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普吉12月份天气:辛亥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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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寻源
蔡险峰
2011-11-2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2d76980100vol7.html
【蔡险峰律师按】武昌首义打第一枪是谁？开第一炮的是谁？放第一把火的是谁？历史的当口，不会有人在乎这个第一，那时，大家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造反的。革命以后如何？没多少人知道，也没多少人知道接下来怎么做，总之，“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赶走满族皇帝再说。于是乎，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几个青年，在起义计划暴露，几乎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以惊人的勇气和行动力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然后再逼自己的长官支持起义并继续做起义军的领导——只要你是个汉人。
这是一群不计后果、不计名利的热血青年。不过，南北议和、清帝逊位之后，皇帝没有了，原来的敌人成了民国的国家领导人，原来的同志也产生了分裂，生活一下没有了方向。无满可反之后，民国究竟应该怎样，谁也不清楚。共和？似乎跟原来的情形差不多，将军的帽子多了起来，一如今天的CEO，但“当官的还是那些老把总”。
最考验人的不是反清驱满，而是推翻清政府后的选择。历史似乎跟他们开了个玩笑，好像选择站在哪一边都是错——
程正瀛（即程定国，1885－1916，起事时26岁，享年31岁）
武昌起义打第一枪的程正瀛站到了袁世凯代表的民国北京政府一边，很短命，1916年被反袁的革命党人沉了江。
金兆龙（1889-1933，起事时22岁，享年44岁）
催促程正瀛开枪的班长金兆龙，也选择了北京政府，北伐军到时只好黯然下台，后来当清乡局团佐，不知是不是对付工农红军，也早在1933年病死了。
吴兆麟（1882-1942，起事时29岁，享年60岁）
起义新军中最高军衔的吴兆麟（连长）火线参加起义，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后目睹北京政府之所为，袁丗凯野心勃勃，黎元洪不足有为，对党人也丧失信心，遂退出政坛，解甲归田，投身公益事业，潜心事佛。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后，他拒不与日本人合作，被日本人软禁，1942年病逝。
蒋翊武（1884-1913，起事时27岁，享年29岁）
起义总策划、总指挥蒋翊武最短命，站在孙中山这一边反袁讨袁，1913年被捕后被袁世凯下令枪决。
孙武(1880-1939，起事时31岁，享年59岁）
起义领导人之一，总参谋长孙武，因与黄兴不合，后被同盟会冷落，转而拥黎反孙，另立会党，以后远离政治，皈依佛门，1939年病逝于北平。
刘公(1881-1920，起事时30岁，享年39岁)
组织起义的共进会首领和主要资助者刘公在革命党中德高望重，为革命党出钱出力，鞠躬尽瘁，始终支持孙文，反袁反段，后于1920年病逝于上海。
徐万年(1880-1954，起事时31岁，享年74岁)
共进会头目，起义的实际主要组织者之一徐万年，做完辛亥革命的稽勋工作后，1925年即返回乡务农，于1954年在贫困中病逝于新中国的环抱。
邓玉麟(1881-1951年，起事时30岁，享年70岁)
共进会头目，也是起义的另一主要组织者邓玉麟倒是戎马半生，历经岁月洗礼，不肯随国民党赴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却于1951年被新中国政府以反革命暴动罪错杀，1982年平反。
熊秉坤（1885-1969，起事时26岁，享年84岁）
活得最久的当属有“起义第一指挥”之称的熊秉坤，他历经清朝、民国、国民党执政、抗日、内战和新中国，都有获委任，并小心谨慎地活到了1969年，这位当年高举反帝反独裁大旗的青年，晚年视周总理为“宰相”，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得以善终，享年86岁。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当年的热血青年，后来的命运各不相同。从后面的历史进程看，起义还是简单的，只要豁出一条命，操枪反清就行了。倒是民国建立以后的风云变幻，反而很难把握，有时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因为南北议和，清帝逊位，共和创立，革命一下子没有了市场，革命者的地位和立场显得很尴尬。即使孙中山后来反袁、讨袁、护法，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苏联帮助下创立黄埔军校，及至后来蒋介石等通过武力和政治手腕实现了国民党对中国的表面意义上的统治，但辛亥革命反专制、反独裁的精神，从此消融在腥风血雨之中。
所以，不是说，革命了，从此王子和公主就过上了幸福的夫妻生活。武装暴动、军人干政的闸门一开，就如同“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历史之河被搅得一团浑浊。从此，中国不再太平。
