朝书法共有的特征吧。
他的代表作，有《王安石杂诗卷》、《进学解卷》、《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卷》、《苏轼海棠诗卷》等。与赵孟頫、鲜于枢并称为“元初三大家”的是邓文原
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匪石，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元史》上说他是一个廉洁的官吏。书法风格，尤其是行书，很象赵孟頫。章草很有个人特色，与古人皇象、索靖的质朴相比，他更流利矫健。代表作有《临急就章卷》等。
柯九思、虞集、揭傒斯都曾在奎章阁任职，从事鉴定书画的工作，不仅对书画有极高的鉴赏力，书法也都称雄一时。柯九思书法学欧阳询，结构紧密、姿态峭拔，有时还有写经体、汉简体的笔触，显得很有古意。代表作有《独孤僧本兰亭帖跋》等。
二． 元中后期书法的变奏 元代中期以后，江南爆发了农民军起义，还有关于帝位的宫廷斗争，社会开始不太平了。这些，对艺术家的创作心态、书法面目都有极大的影响。象杨维桢的粗头乱服，倪瓒的尖峭冷逸，都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时局的曲折反映。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会稽人（今浙江绍兴）。他生活在元末大乱之际，浪迹在山水之间，行为放荡，与陆居仁、钱惟善被称为“元末三高士”。他的书法取法很高，来源于汉晋，对索靖的章草很有领悟，而且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这从他的作品《游仙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可以看出。
大画家
吴镇、倪瓒也可以说是这个系统的代表。
吴镇（1280——1354），字仲奎，号梅花道人，浙江嘉兴人。他的草书很有成就，用墨湿润秀逸，笔调轻盈潇洒，独树一帜。
倪瓒的楷书下笔尖峭，速度悠缓，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闲散情调，冷冷的、幽幽的，好象不食人间烟火——典型的隐士形象。他们的作品大多题在画上，更是相得益彰。元亡后入明朝做官的危素书法也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如元初的耶律楚材，中后期的康里巎两人。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是辽代的宗室，是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也是元初推行汉文化的中坚人物。如果说赵孟頫等人是受晋唐书法影响，那麽，他的字主要受惠于离他不远的宋人：点画比较粗率、缺少文人气，倒也表现了蒙古人纵横草原的豪情。
康里巎（1295——1345），字子山，号正斋，色目康里部人，幼年时在皇家图书馆受过充分的汉文化教育，后来做过文宗和顺帝的老师。他是个廉洁、正直的大臣，字也写得爽利干脆，用笔速度较快，往往在最后一笔用力一挑、或一顿，这样难免显得有些刻露——他的成就主要在行草，代表作有《谪龙说卷》、《李白试卷》、《述笔法卷》等。
纵观元代的书法，大致有如下特点：
主张复古。以赵孟頫为首的书法家，认为书法应该学宋以前的东西，宋代书法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不值得效法。因此，元代书法一直笼罩在晋唐古法之下，没有重大进展。倒是元末的书法家能够放开胸襟，写自己之想写，发自己之想发，为明代草书大家的出现开辟了新声。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也是此时书法的特征之一。元朝统治者以武力征服了汉人，而在文化上被同化、被反征服，之后相互交融。少数民族书法家有辽代的耶律楚材，蒙古的文宗、顺帝，还有色目人康里巎。元朝政府还设置了奎章阁等文化机构，这些，对书法的发展无一有着很大的作用。
书体的全面复兴与“诗、书、画”的结合。元代书法家在重视复古的同时，还重视各种书体的修养。赵孟頫就是个典型代表——只要看看他的《六体千字文》就知道了。象章草，自从魏晋以后就很少人写了，而元代却出了一大批章草高手。至于篆书和隶书，水平倒不是很高——即使是赵孟頫。但他们毕竟做出了努力，意义也正在于此。
诗、书、画的结合也是由赵孟頫开始的。这在艺术品的形制上是个突破。表现力更加丰富，更具有观赏性。不仅如此，元代一些书法家还热衷于篆刻，文人自己动手刻印，既篆且刻，也是从这个时代的王冕开始的———这翻开了篆刻史新的一页。此后，印章成了中国书画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诗、书、画、印成了后代书画艺术家必备的修养。
元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继承上，它避开了宋朝的流弊，远接晋唐，取法很高，对古典传统做了深入的学习，并创造出鲜明的时代风格。对后来的明清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六》隋唐书法 概论：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国，和之后的唐都是较为安定的时期，南帖北碑之发展至隋而混合同流，正式完成楷书之形式，居书史承先启后之地位。
唐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动乱局面，国初二十年形成了文治武功的“贞观之治”，此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开元时期更是呈现出超越两汉的空前兴盛气象。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初唐书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此后有创造性的还有李邕、张旭、颜真卿、柳公权、释怀素、钟绍京、孙过庭。唐太宗李世民和诗人李白也是值得一提的大书家。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代书法艺术，可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初唐以继承为主，尊重法度，刻意追求晋代书法的劲美。中唐不断创新，极为昌盛。晚唐书艺亦有进展。
唐太宗李世民极爱书法，特别崇尚王羲之书迹，朝野上下，均以太宗意趣为准，崇王之风，极盛一时。他在《论书》中说：“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又认为学王字“先须知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论》，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勿令有死点死画，方尽书之道也。他还认为“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他对运笔的要求是：为点必收，贵紧面重；为画必勤，贵涩而尽；为撇必掠，贵险而劲；为戈必润，贵凝尽而右顾；为怀必郁，贵蹙锋而总转；为波必桀，贵三折而遣笔。时书法原理和书写技巧讲得很透彻。以后武则天，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乃至南唐后主李煜，都是书法家和书法倡导者。
唐代最高学府有六种，即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书学，专门语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是唐代的创举。历朝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中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是书法大家。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的“二王颜柳”余韵。
1. 隋唐书法——隋代书法 概论：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国，和之后的唐都是较为安定的时期，此时期打通的大运河到现代仍有极大的通航价值。南帖北碑之发展至隋而混合同流，正式完成楷书之形式，居书史承先启后之地位。
隋代的国祚甚短，书家、书迹等也不多，无法创造辉煌的成果，只好把位置让给之后的唐来创造奇迹了。我想隋代是可用「流星」的短而灿烂性质而譬喻，传世的书迹中亦有可观的，且隐约可窥见唐代时欧、虞、褚、薛、徐、李、颜、柳等人的精诣，整齐之中仍有古味，以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苏孝慈碑等为代表。
发展：
龙藏寺碑龙藏寺碑：
乃王孝僊于隋文帝开皇九年，立于河北正定县龙兴寺内，共十三行，每行五十字。书家无法肯定，但据碑末文，推断为张公礼的作品。此碑已是十分成熟的楷书作品，后人推为隋碑中的第一，笔画工整圆劲，楷法谨严，结体平正，与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笔法酷似，为唐楷之先声。
启法寺碑与丁道护：
于隋文帝仁寿二年立于湖北襄阳，由周彪撰文，丁道护挥毫，是隋代诸碑中少数有书人署名的。丁道护这个人可大大的有名，是隋代融合南北书风的代表人物，融合众家长处发展出自己的面目，传世书迹有启法寺碑和兴国寺碑﹝宋时佚，只余拓本﹞。官至襄州祭酒从事，谯国人。
丁道护这两块碑都是极成熟的楷书，间架平正，法度谨严，实为唐楷之先导，就算放在唐楷间也丝毫不逊色，可隐约见到唐代书家之笔法。
苏孝慈墓志：
乃隋文帝仁寿三年所立，清光绪十三年于陜西蒲城出土，石仍完好，字也十分清晰。此碑楷法成熟而工整，方中带圆，字体又小，兼有南帖之绵丽和北碑之峻整，集秀丽与雄劲于一身，由此可见，唐代的楷书在隋时已定下根基，风格和欧相近，章法整齐，结体平正。
2.楷书的发展——初唐 概论：初唐书风最胜，几个皇帝都是箇中高手，唐太宗以帝王之尊，大力提倡书法，特意遵祟王羲之，并搜访天下名书迹，君臣相扇之下书风鼎盛，更开设「书学」，以书取士，所以读书人自然个个发愤练字；据说科举时文章内容再好，字丑也是没有用的。
太宗本身就写得一手好字，工隶书、飞白，行草得二王之妙，也学虞世南行书。所传之「温泉铭」便是以行书入碑之作，颇具二王之风。
帝王之提倡，再加上当时社会安定，民生富足，正是发展文化的大好时机，书家辈出。成名当代，流名千古的「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就是此期之代表。
发展：
欧阳询：
字信本，潭州人，生于陈武帝永定元年，卒于贞观十五年，享年八十五岁。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率更令，因此又称「欧阳率更」。他博取众长，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兼善众体，在当时甚至还「扬名国际」，声名远播高丽，太宗也十分赏识他。欧阳询的书法以「武库矛戟」与「劲险」为特色，正书以九成宫为本色，而化度寺温润含蓄，成就最高；小楷则稍具姿色，以千字文为化表，行草虽不算顶清雅，仍有「跌荡流动」之势，以史事帖为代表。
虞世南：
字伯施，越州余姚人，生于南陈武帝永定二年，卒于贞观十二年，享年八十岁。官至秘书监，获赐永兴县子，世称「永兴」、「秘监」。博学多才，德高望重，太宗以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曰五绝。学书于智永，得其精传。
其书近法智永，算是二王之远亲，又偏工行草，得于南帖特多。其隶、行、草皆妙，但流传书迹甚少，正书仅孔子庙堂碑，行书有汝南公主墓志铭，草书则有积时帖为代表。
褚遂良：
字登善、河南阳翟人，官至尚书左仆射河南公，世称褚河南。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卒于唐高宗显庆四年，享年六十四岁。博学通识，具王佐之财，亦是忠谠之臣。少学虞世南书，长则祖述右军，尽得其妙，兼取众美，自立门户，与欧、虞鼎立。
登善的面目最多，变化也最大，正所谓「一碑有一碑的面目，一碑有一碑的风神」也。其正书比欧、虞婉美劲逸，如伊阙佛龛，尚存隶意，气调浑古，而雁塔圣教序记，房玄龄碑成就最高。行书则温润似永兴，以枯树赋为代表。
薛稷：
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终年65岁，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官至札部尚书，太子少保。他在外祖父魏征家见到虞世南和褚遂良的书迹，锐意临仿，不久遂以书法名扬天下。
他的书法用笔纤瘦，结字疏朗，自成一家。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就是由薛稷书法演化而成。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称初唐四大书家。传世书迹有《杏冥君铭》、《信行禅师碑》。 3.楷书的发展——中唐 概论：初唐三大家风格虽异，然祟尚瘦劲，大家都如此，遂演成风气。开元后，书风丕变，极力矫正少肉之病，渐渐的便脱了三王气息，开创唐代特有之面目，照耀书吏。此时期之书家，前有李邕，后有颜真卿，足以和初唐三大家抗衡。北海﹝李邕﹞虽未脱瘦劲，但以行书入碑，别具一格，时有写碑八百余之称。鲁公﹝真卿﹞则纳古法于新意中，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使楷书笔法，穷尽变化，臻乎出神入化之境。
发展：
李邕：
字泰和、扬州江都人。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卒于玄宗天宝六年，享年六十九岁。尝为北海守，世称「李北海」。其父名善，以注文选享名。北海资质极好，才力过人，且刚毅忠烈，嫉恶如仇，文名尤盛，世以「文章、书翰、正直、辞辩、义、烈」为六绝。工于翰墨，初学右军书，深得其妙，复脱弃旧习，参以已意，所以笔力清新。博取众美，自成一格，从「书中仙手」、「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等称美中可看出他的成就。
李邕的书法，大概是有二王的韵致，而稍变形态，使笔画便加礼腴。尤以「行笔入楷」，气势飞动，飘逸多姿而又笔力万钧。
传世书以李思训碑，岳麓寺碑最着。
颜真卿：
楷书至颜真卿而丕变，而其书实源于徐浩，两者笔法实颇有相似之处。盖真卿之笔法，实前有所承。
真卿字清臣、临沂人，颜师古的五世从孙。官至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世称「太师」、「鲁公」，又曾为平原令，所以也以「平原」称之。生于唐中宗景龙元年，卒于德宗贞元元年，享年七十八岁。鲁公生性耿介，为忠臣烈士。小时候家里贫穷，没有纸笔，以黄土书墙学习，初受书于张旭，深得其笔法；并兼及初唐三大家书，深得其妙。由此可知颜真卿以当代书植其基，其后便追上魏晋，颇得二王胜处。
他博取众体之精，并融贯已意，使楷书臻于极境，至今尚不能脱其藩离，正所谓「闲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
鲁公是书史上居承先启后地位的伟大人物，他的正书，向以博厚雄强着称，「锋绝剑摧，惊飞逸势」，以颜世家庙碑为代表；至于摩崖大家，气势磅礴，以大唐中兴颂最着；至最高境界，表现冲和淡远之韵致者，则推李玄靖碑。行草道劲秀挺，古意盎然，以祭姪稿为第一。
徐浩：
字季海、越州人，工翰墨，声飞当代，肃宗时四方诏令皆出自其手。「用笔劲正有而心圆」，确实是真卿之本，以不空和尚碑为代表。此碑笔画肥厚，起笔、收笔及转折处皆趋圆劲而富变化，结体平正宽博，酷似鲁公笔法。
4.楷书的发展——晚唐 概论：中唐的颜真卿将楷法发展至无体不备之颠峰状态，其后的书家一味仿拟，毫无新意可言，书风而盛极转衰，伏下求变之转机。
元和后，出了个柳公权健身美容班，他力矫当代肥俗之病，复主永瘦劲，将颜筋使转顿挫之法加以夸示，削肉存骨；而棱角尽露，书亦坚劲无比，遂使晚唐书风又变，与鲁公并称，后世有「颜筋柳骨」之誉。但那时已是唐未，国祚已衰，书道亦随之沉滞，后继无人，柳体又成绝响，这个时期就只有柳公权可以做代表了。
发展：
柳公权：
字诚悬，京兆华原县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卒于懿宗咸通六年，享年八十八岁。博贯经术，通音律，元和中进士及第，官至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开国公，追赠太子师。
诚悬学习书自二王入手，其后遍取前代书家之长；其书之样貌，虽与鲁公肥瘦殊异，而笔法实同。博览众长，运已意于新体，遂自成一家。
一生得穆宗、文宗、宣宗三朝之宠，当代公卿之家所作碑志，若未得诚悬书，便有「子孙不孝」之讥。外夷闻其书名，往往以货贝具购其字，是以外扬中外，更甚于北海。笔画细瘦之中，仍运用颜筋使转顿挫之方法，故运笔之迹外露画外，倍觉棱角崚厉，但不免有剑拔弩张的感觉（李后主曰之「失于生犷」）。然真正柳书之至者，仍是锋芒略敛以平正得势者；「神气清健」，正是柳书本色。
传世作品以神策军纪圣德碑为代表，而成就最高的则推金刚经了。 5.隋唐书法——狂草 概论：狂草的成就，是唐代书法高峰的另一方面的表现。代表人物是张旭和怀素。
发展：
张旭：
字伯高、苏州吴人，闻名于玄宗开元、天宝间，和贺知章是好朋友，颜真卿少年时曾拜他为师。官至长史，世称「张长史」，任性豪放，不拘细节，好酒嗜书，大醉时呼叫狂走，甚至「以颅墨而书」，时称「张颠」。唐文宗时，以李白歌诗，斐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可明白他的造诣。
张旭的草书自成一格，而奠基精楷，得欧、虞、褚之精，取法初唐诸家，故其书狂纵而不踰法度，古劲绝伦，为世所叹服，兼能取众美，以楷书为本，更出已意，乃有空前之成就。
伯高传世的书迹有郎官石记﹝正书﹞，戏鸿堂帖所收之秋深帖、步虚词；尚有悲清秋赋、肚痛帖等，以古诗四帖墨迹为代表。
古诗四帖﹝肚痛帖、千字文残帖附﹞：
伯高狂草以古诗四帖为，此帖的内容包括了步虚词二首，王子晋机、巖下老公四五少年机，共四首，书于五色纸上。
观巖下老公四五少年机之笔画略丰，多处乾笔飞白，苍劲有力。笔势放纵，常一笔直下，绝逸之极。伯高草书，有晋宋遗风，且以精楷为基础，故所做草书虽千奇百怪，但细查其笔法，一点一画无不规矩，正是伯高本色。所傅诸帖皆是同一笔法。
自张旭以来名家辈出，如怀素、郑度、邬彤、释高闲、释亚栖等，而以怀素最为出色。
释怀素：
释怀素，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人，后徙家京兆，为玄奘三藏之门人，生于玄宗开元年间，卒年不详。生性放纵，精意翰墨，独能继伯高之绪，与之并称一代狂草之冠冕。书风遍取当代名家人，而得于张旭，二王独多，尤能独创新意，临池之工精深，遂与张旭齐名，以自叙帖，小草千字文为代表。
自叙帖：
自叙帖为藏真狂草不朽之作，时四十一岁，乃盛年精意之书。此帖以变幻飞动之笔，自抒学历及成就，气象万千，纵横无涯，淋漓痛快，虽然有点自负，但人无异论。
其笔画劲瘦，字与字多属连属，奔放而运笔仍逐步顿挫，转折合度。上下连技同气，左右俱顾盼之姿，字行布白宽綼，意趣精深，且法度俱备。
小草千字文：
这是怀素晚年由奔放入清淡疏远之杰作，全帖无自叙帖之纵放奇趣，而气调尤为清逸。其笔画已无任意牵连之迹，各字多独立，运笔较收敛，且中规中矩，字体大小一致，字行宽绰，堪称草书极品。
怀素之后，狂草亦盛，尤以释氏为然。
在中国古代书论中，不论是对篆、隶、行、楷，还是对草书的论述，大多是以自然景观或某些现象作比，加以形容和描述，读者要靠一种生活感受、生活经验去领悟，才能欣赏和理解。书法实在是一种很玄奥的艺术，尤其狂草，书写者往往是充满激情，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完成的，读者从墨迹中隐隐地感受到某种情绪。这其实正是一种表现主义艺术的特点，狂草产生于唐代，当时的绘画基本上属于工笔重彩的表现形式，范山模水，描眉涂目，都须凭藉理性在较长时间里才能完成的。即使如吴道子那种带有表现主义成分的画法，也终归要受到物形的限制，并不是能够完全放开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从书法中出现了狂草，则可以借用来比较充分地表现情感或情绪。这恐怕是表现主义书法产生的主要缘由。
在张旭和怀素以后，历代都有草书大家出现，如宋代黄庭坚、明代祝允明、徐谓、王铎，清代傅山，现代林散之等。每一书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融进了自己的个性。
书法知识《五》--汉代书法
汉代书法： 概论：汉代从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四百二十六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
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康有为曾说：“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广艺舟双楫·说分》)给以较恰当的评价。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隶书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作为书法艺术，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前人称篆书笔法为“玉箸”，即玉作成的筷子，横平竖直，均匀圆润。字的结体规矩严谨，较少变化。隶书则不然，它的点划分明，粗细有致，波画有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用笔有方有圆，或方圆兼济。结体或险峻跌宕，坚挺雄健，或秀丽工整，圆静妩媚，或坚守中宫，凝重端庄，或大开大合，意气飞扬，可谓千变万化，各臻其极。这真是书法史上瑰丽的一章。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代隶书，都是凭当时刻在石碑上而保留下来的。可惜当时书丹的作者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铭文内容为其命名，例如：《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孔宙碑》、《石门颂》、《华山碑》、《曹全碑》、《西狭颂》、《张景碑》、《张迁碑》等等。
