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丁到南投清境农场:2012年的中国经济如何突破？

 展望2012年，在外部危机和内部风险中，孕育着重整中国经济社会的机会，需要勇敢决断
　　送走风云变幻、艰难前行的2011年，我们该以怎样的心境迎接新一年？　　2011年年底，许多观察家以少见的沉郁调子预言2012年的中国经济。成功预言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学家鲁比尼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场经济风暴，大概会在2013年后遭遇一场硬着陆。其他人士未必如此悲观，却也承认，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形势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伴随新年来临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和焦虑。　　这些悲观看法，有国际国内两个依据。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在危机中挣扎。同时，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各种矛盾的累积，使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各种“红利”，渐趋弱化。经济下行压力极可能影响社会安定。这种预期加剧了公众情绪的焦躁不安。　　悲观情绪固然值得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化解，但是，这种情绪并不是毫无建设性的牢骚，它折射出一种试图寻求更大突破的积极态度，我们可将此种悲观情绪称作积极的悲观。此说何意？让我们简略予以解释。　　在描述2012年经济形势时，两个关键词是“复杂”和“不确定”。这种说法反衬了人类认知特性，即对简单明了和确定性的追求。但是，目前的形势很难满足这一点。近年来，“两难”一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描绘经济政策上的处境。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多年推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效用在递减，成本在上升，可用的政策工具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普惠的改进，转变为利益集团间激烈的博弈。这些因素必然带来复杂和不确定性。与其互为因果的社会氛围，就不再是喜气洋洋和高歌猛进，而是一种略显沉闷的平衡。这本为社会常态，但官员和平民尚不适应。　　在这种新氛围里，不同的群体都在谋求改善自身处境，增进自身利益。政策环境也变得复杂和不确定起来。在经济政策制定上，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面临终结，代之而起的，是协商和谈判。单一而寂静的决策中心被多样化和众声喧哗取代。面对这一境况，政府可能产生无力感。由于调整利益分配的谈判机制不完善，大多数群体也产生了无力感。悲观情绪由此发酵。　　社会矛盾增多，是不能仅仅用经济下行来解释的。一般预测，2011年和2012年的经济增长，与高增长年份相比也许偏低，但是，与过往30年的平均增速大体持平。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即使经济保持高增长，社会矛盾也同样在增多。这说明，一味希望通过确保高增长来化解社会纷争的想法，已经不符合当前现实了。相反，社会矛盾多发，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期不惜代价确保高增长留下的后遗症。继续坚持一度行之有效的办法，如大规模政府投资，个别利益群体可能感到很温暖，但是，它不仅对眼前的问题无法治本，还会形成新问题，从而造成击鼓传花式的问题累积。　　由此可见，对增长速度温和下行，不必大惊小怪，最值得警惕的是，下行风险成为再次延缓发展方式转变的理由。必须下决心闯过这道关。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它已经成为制造社会矛盾的机制，滋生社会不稳定的机制。在这套机制的核心地带，耸立着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具有自我维持功能的政商联结的政治经济体系。既得利益集团正是赖此寄生。经济政策的取向和选择，深受其影响和支配，造成了利益格局的扭曲和僵化。它促使利益分配关系朝着强势集团倾斜，出现了有识之士一再吁求警惕的权贵资本主义之病。正是由于这一症结，才出现虽有9%的高增长而很多人仍然感到经济空间逼仄的怪现状。　　应该看到，现阶段出现的种种悲观情绪，实际上蕴含着锐意进取的向往和呼唤，总体上是向上的、奋进的、健康的，是利益自觉之后必然要产生的现象。对于矛盾和问题的根由，政商学界已有较为透彻的认识，只待确定突破的路径。在有些地方、有些领域，顺应新变化的政策尝试和突破已悄然出现。对于真正志在改革的努力，社会各界应给予扶持和宽容。　　展望2012年，经济虽有下行风险，但不必忧虑过度。在外部危机和内部风险中，孕育着重整中国经济社会的机会。这种机会不会自动到来，需要志士仁人敏锐把握历史机遇，勇敢做出决断。这样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了，四处回响着改革呼声。九州生气，恃此风雷。我们有理由殷殷期待：2012年将是希望之年。详文：http://magazine.caixin.com/2011-12-30/100344579.html 
        纵观2012年宏观政策走向，房地产走势仍然备受关注。12月8日，在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年会上，国务院参事陈全生表示说：2012年，保增长将成为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将非常重要。

　　陈全生一再强调称，“参事以个人身份参加会议，所讲观点仅代表个人。”

　　“只有看宏观经济的走势，才能看出楼市的风向。”陈全生说，中央高层已形成共识，保增长、促稳定已是当务之急。同时，在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的表述上，现在已经去掉了2011年初的“首要任务”的说法。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陈全生认为，消费非短期内可以提升，外需的出口因素亦不可制，只有投资仍可期待。

　　他表示，中国的GDP增长与出口高度正相关，但是，从数据上看，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中国的出口已经呈现出高位回落的态势。剔除物价因素，1-9月份，中国的出口增长已经回落至11.6%。如果再剔除汇率因素，陈全生预计，明年中国的出口增长将回落至个位数甚至零增长。在全国主要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上，增幅已经从去年的39%一路回落至9%。

　　他认为，值得期待的，只有投资，而投资的增长形势也不容乐观。今年前三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在剔除物价因素后，只有17%左右。

　　其中，主要依靠的是房地产和制造业，二者在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600%。“十大行业之中，制造业占比34.%，房地产占比25.4%，交通投资占比8.7%。”陈全生表示，今年房地产投资之所以能够保证还是仗着保障房大规模投资。

　　交通运输的投资已经出现巨额缺口。公路水路投资已经出现负增长，有的省份已经连续两三年拖欠施工企业，资金到位率在今年的降幅超过25%。铁路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从增长36.5%一直降到了-25%。

　　制造业方面，陈全生指出，PMI指数已经跌至50以下，在目前资金紧张、利息费用高的情况下，制造业的前景也不太好。

　　房地产方面，土地购置面积的单月增幅从去年的51.7%一路下跌至-30.6%。土地购置面积增幅从今年6月份就开始出现负增长。

　　“交通投资有巨大缺口，制造业也受外需影响，房地产为我所控，且房地产既能拉动投资也能拉动消费。”陈全生说。

　　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在论坛上也表示，从历史上看，如果房地产投资增速低于30%，中国GDP增长将低于8%。

　　“我们不担心房地产公司是否倒闭，而是担心1300万以农民工为主的建筑大军的就业问题；我们不担心中国制造业大国位置问题，而是担心360万以农民工为主的制造业工业的就业问题；我们更担心，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不愿也不会种地，更无地可种，已经回不去了。”陈全生说，如果大量的农民工留在城市，2009年初的一幕将会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