起义开始，新军知道政府要派大部队，立即进行布阵。
大炮先运到指定地点，准备决一死战。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先烈们为了祖国的前程，长眠在地下。
图片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1-10/10/content_1227220.htm
谁是辛亥革命第一功臣？
梁城大夫新浪博客(2011-03-07 15:35:42)转载标签： 杂谈 分类：民国记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ed18a20100p9mm.html
该营总代表熊秉坤深感形势严竣，若不当机立断，起义就会夭折。于是熊秉坤便利用早餐机会，集中各队（连）党人代表，悄声说道："我们的名册已落入敌手，被捕杀头只是早晚的事。与其坐而等死，不如起义造反。再说我营是防守军械库的，应该首先起义，为其他各营起义供应武器弹药才是。"这席话深得在场代表一致赞成。当时大家决定晚间第一次点名后、第二次点名前，即7—9点之间起义，以三声枪响为号，先杀掉敢于抵抗的反动长官，再攻占楚望台军械库。
晚上7点钟以后，熊秉坤利用当班机会，巡视营房四处，忽然听到楼上二排传来吆吼之声，赶紧朝二楼疾奔。发现反动军官二排长陶启胜带伤逃到楼下，继程定国之后，有人又开一枪，顿时，营中人声鼎沸，枪声大作。在熊秉坤指挥下，与前来镇压的敌人展开激烈枪战。革命党人击毙阮荣发、黄声荣等军官，冲出营房。在操场上熊秉坤吹响集合警笛，带着起义队伍，直奔楚望台。
楚望台设有军械库，里面藏有从德国、日本购买和汉阳兵工厂制造的大量军火，一向由工八营派兵守卫。那里的革命人早已作好起义准备，听到工八营营房枪响，知道起义了，于是他们赶跑反动军官，迅速占领军械库，与赶来的熊秉坤等起义同志会合。接着许多邻近兵营革命党人也率部奔赴楚望台，楚望台顿时成为起义部队大本营。为了加强指挥，起义军公推工程八营队官（连长）昊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副总指挥。
张瑞2009年12月30日于天津
辛亥革命英雄谱
注：以下有关组织、参加武昌起义的青年们的资料，整理自百度百科、维基百科和网络。
程正瀛，（1885年－1916年，起事时26岁，享年31岁）
字定国，湖北省鄂州市泽林镇大山村下庄屋人，湖北新军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士兵。（维基）
1908年他加入共进会，并任工程营革命军第二正队第五支队队长。其间，他响应孙中山民主革命，秘密联络同志，共谋反清大业。临近武昌起义当晚，起义之事被当局察觉，程正瀛率先击中该营前来镇压的二排排长陶启胜，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百度）
1911年10月10日傍晚，该营二排排长陶启胜前来查营，骂程的班长金兆龙造反，上前殴打，程正瀛举枪将陶击毙，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后参加熊秉坤组织的敢死队，奋勇杀敌。
二次革命之后，参与镇压革命党，1916年被革命党人贾正魁抓获，沉入江中而死。（维基）
金兆龙（1889—1933，起事时22岁，享年44岁）
字品臣，湖北黄冈（今属武汉）人
光绪十五年（1889）生于黄冈周铺（今属武汉新洲区）。幼读私塾，因家贫辍学，常与人讨论时局，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八营当兵。
三十四年（1908）升任正目。后参加振武学社、共进会，为工程八营后队共进会代表。
1911年10月9日，起义指挥机关遭破坏，数人被捕。10日晚因荷枪实弹准备起义，被排长陶启胜发现，二人扭打，金兆龙大呼：“再不动手更待何时？”士兵程正瀛开枪击陶，是为武昌起义第一枪。随后金截断军需处电话，督队取楚望台军械库，又带人迎接南湖炮队。其人力大无比，击碎中和门铁锁，迎接炮队攻打湖广总督府。
1911年10月14日，起义军组成敢死队，金兆龙在第四大队任分队长。
1911年10月15日，金兆龙任后队一排长，17日又任敢死队八棚正目，19日奉命防御汉口刘家庙、头道街一带。次日晨，奉命率队进至三道桥，和清军遭遇，众皆退却，独他一人前进，与清军对射。22日任敢死队副队长。27日，率队与清军激战于刘家庙、大智门一带。
1911年10月29日任中央二队指挥官，率领敢死队与南京敢死队机枪队，由龙王庙等处进至张美之巷，拚力死守。汉阳失守，敢死队改编为护军队，调任五协军械，后任九标三营管带。
1911年11月17日，奉命退守汉阳，欲决水以灌清军，因清军已有戒备，遂止。次日，敢死队队长方兴辞职，金接任队长，督队至琴断口，架桥渡河，进至汉丰面粉厂，力战一整日，退驻邬家巷。奉命率敢死队一、三两队、南京学生军一队，掩护三眼桥，命副队长蒋楚杰率领10余人，浮水进夺汤家山。一连7昼夜，未尝解衣就寝。汉阳失守后，敢死队改编为护军队，调任五协军械，后调任九标三营管带，驻两望。不久，开往黄陂、孝感一带。
后因不满起义军现状，离队。中华民国成立后，被授勋章，投附北洋政权，得授“湖北税务缉私队长”的肥缺。曾任湖北督军差遣员兼陆军部候差员、武汉总稽查处侦探员。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被免职，日后一直默默无闻。
抗日战争时期，再次复出，任湖北省“清乡”总局黄冈县团佐。
1933年病死。
邓玉麟(1881-1951年，起事时30岁，享年70岁)
名世泰，号炳三，土家族，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石桥坪人。