汉代书法，除碑刻外，还有书写在木板（北方）和竹板（南方）上的汉简。简板上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肃穆、气势恢宏，而是活泼灵动、变化多端，甚至漫不经意，富于幽默感。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那么，汉简则如同写意。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甚至草率。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 1.汉代书法——汉古隶 概论：古隶和小篆之关系就如同猴子和人，乃是蜕变而来，特征在改变笔画之曲线成直线，并予省略，变圆为方，由连而断，且富有粗细之变化，由繁趋简，书写亦更加便捷，为小篆至八分之关键。
但传下来的书迹甚少，以刻石和碑为多，武梁祠画像中亦有古隶者。
发展：
帛书老子乙本：
为惠帝和吕后执政之间的古隶「陪葬品」，它的主人因太过珍视它而带它入土，也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它。书体篆意尚存，章法有直行而无横行，秀丽之中尚存古意。
竹简孙膑、孙子兵法﹝汉简附﹞：
这二书也为陪葬之物，看来我们得感谢古人的陪葬制度了。年代大抵为西汉前期。两者笔迹不同，当是出于不同人之手；竹简孙膑的字体仍混有极多篆书笔法，孙子兵法的篆法殆已净尽，笔画直，间架平正。两者相较的话，一以古质取胜，一以妍华擅美，皆是古隶上品。
鲁孝王刻石：
今尚存曲阜孔庙之中，全文仅「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笔画已由圆变方，字体仍属高长，结构别于小篆，乃藉于小篆、八分之过渡书体，古朴纯厚。
另尚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开通褒斜道刻石﹝这是摩崖大字﹞，祀三公山碑等遗墨。 2.汉代书法——隶书的发展 概论：汉朝自公元前206年高祖建立天下，经过60余年的治理，出现了“汉武”盛世，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得到了长足进步，造纸术的发明，对文字的发展，影响深刻。西汉初，朝廷就把隶书定为学童应试的内容之一，成绩好的可以做官。当时的“史书令史”，就是擅长写隶书的官职。汉人称汉隶书为“史书”。据班固《汉书》记载：元帝“多才艺，善史书。”孝成许皇后“聪慧，善史书。”隶书的重要特点是笔画平直、结构方正，几种笔画较为固定，为汉字书写定为不变的形态。
再有就是改造合体字的偏旁，并使它固定统一。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偏旁和原独体字一样，位置也不太固定。为了字的方整和书写便利，隶书把用做偏旁的独体字规定特殊的形态，同时又把许多原来不同偏旁的篆字固定为同一偏旁，如“英”、“樊”、“莫”、“真”、“奠”等字，原篆字字底皆不相同，隶字把它们统一为“大”字底。又如“泰”、“秦”、“春”、“奉”等字也是隶变后才统一为“夫”头的字。
这样就使得隶书较篆书易记、易写，适应了时代日益发展的要求。
发展：隶书的定型也有自己的发展过程。从大的方面说，隶书有秦隶和汉隶的区别。秦隶的形体，从出土文物中的权、量器的诏版上还可看到一些特点。这时隶书结体还是纵势长方的，字的大小不拘。有人称此隶为“古隶”，西汉初期仍沿用这种字体。
隶书随着时代而逐渐改易，到了东汉，形成了定型的汉隶。特别是到了汉恒帝、灵帝时期（公元174～189），汉隶达到极盛时期。汉隶定型的字体，主要是指此时期的字迹。
定型的隶书在书法上形成了自己风格。在用笔上方、圆兼用，藏锋、露锋诸法具备；在笔画形态上出现了蚕头燕尾的特点，长横画有蚕头，有波势，有俯仰，有桀尾；体势上，由纵势变为正方，又变为扁方的横势；结构上，中官紧收，笔画向左右开展，呈左右对称的“八字形”，故有汉隶“八分”的说法。
隶书从用笔到结字所形成的风格，既庄重严整，又变化多姿。这种字体，上承篆和古隶，下启楷书，用笔通行行、草。
所以隶书在书法上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隶书到东汉时期已发展成定型的隶书，成为法度森严的官定的标准字体。这一时期留下来的隶书字丰富多采，尤其东汉时期盛行树碑立传，所以留下碑版最多，也最精湛。
所谓“碑”，在古时是宫、庙门见识日影及拴牲口的长方形石头，秦代在石头上镌刻文字，作为纪念物或标记，或刻文告等，秦代称为“刻石”，汉代以后即称“碑”。
自东汉以来，各种碑的形式也多起来，有碑颂、碑记、墓碑等等，用以纪事、颂德。这些碑刻给书法留下了极丰富的珍品。据说东汉留
下来的碑版达170余种。现举出几种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资证明。
(1)．乙瑛碑：全名为《汉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东汉恒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立。当时乙瑾为鲁相，曾奏请在孔子庙中设置守庙的百石卒史，因此得名。碑立在今山东曲阜孔庙。内容刻有奏请往返的公犊和对乙瑛的赞同。碑文雄秀、工整，风格飘逸秀丽，是著名汉碑之一。
(2)．礼器碑：全称为《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亦称《韩敕碑》．东汉桓帝水寿二年（公元156年）立。石在今山东曲阜孔庙，碑文为赞颂鲁相韩敕整修孔庙，建造礼器的事。书体扁平丰茂，瘦劲挺秀，属于工整风格的作品，为历代学隶者所重视。
(3).史晨碑：碑的前后两面各有到字，故亦称《史晨前后碑》。前后碑各有名称，前碑称“鲁相史晨祝孔子奏铭”，内容是记载鲁相史晨的奏章，报告他到任后祭孔的情况；后碑称《史晨飨孔庙碑》，记录了他祭孔的措施。此碑建于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碑立山东曲阜孔庙。字体工整，结构谨严，富有神韵，是学习隶书的好范本。
(4)。熹平石经：也称《石经》．汉灵帝嘉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等建议在太学建立正定的六经标准文字，以免贻识后学，为此而立。传为蔡邕所书。碑石共46个，太学旧址在今洛阳市，碑立太学门前。几经动乱，原碑早已无存。自宋以来，常有残石出上，据说现已集存80OO多字，字体方正，结构谨严，是当时通行的标准字体。
(5)．曹全碑：全称为《汉合阳令曾全碑》，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王敞等人为纪念曹全功绩而立。明代初年出土于陕西颌阳县，曾保存在合阳县孔庙，1956年移放在西安碑林。相传此碑明代未年即已断裂，现文物出版社已经出版断裂前的拓本。曹全碑是汉隶代表作之一，风格秀逸多姿、结构平匀，用笔方圆兼备、清丽婉畅。此拓本保存原字较多，完整如新，最适合初学隶书者临摹。
(6)．张迁碑：全称为《汉故谷城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碑文记载了张迁的政绩，是张迁故居韦荫等为表扬他而刻立的。书体以方笔为主，结构严整、端正朴茂。现有影印本，可供方笔书法爱好者临摹。书法知识《四》---秦朝书法
2.秦朝书法— 秦古隶 概论：秦朝政府公布的公文、法令、诏书等均用小篆。但结构复杂，笔画多弧形，速写不易，民间多用一种较篆而草的、能急就的字体，笔画由圆变为方折，把篆书多弧形变为多直形。这是隶书兴起的原因。晋代卫桓《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指罪人。从事劳役的人及职位较低的胥使、役吏。）佐书，曰隶字。
唐张怀瓘《书断》中说：“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程原为县里小官，因罪入狱，他整理了隶书3000字上奏，秦始皇认为很好，赦其罪，并封为御史。
既是：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被关在监狱里。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又创立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因为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大附会的成分。实际上正像书法的产生一样，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程邈所作的大概是整理工作。
书法上称秦隶为“古隶”，汉隶为“今隶”。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 3.秦朝书家——李斯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
李斯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年轻时，起初在乡村做管理文书的小官，后来，随荀卿学习，当任廷尉。在秦始皇统治期间，李斯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被任命为丞相。
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殷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
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秦始皇逝世的前一年，他不畏钱江险涛，东下会稽（今绍兴），祭过大禹陵，登上天柱峰（后来教叫做秦望山），俯瞰东海涌潮后，命丞相李斯手书《会稽铭文》。李斯奉命连夜写毕后的隔日，他又采岭石鑴刻，然后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后叫刻石山），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会稽刻石】。
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书法知识《三》---先秦书法
(3.先秦书法——周代帛书与简册 概论：秦代之前流传下来的书迹很少，只有甲骨和钟鼎保存较多，但经过鑴刻，不免失真，而墨迹更是很难再见到。自甲骨文出土后，陆续发现一些残留下来的朱书和墨迹；最近地下古物陆续出土，先秦的墨迹渐多，如长沙附近，信阳等地皆有出土竹简、帛书等，皆是书史上十分珍贵的宝物，且将书史改观，其价质难以估计。
东周楚绘书：
长沙因为广辟土地，附椁一带的周秦陵墓多被发掘出来，此书即发现于长沙东郊的晚周木椁墓中。墓中书皆用竹笈贮藏，折叠端正，但可惜出土时未受到爱护，导致毁损过半，有许多已经毁损，只有这本完好无缺。
此书为丝质，出土时已呈深褐色，几乎和文字相混，现在为锡克来﹝Sackler﹞所有。有彩色和实物等大的照片，也有红外线拍摄的黑白照片，字迹相当清晰。此绘书纵十五寸，墨迹如蝇头小字，肉眼不易见，分二面书写，正反颠倒；一面有八行，每行三十七字，另一面有十三行，每行三十四字，但漶漫不明的字共有二一八个。书的四周绘有奇禽怪兽及谲诡的人物，及傅青红诸彩色，每个图片的旁边还有神名及注释，内容像古代祷神之文。
至于年代，根据文字和同时出土的遗物推定，应该是晚周时的东西；根据帛上的图片，又可知应是楚国之书。
其书体为大篆，与东周金文中南土系的柔美婉曲相近，笔画以曲线为主，结体横扁，字体端整，章法整齐，有「交理玄奥，篆法奇古」之称。
战国策：
和帛书老子甲本同时出土。全书二十七篇，一万七千余字，其中十一篇和今日的战国策和史记内容相合，剩下来的十六篇大概是战国策的后半部，可以补正战国策和史记的缺失。
书体是大篆，较帛书老子甲本更为高古，曲线显著而结体繁复、风韵奇古，有东周金文南土系婉曲柔美之韵致，亦是东周末期南土书法之杰作。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
历史上记载晋代不准曾挖掘魏襄王的墓，得战国楚简十余万册；近年长沙和信阳出土战国竹简，前后达四次之多，内容多是记载赠送死者器物的谴册，只有信阳长台关有出土诸子尺书这一类的古物。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在民国四十二年于长沙南郊仰天湖第四十五号木椁墓出土，共四十三简，长约二二厘米，内容也是谴册。书体和战国金文中南土系的圆滑柔美相似，是大篆墨迹的杰作、书史的无价之宝。
《二》秦朝书法
概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
《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1.秦朝书法——秦小篆 概论：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其中，统一文字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此种书体上承东周时秦国器铭与刻石文字，会融各地书风而成，为中国第一次统一之字体，居书史转变之关键。
秦代刻石保存小篆书迹稍多，但仍算少，以秦始皇所立诸石最为重要，琅邪台、泰山原石及拓本残存，石权始皇廿六年诏则最能见其真相。
发展：周朝自平王于公元前77O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五百余年，经历了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和七国争霸的战国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宝”的写法，就有194种形态。
“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有百种以上。有的字体柔婉流动、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有的结构狂怪。
这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但对思想交流带来了不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了有利于统治，在文字上进行了改革，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是沿袭西周的文化传统，在“金文”、“籀文”（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书体，故秦文又称“秦篆”，后人又用“小篆”称之，以与“大篆”区别。《峄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峰山（山东峄县境）时刻立的第一块石刻。《泰山刻石》，是在此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刻立。《琅琊刻石》（山东胶南）、《芝罘刻石》，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于芝罘山（山东烟台市西北）刻立。
《碣石颂》，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所立。《会稽刻石》，是始皇三十六年（前210年）第五次巡行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所刻。这些刻石都是标准的小篆书体，相传为丞相李斯所写。
《峄山刻石》是秦篆（即小篆）的代表之作。字的点划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从容平和且劲健有力。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字的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这种整齐化一的风格与秦朝政治理想是一致的。秦刻石在总体上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相统一的。
殷商人的甲骨文刻辞，企图用以沟通人与神的信息，获得神秘世界的心理感应。商周人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在于祭祀神灵，记录事件或显示富有或权威。秦始皇刻石，将其立于名山之巅，则是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作为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然而在秦刻石这一精神目的实现的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可以使书法更长久留存的形式，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中国书法艺术的两大系统，一为碑系，一为帖系。秦刻石则是在此前石鼓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碑系开山之作。
《峄山刻石》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在西安碑林里。在李斯之后，五代徐铉、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等都以篆书为长。
《四》魏晋书法： 概论：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
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又有王洵（羲之侄）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 魏晋书法——楷书的定型 概论：所谓行书，《宣和书谱》中说：“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间行书存焉。”意思就是隶法解体后，写得近于谨严些的就成了真书，写得近于奔放些的就成了草书，介乎真、草之间的就是行书。行书中兼有真书的称“真行”“行楷”，兼有草书的称“草行”或“行草”。
真书也称“正书”“楷书”，因为它是汉字发展史上的正体，是“楷模”。
楷书和隶书很接近，隶书很多特点如方块形、偏旁系统、笔画等都相似，只是字势和用笔上稍有不同，很容易向楷书过渡。
草、行、楷，实际上在“隶法扫地”以前即有了萌芽。在汉瓦当文字或竹简中，早已出现这种文字了。不过真正兴起还在隶书衰退以后，特别是到魏晋之际才达到成熟、高峰时期。
刘德升：东汉书法家（生卒年月不详）。东汉桓帝、灵帝时颖川（今属河南）人。善行书。张怀瓘《书断》中说他是“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韵婉约，独步当时”。故后人有刘德升是“行书之祖”的说法。 《五》南北朝书法：
概论：晋至八王之乱，王室内讧以后，势力逐渐衰微。在北方，随着西晋的灭亡。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后拓跋氏结束十六国，建立北魏，促成了一百四十九年的相对统一。这是北朝。晋室东迁至灭亡，从公元三一七年至公元四二零年，是南朝。
此时书法，也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无名书家为其主流。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唐代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继承智永笔法取法六朝的。 南北朝书法——魏碑 概论：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是我国书法史上发展的重要阶段。清代大书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对南北朝碑有“十美”的评述。他说：“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二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北朝以北魏立国最久，所以北碑又称魏碑；历代书家都未重视，直至清朝的中叶，阮元首倡南帖北碑的说法，才受到注意，而后又有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附和，遂取代帖学。
北朝承赵、燕之后，书体则出于崔悦及卢谌二家，这两个人皆传钟繇、卫瓘、索靖的遗法。因为没有禁碑之令，又民风纯朴，而演变出北碑特有的书体，与南朝的风流蕴藉大异其趣，加上佛教盛行，流行造像题记与摩崖刻经，所以传世书迹特多。这种书体是介于分隶和楷书之间的过渡书体，居汉分至唐楷的枢纽。大体来说，丰碑和造像记大部份方峻棱厉，墓志铭蕴藉姘美，而摩崖书则雄伟奇绝，惊心动魄。
发展：
丰碑：
丰碑的书体除了北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所含的隶法较多，风格较古，以及东魏敬使君碑较圆柔，是特例独行的坏孩子之外，其余都是规矩的好学生，方峻而端整，锋芒毕露，如晖福寺碑、高贞碑、张猛虎碑等。
