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致尚科技待遇:发现中国历史（三三）：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思想？

发现中国历史（三三）：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思想？

——思想“不走极端”，永远不会有思想          黎 鸣

说中国人没有思想，这个结论太绝对，任何中国人都不可能接受。但是通观中国历史，这又是一个我们不能不接受的“苦果”，而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也的确没有一部真正像样的思想史，而惟一只有儒家的非思想史，无思想史，反思想史，害思想史。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首先弄清楚，究竟什么是“思想”？

现在看来，思想必须与信息相关，必须具有新增的内涵，诚如情报与信息之间的差别，如果没有新的内容产生，即不能够称之为信息，而只能称之为情报，甚至是毫无价值的情报。说白了，信息必须是创造性的，因此思想也必须是创造性的。如果任何一个人的“思考”均不能够产生新的内涵，而全都只能是日常话题的重重复复，颠来倒去，那就只能认为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思考”，的确是没有“思想”。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思考，在孔儒的精神垄断之下，基本上就是如此没有“思想”，甚至几乎是完全地丧失了“思想”。中国人如果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坚持孔儒的精神垄断，中国人真是没有任何一点希望了。

说中国人没有思想，这应该是一个历史的话题，或者说是从中国历史的考察之中发现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针对某一个，或某一些中国人的话题。事实上，历史学界一直所揭露的有关中国历史严重停滞发展的问题，其实质上也即是“中国人没有思想”的问题，或者换言之，中国人的思考产生不了新鲜事物的问题。因为只有产生不了新鲜事物的历史才是真正严重文明停滞的历史。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思想呢？这个问题，如果真要全面地进行回答，应该是一本书的内容。我今天的文章将只从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国人思维的传统习惯谈起。

什么是习惯？物理学上称作“惯性”，如果一个物体的“惯性”太大，那么想要改变它的运动就将必须从外部加上非常大的力量。至于说人的思维的习惯性太强，那情形也类似，就必须不仅需要加上外力，或许更重要的是必须从人的内在精神性上作出更巨大的努力。我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中国人普遍的思维“习惯”性的问题，形成了“中国人没有思想”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究竟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思维“习惯”呢？孔儒垄断了中国人的精神意识两千多年，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基本上就是孔儒的意识形态——思维的习惯，说得更具体一点，即孔儒的传统“经典”——“四书五经”的思维习惯。为了论述的简便，我们仅拿其中《四书》中的一本来说，例如《中庸》所造成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中庸”的一个最普遍的解释，即是永远都“不要走极端”。其实，“不走极端”并不总是正确的。大家可能记得，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也曾谈到过中国人绝对地否定“绝对”观念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两个基本上相同的问题，因为“绝对”与“走极端”基本上同义。而“走极端”显然就是反“中庸”。中国人永远不“走极端”，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永远都拥护“中庸”。然而，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中国人永远拥护“中庸”的习惯，恰恰成了“中国人没有思想”的最重要的历史根源之一。为什么这么说？

众所周知，我曾谈到人类总共有三种“活动”：言说、行为和思考。不走极端，对于行为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即使对于言说来说也不必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言说在更多的时候反映的是思想），然而对于思考来说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什么？因为人类的思考恰恰需要绝对的自由，尤其人类的思考如果想要发现真理的终极目标的话，那就更是必须“走极端”，也即必须完全绝对地抽象、独立、惟一，说白了是完全绝对的“自由”，如果不走极端，就将不可能发现任何真理，因为真理本身的确是存在于客观、必然、绝对、惟一的状态之中的。

我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一个奥秘，凡是能够称作真理的命题，几乎全都是不能不“走极端”的言说，或者说，真理话题本身即是一个个“极端”的言说，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走极端的言说，它根本就成不了真理。这从真理的属性也可以看到：惟一性、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抽象性、绝对性。这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历史问题：由于中国人永远都只讲“中庸”，而且更是无论什么场合，无论言说、行为、思考，全都必须讲“中庸”，实际上也就是永远在所有的方面都不允许“走极端”，所以中国人永远都发现不了真理，无论什么真理。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中国人确实是一个没有发现过任何真理的民族，无论物理的真理、伦理的真理还是心理的真理，迄今为止，这些真理全都是西方人发现的，全都与中国人无关。