邓14岁时，父兄饿死，辍学回家当“背运夫”，往来于巴(东)、宜(昌)、(秭)归之间。后又为司厨、屠夫当下手，聊以养母。次年，母亲病殁，邓将其母抬回石桥坪求地安葬，无奈地方族中强蒙不允许，任大雨淋尸。邓悲愤欲绝，扶棺长哭：“百姓死无葬地，此世道不改，我辈怎生!”时张之洞招募编练“自强军”，1 6岁的邓玉麟到宜昌从军，入步兵第三十一标当兵，后随军移驻武昌。
时武昌革命思潮蓬勃高涨，反清的秘密团体纷纷建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孙武、焦达峰等从日本回国，于宣统元年(1909年)在武汉成立共进会。次年春，邓玉麟加入共进会。因其活动能力强，负责筹划活动经费，发展会员，巴东高尚志、费榘等人先后入会。孙武、刘公等认为单纯依靠会党起事，革命未必成功，拟从外地购枪或就地制造武器武装会员，以武力推翻清廷。邓玉麟则认为与其购枪造枪，不如从运动新军入手，在新军中串连士兵，发展会员，层层建立秘密组织，对他们“结之以恩，喻之以义，诱之以利，惕之以害”，必然会得到广大军队和现成的武器。“今日清廷之精兵，不日乃我党起义之劲旅”。孙武等表示赞赏。于是派共进会员以各种名目打入新军步、马、炮、工程辎重各部，或当兵，或当差，拉系结友，换贴拜把，串连发动。时新军大都集中驻武昌，乃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作联络点，邓玉麟任酒楼经理，专以接纳新军士兵秘密入会。每接纳一个会员，邓即在帐单上记下“收×××大洋一元”，以避清廷搜查。几个月内，共进会在新军中迅速发展会员一千四五百人。
宣统三年秋，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影响越来越大，共进会以刘公、孙武、邓玉麟为主，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王宪章为核心，两个组织有些矛盾。共进会和文学社于5月11日和6月14日召开两次协商会议。会上，双方都表示出合作愿望，两团体责成邓玉麟，刘复基二人对联合事宜作具体研究。达成协议：所有共进会、文学社名义，应当暂行搁置，一律以革命党人身份，同清王朝拼死活。定于中秋节举事。在议定军政府组成人员时，邓为军政府调查部正部长、军事常驻筹备员，负责起义前的联络、弹药、军旗、符号、文告和给外国领事馆的照会等项工作。
农历八月十七日，宝善里制炸弹失事，孙武受伤，机关所藏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纸钞，尽被俄国巡捕搜洗一空。次日，邓等力主提前起义：“苟不今晚举事，明旦按名捕拿，恐无一人获得首领者。”众人同意，作出立即起义的决定。当日下午6时，邓玉麟、陈磊等分途通知各营党人起事，约定：一闻南湖炮响，城内城外各营同时出动。是夜，城内和草湖门外驻军中的党人，无不枕戈待旦，准备闻风即起。不料当日城内戒严，出入城门须受检查。邓玉麟抵达南湖炮兵驻地，已深夜12时，虽得晤炮标同志，然夜深难以集合，且炮兵须有步兵掩护，城内步兵未动，炮兵亦不敢单独行事。城内等城外炮声，城外等城内枪声，以致未能如期起事。邓在炮八标待至天明，复偕徐万年入城，始悉城内有变，邓嘱徐等候开城，他渡江到汉口共和里11号，向孙武报告误事原因。
农历八月十九日（公历十月十日）下午，邓玉麟偕李作栋雇小舟自一码头经鹦鹉洲渡江，在白沙洲垂岸，赶至炮兵八标，就马棚中与同志商定：塘角火起，一致出动。晚7时，武昌城内工程第八营打响第一枪。邓与吴兆麟驰登蛇山，集大炮数尊，尽力向督署轰击，以援助卫步队由长街进攻。此时城内火光冲天，枪声大作，邓即命孟发臣炮击督署，几乎全部命中。
湖北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后，邓玉麟等主要成员于二十日晚开始在咨议局大楼办公。二十一日晚，邓玉麟等正在军政府议事，突遭亲清廷党徒袭击，府中人员多惊避，而邓处乱不惊，掩护黎元洪避匿蛇山。匪被击退后，邓挽黎元洪手在军政府外巡视一周，以定人心。
此时各地纷纷响应起义，派代表至武昌聚会。邓受都督府之托，在军政府接见各地代表，并随黎元洪接见外国记者答疑，声明：“起义的目的是要创立共和，保护外侨。”
军政府各部成立，邓玉麟任军务部参谋，部长孙武到职以前，邓同张振武负主要责任。在议定新政府官员薪俸时，邓力主上至都督，下到职员月薪一律20元。主张剪辫、放脚、禁烟。大家非常尊重他的意见，称他“盖谋其事而不居其功者也”。
清军反扑阳夏，义军奋力抵抗，邓玉麟出任步兵第七协统领，奉令固守武昌沿江一线，身先士卒，指挥作战，为保卫首义之区作出重要贡献。
民国元年(1912年)1月，军务部将协扩为镇，邓玉麟为第四镇统制，后改任为师长。南北议和后，邓玉麟为南方九省代表之一常住北京。
民国二年二月十八日，总统府给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有功人员授勋，邓玉麟被授予二级嘉禾章，二级纹虎章，领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高级顾问。
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以高官厚禄笼络首义主要勋杰，欲委邓玉麟为政府咨议长。邓坚不允，抛下家小，只身至上海，图团结海内外力量反袁。次年孙中山护法运动兴起，邓即赴广州，任广州护法军大元帅府参军。民国十五年，邓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指挥其部攻荆沙，克宜昌，直抵长阳、五峰。嗣后，邓玉麟目睹军政界尔虞我诈及蒋介石恶迹，愤懑忧郁，遂脱离军界，避居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邓乃弃上海产业返武汉，后又退居秭归香溪，民国二十九年始返故里大石桥定居。民国三十五年，邓玉麟任第一届“国大”代表。同年，去重庆与辛亥革命故友董必武叙旧。民国三十八年解放前夕，国民党曾派员至大石桥要邓离开大陆，邓不从。