《爨龙颜碑》，南朝宋大明二年建立。此碑在清道光六年，为金石家阮元出任云贵总督时，访求名碑所得。碑文书法古雅，带有隶书意味，气魄雄浑，结构多变，给人们一种壮美的感觉。《爨龙颜碑》与东晋《爨宝子碑》，为历代书家所重，世称“二爨碑”。
《石门铭》摩崖碑。北魏水平二年（公元509年）刻，在陕西褒城县。书
体柔和多味，飘逸致趣，康有为评为北魏圆笔之宗。
《张猛龙碑》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刻，在山东曲阜孔庙，无撰书人姓名，为张猛龙之颂德碑。书法劲健雄峻。清金石家杨守敬评为：“整炼方折，碑阴流宕奇特。”又评：“书法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
《高贞碑》清嘉庆卜一年（公元1806年）在山东德州卫河出上，移置德州学宫，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刻。笔法遒劲雅健，结构端正，为北魏碑中模范之作。
造像记：
清代乾隆、嘉庆以后，一些金石考古家争相访求名山，寻碑索拓。如阮元、黄易等不辞劳苦，寻访残碑断碣。黄易（小松）最早在龙门石窟拓碑四品，世称（龙门品四品》。以后又有人拓10品、2O品、多至1500品。现在所流传的《龙门二十品》为北魏时朋书法的代表作品，是魏碑书法的精华。
龙门石窟在河南省洛阳南40里，伊水两岸形成阙门的形状，人们称它为“伊阙”。（见《水经注》：“两山相对，望之若阙。”）它的两岸为龙门山，山上建有石窟和造像，即“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创建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公元494年），从魏至宋代，凿取岩壁建造佛像极为盛行。据统计，龙门石窟群现存洞窟1352个，佛翁750个，造像10万余尊，造像题记和碑蝎3600多块，北魏时期造像题记约2000块，其中最著名者四种，即所谓《龙门四品》。
《龙门四品》即《始平公》、《杨大眼》、《魏灵藏》、《孙秋生》等造像铭。
《龙门二十品》，又称《龙门山佛像铭》，最著名的，共20种： 孙秋生等造像 北魏景明三年
始平公造像 北魏太和二十二年
北海王元祥遥像 北魏太和二十二年
北海王国大妃高为孙造像 无年月
长乐王夫人尉迟造像 北魏太和十九年
一弗造像 北魏太和二十年
解伯达造像 北魏太和年间
杨大眼造像 无年月
魏灵藏造像 无年月
郑长酞造像 北魏景明二年
惠感造像 北魏景明三年
贺兰汗造像 北魏景明三年
高树等造像 北魏景明三年
法生造像 北魏景明四年
太妃候造像 北魏景明四年
安定王元燮造像 北魏正始四年
慈香造像 北魏神龟三年
道匠造像 无年月
马振拜造像 北魏景明四年
齐郡王元袜遥像 北魏熙平二年
墓志铭：
在碑刻中，造像记是树立于地表供人观胆，顺便表示有这样一件事，或留下名字，而墓志铭则是埋入圹内，大抵而言碑石较小，字体精致，又一直隐性埋名的躲在地底下，不易毁损，出土时还像新的一样，弥足珍贵。墓志书体多半蕴藉妍华，与上面介绍的碑刻、造像记不大一样，仅有少数趋于方峻，如等一下会介绍的元羽墓志、司马景和妻孟氏墓志铭等；比较婉转的呢，则有张玄黑女墓志，刁惠公墓志铭等。
张玄墓志：
此碑立于北魏节闵元年，原石已佚。何绍基在道光五年时购得旧拓本，但在经过剪裱之后行款已失。当时为了避康熙的名讳﹝玄烨﹞，而称为「张黑女墓志」，在何绍基表扬之后，书家逐渐看重，康有为称之为「质峻偏宕之宗」，列为「精品下」，称誉甚高。其笔画已由方趋园，锋藏势劲，峻逸之中，温润可喜，遒丽与雄强之长兼而有之，是北碑中难得的精品。
元羽墓志：
立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最近才刚出土的，热腾腾的哦～元羽为北碑王室，因此墓石字体优美，刻工极精细，如果不是当代大师是做不出来的。其笔画方折峻厉，而亦参用圆笔，直画收笔多做悬针形，苍劲不足张猛龙碑﹝对，就是你所想到的那个﹞而凝链端整足以并驾，浑脱北朝粗犷之风。
摩崖书：
摩崖书就是那类超没公德心的刻在峻岭崖壁，破坏自然生态，造成水土流失的作品﹝请见国中历史课本第一册四十八页，「赤壁」那两个字﹞，以石门铭最早，再下来就分成了二支：一是山东掖县、平度县的寒同山、云峰山......等一大垞；二为山东泰安县北，由泰山至半山之经石峪、南徂徕山，郡县近郊之岗山、尖山．．．等又一坨，其中以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徂徕山佛号、邹县四山摩崖刻经较为有名，皆是径尺大字──触目惊心，心惊胆颤的那一种。以下介绍石门铭、郑文公碑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王远书石门铭：
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是当时秦、梁二州刺史羊祉、左校令贾三德再度开通关中至四川的褒斜栈道，为纪念而立的。
共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二字，十分壮观的嵌在崖上，文末有「王远书」款署。王远正史上并没有记载，康有为推之为南北朝碑十大书家，善用圆笔，所书此铭极受书家推祟，有「飞逸浑穆之宗」的称誉。
观其笔画浑圆，结体横扁而斜，横画和长撇皆有远去之态，字虽大、结体不疏，兼具有雄厚和飘逸的美感。但也有人认为这像「童稚信笔」，虽然它是飘逸自然，但也是不至如此吧！
郑道昭书郑文公碑：
这是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郑道昭为了纪念其父所刻。当时郑道昭是光州刺史，刚开始刻在天柱山巅，后来发现掖县南方云峰山的石质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称为上碑，字比较小，因为石质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便称为下碑，字稍大，且也精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并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后才受至重视。郑道昭是何许人？他字僖伯、开封人，自称中岳先生......呃，就是这样了。也是康有为版的南北朝十大家之一，喜好诗赋，堪称当代最大书家。
郑文公碑的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
另外南方瘗鹤铭和此碑的风格相似，而且同是摩崖书，刻于江苏丹徒之焦山上，但可惜后来因为石崩碎裂，已无法再见全貌。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刻于泰山山腰斜坡花冈之溪床，原来有两千多个字，现在只剩下九百字了。后代的人根据北齐王子桩徂徕般若题经记判断为王子桩的作品，但仍无法确认。此刻字大无脑......不，是字大尺许，笔画粗而圆劲，间架宽阔，极为壮观；康有为推为「榜书之宗」，笔意略同于郑文公碑，草情篆韵兼备。
书法知识《一》书法知识《四》---秦朝书法
2.秦朝书法— 秦古隶 概论：秦朝政府公布的公文、法令、诏书等均用小篆。但结构复杂，笔画多弧形，速写不易，民间多用一种较篆而草的、能急就的字体，笔画由圆变为方折，把篆书多弧形变为多直形。这是隶书兴起的原因。晋代卫桓《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指罪人。从事劳役的人及职位较低的胥使、役吏。）佐书，曰隶字。
唐张怀瓘《书断》中说：“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程原为县里小官，因罪入狱，他整理了隶书3000字上奏，秦始皇认为很好，赦其罪，并封为御史。
既是：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被关在监狱里。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又创立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因为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大附会的成分。实际上正像书法的产生一样，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程邈所作的大概是整理工作。
书法上称秦隶为“古隶”，汉隶为“今隶”。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 3.秦朝书家——李斯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
李斯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年轻时，起初在乡村做管理文书的小官，后来，随荀卿学习，当任廷尉。在秦始皇统治期间，李斯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被任命为丞相。
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殷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
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秦始皇逝世的前一年，他不畏钱江险涛，东下会稽（今绍兴），祭过大禹陵，登上天柱峰（后来教叫做秦望山），俯瞰东海涌潮后，命丞相李斯手书《会稽铭文》。李斯奉命连夜写毕后的隔日，他又采岭石鑴刻，然后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后叫刻石山），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会稽刻石】。
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书法知识《三》---先秦书法
(3.先秦书法——周代帛书与简册 概论：秦代之前流传下来的书迹很少，只有甲骨和钟鼎保存较多，但经过鑴刻，不免失真，而墨迹更是很难再见到。自甲骨文出土后，陆续发现一些残留下来的朱书和墨迹；最近地下古物陆续出土，先秦的墨迹渐多，如长沙附近，信阳等地皆有出土竹简、帛书等，皆是书史上十分珍贵的宝物，且将书史改观，其价质难以估计。
东周楚绘书：
长沙因为广辟土地，附椁一带的周秦陵墓多被发掘出来，此书即发现于长沙东郊的晚周木椁墓中。墓中书皆用竹笈贮藏，折叠端正，但可惜出土时未受到爱护，导致毁损过半，有许多已经毁损，只有这本完好无缺。
此书为丝质，出土时已呈深褐色，几乎和文字相混，现在为锡克来﹝Sackler﹞所有。有彩色和实物等大的照片，也有红外线拍摄的黑白照片，字迹相当清晰。此绘书纵十五寸，墨迹如蝇头小字，肉眼不易见，分二面书写，正反颠倒；一面有八行，每行三十七字，另一面有十三行，每行三十四字，但漶漫不明的字共有二一八个。书的四周绘有奇禽怪兽及谲诡的人物，及傅青红诸彩色，每个图片的旁边还有神名及注释，内容像古代祷神之文。
至于年代，根据文字和同时出土的遗物推定，应该是晚周时的东西；根据帛上的图片，又可知应是楚国之书。
其书体为大篆，与东周金文中南土系的柔美婉曲相近，笔画以曲线为主，结体横扁，字体端整，章法整齐，有「交理玄奥，篆法奇古」之称。
战国策：
和帛书老子甲本同时出土。全书二十七篇，一万七千余字，其中十一篇和今日的战国策和史记内容相合，剩下来的十六篇大概是战国策的后半部，可以补正战国策和史记的缺失。
书体是大篆，较帛书老子甲本更为高古，曲线显著而结体繁复、风韵奇古，有东周金文南土系婉曲柔美之韵致，亦是东周末期南土书法之杰作。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
历史上记载晋代不准曾挖掘魏襄王的墓，得战国楚简十余万册；近年长沙和信阳出土战国竹简，前后达四次之多，内容多是记载赠送死者器物的谴册，只有信阳长台关有出土诸子尺书这一类的古物。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在民国四十二年于长沙南郊仰天湖第四十五号木椁墓出土，共四十三简，长约二二厘米，内容也是谴册。书体和战国金文中南土系的圆滑柔美相似，是大篆墨迹的杰作、书史的无价之宝。
《二》秦朝书法
概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
《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1.秦朝书法——秦小篆 概论：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其中，统一文字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此种书体上承东周时秦国器铭与刻石文字，会融各地书风而成，为中国第一次统一之字体，居书史转变之关键。
秦代刻石保存小篆书迹稍多，但仍算少，以秦始皇所立诸石最为重要，琅邪台、泰山原石及拓本残存，石权始皇廿六年诏则最能见其真相。
发展：周朝自平王于公元前77O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五百余年，经历了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和七国争霸的战国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宝”的写法，就有194种形态。
“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有百种以上。有的字体柔婉流动、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有的结构狂怪。
这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但对思想交流带来了不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了有利于统治，在文字上进行了改革，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是沿袭西周的文化传统，在“金文”、“籀文”（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书体，故秦文又称“秦篆”，后人又用“小篆”称之，以与“大篆”区别。《峄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峰山（山东峄县境）时刻立的第一块石刻。《泰山刻石》，是在此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刻立。《琅琊刻石》（山东胶南）、《芝罘刻石》，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于芝罘山（山东烟台市西北）刻立。
《碣石颂》，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所立。《会稽刻石》，是始皇三十六年（前210年）第五次巡行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所刻。这些刻石都是标准的小篆书体，相传为丞相李斯所写。
《峄山刻石》是秦篆（即小篆）的代表之作。字的点划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从容平和且劲健有力。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字的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这种整齐化一的风格与秦朝政治理想是一致的。秦刻石在总体上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相统一的。
殷商人的甲骨文刻辞，企图用以沟通人与神的信息，获得神秘世界的心理感应。商周人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在于祭祀神灵，记录事件或显示富有或权威。秦始皇刻石，将其立于名山之巅，则是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作为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然而在秦刻石这一精神目的实现的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可以使书法更长久留存的形式，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中国书法艺术的两大系统，一为碑系，一为帖系。秦刻石则是在此前石鼓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碑系开山之作。
《峄山刻石》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在西安碑林里。在李斯之后，五代徐铉、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等都以篆书为长。
书法知识《三》---先秦书法
(3.先秦书法——周代帛书与简册 概论：秦代之前流传下来的书迹很少，只有甲骨和钟鼎保存较多，但经过鑴刻，不免失真，而墨迹更是很难再见到。自甲骨文出土后，陆续发现一些残留下来的朱书和墨迹；最近地下古物陆续出土，先秦的墨迹渐多，如长沙附近，信阳等地皆有出土竹简、帛书等，皆是书史上十分珍贵的宝物，且将书史改观，其价质难以估计。
东周楚绘书：
长沙因为广辟土地，附椁一带的周秦陵墓多被发掘出来，此书即发现于长沙东郊的晚周木椁墓中。墓中书皆用竹笈贮藏，折叠端正，但可惜出土时未受到爱护，导致毁损过半，有许多已经毁损，只有这本完好无缺。
此书为丝质，出土时已呈深褐色，几乎和文字相混，现在为锡克来﹝Sackler﹞所有。有彩色和实物等大的照片，也有红外线拍摄的黑白照片，字迹相当清晰。此绘书纵十五寸，墨迹如蝇头小字，肉眼不易见，分二面书写，正反颠倒；一面有八行，每行三十七字，另一面有十三行，每行三十四字，但漶漫不明的字共有二一八个。书的四周绘有奇禽怪兽及谲诡的人物，及傅青红诸彩色，每个图片的旁边还有神名及注释，内容像古代祷神之文。
至于年代，根据文字和同时出土的遗物推定，应该是晚周时的东西；根据帛上的图片，又可知应是楚国之书。
其书体为大篆，与东周金文中南土系的柔美婉曲相近，笔画以曲线为主，结体横扁，字体端整，章法整齐，有「交理玄奥，篆法奇古」之称。
战国策：
和帛书老子甲本同时出土。全书二十七篇，一万七千余字，其中十一篇和今日的战国策和史记内容相合，剩下来的十六篇大概是战国策的后半部，可以补正战国策和史记的缺失。
书体是大篆，较帛书老子甲本更为高古，曲线显著而结体繁复、风韵奇古，有东周金文南土系婉曲柔美之韵致，亦是东周末期南土书法之杰作。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
历史上记载晋代不准曾挖掘魏襄王的墓，得战国楚简十余万册；近年长沙和信阳出土战国竹简，前后达四次之多，内容多是记载赠送死者器物的谴册，只有信阳长台关有出土诸子尺书这一类的古物。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在民国四十二年于长沙南郊仰天湖第四十五号木椁墓出土，共四十三简，长约二二厘米，内容也是谴册。书体和战国金文中南土系的圆滑柔美相似，是大篆墨迹的杰作、书史的无价之宝。
《二》秦朝书法
概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
《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1.秦朝书法——秦小篆 概论：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其中，统一文字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此种书体上承东周时秦国器铭与刻石文字，会融各地书风而成，为中国第一次统一之字体，居书史转变之关键。
秦代刻石保存小篆书迹稍多，但仍算少，以秦始皇所立诸石最为重要，琅邪台、泰山原石及拓本残存，石权始皇廿六年诏则最能见其真相。
发展：周朝自平王于公元前77O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五百余年，经历了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和七国争霸的战国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宝”的写法，就有194种形态。
“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有百种以上。有的字体柔婉流动、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有的结构狂怪。
这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但对思想交流带来了不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了有利于统治，在文字上进行了改革，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是沿袭西周的文化传统，在“金文”、“籀文”（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书体，故秦文又称“秦篆”，后人又用“小篆”称之，以与“大篆”区别。《峄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峰山（山东峄县境）时刻立的第一块石刻。《泰山刻石》，是在此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刻立。《琅琊刻石》（山东胶南）、《芝罘刻石》，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于芝罘山（山东烟台市西北）刻立。
