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dance张亦凡:高铁战略决策不能动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2:05:57
高铁战略决策不能动摇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1207  

  近日有报道称,有关部门正在筹划包含高铁规划在内的铁路发展思路调整具体方案,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丁宁宁在接受《中国投资》专访时表示,今年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媒体上出现质疑高铁的声音是很自然的,不能说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出了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必须大力发展高速铁路。

  “说到铁道部的问题,是2008年后摊子铺得太大,没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导致高铁项目总体负债率偏高。但这和高铁规划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丁宁宁表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必须大力发展高速铁路。

  发展高铁的战略决策不能动摇

  《中国投资》:今年高铁投资经历了急剧降温,大量项目停工搁置,有人认为,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代表的高铁战略应当调整。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丁宁宁: 高铁既是公共基础设施,又是高技术项目,不仅能够大幅度提高城市间人流、物流效率,明显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扩散效应,促进商贸、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对国内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代表的高铁战略,不是谁说调整就能随便调整的。

  因为“四纵四横”的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是2004年国务院讨论通过的,不是铁道部自己的决定。2008年底,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作为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的一部分(1.5万亿),加快高速铁路的建设速度;在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提振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去年以来,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中央决定收缩贷款规模,自然要放慢高铁的建设速度。但调整的只是规划进度,并未改变高铁规划。今年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媒体上出现质疑高铁的声音是很自然的,不能说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出了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我认为必须大力发展高速铁路。

  《中国投资》:您为什么主张大力发展高速铁路?

  丁宁宁:因为高速铁路(包括既有线路提速和客运专线)是解决密集人群长途运输的最优方案。中国国土面积和欧洲差不多大,人口则是欧洲的3倍。人口密度这么高,又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人员的流动规模史无前例。没有高铁,人们的出行就会受到很大限制,每年的“春运”就是很好的例子。

  高速公路出现前,城市间的客运主要靠火车,高速公路出现后,大型汽车的优势显现出来。但由于小汽车的发展,高速公路的拥堵程度增加,航空客运就有了广阔的市场。而上述3种客运方案,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弱点:火车受客货共线运行的影响,大型汽车受路况影响,飞机受天气影响等等。

  只有电气化的高速铁路,可以解决复杂气候条件下密集人群的准点运输问题,票价一般也只有航空票价的1/3-1/2左右。加之省去了提前两小时到机场的时间,又不受高速公路路况的影响,对航空、汽车客运的替代作用十分明显。京津、成渝、沪杭、沪宁高铁通车后,不少航班都停运了。

  从减少碳排放的角度讲,与其他出行方式相比较,高速铁路也是最为绿色的运输方式。高铁的动力是电,对周边环境几乎没有什么污染。即使是用煤来发电,污染也便于集中处理和资源化。高铁的人均能耗比正常路况高速公路上的大型汽车还低,只有飞机和小汽车人均能耗的1/10-1/5。

  高铁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和城市地下轨道交通线近距离对接。这就使乘客可以避开城市地面交通的拥堵,迅速进入城市中心。

  《中国投资》:从当前情况看,高铁建设规划是否过度超前?

  丁宁宁:国家铁路网(包括高铁)的整体规划必须适度超前,这是一个常识。因为铁路建设需要很长的工期,到需要用的时候再来建设就来不及了。至于高铁规划是否过度超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信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与媒体的炒作恰恰相反,已建成的高铁基本上都是满员运行。

  之所以产生这个争议,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高铁负债率偏高,二是地铁建设失控。前者是因为2008年以后,同时开工的高铁项目过多,解决的办法只好是有保有压,适当放慢高铁的整体建设速度。后者是因为城市地铁建设缺乏全国性的统一规划,解决的办法是收紧对城市地铁项目的审批。

  至于铁道部,是2008年后摊子铺得太大,没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导致高铁项目总体负债率偏高。但这和高铁规划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投资》:高铁对于普通铁路客运能力会不会产生“挤压效应”?