邓玉麟脱离军政界后，曾先后在汉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和“辛亥革命子弟学校”，后在上海徐汇、江湾开办“亚洲养蜂场”，在香溪办“民生煤矿”，回故里筹资兴办石桥小学堂，垦荒植漆等。
解放初，邓玉麟被列为开明士绅，出席巴东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1951年3月以反革命暴动案被误杀。1982年6月县人民法院复审宣告邓玉麟无罪。辛亥革命71周年前夕，县人民政府拨款为之兴建墓碑。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百度百科）
徐万年(1880-1954，起事时31岁，享年74岁)
辛亥革命元老。字寿亭。南阳瓦店镇人。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15岁即到襄樊一家店铺学徒。1906年赴汉口，加入以推翻满清统治为目的的秘密反清组织共进会。后入湖北新军炮兵第八标当兵，未几被推为八标总代表，以组织同乡会为名，暗中发展革命党人，以12人为一支队，三支队为一大队、三大队为一同心、三同心为一协力。
宣统三年(1911)三月，谭人凤到达武汉，商讨起义，徐万年集合各营代表积极响应。9月24日，徐万年与孙武、刘复基等60多人在武昌胭脂巷机关开会，决定农历八月十五日(10月6日)发动起义，因消息走漏，改为十八日(10月9日)，又因起义军命令未能及时传送到发出起义信号的南湖炮队，使起义计划落空。十九日(10月10日)徐万年亲自进城联络，约定晚7时起义，并派冯征远赴各营传达起义时间和信号。至7时，信号枪声两响，各营闻声起事，南湖炮队从中和门进城占领蛇山，炮击总督府，起义军随之攻入武昌，首义成功。徐万年被列入甲级功臣，管理全军粮饷，后任都督府临时参谋，军令部调查科长。
北伐时，任左翼军总司令部副官长，继任湖北稽勋局局长。黎元洪曾授他为将军府将军。
1922年，孙中山委任他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同志军”指导员。（1925年返乡）
1951年，再入武汉，任“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同志会”筹备委员。后因年老体衰，辞职还乡，1954年3月病逝于家。
吴兆麟（1882-1942，起事时29岁，享年60岁）
字畏三。湖北鄂城人。十六岁投武昌新军工程营当兵，先后考入工程营随营学堂、工程专门学校学习。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翌年再考入参谋学堂，毕业后任第八镇工程营左队队官。
辛亥武昌起义之夜，正当值楚望台军械库，起义士兵推为临时总指挥，即部署指挥起义部队进攻湖广督署，占领武昌。湖北军政府成立，在参谋部部长，第一协统领，参加阳夏保卫战。南北议和时，出任民军战时总司令，筹划北伐。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后调北京，授陆军中将，成为湖北将军团首要，并任首义同志会理事会主席。不久退出政治，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督修樊口大堤等水利工程，捐资修建武昌首义公园。晚年潜心佛法。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诱以高位，不为所动。病逝后，重庆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 吴兆麟是黎元洪的学生，所以在起义群龙无首之际，他力主不要杀清军的协统黎元洪，反而动员参与起义的下级军官公推黎元洪为首任湖北大都督。
吴兆麟生平事迹：清朝晚期
吴兆麟，字畏三，号宽元，谱名锡敏。鄂城（今鄂州市）葛店岳陂村吴家畈人。家业农，父亲以种菜为生。16岁入武昌工程营当兵，次年考取随营将校讲习所。1900年，考入工程营代表。1905年参加“日知会”，任该会干事及工程营代表。1906年在工程专门学校毕业后，以第一名考入湖北参谋学堂。他参加了1906年及1908年河南彰德、安徽太湖两次秋操，并手编各秋操纪事，还编著了《战术实施》、《参谋旅行》等兵术书籍，被印发各军参阅。1909年，以最优等生毕业于参谋学堂，仍回工程八营任左队队官。
吴兆麟生平事迹：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爆发了大规模的新军起义。当首举义旗的工程八营士兵抢占楚望台军械库后，发现自己的行列中并没有称职的指挥者。因为以孙中山为“共和”的湖北革命党人，虽然在新军中进行过多年的发动工作，但这一天却事起仓促，湖北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主要领导人全不在起义现场，刘复基已牺牲，孙武被炸伤，刘公生病，蒋翊武在逃，刘英远在外县。处此关键时刻，群龙无首的起义士兵，公推在楚望台当值的左队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平时颇得军心，受任之初，以不得滥杀和服从命令两事相约法，随后作出一系列的军事部署，待炮队从中和门进城，以工程营为首，会同起义各标营士兵，于10日夜间向湖广总署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下督署，11日清晨，革命军占领武昌全城。
当日中午，在咨议局召集联席会议，商讨组织军政府，起义者自认声望不足服从，欲推原协统黎元洪为都督，黎不允，后经吴兆麟以总指挥身份提议公举黎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参长。