《碣石颂》，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所立。《会稽刻石》，是始皇三十六年（前210年）第五次巡行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所刻。这些刻石都是标准的小篆书体，相传为丞相李斯所写。
《峄山刻石》是秦篆（即小篆）的代表之作。字的点划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从容平和且劲健有力。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字的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这种整齐化一的风格与秦朝政治理想是一致的。秦刻石在总体上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相统一的。
殷商人的甲骨文刻辞，企图用以沟通人与神的信息，获得神秘世界的心理感应。商周人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在于祭祀神灵，记录事件或显示富有或权威。秦始皇刻石，将其立于名山之巅，则是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作为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然而在秦刻石这一精神目的实现的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可以使书法更长久留存的形式，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中国书法艺术的两大系统，一为碑系，一为帖系。秦刻石则是在此前石鼓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碑系开山之作。
《峄山刻石》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在西安碑林里。在李斯之后，五代徐铉、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等都以篆书为长。
书法知识《二》
2.先秦书法— 金文 石鼓文
概论：除甲骨文外，在殷代的一种重要文字是金文。它的名称也是由书刻的原料而来。
关于金文的起源，传统的说法是：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1987年公布的新说法则是：一向被认为出现于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钟多是乐器，鼎多为礼器。例如九鼎则为传国重器，王都所亿即鼎之所在，故称定都为“定鼎”。铸刻上面的文字，多为记事或表彰功德的内容。这种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以后书法“款识”或“款式”的名称即由此演化而来。
周继殷，统治天下达800年之久，所以金文的形体是随着时代而有所发展的。
殷代的金文和甲骨文相似，因是金属铸成的字，所以笔画较甲骨文祖圆，形体也略较方正，行款一般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
周初主文，从笔画到结字，都与殷商甲骨文，金文接近。
例如，从有代表性的西周时的《大盂鼎》铭文（西周初期青锏器，高约1米，重153．5公斤，铭文19行，291字，记载周康王策命其臣盂，以及对盂的赏赐）可看出这时期金文的特点，即笔画往往首尾尖细，中腹肥重；字形大小、斜正不一，多具变化，风格尚似甲骨文。
西周自昭王以后，金文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出现了各个王政时期的代表作品。现以西周恭王（也有写成共王的）时期（公元前946一前935年）《墙盘》铭文为例，可看出西周中期金文特点。盘，是盛行于商周时期的一种青铜器盥洗用具，上面多铸有铭丈。《墙盘》铭文，1977年春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境内。铭分两段，前段称颂西周六世先王及时王的业绩，后段列史墙家史，铭为史墙手笔。
这种铭文已具有下列特点：（1）笔画圆匀，起笔、收笔、转笔多为圆笔。这为以后篆书用笔打下了基础。（2）字的结构比周初金文更加紧密、平稳。字形也比较有规律性，也为以后的文字统一奠定了基础。（3）章法上也比较讲究字距行列。有的严整规矩，有的显得疏朗开阔。
金文，在笔法、结字、章法上都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发展：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所以分别介绍之。
西周：
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东周:
自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演变成列国纷争之局面，由于诸侯自制铜器，书法因受其影响，呈现浓厚的地域色彩。列国铜器可概略分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及中土五大系统；因北土、中土出土器物及铭文俱少，所以以东土、西土及南土为代表。
东土系──劲直峭拔
包括齐、鲁、邾、莒、札、薛、滕诸国，以齐国为盛。其共同点为书体高长，笔划变为直线，与西周之曲线笔划异趣。齐陈曼簠之严整劲峭堪称东土系之杰作。
西土系──古朴雄浑。
西土系包括秦、晋、虞、虢诸国，以秦最盛，其书体近似小篆，有古朴雄浑之风。
秦并六国，书法亦融合各地之风，遂产生较完美之书法，为秦代小篆奠定良基。南土系──柔美浑圆
南土系包括楚、吴、越、徐等国，而以楚最盛，书法柔美浑圆。值得注意的是徐国之器『王孙遗者钟』书风与齐器较近，章法纵横整齐，端整之中又有流丽之风；可知列国之书仍相互影响，东土、西土之分，也非绝对界限，交流亦不可能循后人所定之界进行。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 。
3.先秦书法——石鼓
概论：继金文的一种重要字体则是“籀文”。一般认为“籀文”也就是狭义所指的“大篆”。汉朝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此即是以籀为人名，因人而名书体的说法，其它尚有不同说法。但是这种文字已无迹可考了，现在可以看到这种文字体系的，就是“石鼓文”。
石鼓文即是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共十个，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咏秦国君游猎情况的，故也称“猎碣”。近代考证，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秦物。石在唐初被发现，后经历代辗
转，原有700多字，现已仅存200多字，其中一石文字全无。
《石鼓文》字势雄强浑厚，朴茂自然。用笔匀圆挺拔：结体已趋方正；章法行列均衡、疏朗。它是秦系文字继承西周书法特点的划时代的优秀作品。历代书家、名人赞誉和临摹者甚多。苏轼在他的《石鼓歌》中说：“上迫轩（轩辕黄帝）颌（仓颉）相唯诺，下揖冰（李阳冰）斯（李斯）同筘鞧”。意思就是，黄帝时期造字的仓颉对它也得表示称赞、尊敬。历史上的篆书名家，秦朝的李斯，唐朝的李阳冰，就是从石鼓文中培育出来的小学生。
后来的小篆，即是由这种文字脱化而来。
发展：三代传世之刻石，以石鼓文最着。据说其文词有诗经之遗风，书体则如「铁索金绳，龙腾鼎跃」，当奉为石刻之祖，诚为至言。
石鼓之数凡十，高约三尺，直径二尺余，本是「碣」，唐人不识，看它长的像圆鼓，便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文字则刻于四周，内容多记狩猎之事，故又称「猎碣」，但书体尚古，极为难解，历经学者考订之后大体可读，体裁为四言诗，而修辞、用韵、诗风俱与诗经相近，应当是诗经时代的作品，旦大抵为东周秦国之书，大篆之代表作。
考石鼓文之书体，与东周西土系极为酷似，但较西周金文整练，且笔划都是曲线，字型或长或方，随字而异，间架匀整，布白宽舒，有疏朗之趣，行款整齐，纵横成列，字体大小如一，益显端整浑厚之风。
欧阳修又称「其字古而有法」，并不难明白石鼓文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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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中国书法也开始翻开了新的一页。宋元以来的书法，基本上以是帖学为主，明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朝历代帝王，大都热爱书法，因此，刻帖的风气，大大超过以往。刻帖———过去没有象现在这样的照相制版印刷，为了让字帖广为流传，只能依样刻在木版上进行印刷。这时候大型系列刻帖，有《东书堂帖》、《宝贤堂集古法帖》等，这一定程度上对书法的普及起着重要作用。明成祖时，大力复兴文化，招募擅长书法的人，并授予中书舍人的官职。这也进一步推动了习书之风。
1.明代前期书法
明初的书法，要数“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和“二沈”（沈度、沈粲）名声最著。“三宋”是明初洪武年间的书法名家，其中以宋克最为有名。
宋克（1327——1387），字仲温，号南宫生，吴（今苏州）人。擅长楷书、草书，以钟繇为师。最拿手的是章草，他的章草，延续赵孟頫、邓文原的风格又有所发展，融入了今草和行书的写法，更加流利、矫健。代表作有《章草急就章卷》。
沈度（1357——1434），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在永乐年间当过翰林学士，算是义勇文人。善写各体，尤其山长楷书，学智勇、虞世南，风格端正、秀气、圆,润，深受明成祖的喜爱，当时朝廷很多金版玉册、重要制诰都出自他的手笔，又因为当时八股科举，读书人纷纷效仿，成为流行一时的“台阁体”。《敬斋箴》是他的代表作。
姜立纲是继沈度之后著名的台阁体书法家之一。
这时期不受台阁体的影响，又能自出新意的书法家有解缙、陈献章等人。
解缙（1369——1415），字大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进士，主持编修《永乐大典》。诗文都不错，草书学怀素、张旭，尤其喜欢写狂草，笔势飞动，婉转流畅。但比起怀素、张旭来，笔法上要单调些，节奏感也欠丰富。这也许是时代的原因吧。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人。居住在白沙村，人称白沙先生。喜欢用茅草做笔写字，点画粗率，不计工拙，倒也别具一格。他们两人，可算是当时台阁体笼罩下的书坛的一个变数，是后期草书大量出现的先声。
台阁体书法，对于有才华的书法家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束缚，是对书法抒发情性本质的悖反。明初书法的繁荣，以及台阁体的风行，是由于统治者大力干预的结果。当这种干预日渐削弱时，书法的发展局势便发生了变化——进入了明代中期的阶段。
《章草急就章卷》《敬斋箴》游七星严诗
自叙诗
2.明代中期书法 明代中期，经济繁荣昌盛起来，手工业商业得到极大的发展，繁荣都市不断出现，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传统文化推波助澜，特别是文人集中的地区，书法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出现了一大批雄视一时书法家。当时有“天下书法归吾吴”（明·王世贞）一说。
到了成化、弘治时期，台阁书法已渐渐走向穷途末路，变得僵硬刻板，毫无生命力；书法家们也认识到台阁体的危害，转而师法晋唐，以畅情适意、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重又开始抬头，并逐渐成为明中后期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书法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成化、弘治时期台阁体渐次消弭、过渡、转变的阶段，以李东阳、沈周、吴宽为代表；正德、嘉靖时期以吴门书法为主体的真正代表明代中期书法的又一书法昌盛时期。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人为代表。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为官清廉刚直。他在篆书、楷书、隶书、行草书上都下过很深的功夫，对自己的篆书很自负，说：“李斯、李阳冰之后，就算小生我了。”然而他成就最高的应该算草书：笔法圆转瘦硬、骨力雄健、气度高旷。用笔方式与明代其他草书家不同。作品有《自书诗卷》等。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人称“祝枝山”，因为右手生有六个手指，所以又号枝指生。长洲（今苏州）人，任过南京应天府通判，所以又有“祝京兆”之称。他的诗文书法，才气横溢，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号称“吴中四才子”。书法造诣很深，各体兼能，蜚声艺坛，与文徵明、王宠并称“三大家”。陈道复为后起之秀，又称为“吴中四家”。他的书法博采晋唐各家的长处，并有自家面貌。主要成就在于狂草和楷书。狂草来自怀素、张旭，更多的是接近黄山谷，提按和使转的笔法交互使用，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很紧，形成一种汪洋恣肆的视觉效果。更难得的是楷书又写得相当严谨，有晋唐人的古雅气息。这种反差很大的综合素养与唐代的张旭十分相似。作品有楷书《出师表》、草书《自书诗卷》、《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赤壁赋》、《杜甫诗轴》等。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也作璧），徵明是他的字，后来又改字徵仲，别号衡山，自称衡山居士。长洲（今苏州）人，五十四岁时才做了个翰林院待诏的小官，早年因为字写得不好而不许参加乡试，因而发愤图强，终于成为诗、文、书画方面的全才。绘画方面，与弟子成为“吴门派”；又和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书法各体无一不精，尤其以行书、楷书为人所称道，在当时名重海内外，并且因为他享年高寿（将近九十）、年高望重，门生有多，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儿子文彭、文嘉在书法上也很有成就，其中文彭还是明清篆刻的一代宗师。
文徵明的小楷特别精细工整，主要来源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和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法度谨严、笔锋劲秀、体态端庄，风格清秀俊雅，晚年八十岁以后的小楷，尤其见功夫。行书主要学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智永，运笔遒劲流畅，晚年大字学黄庭坚，风格变得苍劲秀逸。他的传世墨迹很多，有小楷《前后赤壁赋》、《顾春潜图轴》、《离骚经九歌册》；行书有早期的《南窗记》，中期的《诗稿五种》，晚期的《西苑诗》。他的所有的作品，都笔笔工整，即使是快到九十岁时，也是如此，这在我国书法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苏州人。生性放荡不羁，自己刻有一章“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书画都不错，但在他的字中又看不出一丝狂态，字主要学赵孟副，另外加些李北海的笔意，笔画婉转流畅，风格俊秀潇洒；没有丈夫气，倒有女儿态——他的内心应该是温柔的。代表作有《落花诗卷》，及一些题在画上的诗文。
王宠（1494——1533），字履吉，号雅宜山人，江苏吴县人。擅长行、楷书，楷书来源于智永、虞世南，拙中带巧，以拙取胜，既秀媚、又潇洒。作品有楷书《辛巳书事诗册》，行书《李白古风诗卷》、《石湖八绝句卷》等。
陈淳（1483——1544，另一种说法是1482——1539），初名淳，字道复，后来以字行，自号白杨山人。长洲（今苏州）人。书画学于文徵明，擅长写意花卉，与徐渭并称为“青藤、白阳”。书法以行草书成就最高，早期小字行草风格接近于文徵明，用笔精细；后期一变为率意纵横，草书的抒情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他是明朝书法由中期想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性的关键人物。
3.明代后期书法 --- 明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市民阶层逐渐扩大。长久以来的封建正统意识、价值观念——从孔孟之道到朱程理学都受到猛烈冲击，新的美学观、价值观正在兴起。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如李贽、袁宏道等，他们认为艺术在于抒发个人情性、独抒性灵。这种求异的美学思潮与仍在继续发展的封建正统美学一起，相互斗争、相互影响，促使思想界，艺术界呈现丰富多彩的格局。
也正是在这种时局下继续向前发展的。这时涌现了一批大师，如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
徐渭
（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或作天池山人，晚号青藤居士，或署名水田月，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自幼聪颖过人、天才超逸而又愤世嫉俗。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并且懂兵法。自称“我的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章第三，画第四”。这样一个天才一生却极不得志，晚年更是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他的草书，纯粹是个人内心情感的宣泄：点画狼籍，不计工拙，象突然而至的大风雪，象烟云缭绕的远山。他用的笔法并不复杂，但整体气势汉人，所有的才情、悲愤、苦闷都郁结在扭来扭曲的笔画中了。代表作有《青天歌卷》、《咏墨磁轴》、《题画诗》等。
董其昌
（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这也是个全才式的人物，诗文书画都很精通，绘画方面倡导“南北宗论”，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谈论不休的话题：他的书法广泛学习古人，开始学唐人，后来觉得唐书不如魏晋，于是又改学钟繇、王羲之，最后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种风格：圆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比较松弛，墨色也很清淡，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布局很疏朗很匀称。整体上有种飘飘欲仙的味道。追求‘士气“和“文人气”。如果说明末其他大师在于注重表现个人情感的话，那麽，他是力追古法。他很自负，看不起前辈文徵明、祝允明等人，把自己同赵孟頫相比，说自己平时写字随便，如果认真书写，赵孟頫的字也应该输他一筹；又说，赵孟頫的字因为写得熟练而显得俗气，他的字因为有点“生”而有秀态。的确，在境界上，他的境界更高远。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早期小楷《月赋》，晚期的《三世诰命》；行书有《李白月下独酌诗卷》、《前后赤壁赋册》等。
与董其昌审美趋向大致接近的还有邢侗、米万钟等。
张瑞图
（1570——1644），字长公，号二水、又号白毫庵主。福建晋江人，他比徐渭的仕途要顺利的多，年纪轻轻就升到学界最高层，但最后却因为牵扯进魏忠贤集团而退出政坛，留下千古遗憾，晚年遁入空门，以诗文自娱，为后世留下不少书法珍品。他的书法，以露锋起笔，转折尖锐，结构上下左右错动，有跳荡之势，形成一种新奇的节奏感，似乎暗示了当时社会局势的不安定和他心中纠结不安的心境。代表作有《杜甫球兴八首试卷》、《醉翁亭记》等。明末最后两位齐名的书法名家是黄道周与倪元璐。
黄道周