这从如下的一个事实也可以获得验证：凡是自然科学，几乎全都必须运用数学。为什么科学必须运用数学呢？因为只有数学才具有上述属于真理的诸种属性：惟一性、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抽象性、绝对性。学习自然科学的人们都知道，自然科学的真理多数都是通过数学公式来加以表述的。中国人没有发明具有惟一性、客观性、普遍性、抽象性、绝对性的数学，当然更没有发明具有上述种种属性的自然科学。上述的种种属性，至少其中的惟一性和绝对性是必须通过“走极端”的思维才可能达到的，实际上，从现代思维科学的角度来看，其他的属性：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和抽象性也一样，如果没有思维的绝对的自由，所有上述的种种事物的属性都将是不可能被发现并达到的。

孔儒的“中庸”原本就是“无知”的托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任何事物，如果不能清楚地知道两“端”，将如何可能保证取得真正的“中”间呢？事实上，我们认识任何事物，如果我们不能达到如同数学般的“精确”，我们也应该尽可能获得现实的“准确”，再退一步，至少至少我们也应该获得一个“定性”的“明确”。如果我们连最起码的定性的“明确”都认识不到，我们就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而决不是拿出什么“中庸”的“托辞”来骗人。关于《中庸》，我在前面已经有文章进行过具体的批判，它根本就不是哲学，因为它根本就是反逻辑、反真理、反真实、反真诚的乡愿之谈。现代所谓的第三期“新儒家”，把《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视为至宝，他们的“哲学”，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全都是“冒牌货”，根本就没有半点可以称作“哲学”的依据。全中国，包括海外，竟然还有那么多的人们听从他们的胡说，真是愚昧之极。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理解，一味坚持“不走极端”，或“中庸”的态度，显然是极其错误的。令人痛苦的是，中国人坚持孔儒的“中庸”态度两千多年，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恶果：中国人没有思想。由于中国人没有思想，所以中国人没有进步，而惟一只有历史的停滞。上面的讨论还只仅仅涉及“中庸”，而并没有谈到“大学”、“论语”和“孟子”，更还有“五经”，实际上它们与“中庸”一样，同都是中国人思维的有形的“桎梏”。

有人会说，孔儒的“中庸”只涉及做人，而不涉及做事；对于“做人”来说，“中庸”还是需要的。

孔儒的“做人”和“做事”的分类原本就是非常荒唐的。“做人”和“做事”能够分得开来吗？不同于这种分类，我把无论“做人”和“做事”全分为三类：说话、行为和思考。对于“做人”来说，说话、行为和思考的对象是人，对于“做事”来说，说话、行为和思考的对象是事或物，而对于人自身来说，他只需要具备说话、行为和思考的基本能力，掌握好说话、行为和思考的基本的“质”、“量”、“度”，他就无论“做人”或“做事”，将都会有可能取得成功。

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孔丘及其儒家的教人“做人”的教育是绝对错误的，在这里，孔儒反而在行为上自己“走了极端”，自己反了“中庸”，包括就像孔丘在“义”和“利”之间单单只取“义”而完全排斥“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样，同都是在行为上的走“极端”。而行为上的走“极端”才是真正有害的，行为上的确应该保持“中庸”，但是行为的“中庸”，却恰恰是在言说和思考允许乃至不能不“走极端”，也即反“中庸”的情况之下才是可能做得到的。如果没有言论和思想的“极端的”自由，也即允许人们的“走极端”，人类的行为就将永远都只能在混沌之中胡来，而绝对不可能会达到真正行为的相对的“中庸”。中国人漫长的历史正是这种严重地缺乏“言论和思想的自由”的历史，所以中国人的行为的历史也就只能永远都是在混沌之中“胡来”的历史，这正是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只能“停滞不前”的最根本的原因。