军政府成立，吴兆麟任谋略处谋略，第一协统领、参谋部副部长、部长。黄兴来鄂后，吴兆麟陪同到汉阳、汉口布防，帮助办理军中一切事宜。汉阳失守，黄兴去沪，战时总司令职先由蒋诩武护理。蒋、吴共筹武昌防守事宜，不久，黎元洪潜走葛店，武昌危城，全靠吴兆麟支撑，战时总司令一职，遂由吴一人担任。 12月17日，黎元洪被举为大元帅，任命吴兆麟为鄂军参谋总长兼第五镇统制。
吴兆麟生平事迹：民国期间
民国成立，1912年元月9日，吴兆麟任北伐第一军总司令，元月13日，吴兆麟任鄂军参谋总长。后调北京。1912年9月北京政府授吴陆军上将，勋二位，又颁授大绶嘉禾章，文虎章，一度任北京将军府将军。目睹北京政府之所为，袁丗凯野心勃勃，黎元洪不足有为，对党人也丧失信心，遂退出政坛，解甲归田。后从事社会公益事业，1922年，督修樊口大堤，建民信、民生二闸，开辟月河，筑王唐黄堤等水利工程，风餐露宿，不辞劳苦，三年时间，使工程告竣，变水害为水利。
1922年吴兆麟被公举为“武昌辛亥首义同志会理事会”主席，并倡修武昌首义公园。晚年失望于国事，与日知会旧友张纯一等皈依佛法，倡“治即国治”、“心安即国安”之说。
吴兆麟生平事迹：抗战期间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沦陷，吴兆麟因素患哮喘，困居武汉读经自遣。日本侵略者知其素著声望，诱以出任伪军总司令，伪湖北省政府首席参议，均遭吴拒绝。日人无奈，将其软禁。吴兆麟面对山河破碎，国难当头，心情悲愤难抑，哮喘病加剧，于1942年10月17日饮恨而逝。重庆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予公葬。遗著有《太湖秋操纪实》、《战术实施》、《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未记》及起义时期文电底稿和日记多种。
熊秉坤（1885-1969，起事时26岁，享年84岁）
原名祥元，又名炎炳，字载乾。江夏修元乡熊家湾人，后迁石嘴袁家河楠木庙村。早年因父亲早死，家道中落，读书不成，乃入商店当学徒；曾在武昌平湖门一带码头做搬运工。后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当兵，升正目；1909年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
宣统三年(1911年)春，加入共进会，继雷振声之后担任共进会工程第八营营代表。至起义前夕，在营中发展会员200余人，任工程营革命军大队长。
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文学社召开联合大会，制定起义方案，采纳其建议，决定由工程营负责占领该营防地楚望台军械库。10月10日，工程营革命同志面对孙武受伤，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起义计划暴露的严峻局面，议决率先发动起义。程正瀛首先开枪打死值班排长陶启胜，后击毙前来弹压的黄坤荣、张文涛，全营振动，枪声四起。熊立即以该营代表和革命军大队长身份首先率部发难，“下楼吹哨笛集合队伍”，随即对空连放3枪，首先率部占领楚望台军械库。进攻督署战斗开始后，熊组成敢死队40人攻破督署东辕门。督署下，武昌光复。阳夏战役爆发，任民军第五协统领，先后在汉口刘家庙、大智门、跑马场一带与清军激战。
次年1月湖北军政府整编各部，第五协编入第三镇，移驻云梦一带；3月，改协为旅，任第五旅旅长；10月，北京政府授熊以陆军少将衔，1913年补授勋五位。因反对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受黎通缉，乃弃职逃至赣、宁、沪等地。旋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黎元洪悬赏通缉和缺席审判，远走日本。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同年秋回鄂，被孙中山委为讨袁鄂军司令。后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
中国国民党成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4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并受聘为湖北革命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委员，1930年一度兼任武昌市长。1931年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46年退役。
武汉解放前夕，参与维持地方治安，为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公安组负责人之一。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务委员、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参事室参事、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孙中山90诞辰全国纪念大会筹备委员。
1961年，曾同温楚珩、李白贞3人代表湖北辛亥老人到北京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
1969年5月31日逝世后葬于武昌九峰山。著有《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等。