（1585——1646），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州人，南明弘光帝时任礼部尚书。后来被清俘虏杀害。擅长书画，是晚明的草书大家。他的草书，行笔转折刚劲有力，结构纵横奇肆；楷书主要学习钟繇，比起钟繇的古拙厚重来，显得更清健逸秀。隶书也不俗。代表作有楷书《张溥墓志铭》、草书《洗心诗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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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元璐（1593——1643）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曾任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李自成进京后，他自缢而死。是个忠臣。行草书很有自家面目：线条刚劲秀逸，结构挺拔，气魄宏大。传世作品有《行草七绝诗轴》、《舞鹤赋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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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明代书法，在承接元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此时期书法家们大都取法高远，以晋唐以前为学习对象，并有新的个人面目，到明末更是到了个性化的高峰。为清代书法纷繁复杂的局面的先导。《七》五代书法 概述
五代和宋代的文人促进了书法的发展。印刷术的发达使书法家从单纯的功能性书写活动中解放出来，书法艺术特性被进一步强调。宋元时代的书法可以说是行草时代。宋代书法家在楷书和狂草方面不及唐代书法家，但在行草书方面却表现出鲜明的文人个性和品质，开一代新风。法帖的普及使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艺术具有绝对的典范意义。但宋代重要书法家不同程度地受到具有变革意义的中晚唐书法的影响，特别是颜真卿的影响。此外，宋人对金石学的重视和研究也使书法和篆刻艺术置于更大的历史尺度之下，汲取了丰富的源泉。
由于战争连年不断，士大夫皆无暇留心翰墨，因此书坛较为冷落。但中唐以来的书法革新浪潮影响深远，五代时期杨凝式的书法，实现了由唐至宋元的重要转折，为宋朝"尚意"书风的崛起，作了铺垫。杨凝式之外，还有李煜、徐铉等有成就的书法家。
杨凝式（873－954年），字景度，号虚白，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唐昭宗时进士，官秘书郎，后历仕后梁、唐、晋、汉、周五代，官至太子太保，世称"杨少师"。因为对时局的混乱，政治的多变极为苦痛，杨凝式性格狂放不羁，故人称"杨风子"（即杨疯子）。久居洛阳，好游佛寺道观，兴起时常在粉壁上题字，当时洛阳寺观随处可见他的书迹。
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颜真卿，后又学习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一变唐法，用笔奔放奇逸。无论布白，还是结体，都令人耳目一新。其代表作有《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等。
《韭花帖》是他流传于世的代表作，是用行书书写的信札。内容是叙述午睡醒来，恰逢有人馈赠韭花，非常可口，遂执笔以表示谢意。此帖的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兰亭集叙》的笔意。而《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则深得颜真卿《祭侄稿》的神髓，错落有致，气势开张，一股朴茂雄浑之气扑面而来。狂草《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均藏于故宫博物院）则更加恣肆纵横，变化多端，点画狼藉，线条扭曲不安，一股对时局不平的郁勃之气跃然纸上。《神仙起居法》在草书中，时时夹入一些行书，后人称为"雨夹雪"。
杨凝式被视为历来承唐启宋的重要人物。"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深受其影响。
李煜（937—978），即南唐后主，字重光，酷爱书画。他书法传二王执笔法，称为"拔镫法"。擅长行书，喜欢使用那种虬曲而颤动的笔法写字，被称为"金错刀"。作大字不用笔，卷帛而书，被称为"撮襟书"。他的墨迹流传很少，南唐画家赵幹《江行初雪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上的一行标题被认为是他的真迹。他曾出示南唐秘府所藏的书法作品，命徐铉刻成《升元帖》，供人欣赏和临习，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法帖。今已不存。
徐铉（916－991年），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曾在南唐为官，后入宋。在南唐时即以文翰知名，精于文字学。他擅长李斯小篆，也工于隶书。他与其弟徐锴是当时最杰出的篆书书法家，被称为"二徐"，他们考订了《说文解字》。此外，北宋淳化五年（994）重刻秦代《峄山刻石》，即根据徐铉的摹本。徐铉所书的篆书，映日视之，笔画中心有缕浓墨，因其笔锋直下不倒侧，故笔锋常在画中，故人也称其如"屋漏痕"、"锥画沙"。
1.宋代书法北宋统一以后，宋太祖对书法并未给以重视，更没有像唐代那样采取各种措施。因此，一些士大夫也就漠然对待。欧阳修曾这样感慨："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 尽管如此，宋代书法在延续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突破唐人重法的束缚，而以自己为主，以意代法。努力追求能表现自我的意志情趣，形成"尚意"书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的"凡书画当观韵"，强调"韵胜"，皆是此意。其二是有意将书法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宋代书法大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画家。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不仅认为书画和诗一样，是表现自我的手段，而且强调文学修养对提高书法艺术的作用。
宋代法帖
法帖是指汇刻名家书法墨迹在石、木版上并拓印成可供人们学习的墨本。此前，南唐已有《升元帖》、《澄心堂帖》等法帖。宋代最早的法帖是《淳化阁帖》。此后刻帖的风气渐盛，又有了潘师旦摹刻的《绛帖》、希白和尚摹刻的《潭帖》，由蔡京负责摹刻的《大观帖》等。《宝晋斋法帖》等宋代法帖。
宋太宗即位后，才开始书画作品的收藏，购置古先帝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整理编刻了一部法帖，赐给大臣。这部法帖，因为是在淳化年间所刻，所以称为《淳化阁帖》。《淳化阁帖》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第二、三、四卷为五代名臣法帖，第五卷为古代各家的法帖，第六、七、八、九十卷为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作品。 "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占了一半，所以宋初的书法风格受到"二王"的影响。但是，作为临摹而刻制的法帖，毕竟不能与名家书法作品原作相比；而且，王著编刻《淳化阁帖》时，所依据的书法作品也有一些并非原作，而是赝品。
直到宋四家时（仁宗庆历到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他们力主由唐溯晋，屏除帖学，宋代书法才为之一振。
米芾在《书史》中分析说："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取用科第。自此惟趋时贵书矣。"宋室南渡后，如《书林藻鉴》讲："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其风靡有如此者。"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书法家能够按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去继承、革新的就不多了。所有这些，都限制和影响了宋代书法的发展。
宋代的金石学宋代金石学已经相当兴盛，，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陈思的《宝刻丛录》、洪适的《隶释》、《隶续》都是宋代有代表性的金石著作。金石学的兴盛反映了宋人对古代铭刻的兴趣，这对书法和篆刻艺术有一定的影响。
2.元代书法
自从成吉思汗统一了各蒙古部落以来，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横扫亚欧大陆，先后灭西夏、金，和南宋，最后统一了整个中国。统一之后，元朝的统治深知：在马上得天下，未必能在马上治天下，所以十分注意文艺教化。重开科举制度，广泛选拔人才；复兴儒学；同时也大兴宗教，各种宗教信仰在这个时代同时并存。这些，对当时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下太平了，蒙古族的统治者也开始热爱舞文弄墨。元仁宗图帖睦尔建立了奎章阁－－专门的书画鉴藏机构，请侍臣为他鉴定书画，象我们后面所要提到的书画家，如柯九思、虞集等人就曾任奎章阁学士；另一方面，汉族知识分子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多少感到压抑不适，更加倾心民族文化。这样，书法艺术非但没有凋落，而是继续滚滚向前发展。
一．温雅平正、复古求新的元初书法
书法发展到南宋，因为延续北宋以来“尚意”书风的余响——热衷于表现书法家自己的胸中意气而忽视技法——而南宋书法家一方面没有北宋书法家那样的才情，又没有深厚的技法功底，因此南宋书法渐渐地走上末路。这时候，元代书坛巨匠赵孟頫高举起“复古”的旗帜，主张学书法应该避开唐宋，要向更远的晋朝书法大师学习，并身体力行地施行。最终，赵孟頫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太祖十世孙。这是个复杂的人物。他是宋朝皇室的后代，却做着异族朝廷的官，虽然地位很高，实际并不受重视，心里很苦闷，只是一味地吟诗作画。他是中国文艺史上少有的全才，大概只有宋朝的苏东坡、清朝的董其昌可以和他相提并论。除书法外，他还擅长绘画，精通文学，通晓音律，熟谙道释。是他，最先将“诗、书、画”三绝合为一体。不仅如此，他的家族中也出了不少艺术名人：他的妻子管道升、他的儿子赵雍都精通书画，他的外甥王蒙是著名的“元四家”之一。
赵孟頫的书法，成就最高的是楷书和行书。传世的楷书名作有《胆巴碑》、《湖州妙严寺记》、《仇锷碑》等；小楷有《汲黯传》等；行书作品不少，如《洛神赋卷》、《赤壁二赋帖》、《定武兰亭十三跋》等。他作品最主要的特点，无论楷书还是行书，都很工整，四平八稳。温和、典雅是他书法的主要特色。虽然他对晋人书法下过很深的工夫，但晋人书法中精妙的用笔，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体现；或者说，他将晋人笔法的精微之处大大加以简化了。尽管如此，他的作品总是洋溢着一种高贵、典雅的气息。这完全是他深厚的学问、修养所致。
他的书法成就和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不仅同时代的一些名家如邓文原、鲜于枢纷纷以他为榜样，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清代的刘墉、乾隆帝也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整个元朝书法，几乎都笼罩在赵孟頫的庇荫之中。可以说，他是个上承晋唐，下启明清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式人物。他是继王羲之、颜真卿之后再中国书法史上第三个影响深远的大师。
元初另一位书法名家是鲜于枢（1257——1302），一种说法是（1256——1301）。字伯机，号困学民、直案老人、直奇老人、虎林隐吏等。河北渔阳人（今天津蓟县），居住在杭州。与赵孟頫有“南赵北鲜“之称。他的书法成就，主要在于行草。草书学怀素并能自出新意。他的执笔方法很有特点，使用独特的回腕法；喜欢用狼毫，写字强调骨力。的确，他的行草书骨力劲健，真力饱满。行笔潇洒自然。赵孟頫对他很推崇，说：“我当年同伯机兄一块学草书，伯机超过我太多了，极力追赶也赶不上。现在伯机死了，大家都说我书法写的好，不过是在没有佛的地方称尊罢了。”如果说赵孟頫的字骨少肉多的话，那麽，他的字骨多肉少。虽然他学的是唐朝人怀素，但他的字里，更多的是元朝人的东西：无论是笔法的丰富性，还是节奏的复杂性，都比怀素有所简化。这一点大概是元朝书法共有的特征吧。
他的代表作，有《王安石杂诗卷》、《进学解卷》、《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卷》、《苏轼海棠诗卷》等。与赵孟頫、鲜于枢并称为“元初三大家”的是邓文原
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匪石，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元史》上说他是一个廉洁的官吏。书法风格，尤其是行书，很象赵孟頫。章草很有个人特色，与古人皇象、索靖的质朴相比，他更流利矫健。代表作有《临急就章卷》等。
柯九思、虞集、揭傒斯都曾在奎章阁任职，从事鉴定书画的工作，不仅对书画有极高的鉴赏力，书法也都称雄一时。柯九思书法学欧阳询，结构紧密、姿态峭拔，有时还有写经体、汉简体的笔触，显得很有古意。代表作有《独孤僧本兰亭帖跋》等。
二． 元中后期书法的变奏 元代中期以后，江南爆发了农民军起义，还有关于帝位的宫廷斗争，社会开始不太平了。这些，对艺术家的创作心态、书法面目都有极大的影响。象杨维桢的粗头乱服，倪瓒的尖峭冷逸，都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时局的曲折反映。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会稽人（今浙江绍兴）。他生活在元末大乱之际，浪迹在山水之间，行为放荡，与陆居仁、钱惟善被称为“元末三高士”。他的书法取法很高，来源于汉晋，对索靖的章草很有领悟，而且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这从他的作品《游仙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可以看出。
大画家
吴镇、倪瓒也可以说是这个系统的代表。吴镇（1280——1354），字仲奎，号梅花道人，浙江嘉兴人。他的草书很有成就，用墨湿润秀逸，笔调轻盈潇洒，独树一帜。
倪瓒的楷书下笔尖峭，速度悠缓，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闲散情调，冷冷的、幽幽的，好象不食人间烟火——典型的隐士形象。他们的作品大多题在画上，更是相得益彰。元亡后入明朝做官的危素书法也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如元初的耶律楚材，中后期的康里巎两人。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是辽代的宗室，是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也是元初推行汉文化的中坚人物。如果说赵孟頫等人是受晋唐书法影响，那麽，他的字主要受惠于离他不远的宋人：点画比较粗率、缺少文人气，倒也表现了蒙古人纵横草原的豪情。
康里巎（1295——1345），字子山，号正斋，色目康里部人，幼年时在皇家图书馆受过充分的汉文化教育，后来做过文宗和顺帝的老师。他是个廉洁、正直的大臣，字也写得爽利干脆，用笔速度较快，往往在最后一笔用力一挑、或一顿，这样难免显得有些刻露——他的成就主要在行草，代表作有《谪龙说卷》、《李白试卷》、《述笔法卷》等。
纵观元代的书法，大致有如下特点：
主张复古。以赵孟頫为首的书法家，认为书法应该学宋以前的东西，宋代书法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不值得效法。因此，元代书法一直笼罩在晋唐古法之下，没有重大进展。倒是元末的书法家能够放开胸襟，写自己之想写，发自己之想发，为明代草书大家的出现开辟了新声。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也是此时书法的特征之一。元朝统治者以武力征服了汉人，而在文化上被同化、被反征服，之后相互交融。少数民族书法家有辽代的耶律楚材，蒙古的文宗、顺帝，还有色目人康里巎。元朝政府还设置了奎章阁等文化机构，这些，对书法的发展无一有着很大的作用。
书体的全面复兴与“诗、书、画”的结合。元代书法家在重视复古的同时，还重视各种书体的修养。赵孟頫就是个典型代表——只要看看他的《六体千字文》就知道了。象章草，自从魏晋以后就很少人写了，而元代却出了一大批章草高手。至于篆书和隶书，水平倒不是很高——即使是赵孟頫。但他们毕竟做出了努力，意义也正在于此。
诗、书、画的结合也是由赵孟頫开始的。这在艺术品的形制上是个突破。表现力更加丰富，更具有观赏性。不仅如此，元代一些书法家还热衷于篆刻，文人自己动手刻印，既篆且刻，也是从这个时代的王冕开始的———这翻开了篆刻史新的一页。此后，印章成了中国书画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诗、书、画、印成了后代书画艺术家必备的修养。
元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继承上，它避开了宋朝的流弊，远接晋唐，取法很高，对古典传统做了深入的学习，并创造出鲜明的时代风格。对后来的明清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六》隋唐书法 概论：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国，和之后的唐都是较为安定的时期，南帖北碑之发展至隋而混合同流，正式完成楷书之形式，居书史承先启后之地位。
唐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动乱局面，国初二十年形成了文治武功的“贞观之治”，此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开元时期更是呈现出超越两汉的空前兴盛气象。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初唐书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此后有创造性的还有李邕、张旭、颜真卿、柳公权、释怀素、钟绍京、孙过庭。唐太宗李世民和诗人李白也是值得一提的大书家。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代书法艺术，可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初唐以继承为主，尊重法度，刻意追求晋代书法的劲美。中唐不断创新，极为昌盛。晚唐书艺亦有进展。
唐太宗李世民极爱书法，特别崇尚王羲之书迹，朝野上下，均以太宗意趣为准，崇王之风，极盛一时。他在《论书》中说：“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又认为学王字“先须知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论》，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勿令有死点死画，方尽书之道也。他还认为“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他对运笔的要求是：为点必收，贵紧面重；为画必勤，贵涩而尽；为撇必掠，贵险而劲；为戈必润，贵凝尽而右顾；为怀必郁，贵蹙锋而总转；为波必桀，贵三折而遣笔。时书法原理和书写技巧讲得很透彻。以后武则天，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乃至南唐后主李煜，都是书法家和书法倡导者。
唐代最高学府有六种，即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书学，专门语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是唐代的创举。历朝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中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是书法大家。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的“二王颜柳”余韵。
1. 隋唐书法——隋代书法 概论：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国，和之后的唐都是较为安定的时期，此时期打通的大运河到现代仍有极大的通航价值。南帖北碑之发展至隋而混合同流，正式完成楷书之形式，居书史承先启后之地位。
隋代的国祚甚短，书家、书迹等也不多，无法创造辉煌的成果，只好把位置让给之后的唐来创造奇迹了。我想隋代是可用「流星」的短而灿烂性质而譬喻，传世的书迹中亦有可观的，且隐约可窥见唐代时欧、虞、褚、薛、徐、李、颜、柳等人的精诣，整齐之中仍有古味，以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苏孝慈碑等为代表。
发展：