回到我们本文的主题，我要正告我亲爱的同胞：我们的思维需要绝对的自由，为了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学会“走极端”的“抽象”，我们必须学会“走极端”的“客观”、我们必须学会“走极端”的“必然”和“普遍”，从而最后达到真正“绝对”、“必然”的“惟一”。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自然科学中的真理正是如此“走极端”的思维取得的，例如物质能量的守恒、万有引力规律、物质的分子、原子组成的规律、生命的基因密码规律，等等；社会科学中的真理也是“走极端”思维取得的，例如社会中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人人言论的自由、人人行为的自主、人人思想的自由，等等；心理科学中的真理也是“走极端”思维取得的，例如人人“真、善、美”心理追求的均衡规律，等等。

关于“走极端”的问题，我最后的结论是：思维需要“走极端”，也即需要绝对的自由；说话允许“走极端”，同样需要绝对的自由，虽然与思维不同，说话的绝对自由是先验自然（有界）的自由，这里的“界”不是外界的“界”，而是说话者自身认同社会公共意志的自界，也即关于言论，一般而言只需要道德审判（例如舆论的谴责，至于如果言论“泄露了国家机密”，这已经牵涉到行为，而不仅仅是言论的问题了），而不需要法律审判；思维的绝对自由是超验无界的自由，它永远是人们自身永恒的权利，无需任何审判，除非它有所流露，语言的流露需要道德审判，行为的流露，尤其产生了后果，则必需法律审判。为什么它们的“自由”同都属于“绝对”？因为它们同都区别于行为，只有行为才必须是完全相对的。人类的行为必须尽量避免“走极端”，而这个避免“走极端”的底线也决不是什么混沌的“中庸”，而必须是明确的“法律”。

孔儒传统的意识形态一方面笼统地要求中国人“不走极端”，要求“中庸”，另一方面却又在事实上自身的行为中“走极端”，要求中国人“三畏”、“四非”，运用强制的“极端”限制中国人的言论以及思维。孔儒在漫长的历史之中事实上一直都在怂恿统治者行为上“走极端”，怂恿他们非人道地严禁中国人言论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而孔儒自己也同样在“做人”和“做事”之间“走极端”（只取“做人”，而不取“做事”），在“取义”和“取利”之间走“极端”（只取“义”而不取“利，而事实上他们真是不取“利”吗？骗人而已），很显然，他们走的是“骗人”的“极端”，在这里，他们根本就毫无任何“中庸”可言，显然可见，“中庸”之论原本就是他们的骗人之谈，而根本就毫无任何真理可言。所以孔儒的“中庸”实质上也是他们无知的“托辞”。

正是因为上述的种种，孔儒的“中庸”的骗人之论事实上让中国人丧失了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的历史，甚至更丧失了思想的权利。这究竟是谁之罪？难道仅仅是历代的统治者们的“行为”之“罪”么？孔丘及其儒家所提供的全部意识形态，包括他们所提供的所有的“经典”——“言说”和“思考”，难道就没有（已经形成严重历史后果的）“罪”么？完全可以断言，实际上它们全都是对于中国人精神意识——“言说”和“思考”的“毒害”。这种“毒害”的罪恶简直罄竹难书。

在我看来，所有孔儒的“经典”，惟一只有古代历史的价值，或至多还有一点点古代文学的价值，而根本就没有任何涉及思想——哲学——人学的精神价值。正是因此，孔儒垄断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两千多年的历史结果，只能是导致“中国人没有思想”，而且更糟糕的是造成中国人根本就不会思想，甚至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才是人类真正的思想。

那些一直为孔儒辩护的人们的头脑，我真不想诅咒它们，以其说它们“笨如猪”，还不如说它们“僵如石”。中国人的没有思想，今天即完全表现在这些人们的身上。我既惋惜他们，又悲悯他们，这都是我亲爱的中国同胞啊！！！（201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