蒋翊武（1884-1913，起事时27岁，享年29岁）
蒋翊武，字保勤，1884年12月出生于澧州（今澧县）一个城市平民家庭。澧州蒋家是一个达官贵人层出不穷的望族，然而蒋翊武所在的蒋家庙分支一直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蒋翊武正是这种家庭背景下萌生了出人头地、武装反清的叛逆思想。1902年，澧州府举行科举府试，同龄学子纷纷参加，试图通过科举飞黄腾达，蒋翊武不屑一顾地说：“奴隶功名，要它何用？”次年秋，他投考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在常德，蒋翊武结识了在江湖上小有名气的武陵人刘复基，并通过刘复基认识了沅水流域的革命先驱宋教仁。1904年，黄兴领导的华兴会计划在这年秋天起事，宋教仁是五路起义大军的西路总指挥，主要依靠对象是江湖会党和府城学生，蒋翊武负责学生运动，联络站设在常德市城区的祗园寺。
华兴会的起义因计划泄密被官府破坏，黄兴、宋教仁等人不得不出走日本，蒋翊武、刘复基则被学校开除学籍。流落江湖的蒋翊武虽然做过一些努力，但反清斗争并没有取得较大起色。1906年秋，蒋翊武与刘复基相邀前往上海，准备东渡日本与宋教仁等革命家汇合。不料，蒋翊武则到上海就大病一场，不能与刘复基同往。病愈后，蒋翊武参加了由革命党人和留日学生发起成立的“中国公学”，并参加了该校的学生组织“兢业学会”，参与学会机关刊物《竞业旬报》的编辑工作。由于清朝政府对萍浏醴起义的残酷镇压，蒋翊武于1907年3月不得不离开上海，潜回家乡。
蒋翊武一生最突出的贡献是对武昌起义的准备。1909年，他投入湖北新军，加入军中秘密组织，发起组建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为辛亥首义在武昌爆发奠定了坚定的组织基础。1911年夏，他积极促成了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合并，并被推举为武昌起义总指挥。起义前夕，时任起义总参谋长的孙武在汉口试制炸弹失事，武汉军警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相当危急，蒋翊武下达了起义的第一道作战命令，促使起义在仓促中爆发的情况下有序地走向成功。其后，蒋翊武积极襄助莅临武汉指挥的民军总司令黄兴。汉阳失守后，蒋翊武临危受命，任护理总司令，坐镇指挥，在武昌保卫战中取得了“却强敌，守危城”的成绩，牵制了北洋的精锐兵力，有力地支持了其它地区的革命斗争。
中华民国成立后，蒋翊武没有以“首义功臣”自居，创办《民心报》监督政治、关注民生，并于1912年夏将亲手创建的文学社并入中国同盟会。同年秋，宋教仁受孙中山的委托，联合其他小党，改组中国同盟会为中国国民党，蒋翊武成为29个参议之一，并出任国民党汉口交通站站长。
1913年3月，震惊中外的“宋案”发生，直接导致了“二次革命”，蒋翊武坚定在革命激进派一边，成为湖南“二次革命”的旗手，被湖南都督府任命为“中华民国鄂豫招护使”，驻兵岳州（今岳阳），发表了著名的《讨袁檄文》等革命文献。“二次革命”失败后，蒋翊武妥善安置部下后，悄悄潜入广西，计划再举，结果在全州被捕，1913年9月9日，在袁世凯的命令下，蒋翊武被枪杀于桂林城丽泽门外，年仅29岁。
1921年12月，孙中山出师桂林，专程来到丽泽门外凭吊蒋翊武，下令修建纪念碑，并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据查证，“开国元勋”是革命先驱孙中山对革命同志的惟一封号，也是对蒋翊武的最高赞赏。今天，家乡的人民为了纪念他，常德津市建有“翊武中学”，澧县建有“翊武剧院”、“翊武大道”等。
孙武(1880-1939，起事时31岁，享年59岁）
男，汉族，湖北夏口人。
1896年考入武昌武备学堂，1900年参加唐才常汉口自立军，被推为岳州司令。
1904年9月赴日本，入成城学校习陆军。1905年11月归国。加入武昌日知会，并帮助刘静庵办江汉公学。
1908年夏，再往日本，入大森军事讲习所，研究野外战术及新式炸弹；8月与焦达峰等在东京组织共进会，任军务部主任，不久被推为湖北主盟。回鄂策划革命。
1909年编会党为五镇，旋赴梧州参加起义，事败退居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1年被武汉共进会、文学社等团体推为主席。
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部长，1912年3月，自行引退。
1915年12月，任参政院参政。
1922年，鄂督萧耀南委其为汉口地区清查督办。
1926年夏，任湖北地区清查督办。
北伐军抵武汉后，孙退居北平。
1939年11月10日，病逝于北京。
参与组织武昌起义经过
孙武是清朝末年革命党在华中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负责人之一。1911年10月9日，武汉的天气已经很凉了。俄租借宝善里14号，一群年轻人正在忙碌着：孙武靠着窗户，仔细地用洗脸盆检验着炸药；丁立中、李作栋在一个圆桌上加盖钞票印章；王伯雨则正在清理文件；邓玉麟出去了，买表没有回来。 引起爆炸的那个“冒失鬼”并不是革命党，而是武昌革命党人推举的总理刘公之弟刘同。在这个机关要地，刘同常来常往。那一天，刘同漫不经心，站在旁边看孙武检验炸药。结果，他吸的香烟烟灰，落在了炸药上。
顿时，一声巨响。孙武的头部和脸部都受了伤，王伯雨的右眼也被飞溅的炸药灼到。李作栋连忙取下长衫，蒙住孙武的头，与丁立中一起将他扶往同仁医院。