龙藏寺碑龙藏寺碑：乃王孝僊于隋文帝开皇九年，立于河北正定县龙兴寺内，共十三行，每行五十字。书家无法肯定，但据碑末文，推断为张公礼的作品。此碑已是十分成熟的楷书作品，后人推为隋碑中的第一，笔画工整圆劲，楷法谨严，结体平正，与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笔法酷似，为唐楷之先声。
启法寺碑与丁道护：
于隋文帝仁寿二年立于湖北襄阳，由周彪撰文，丁道护挥毫，是隋代诸碑中少数有书人署名的。丁道护这个人可大大的有名，是隋代融合南北书风的代表人物，融合众家长处发展出自己的面目，传世书迹有启法寺碑和兴国寺碑﹝宋时佚，只余拓本﹞。官至襄州祭酒从事，谯国人。
丁道护这两块碑都是极成熟的楷书，间架平正，法度谨严，实为唐楷之先导，就算放在唐楷间也丝毫不逊色，可隐约见到唐代书家之笔法。
苏孝慈墓志：
乃隋文帝仁寿三年所立，清光绪十三年于陜西蒲城出土，石仍完好，字也十分清晰。此碑楷法成熟而工整，方中带圆，字体又小，兼有南帖之绵丽和北碑之峻整，集秀丽与雄劲于一身，由此可见，唐代的楷书在隋时已定下根基，风格和欧相近，章法整齐，结体平正。
2.楷书的发展——初唐 概论：初唐书风最胜，几个皇帝都是箇中高手，唐太宗以帝王之尊，大力提倡书法，特意遵祟王羲之，并搜访天下名书迹，君臣相扇之下书风鼎盛，更开设「书学」，以书取士，所以读书人自然个个发愤练字；据说科举时文章内容再好，字丑也是没有用的。
太宗本身就写得一手好字，工隶书、飞白，行草得二王之妙，也学虞世南行书。所传之「温泉铭」便是以行书入碑之作，颇具二王之风。
帝王之提倡，再加上当时社会安定，民生富足，正是发展文化的大好时机，书家辈出。成名当代，流名千古的「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就是此期之代表。
发展：
欧阳询：
字信本，潭州人，生于陈武帝永定元年，卒于贞观十五年，享年八十五岁。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率更令，因此又称「欧阳率更」。他博取众长，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兼善众体，在当时甚至还「扬名国际」，声名远播高丽，太宗也十分赏识他。欧阳询的书法以「武库矛戟」与「劲险」为特色，正书以九成宫为本色，而化度寺温润含蓄，成就最高；小楷则稍具姿色，以千字文为化表，行草虽不算顶清雅，仍有「跌荡流动」之势，以史事帖为代表。
虞世南：
字伯施，越州余姚人，生于南陈武帝永定二年，卒于贞观十二年，享年八十岁。官至秘书监，获赐永兴县子，世称「永兴」、「秘监」。博学多才，德高望重，太宗以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曰五绝。学书于智永，得其精传。其书近法智永，算是二王之远亲，又偏工行草，得于南帖特多。其隶、行、草皆妙，但流传书迹甚少，正书仅孔子庙堂碑，行书有汝南公主墓志铭，草书则有积时帖为代表。
褚遂良：
字登善、河南阳翟人，官至尚书左仆射河南公，世称褚河南。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卒于唐高宗显庆四年，享年六十四岁。博学通识，具王佐之财，亦是忠谠之臣。少学虞世南书，长则祖述右军，尽得其妙，兼取众美，自立门户，与欧、虞鼎立。登善的面目最多，变化也最大，正所谓「一碑有一碑的面目，一碑有一碑的风神」也。其正书比欧、虞婉美劲逸，如伊阙佛龛，尚存隶意，气调浑古，而雁塔圣教序记，房玄龄碑成就最高。行书则温润似永兴，以枯树赋为代表。
薛稷：
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终年65岁，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官至札部尚书，太子少保。他在外祖父魏征家见到虞世南和褚遂良的书迹，锐意临仿，不久遂以书法名扬天下。
他的书法用笔纤瘦，结字疏朗，自成一家。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就是由薛稷书法演化而成。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称初唐四大书家。传世书迹有《杏冥君铭》、《信行禅师碑》。 3.楷书的发展——中唐 概论：初唐三大家风格虽异，然祟尚瘦劲，大家都如此，遂演成风气。开元后，书风丕变，极力矫正少肉之病，渐渐的便脱了三王气息，开创唐代特有之面目，照耀书吏。此时期之书家，前有李邕，后有颜真卿，足以和初唐三大家抗衡。北海﹝李邕﹞虽未脱瘦劲，但以行书入碑，别具一格，时有写碑八百余之称。鲁公﹝真卿﹞则纳古法于新意中，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使楷书笔法，穷尽变化，臻乎出神入化之境。
发展：
李邕：
字泰和、扬州江都人。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卒于玄宗天宝六年，享年六十九岁。尝为北海守，世称「李北海」。其父名善，以注文选享名。北海资质极好，才力过人，且刚毅忠烈，嫉恶如仇，文名尤盛，世以「文章、书翰、正直、辞辩、义、烈」为六绝。工于翰墨，初学右军书，深得其妙，复脱弃旧习，参以已意，所以笔力清新。博取众美，自成一格，从「书中仙手」、「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等称美中可看出他的成就。李邕的书法，大概是有二王的韵致，而稍变形态，使笔画便加礼腴。尤以「行笔入楷」，气势飞动，飘逸多姿而又笔力万钧。
传世书以李思训碑，岳麓寺碑最着。
颜真卿：
楷书至颜真卿而丕变，而其书实源于徐浩，两者笔法实颇有相似之处。盖真卿之笔法，实前有所承。
真卿字清臣、临沂人，颜师古的五世从孙。官至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世称「太师」、「鲁公」，又曾为平原令，所以也以「平原」称之。生于唐中宗景龙元年，卒于德宗贞元元年，享年七十八岁。鲁公生性耿介，为忠臣烈士。小时候家里贫穷，没有纸笔，以黄土书墙学习，初受书于张旭，深得其笔法；并兼及初唐三大家书，深得其妙。由此可知颜真卿以当代书植其基，其后便追上魏晋，颇得二王胜处。
他博取众体之精，并融贯已意，使楷书臻于极境，至今尚不能脱其藩离，正所谓「闲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
鲁公是书史上居承先启后地位的伟大人物，他的正书，向以博厚雄强着称，「锋绝剑摧，惊飞逸势」，以颜世家庙碑为代表；至于摩崖大家，气势磅礴，以大唐中兴颂最着；至最高境界，表现冲和淡远之韵致者，则推李玄靖碑。行草道劲秀挺，古意盎然，以祭姪稿为第一。
徐浩：
字季海、越州人，工翰墨，声飞当代，肃宗时四方诏令皆出自其手。「用笔劲正有而心圆」，确实是真卿之本，以不空和尚碑为代表。此碑笔画肥厚，起笔、收笔及转折处皆趋圆劲而富变化，结体平正宽博，酷似鲁公笔法。
4.楷书的发展——晚唐 概论：中唐的颜真卿将楷法发展至无体不备之颠峰状态，其后的书家一味仿拟，毫无新意可言，书风而盛极转衰，伏下求变之转机。
元和后，出了个柳公权健身美容班，他力矫当代肥俗之病，复主永瘦劲，将颜筋使转顿挫之法加以夸示，削肉存骨；而棱角尽露，书亦坚劲无比，遂使晚唐书风又变，与鲁公并称，后世有「颜筋柳骨」之誉。但那时已是唐未，国祚已衰，书道亦随之沉滞，后继无人，柳体又成绝响，这个时期就只有柳公权可以做代表了。
发展：
柳公权：
字诚悬，京兆华原县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卒于懿宗咸通六年，享年八十八岁。博贯经术，通音律，元和中进士及第，官至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开国公，追赠太子师。诚悬学习书自二王入手，其后遍取前代书家之长；其书之样貌，虽与鲁公肥瘦殊异，而笔法实同。博览众长，运已意于新体，遂自成一家。
一生得穆宗、文宗、宣宗三朝之宠，当代公卿之家所作碑志，若未得诚悬书，便有「子孙不孝」之讥。外夷闻其书名，往往以货贝具购其字，是以外扬中外，更甚于北海。笔画细瘦之中，仍运用颜筋使转顿挫之方法，故运笔之迹外露画外，倍觉棱角崚厉，但不免有剑拔弩张的感觉（李后主曰之「失于生犷」）。然真正柳书之至者，仍是锋芒略敛以平正得势者；「神气清健」，正是柳书本色。
传世作品以神策军纪圣德碑为代表，而成就最高的则推金刚经了。 5.隋唐书法——狂草 概论：狂草的成就，是唐代书法高峰的另一方面的表现。代表人物是张旭和怀素。
发展：
张旭：
字伯高、苏州吴人，闻名于玄宗开元、天宝间，和贺知章是好朋友，颜真卿少年时曾拜他为师。官至长史，世称「张长史」，任性豪放，不拘细节，好酒嗜书，大醉时呼叫狂走，甚至「以颅墨而书」，时称「张颠」。唐文宗时，以李白歌诗，斐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可明白他的造诣。
张旭的草书自成一格，而奠基精楷，得欧、虞、褚之精，取法初唐诸家，故其书狂纵而不踰法度，古劲绝伦，为世所叹服，兼能取众美，以楷书为本，更出已意，乃有空前之成就。
伯高传世的书迹有郎官石记﹝正书﹞，戏鸿堂帖所收之秋深帖、步虚词；尚有悲清秋赋、肚痛帖等，以古诗四帖墨迹为代表。
古诗四帖﹝肚痛帖、千字文残帖附﹞：
伯高狂草以古诗四帖为，此帖的内容包括了步虚词二首，王子晋机、巖下老公四五少年机，共四首，书于五色纸上。
观巖下老公四五少年机之笔画略丰，多处乾笔飞白，苍劲有力。笔势放纵，常一笔直下，绝逸之极。伯高草书，有晋宋遗风，且以精楷为基础，故所做草书虽千奇百怪，但细查其笔法，一点一画无不规矩，正是伯高本色。所傅诸帖皆是同一笔法。
自张旭以来名家辈出，如怀素、郑度、邬彤、释高闲、释亚栖等，而以怀素最为出色。
释怀素：
释怀素，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人，后徙家京兆，为玄奘三藏之门人，生于玄宗开元年间，卒年不详。生性放纵，精意翰墨，独能继伯高之绪，与之并称一代狂草之冠冕。书风遍取当代名家人，而得于张旭，二王独多，尤能独创新意，临池之工精深，遂与张旭齐名，以自叙帖，小草千字文为代表。
自叙帖：自叙帖为藏真狂草不朽之作，时四十一岁，乃盛年精意之书。此帖以变幻飞动之笔，自抒学历及成就，气象万千，纵横无涯，淋漓痛快，虽然有点自负，但人无异论。
其笔画劲瘦，字与字多属连属，奔放而运笔仍逐步顿挫，转折合度。上下连技同气，左右俱顾盼之姿，字行布白宽綼，意趣精深，且法度俱备。
小草千字文：
这是怀素晚年由奔放入清淡疏远之杰作，全帖无自叙帖之纵放奇趣，而气调尤为清逸。其笔画已无任意牵连之迹，各字多独立，运笔较收敛，且中规中矩，字体大小一致，字行宽绰，堪称草书极品。
怀素之后，狂草亦盛，尤以释氏为然。
在中国古代书论中，不论是对篆、隶、行、楷，还是对草书的论述，大多是以自然景观或某些现象作比，加以形容和描述，读者要靠一种生活感受、生活经验去领悟，才能欣赏和理解。书法实在是一种很玄奥的艺术，尤其狂草，书写者往往是充满激情，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完成的，读者从墨迹中隐隐地感受到某种情绪。这其实正是一种表现主义艺术的特点，狂草产生于唐代，当时的绘画基本上属于工笔重彩的表现形式，范山模水，描眉涂目，都须凭藉理性在较长时间里才能完成的。即使如吴道子那种带有表现主义成分的画法，也终归要受到物形的限制，并不是能够完全放开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从书法中出现了狂草，则可以借用来比较充分地表现情感或情绪。这恐怕是表现主义书法产生的主要缘由。
在张旭和怀素以后，历代都有草书大家出现，如宋代黄庭坚、明代祝允明、徐谓、王铎，清代傅山，现代林散之等。每一书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融进了自己的个性。
书法知识《五》--汉代书法
汉代书法： 概论：汉代从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四百二十六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
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康有为曾说：“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广艺舟双楫·说分》)给以较恰当的评价。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隶书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作为书法艺术，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前人称篆书笔法为“玉箸”，即玉作成的筷子，横平竖直，均匀圆润。字的结体规矩严谨，较少变化。隶书则不然，它的点划分明，粗细有致，波画有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用笔有方有圆，或方圆兼济。结体或险峻跌宕，坚挺雄健，或秀丽工整，圆静妩媚，或坚守中宫，凝重端庄，或大开大合，意气飞扬，可谓千变万化，各臻其极。这真是书法史上瑰丽的一章。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代隶书，都是凭当时刻在石碑上而保留下来的。可惜当时书丹的作者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铭文内容为其命名，例如：《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孔宙碑》、《石门颂》、《华山碑》、《曹全碑》、《西狭颂》、《张景碑》、《张迁碑》等等。
汉代书法，除碑刻外，还有书写在木板（北方）和竹板（南方）上的汉简。简板上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肃穆、气势恢宏，而是活泼灵动、变化多端，甚至漫不经意，富于幽默感。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那么，汉简则如同写意。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甚至草率。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 1.汉代书法——汉古隶 概论：古隶和小篆之关系就如同猴子和人，乃是蜕变而来，特征在改变笔画之曲线成直线，并予省略，变圆为方，由连而断，且富有粗细之变化，由繁趋简，书写亦更加便捷，为小篆至八分之关键。
但传下来的书迹甚少，以刻石和碑为多，武梁祠画像中亦有古隶者。
发展：
帛书老子乙本：
为惠帝和吕后执政之间的古隶「陪葬品」，它的主人因太过珍视它而带它入土，也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它。书体篆意尚存，章法有直行而无横行，秀丽之中尚存古意。
竹简孙膑、孙子兵法﹝汉简附﹞：
这二书也为陪葬之物，看来我们得感谢古人的陪葬制度了。年代大抵为西汉前期。两者笔迹不同，当是出于不同人之手；竹简孙膑的字体仍混有极多篆书笔法，孙子兵法的篆法殆已净尽，笔画直，间架平正。两者相较的话，一以古质取胜，一以妍华擅美，皆是古隶上品。
鲁孝王刻石：
今尚存曲阜孔庙之中，全文仅「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笔画已由圆变方，字体仍属高长，结构别于小篆，乃藉于小篆、八分之过渡书体，古朴纯厚。
另尚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开通褒斜道刻石﹝这是摩崖大字﹞，祀三公山碑等遗墨。 2.汉代书法——隶书的发展 概论：汉朝自公元前206年高祖建立天下，经过60余年的治理，出现了“汉武”盛世，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得到了长足进步，造纸术的发明，对文字的发展，影响深刻。西汉初，朝廷就把隶书定为学童应试的内容之一，成绩好的可以做官。当时的“史书令史”，就是擅长写隶书的官职。汉人称汉隶书为“史书”。据班固《汉书》记载：元帝“多才艺，善史书。”孝成许皇后“聪慧，善史书。”隶书的重要特点是笔画平直、结构方正，几种笔画较为固定，为汉字书写定为不变的形态。
再有就是改造合体字的偏旁，并使它固定统一。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偏旁和原独体字一样，位置也不太固定。为了字的方整和书写便利，隶书把用做偏旁的独体字规定特殊的形态，同时又把许多原来不同偏旁的篆字固定为同一偏旁，如“英”、“樊”、“莫”、“真”、“奠”等字，原篆字字底皆不相同，隶字把它们统一为“大”字底。又如“泰”、“秦”、“春”、“奉”等字也是隶变后才统一为“夫”头的字。
这样就使得隶书较篆书易记、易写，适应了时代日益发展的要求。
发展：隶书的定型也有自己的发展过程。从大的方面说，隶书有秦隶和汉隶的区别。秦隶的形体，从出土文物中的权、量器的诏版上还可看到一些特点。这时隶书结体还是纵势长方的，字的大小不拘。有人称此隶为“古隶”，西汉初期仍沿用这种字体。
隶书随着时代而逐渐改易，到了东汉，形成了定型的汉隶。特别是到了汉恒帝、灵帝时期（公元174～189），汉隶达到极盛时期。汉隶定型的字体，主要是指此时期的字迹。
定型的隶书在书法上形成了自己风格。在用笔上方、圆兼用，藏锋、露锋诸法具备；在笔画形态上出现了蚕头燕尾的特点，长横画有蚕头，有波势，有俯仰，有桀尾；体势上，由纵势变为正方，又变为扁方的横势；结构上，中官紧收，笔画向左右开展，呈左右对称的“八字形”，故有汉隶“八分”的说法。
隶书从用笔到结字所形成的风格，既庄重严整，又变化多姿。这种字体，上承篆和古隶，下启楷书，用笔通行行、草。
所以隶书在书法上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隶书到东汉时期已发展成定型的隶书，成为法度森严的官定的标准字体。这一时期留下来的隶书字丰富多采，尤其东汉时期盛行树碑立传，所以留下碑版最多，也最精湛。
所谓“碑”，在古时是宫、庙门见识日影及拴牲口的长方形石头，秦代在石头上镌刻文字，作为纪念物或标记，或刻文告等，秦代称为“刻石”，汉代以后即称“碑”。
自东汉以来，各种碑的形式也多起来，有碑颂、碑记、墓碑等等，用以纪事、颂德。这些碑刻给书法留下了极丰富的珍品。据说东汉留
下来的碑版达170余种。现举出几种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资证明。(1)．乙瑛碑：全名为《汉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东汉恒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立。当时乙瑾为鲁相，曾奏请在孔子庙中设置守庙的百石卒史，因此得名。碑立在今山东曲阜孔庙。内容刻有奏请往返的公犊和对乙瑛的赞同。碑文雄秀、工整，风格飘逸秀丽，是著名汉碑之一。
(2)．礼器碑：全称为《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亦称《韩敕碑》．东汉桓帝水寿二年（公元156年）立。石在今山东曲阜孔庙，碑文为赞颂鲁相韩敕整修孔庙，建造礼器的事。书体扁平丰茂，瘦劲挺秀，属于工整风格的作品，为历代学隶者所重视。
(3).史晨碑：碑的前后两面各有到字，故亦称《史晨前后碑》。前后碑各有名称，前碑称“鲁相史晨祝孔子奏铭”，内容是记载鲁相史晨的奏章，报告他到任后祭孔的情况；后碑称《史晨飨孔庙碑》，记录了他祭孔的措施。此碑建于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碑立山东曲阜孔庙。字体工整，结构谨严，富有神韵，是学习隶书的好范本。
(4)。熹平石经：也称《石经》．汉灵帝嘉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等建议在太学建立正定的六经标准文字，以免贻识后学，为此而立。传为蔡邕所书。碑石共46个，太学旧址在今洛阳市，碑立太学门前。几经动乱，原碑早已无存。自宋以来，常有残石出上，据说现已集存80OO多字，字体方正，结构谨严，是当时通行的标准字体。
(5)．曹全碑：全称为《汉合阳令曾全碑》，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王敞等人为纪念曹全功绩而立。明代初年出土于陕西颌阳县，曾保存在合阳县孔庙，1956年移放在西安碑林。相传此碑明代未年即已断裂，现文物出版社已经出版断裂前的拓本。曹全碑是汉隶代表作之一，风格秀逸多姿、结构平匀，用笔方圆兼备、清丽婉畅。此拓本保存原字较多，完整如新，最适合初学隶书者临摹。
(6)．张迁碑：全称为《汉故谷城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碑文记载了张迁的政绩，是张迁故居韦荫等为表扬他而刻立的。书体以方笔为主，结构严整、端正朴茂。现有影印本，可供方笔书法爱好者临摹。书法知识《四》---秦朝书法
2.秦朝书法— 秦古隶 概论：秦朝政府公布的公文、法令、诏书等均用小篆。但结构复杂，笔画多弧形，速写不易，民间多用一种较篆而草的、能急就的字体，笔画由圆变为方折，把篆书多弧形变为多直形。这是隶书兴起的原因。晋代卫桓《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指罪人。从事劳役的人及职位较低的胥使、役吏。）佐书，曰隶字。
唐张怀瓘《书断》中说：“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程原为县里小官，因罪入狱，他整理了隶书3000字上奏，秦始皇认为很好，赦其罪，并封为御史。
既是：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被关在监狱里。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又创立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因为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大附会的成分。实际上正像书法的产生一样，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程邈所作的大概是整理工作。
书法上称秦隶为“古隶”，汉隶为“今隶”。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 3.秦朝书家——李斯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
李斯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年轻时，起初在乡村做管理文书的小官，后来，随荀卿学习，当任廷尉。在秦始皇统治期间，李斯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被任命为丞相。
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殷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
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秦始皇逝世的前一年，他不畏钱江险涛，东下会稽（今绍兴），祭过大禹陵，登上天柱峰（后来教叫做秦望山），俯瞰东海涌潮后，命丞相李斯手书《会稽铭文》。李斯奉命连夜写毕后的隔日，他又采岭石鑴刻，然后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后叫刻石山），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会稽刻石】。
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书法知识《三》---先秦书法
(3.先秦书法——周代帛书与简册 概论：秦代之前流传下来的书迹很少，只有甲骨和钟鼎保存较多，但经过鑴刻，不免失真，而墨迹更是很难再见到。自甲骨文出土后，陆续发现一些残留下来的朱书和墨迹；最近地下古物陆续出土，先秦的墨迹渐多，如长沙附近，信阳等地皆有出土竹简、帛书等，皆是书史上十分珍贵的宝物，且将书史改观，其价质难以估计。东周楚绘书：
长沙因为广辟土地，附椁一带的周秦陵墓多被发掘出来，此书即发现于长沙东郊的晚周木椁墓中。墓中书皆用竹笈贮藏，折叠端正，但可惜出土时未受到爱护，导致毁损过半，有许多已经毁损，只有这本完好无缺。
此书为丝质，出土时已呈深褐色，几乎和文字相混，现在为锡克来﹝Sackler﹞所有。有彩色和实物等大的照片，也有红外线拍摄的黑白照片，字迹相当清晰。此绘书纵十五寸，墨迹如蝇头小字，肉眼不易见，分二面书写，正反颠倒；一面有八行，每行三十七字，另一面有十三行，每行三十四字，但漶漫不明的字共有二一八个。书的四周绘有奇禽怪兽及谲诡的人物，及傅青红诸彩色，每个图片的旁边还有神名及注释，内容像古代祷神之文。
至于年代，根据文字和同时出土的遗物推定，应该是晚周时的东西；根据帛上的图片，又可知应是楚国之书。
其书体为大篆，与东周金文中南土系的柔美婉曲相近，笔画以曲线为主，结体横扁，字体端整，章法整齐，有「交理玄奥，篆法奇古」之称。
战国策：
和帛书老子甲本同时出土。全书二十七篇，一万七千余字，其中十一篇和今日的战国策和史记内容相合，剩下来的十六篇大概是战国策的后半部，可以补正战国策和史记的缺失。
书体是大篆，较帛书老子甲本更为高古，曲线显著而结体繁复、风韵奇古，有东周金文南土系婉曲柔美之韵致，亦是东周末期南土书法之杰作。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
历史上记载晋代不准曾挖掘魏襄王的墓，得战国楚简十余万册；近年长沙和信阳出土战国竹简，前后达四次之多，内容多是记载赠送死者器物的谴册，只有信阳长台关有出土诸子尺书这一类的古物。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在民国四十二年于长沙南郊仰天湖第四十五号木椁墓出土，共四十三简，长约二二厘米，内容也是谴册。书体和战国金文中南土系的圆滑柔美相似，是大篆墨迹的杰作、书史的无价之宝。
《二》秦朝书法
概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
《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1.秦朝书法——秦小篆 概论：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其中，统一文字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此种书体上承东周时秦国器铭与刻石文字，会融各地书风而成，为中国第一次统一之字体，居书史转变之关键。
秦代刻石保存小篆书迹稍多，但仍算少，以秦始皇所立诸石最为重要，琅邪台、泰山原石及拓本残存，石权始皇廿六年诏则最能见其真相。
发展：周朝自平王于公元前77O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五百余年，经历了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和七国争霸的战国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宝”的写法，就有194种形态。
“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有百种以上。有的字体柔婉流动、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有的结构狂怪。
这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但对思想交流带来了不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了有利于统治，在文字上进行了改革，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是沿袭西周的文化传统，在“金文”、“籀文”（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书体，故秦文又称“秦篆”，后人又用“小篆”称之，以与“大篆”区别。《峄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峰山（山东峄县境）时刻立的第一块石刻。《泰山刻石》，是在此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刻立。《琅琊刻石》（山东胶南）、《芝罘刻石》，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于芝罘山（山东烟台市西北）刻立。《碣石颂》，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所立。《会稽刻石》，是始皇三十六年（前210年）第五次巡行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所刻。这些刻石都是标准的小篆书体，相传为丞相李斯所写。
《峄山刻石》是秦篆（即小篆）的代表之作。字的点划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从容平和且劲健有力。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字的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这种整齐化一的风格与秦朝政治理想是一致的。秦刻石在总体上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相统一的。
殷商人的甲骨文刻辞，企图用以沟通人与神的信息，获得神秘世界的心理感应。商周人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在于祭祀神灵，记录事件或显示富有或权威。秦始皇刻石，将其立于名山之巅，则是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作为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然而在秦刻石这一精神目的实现的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可以使书法更长久留存的形式，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中国书法艺术的两大系统，一为碑系，一为帖系。秦刻石则是在此前石鼓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碑系开山之作。
《峄山刻石》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在西安碑林里。在李斯之后，五代徐铉、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等都以篆书为长。
《四》魏晋书法： 概论：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
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又有王洵（羲之侄）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 魏晋书法——楷书的定型 概论：所谓行书，《宣和书谱》中说：“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间行书存焉。”意思就是隶法解体后，写得近于谨严些的就成了真书，写得近于奔放些的就成了草书，介乎真、草之间的就是行书。行书中兼有真书的称“真行”“行楷”，兼有草书的称“草行”或“行草”。
真书也称“正书”“楷书”，因为它是汉字发展史上的正体，是“楷模”。
楷书和隶书很接近，隶书很多特点如方块形、偏旁系统、笔画等都相似，只是字势和用笔上稍有不同，很容易向楷书过渡。
草、行、楷，实际上在“隶法扫地”以前即有了萌芽。在汉瓦当文字或竹简中，早已出现这种文字了。不过真正兴起还在隶书衰退以后，特别是到魏晋之际才达到成熟、高峰时期。
刘德升：东汉书法家（生卒年月不详）。东汉桓帝、灵帝时颖川（今属河南）人。善行书。张怀瓘《书断》中说他是“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韵婉约，独步当时”。故后人有刘德升是“行书之祖”的说法。 《五》南北朝书法：
概论：晋至八王之乱，王室内讧以后，势力逐渐衰微。在北方，随着西晋的灭亡。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后拓跋氏结束十六国，建立北魏，促成了一百四十九年的相对统一。这是北朝。晋室东迁至灭亡，从公元三一七年至公元四二零年，是南朝。
此时书法，也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无名书家为其主流。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唐代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继承智永笔法取法六朝的。 南北朝书法——魏碑 概论：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是我国书法史上发展的重要阶段。清代大书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对南北朝碑有“十美”的评述。他说：“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二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北朝以北魏立国最久，所以北碑又称魏碑；历代书家都未重视，直至清朝的中叶，阮元首倡南帖北碑的说法，才受到注意，而后又有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附和，遂取代帖学。
北朝承赵、燕之后，书体则出于崔悦及卢谌二家，这两个人皆传钟繇、卫瓘、索靖的遗法。因为没有禁碑之令，又民风纯朴，而演变出北碑特有的书体，与南朝的风流蕴藉大异其趣，加上佛教盛行，流行造像题记与摩崖刻经，所以传世书迹特多。这种书体是介于分隶和楷书之间的过渡书体，居汉分至唐楷的枢纽。大体来说，丰碑和造像记大部份方峻棱厉，墓志铭蕴藉姘美，而摩崖书则雄伟奇绝，惊心动魄。
发展：
丰碑：
丰碑的书体除了北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所含的隶法较多，风格较古，以及东魏敬使君碑较圆柔，是特例独行的坏孩子之外，其余都是规矩的好学生，方峻而端整，锋芒毕露，如晖福寺碑、高贞碑、张猛虎碑等。
《爨龙颜碑》，南朝宋大明二年建立。此碑在清道光六年，为金石家阮元出任云贵总督时，访求名碑所得。碑文书法古雅，带有隶书意味，气魄雄浑，结构多变，给人们一种壮美的感觉。《爨龙颜碑》与东晋《爨宝子碑》，为历代书家所重，世称“二爨碑”。
《石门铭》摩崖碑。北魏水平二年（公元509年）刻，在陕西褒城县。书
体柔和多味，飘逸致趣，康有为评为北魏圆笔之宗。《张猛龙碑》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刻，在山东曲阜孔庙，无撰书人姓名，为张猛龙之颂德碑。书法劲健雄峻。清金石家杨守敬评为：“整炼方折，碑阴流宕奇特。”又评：“书法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
《高贞碑》清嘉庆卜一年（公元1806年）在山东德州卫河出上，移置德州学宫，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刻。笔法遒劲雅健，结构端正，为北魏碑中模范之作。
造像记：
清代乾隆、嘉庆以后，一些金石考古家争相访求名山，寻碑索拓。如阮元、黄易等不辞劳苦，寻访残碑断碣。黄易（小松）最早在龙门石窟拓碑四品，世称（龙门品四品》。以后又有人拓10品、2O品、多至1500品。现在所流传的《龙门二十品》为北魏时朋书法的代表作品，是魏碑书法的精华。
龙门石窟在河南省洛阳南40里，伊水两岸形成阙门的形状，人们称它为“伊阙”。（见《水经注》：“两山相对，望之若阙。”）它的两岸为龙门山，山上建有石窟和造像，即“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创建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公元494年），从魏至宋代，凿取岩壁建造佛像极为盛行。据统计，龙门石窟群现存洞窟1352个，佛翁750个，造像10万余尊，造像题记和碑蝎3600多块，北魏时期造像题记约2000块，其中最著名者四种，即所谓《龙门四品》。
《龙门四品》即《始平公》、《杨大眼》、《魏灵藏》、《孙秋生》等造像铭。
《龙门二十品》，又称《龙门山佛像铭》，最著名的，共20种： 孙秋生等造像 北魏景明三年
始平公造像 北魏太和二十二年
北海王元祥遥像 北魏太和二十二年
北海王国大妃高为孙造像 无年月
长乐王夫人尉迟造像 北魏太和十九年
一弗造像 北魏太和二十年
解伯达造像 北魏太和年间
杨大眼造像 无年月
魏灵藏造像 无年月
郑长酞造像 北魏景明二年
惠感造像 北魏景明三年
贺兰汗造像 北魏景明三年
高树等造像 北魏景明三年
法生造像 北魏景明四年
太妃候造像 北魏景明四年
安定王元燮造像 北魏正始四年
慈香造像 北魏神龟三年
道匠造像 无年月
马振拜造像 北魏景明四年
齐郡王元袜遥像 北魏熙平二年
墓志铭：
在碑刻中，造像记是树立于地表供人观胆，顺便表示有这样一件事，或留下名字，而墓志铭则是埋入圹内，大抵而言碑石较小，字体精致，又一直隐性埋名的躲在地底下，不易毁损，出土时还像新的一样，弥足珍贵。墓志书体多半蕴藉妍华，与上面介绍的碑刻、造像记不大一样，仅有少数趋于方峻，如等一下会介绍的元羽墓志、司马景和妻孟氏墓志铭等；比较婉转的呢，则有张玄黑女墓志，刁惠公墓志铭等。
张玄墓志：此碑立于北魏节闵元年，原石已佚。何绍基在道光五年时购得旧拓本，但在经过剪裱之后行款已失。当时为了避康熙的名讳﹝玄烨﹞，而称为「张黑女墓志」，在何绍基表扬之后，书家逐渐看重，康有为称之为「质峻偏宕之宗」，列为「精品下」，称誉甚高。其笔画已由方趋园，锋藏势劲，峻逸之中，温润可喜，遒丽与雄强之长兼而有之，是北碑中难得的精品。
元羽墓志：
立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最近才刚出土的，热腾腾的哦～元羽为北碑王室，因此墓石字体优美，刻工极精细，如果不是当代大师是做不出来的。其笔画方折峻厉，而亦参用圆笔，直画收笔多做悬针形，苍劲不足张猛龙碑﹝对，就是你所想到的那个﹞而凝链端整足以并驾，浑脱北朝粗犷之风。
摩崖书：
摩崖书就是那类超没公德心的刻在峻岭崖壁，破坏自然生态，造成水土流失的作品﹝请见国中历史课本第一册四十八页，「赤壁」那两个字﹞，以石门铭最早，再下来就分成了二支：一是山东掖县、平度县的寒同山、云峰山......等一大垞；二为山东泰安县北，由泰山至半山之经石峪、南徂徕山，郡县近郊之岗山、尖山．．．等又一坨，其中以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徂徕山佛号、邹县四山摩崖刻经较为有名，皆是径尺大字──触目惊心，心惊胆颤的那一种。以下介绍石门铭、郑文公碑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王远书石门铭：
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是当时秦、梁二州刺史羊祉、左校令贾三德再度开通关中至四川的褒斜栈道，为纪念而立的。
共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二字，十分壮观的嵌在崖上，文末有「王远书」款署。王远正史上并没有记载，康有为推之为南北朝碑十大书家，善用圆笔，所书此铭极受书家推祟，有「飞逸浑穆之宗」的称誉。
观其笔画浑圆，结体横扁而斜，横画和长撇皆有远去之态，字虽大、结体不疏，兼具有雄厚和飘逸的美感。但也有人认为这像「童稚信笔」，虽然它是飘逸自然，但也是不至如此吧！
郑道昭书郑文公碑：
这是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郑道昭为了纪念其父所刻。当时郑道昭是光州刺史，刚开始刻在天柱山巅，后来发现掖县南方云峰山的石质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称为上碑，字比较小，因为石质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便称为下碑，字稍大，且也精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并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后才受至重视。郑道昭是何许人？他字僖伯、开封人，自称中岳先生......呃，就是这样了。也是康有为版的南北朝十大家之一，喜好诗赋，堪称当代最大书家。
郑文公碑的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
另外南方瘗鹤铭和此碑的风格相似，而且同是摩崖书，刻于江苏丹徒之焦山上，但可惜后来因为石崩碎裂，已无法再见全貌。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刻于泰山山腰斜坡花冈之溪床，原来有两千多个字，现在只剩下九百字了。后代的人根据北齐王子桩徂徕般若题经记判断为王子桩的作品，但仍无法确认。此刻字大无脑......不，是字大尺许，笔画粗而圆劲，间架宽阔，极为壮观；康有为推为「榜书之宗」，笔意略同于郑文公碑，草情篆韵兼备。
书法知识《一》书法知识《四》---秦朝书法
2.秦朝书法— 秦古隶 概论：秦朝政府公布的公文、法令、诏书等均用小篆。但结构复杂，笔画多弧形，速写不易，民间多用一种较篆而草的、能急就的字体，笔画由圆变为方折，把篆书多弧形变为多直形。这是隶书兴起的原因。晋代卫桓《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指罪人。从事劳役的人及职位较低的胥使、役吏。）佐书，曰隶字。
唐张怀瓘《书断》中说：“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程原为县里小官，因罪入狱，他整理了隶书3000字上奏，秦始皇认为很好，赦其罪，并封为御史。
既是：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被关在监狱里。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又创立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因为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大附会的成分。实际上正像书法的产生一样，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程邈所作的大概是整理工作。
书法上称秦隶为“古隶”，汉隶为“今隶”。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 3.秦朝书家——李斯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
李斯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年轻时，起初在乡村做管理文书的小官，后来，随荀卿学习，当任廷尉。在秦始皇统治期间，李斯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被任命为丞相。