危急中，人们准备将文件和名册带走。但钥匙不在，无法打开柜锁。很快，俄国巡捕从四面八方赶来，刘同被抓。刘同被捕后，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各革命机关的地址。随后，湖北地区三位革命党领袖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先后被捕，英勇就义。
此时，同仁医院里的孙武捶胸顿足、矢志复仇。15天前，由孙武在武昌胭脂巷主持的秘密会议上，制定起义总行动计划的人正是刘复基。
意外爆炸使起义的准备再也无法从容进行。孙武对邓玉麟说：“宝善里失事，机密全泄，名抄去，清吏必按名搜捕。只有马上动手，还可死里求生。”
此后，一声枪响。武昌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清廷。
而孙武因为养病没有参加起义壮举。他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因为他不在，群龙无首，方推举与革命党毫无关系的黎元洪。但孙武的大名，仍是武昌起义初期响当当的人物。当时大家都知道革命党的领袖是孙文，以为孙武是孙文的兄弟，这对当时革命士气，有很大帮助。后来他任军政府的军务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都是副部长。（百度百科）
战汉阳，孙黄失和
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与宋教仁于10月28日来到了武汉，黄兴随后担任总指挥一角。蒋翊武等人提出，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直接掌握两湖军政，但遭到旧派人物吴兆麟等人反对。孙武自负首义有功，但是，他在党人中的地位远在黄兴之下。黄兴来汉之后，孙武自觉身价骤减，力主由都督黎元洪向黄兴授予战时总司令称号。这样一来，革命党第二号领袖人物黄兴反倒成了黎元洪任命的“大将”。
11月2日，民军在汉口之役失败，于是退守汉阳、武昌。在汉阳保卫战中，黄兴主张“全力收服汉口，不肯分散兵力”；孙武认为民军两万人不应该布置在汉阳一地，应当分守汉阳上游的蔡甸等地，并支持吴兆麟，反对进攻汉口。黄兴在内部意见没有统一的时候，就反攻汉口，结果惨败而归，民军内部的矛盾也大大加深。孙武和黎元洪等一派以湖北人居多，他们与黄兴不和；蒋翊武一派以湖南人居多，明确拥戴黄兴。孙武对黄兴担任“战时总司令”很嫉妒，曾公开不满地说：“黄兴不过先声夺人，实不知兵。”
11月27日汉阳失守后，黄兴建议民军撤离武昌，汇合江南义师攻取南京，再图规复武昌。结果遭到了张振武等人的激烈反对，黄兴一怒之下当晚渡江到汉口，次日离汉。
谋次长，怨望而归
孙文回国以后，上海的革命党人开始组建临时政府。由于孙文对包括湖北在内的国内情形不大了解，人事方面多由黄兴裁决。当时，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禹等向孙文建言，“宜宠异武昌诸将，勿令怨望。”筹建政府时，于右任曾专访黄兴，提出要重视武汉首义同志。但黄兴对武汉方面的人颇为失望，尤其认为“孙武到上海，态度殊惹人厌”。因此，临时政府除了黎元洪当选为并无实权的副总统外，九个总长中无一个武昌首义参加者；九个次长中虽有五个湖北人，但都没有参加武昌起义。
兴冲冲赶去南京的孙武，希望谋得临时政府陆军次长一职，不料碰了一鼻子灰。在南京的一些湖北籍军人，如湖北沔阳人唐克明，黄冈人夏占奎等，因为没有获得希冀的军职，也对临时政府心生怨意，“均以孙（武）为奇货争迎合之”。此前进入湖北军政府的政客孙发绪，对武昌首义诸人称，“南京政府排鄂，鄂人功高材多，应另竖一帜，以与之相抗。”于是，得到这批人支持和黎元洪暗中赞助的孙武转往上海活动，与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禹联络在临时政府中失意的党人和政客，于1912年1月与黎元洪、谭延闿、张振武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民社。民社得到了湖北人，国学大师黄侃的支持，他担任了民社喉舌《民声日报》经理，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民声日报》曾发表刘瑗的文章，该文称，“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非同盟会之中国，又来革命之功，黎君创其始，袁君终之也。除此二君成功之外，国民不与焉。”
民社在上海成立后，孙武又在武昌成立了民社分社，拥黎元洪为理事长，公开与同盟会唱起了反调。在南京的老同盟会员时功玖、刘成禹本为临时政府参议员，因与黄兴有怨，也支持孙武。
意兴萧索方外游
1912年初，南京会议的湖北代表孙发绪回到武昌，在黎元洪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孙发绪说孙文如何吹牛，南京政府如何卖国。孙武非但没有制止，反而说，“南京政府如此败坏，我宁可承认袁世凯，不承认南京”。同盟会会员杨时杰和查光佛当场驳斥了他。
对于宁汉失和，原同盟会成员也颇多不满，孙武革命党老战友黄申芗率先发难。1912年2月27日夜，黄纠集了群英会、文学社等数千人起事，向孙武家奔袭。因孙武的亲信事先获知消息，让孙武到汉口回避，孙武躲过一劫。当时有人劝他发兵平乱，他一笑置之，并传语作乱者三事：一、不得动摇都督地位；二、不得累及无辜；三、士兵各归各营，不得骚扰平民。
这次湖北党人内讧，使辛亥武昌首义之名黯然失色。28日，经武昌绅商与黎元洪和孙武协商，孙武在报刊刊登启事，外出养病。黎元洪应黄申芗等人要求，免去了孙武的军务部长职务。孙武由是避居租界，与政治脱离关系。后孙武在湖北、北京、上海多地任职，但意兴萧索，作方外游，受比丘戒。（2011年05月05日10:30新京报 张弘，http://news.qq.com/a/20110505/000498.htm本文参考冯天瑜、贺觉非著《辛亥武昌首义史》、尚明轩主编《孙中山的历程》等书。）