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殷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
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秦始皇逝世的前一年，他不畏钱江险涛，东下会稽（今绍兴），祭过大禹陵，登上天柱峰（后来教叫做秦望山），俯瞰东海涌潮后，命丞相李斯手书《会稽铭文》。李斯奉命连夜写毕后的隔日，他又采岭石鑴刻，然后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后叫刻石山），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会稽刻石】。
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书法知识《三》---先秦书法
(3.先秦书法——周代帛书与简册 概论：秦代之前流传下来的书迹很少，只有甲骨和钟鼎保存较多，但经过鑴刻，不免失真，而墨迹更是很难再见到。自甲骨文出土后，陆续发现一些残留下来的朱书和墨迹；最近地下古物陆续出土，先秦的墨迹渐多，如长沙附近，信阳等地皆有出土竹简、帛书等，皆是书史上十分珍贵的宝物，且将书史改观，其价质难以估计。东周楚绘书：
长沙因为广辟土地，附椁一带的周秦陵墓多被发掘出来，此书即发现于长沙东郊的晚周木椁墓中。墓中书皆用竹笈贮藏，折叠端正，但可惜出土时未受到爱护，导致毁损过半，有许多已经毁损，只有这本完好无缺。
此书为丝质，出土时已呈深褐色，几乎和文字相混，现在为锡克来﹝Sackler﹞所有。有彩色和实物等大的照片，也有红外线拍摄的黑白照片，字迹相当清晰。此绘书纵十五寸，墨迹如蝇头小字，肉眼不易见，分二面书写，正反颠倒；一面有八行，每行三十七字，另一面有十三行，每行三十四字，但漶漫不明的字共有二一八个。书的四周绘有奇禽怪兽及谲诡的人物，及傅青红诸彩色，每个图片的旁边还有神名及注释，内容像古代祷神之文。
至于年代，根据文字和同时出土的遗物推定，应该是晚周时的东西；根据帛上的图片，又可知应是楚国之书。
其书体为大篆，与东周金文中南土系的柔美婉曲相近，笔画以曲线为主，结体横扁，字体端整，章法整齐，有「交理玄奥，篆法奇古」之称。
战国策：
和帛书老子甲本同时出土。全书二十七篇，一万七千余字，其中十一篇和今日的战国策和史记内容相合，剩下来的十六篇大概是战国策的后半部，可以补正战国策和史记的缺失。
书体是大篆，较帛书老子甲本更为高古，曲线显著而结体繁复、风韵奇古，有东周金文南土系婉曲柔美之韵致，亦是东周末期南土书法之杰作。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
历史上记载晋代不准曾挖掘魏襄王的墓，得战国楚简十余万册；近年长沙和信阳出土战国竹简，前后达四次之多，内容多是记载赠送死者器物的谴册，只有信阳长台关有出土诸子尺书这一类的古物。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在民国四十二年于长沙南郊仰天湖第四十五号木椁墓出土，共四十三简，长约二二厘米，内容也是谴册。书体和战国金文中南土系的圆滑柔美相似，是大篆墨迹的杰作、书史的无价之宝。
《二》秦朝书法
概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
《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1.秦朝书法——秦小篆 概论：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其中，统一文字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此种书体上承东周时秦国器铭与刻石文字，会融各地书风而成，为中国第一次统一之字体，居书史转变之关键。
秦代刻石保存小篆书迹稍多，但仍算少，以秦始皇所立诸石最为重要，琅邪台、泰山原石及拓本残存，石权始皇廿六年诏则最能见其真相。
发展：周朝自平王于公元前77O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五百余年，经历了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和七国争霸的战国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宝”的写法，就有194种形态。
“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有百种以上。有的字体柔婉流动、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有的结构狂怪。
这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但对思想交流带来了不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了有利于统治，在文字上进行了改革，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是沿袭西周的文化传统，在“金文”、“籀文”（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书体，故秦文又称“秦篆”，后人又用“小篆”称之，以与“大篆”区别。《峄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峰山（山东峄县境）时刻立的第一块石刻。《泰山刻石》，是在此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刻立。《琅琊刻石》（山东胶南）、《芝罘刻石》，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于芝罘山（山东烟台市西北）刻立。《碣石颂》，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所立。《会稽刻石》，是始皇三十六年（前210年）第五次巡行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所刻。这些刻石都是标准的小篆书体，相传为丞相李斯所写。
《峄山刻石》是秦篆（即小篆）的代表之作。字的点划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从容平和且劲健有力。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字的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这种整齐化一的风格与秦朝政治理想是一致的。秦刻石在总体上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相统一的。
殷商人的甲骨文刻辞，企图用以沟通人与神的信息，获得神秘世界的心理感应。商周人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在于祭祀神灵，记录事件或显示富有或权威。秦始皇刻石，将其立于名山之巅，则是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作为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然而在秦刻石这一精神目的实现的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可以使书法更长久留存的形式，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中国书法艺术的两大系统，一为碑系，一为帖系。秦刻石则是在此前石鼓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碑系开山之作。
《峄山刻石》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在西安碑林里。在李斯之后，五代徐铉、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等都以篆书为长。
书法知识《三》---先秦书法
(3.先秦书法——周代帛书与简册 概论：秦代之前流传下来的书迹很少，只有甲骨和钟鼎保存较多，但经过鑴刻，不免失真，而墨迹更是很难再见到。自甲骨文出土后，陆续发现一些残留下来的朱书和墨迹；最近地下古物陆续出土，先秦的墨迹渐多，如长沙附近，信阳等地皆有出土竹简、帛书等，皆是书史上十分珍贵的宝物，且将书史改观，其价质难以估计。东周楚绘书：
长沙因为广辟土地，附椁一带的周秦陵墓多被发掘出来，此书即发现于长沙东郊的晚周木椁墓中。墓中书皆用竹笈贮藏，折叠端正，但可惜出土时未受到爱护，导致毁损过半，有许多已经毁损，只有这本完好无缺。
此书为丝质，出土时已呈深褐色，几乎和文字相混，现在为锡克来﹝Sackler﹞所有。有彩色和实物等大的照片，也有红外线拍摄的黑白照片，字迹相当清晰。此绘书纵十五寸，墨迹如蝇头小字，肉眼不易见，分二面书写，正反颠倒；一面有八行，每行三十七字，另一面有十三行，每行三十四字，但漶漫不明的字共有二一八个。书的四周绘有奇禽怪兽及谲诡的人物，及傅青红诸彩色，每个图片的旁边还有神名及注释，内容像古代祷神之文。
至于年代，根据文字和同时出土的遗物推定，应该是晚周时的东西；根据帛上的图片，又可知应是楚国之书。
其书体为大篆，与东周金文中南土系的柔美婉曲相近，笔画以曲线为主，结体横扁，字体端整，章法整齐，有「交理玄奥，篆法奇古」之称。
战国策：
和帛书老子甲本同时出土。全书二十七篇，一万七千余字，其中十一篇和今日的战国策和史记内容相合，剩下来的十六篇大概是战国策的后半部，可以补正战国策和史记的缺失。
书体是大篆，较帛书老子甲本更为高古，曲线显著而结体繁复、风韵奇古，有东周金文南土系婉曲柔美之韵致，亦是东周末期南土书法之杰作。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
历史上记载晋代不准曾挖掘魏襄王的墓，得战国楚简十余万册；近年长沙和信阳出土战国竹简，前后达四次之多，内容多是记载赠送死者器物的谴册，只有信阳长台关有出土诸子尺书这一类的古物。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在民国四十二年于长沙南郊仰天湖第四十五号木椁墓出土，共四十三简，长约二二厘米，内容也是谴册。书体和战国金文中南土系的圆滑柔美相似，是大篆墨迹的杰作、书史的无价之宝。
《二》秦朝书法
概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
《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1.秦朝书法——秦小篆 概论：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其中，统一文字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此种书体上承东周时秦国器铭与刻石文字，会融各地书风而成，为中国第一次统一之字体，居书史转变之关键。
秦代刻石保存小篆书迹稍多，但仍算少，以秦始皇所立诸石最为重要，琅邪台、泰山原石及拓本残存，石权始皇廿六年诏则最能见其真相。
发展：周朝自平王于公元前77O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五百余年，经历了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和七国争霸的战国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宝”的写法，就有194种形态。
“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有百种以上。有的字体柔婉流动、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有的结构狂怪。
这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但对思想交流带来了不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了有利于统治，在文字上进行了改革，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是沿袭西周的文化传统，在“金文”、“籀文”（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书体，故秦文又称“秦篆”，后人又用“小篆”称之，以与“大篆”区别。《峄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峰山（山东峄县境）时刻立的第一块石刻。《泰山刻石》，是在此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刻立。《琅琊刻石》（山东胶南）、《芝罘刻石》，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于芝罘山（山东烟台市西北）刻立。《碣石颂》，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所立。《会稽刻石》，是始皇三十六年（前210年）第五次巡行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所刻。这些刻石都是标准的小篆书体，相传为丞相李斯所写。
《峄山刻石》是秦篆（即小篆）的代表之作。字的点划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从容平和且劲健有力。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字的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这种整齐化一的风格与秦朝政治理想是一致的。秦刻石在总体上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相统一的。
殷商人的甲骨文刻辞，企图用以沟通人与神的信息，获得神秘世界的心理感应。商周人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在于祭祀神灵，记录事件或显示富有或权威。秦始皇刻石，将其立于名山之巅，则是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作为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然而在秦刻石这一精神目的实现的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可以使书法更长久留存的形式，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中国书法艺术的两大系统，一为碑系，一为帖系。秦刻石则是在此前石鼓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碑系开山之作。
《峄山刻石》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在西安碑林里。在李斯之后，五代徐铉、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等都以篆书为长。
书法知识《二》
2.先秦书法— 金文 石鼓文
概论：除甲骨文外，在殷代的一种重要文字是金文。它的名称也是由书刻的原料而来。
关于金文的起源，传统的说法是：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1987年公布的新说法则是：一向被认为出现于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钟多是乐器，鼎多为礼器。例如九鼎则为传国重器，王都所亿即鼎之所在，故称定都为“定鼎”。铸刻上面的文字，多为记事或表彰功德的内容。这种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以后书法“款识”或“款式”的名称即由此演化而来。
周继殷，统治天下达800年之久，所以金文的形体是随着时代而有所发展的。
殷代的金文和甲骨文相似，因是金属铸成的字，所以笔画较甲骨文祖圆，形体也略较方正，行款一般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
周初主文，从笔画到结字，都与殷商甲骨文，金文接近。例如，从有代表性的西周时的《大盂鼎》铭文（西周初期青锏器，高约1米，重153．5公斤，铭文19行，291字，记载周康王策命其臣盂，以及对盂的赏赐）可看出这时期金文的特点，即笔画往往首尾尖细，中腹肥重；字形大小、斜正不一，多具变化，风格尚似甲骨文。
西周自昭王以后，金文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出现了各个王政时期的代表作品。现以西周恭王（也有写成共王的）时期（公元前946一前935年）《墙盘》铭文为例，可看出西周中期金文特点。盘，是盛行于商周时期的一种青铜器盥洗用具，上面多铸有铭丈。《墙盘》铭文，1977年春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境内。铭分两段，前段称颂西周六世先王及时王的业绩，后段列史墙家史，铭为史墙手笔。
这种铭文已具有下列特点：（1）笔画圆匀，起笔、收笔、转笔多为圆笔。这为以后篆书用笔打下了基础。（2）字的结构比周初金文更加紧密、平稳。字形也比较有规律性，也为以后的文字统一奠定了基础。（3）章法上也比较讲究字距行列。有的严整规矩，有的显得疏朗开阔。
金文，在笔法、结字、章法上都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发展：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所以分别介绍之。
西周：
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东周:
自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演变成列国纷争之局面，由于诸侯自制铜器，书法因受其影响，呈现浓厚的地域色彩。列国铜器可概略分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及中土五大系统；因北土、中土出土器物及铭文俱少，所以以东土、西土及南土为代表。
东土系──劲直峭拔
包括齐、鲁、邾、莒、札、薛、滕诸国，以齐国为盛。其共同点为书体高长，笔划变为直线，与西周之曲线笔划异趣。齐陈曼簠之严整劲峭堪称东土系之杰作。
西土系──古朴雄浑。
西土系包括秦、晋、虞、虢诸国，以秦最盛，其书体近似小篆，有古朴雄浑之风。
秦并六国，书法亦融合各地之风，遂产生较完美之书法，为秦代小篆奠定良基。南土系──柔美浑圆
南土系包括楚、吴、越、徐等国，而以楚最盛，书法柔美浑圆。值得注意的是徐国之器『王孙遗者钟』书风与齐器较近，章法纵横整齐，端整之中又有流丽之风；可知列国之书仍相互影响，东土、西土之分，也非绝对界限，交流亦不可能循后人所定之界进行。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 。
3.先秦书法——石鼓
概论：继金文的一种重要字体则是“籀文”。一般认为“籀文”也就是狭义所指的“大篆”。汉朝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此即是以籀为人名，因人而名书体的说法，其它尚有不同说法。但是这种文字已无迹可考了，现在可以看到这种文字体系的，就是“石鼓文”。
石鼓文即是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共十个，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咏秦国君游猎情况的，故也称“猎碣”。近代考证，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秦物。石在唐初被发现，后经历代辗
转，原有700多字，现已仅存200多字，其中一石文字全无。《石鼓文》字势雄强浑厚，朴茂自然。用笔匀圆挺拔：结体已趋方正；章法行列均衡、疏朗。它是秦系文字继承西周书法特点的划时代的优秀作品。历代书家、名人赞誉和临摹者甚多。苏轼在他的《石鼓歌》中说：“上迫轩（轩辕黄帝）颌（仓颉）相唯诺，下揖冰（李阳冰）斯（李斯）同筘鞧”。意思就是，黄帝时期造字的仓颉对它也得表示称赞、尊敬。历史上的篆书名家，秦朝的李斯，唐朝的李阳冰，就是从石鼓文中培育出来的小学生。
后来的小篆，即是由这种文字脱化而来。
发展：三代传世之刻石，以石鼓文最着。据说其文词有诗经之遗风，书体则如「铁索金绳，龙腾鼎跃」，当奉为石刻之祖，诚为至言。
石鼓之数凡十，高约三尺，直径二尺余，本是「碣」，唐人不识，看它长的像圆鼓，便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文字则刻于四周，内容多记狩猎之事，故又称「猎碣」，但书体尚古，极为难解，历经学者考订之后大体可读，体裁为四言诗，而修辞、用韵、诗风俱与诗经相近，应当是诗经时代的作品，旦大抵为东周秦国之书，大篆之代表作。
考石鼓文之书体，与东周西土系极为酷似，但较西周金文整练，且笔划都是曲线，字型或长或方，随字而异，间架匀整，布白宽舒，有疏朗之趣，行款整齐，纵横成列，字体大小如一，益显端整浑厚之风。
欧阳修又称「其字古而有法」，并不难明白石鼓文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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