刘公(1881年-1920年，起事时30岁，享年39岁)
辛亥革命领导人，原名湘，字耀宗，又名柄标，后改名公，字仲文。湖北襄阳人。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肄业于东亚同文书院，联络同志，鼓吹民族革命。对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刊物极力资助，各翻印数万册，输入国内，以期振聋发瞆。
生平
1904年4月，与田桐、程家柽、宋教仁等发刊《二十世纪之夕那》杂志于东京，印刷费大部分由其捐助。后入日本东斌学堂习军事，结识了一些有志之士，与邹容、章炳麟尤称莫逆。1905年秋遇孙中山、黄兴于东京，,协助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创办《民报》鼓吹革命。
1906年，萍醴起义，奉孙中山之命回国，积极准备响应。事泄，潜回家乡居3月，复至汉口图举大事，未成再赴日本入明治大学习政治经济学。1907年3月，与张伯祥、邓文翠等在日本成立“共进会”，亟谋发难长江腹地，后被举为第三任会长。1910年秋毕业，携带十八星旗、革命文告和重要、书籍回国。后同杨玉如在汉创办《雄风报》。由于奔走革命，积劳成疾，暂返故里疗养。养病期间，在鄂北、豫南一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吸收同志入会，鼓励青年从军。凡革命事业用钱时，总慷慨解囊。
民国时期
1911年3月，武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共进会诸人切盼刘公来汉主持会务，尤需在经济上予以支持。为筹措革命经费，刘对家里佯称：“顷蒙驻日武官说项，捐得一实缺道台，分发河南，可以走马上任，急需白银8000两”。得到其叔刘子麟的支持，即倡议款项由各房分摊。5月随携家中所给5000两银票赴汉，供共进会作革命活动经费。
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召开大会，制定起义方案，初步决定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重大事务由3人共同商处。按照共进会规定，总理即是起义的大都督，后因革命形势变化，没有按预定计划实现。
10月9日下午，刘公与孙武往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部点验党员名册毕，孙武试验炸弹，不幸燃爆受伤，刘命李春萱将孙武送往同仁医院医治，本人则隐蔽于汉口汉兴里友人处。武汉总、分机关被破坏，其妻李淑卿、其弟刘同等人被俄捕房捕去。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3人遇害，革命党人人自危。于是，同张振武等于汉口法租界召集会议，密为布置，决定仍照原计划起事，并派人至武昌，告知工程炮队各营起义时间及“同心协力”口令。
参加辛亥革命
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刘与张振武、蔡济民等领导人。在咨议局集会，组织湖北军政府，推举都督，刘再三谦让，乃任军政府总监察处总监察，监察都督以次官员。后同孙武、张知本、胡瑛、居正、汤化龙、陶德琨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制定《鄂州约法》。
未几，汉阳失守，武昌危急，黎元洪擅自出走葛店，刘以总监察名义，布告城内外，督率军队，竭力防守，并组织奋勇军保卫武昌。人心粗定，又通令各机关，凡行政措施、人事安排、经费开支等须得总监察处批准。孙武等故意刁难，黎元洪乘隙，置刘于无足轻重之地。刘以总监察的名义，弹劾黎元洪弃城不守，结果不了了之。
刘深感总监察处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当武昌编组北伐军时，即表示愿意领军北伐。黎、孙赞同，委刘为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兼洞南安抚使，但对左翼军人事、装备又蓄意掣肘，多方阻挠。幸刘革命资历深，待人宽厚，鄂北、豫南同志多愿随行，总司令部直属单位加先锋队、奋勇军共约2000多人。因革命声威远震和河南人民光复心切，先锋队和河南奋勇军很快就分别进至河南唐河和新野等地，刘亦于1912年3月20日统率本部抵达襄阳，收编光复襄阳的张国荃部，准备向北推进。时，黎元洪竟严令退出已被光复之地，刘拒绝接受命令。黎乃电请大总统袁世凯调京任用，初坚辞不就。经党人胡祖舜、蒋秉忠二人赴襄劝说，方勉强应允，9月离襄赴京，就任总统府高等顾问，所部由黎元洪的嫡系王安澜部收编。11月以辛亥首义之功，授勋二位。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湖口起兵讨袁，刘公借故离京走沪。袁世凯称帝，刘通电反对，并在汉口积极组织讨袁武装力量。袁世凯死，黎元洪任总统，他又任总统府高等顾问。
晚年
1917年段祺瑞独揽中央大权，破坏《临时约法》，孙中山南下护法，刘于12月回到襄阳，召集旧部，组织护法军。同时，敦促襄郧镇守使黎天才宣告自主。后吴佩孚率部进犯，黎部失败西退，刘和豫军总司令王天纵以新聚之众，辗转于川鄂之交，坚持护法。终因肺病日益严重，经同志们力促，始赴沪就医于同济医院，1920年4月12日于上海逝世，时年40岁。1922年10月15日大总统黎元洪追赠刘公为陆军上将。1928年10月21日，由湖北省政府公葬于武昌卓刀泉寺后山之阴。1941年1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