  丁宁宁:新建高铁客运专线明显缓解了普通铁路的客货运输压力。既有线路提速也只会提高,而不是降低普通铁路的客运能力,因此不存在什么“挤压效应”。媒体所谓的“挤压效应”,指的是普通客车的车次减少了,高铁票价又超出了低收入者的承受能力。

  高铁运行之后,对普通客车有明显的替代效应。但是哪些车次应当停运,应当允许乘客有一个选择过程。例如从北京到上海,是在车上睡一晚上觉,还是多花点儿钱快点到?得给人家考虑的时间。此外,在欠发达地区应多保留一部分普通列车,以照顾当地的老百姓出行。铁道部的问题是太主观,说停就停了,所以引起了媒体的批评。

  承受能力问题则需要算账。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临时工的月工资为28元,北京到上海的21次硬座票是27.6元。2011年的北京最低月工资标准为1160元,上海还要高一点;北京到上海的G字头动车组二等车票为555元。车票的相对价格并没有提高。实际上现在高铁的乘客中就有不少的农民工。

  《中国投资》:如何衡量高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发展高铁有哪些方面的战略意义?

  丁宁宁:从经济学角度讲,高铁具有很强的公共服务性质,它的经济效益不能简单以票价收入来计算,因为它带来了难以计算的社会效益(正外部效益)。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外,高铁可以大大节约人们的出行时间和成本,明显提高各类企业的效率,拉近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相邻城市之间的经济一体化。

  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是东京奥运会前夕通车运营的日本东海道新干线。虽然从一开始运营就亏损,到现在也只是保本微利,但日本政府宁愿提供补贴,因为新干线拉动日本经济的外部效益难以估算。东海道新干线是东京——大阪都市带的主动脉。这里集中了日本的主要产业和1/3的人口,是日本最繁华的地区。

  中国修建高速铁路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高铁可以把相距250公里城市间的运输时间缩短到一小时以内,产生所谓“同城效应”。从而使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等城市之间的各种资源重新配置,形成上下游产业一体化、生产与销售一体化、人口规模5000万到1亿的大型都市圈,成为引导中国城市化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其次,中国幅员辽阔,但是以漠河——腾冲线为界,大部分的自然资源蕴藏在西部,人口则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四纵四横”的高铁规划是缓解这一矛盾的最优方案,它可以把相距2500公里的城市间运输时间缩短到一天之内,使中国成为更紧密的一个整体,为民众的工作、生活提供更多的选择和便利。

  第三,高铁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大陆国家,只强调海洋战略是远远不够的。高铁不仅可以把我们与邻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接起来,而且能够使中国的石油通道避开马六甲海峡,缩短我国与中亚、欧盟国家之间的人流、物流时间,还可以使我们的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安全管理应当警钟长鸣

  《中国投资》:当前对于高铁的争议之一是其安全性问题,您怎么看?

  丁宁宁:这次追尾事故,除技术问题外,我认为有很大的人为因素。因为列车时刻表显示:动车组从永嘉站到温州南的正常运行时间为10分钟。发现信号系统出现问题后,永嘉站与温州南站已经转为非常站控模式。既然永嘉站在出发时命令前车(D3115)“区间遇红灯后转目视模式20km/h运行”,就不应该急于命令后车(D301)间隔10分钟出发,而应当接到前车(D3115)到达温州南站的确切报告后,再让后车(D301)出发。动车追尾事故暴露了高铁运行管理上的很多问题,为高铁的安全运行敲响了警钟。但是与公路、航空等其他运输方式相比,高铁还是最安全的。

  国外运行记录显示:从法国、德国、日本引进的高铁技术是安全可靠的。国内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京沪高铁开通前,我国的高铁运营里程就已经达到8358公里,高峰时每天开行动车组列车1400列,日运送旅客近百万人,并未发生重大事故。与公路运输、航空客运相比,高铁不仅事故率较低,而且总体上的伤亡人数最少。这次温州的动车组追尾事故,在世界高铁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为什么在这次追尾事故中,动车组设计上的多重安全保障系统都失效了?确实值得号称已经消化吸收、全面掌握国外引进技术、而且已有能力进行自主创新的铁道部系统的专家们认真检讨。

  《中国投资》:目前高铁所面临的舆论危机您认为是如何引起的?

  丁宁宁:从温州动车组事故的报道来看,尽管现场条件复杂,抢救过程中也不应放过任何一个生命迹象。现场清理完毕后又发现了活着的小孩,确实不好解释。引起舆论对铁道部门的声讨是很正常的。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京沪高铁开通前,铁道部门的宣传过于高调了。

  首先是宣布京沪高铁没有试运营期,这是偏离常识的。试运营期间,民众对于可能发生的晚点本来会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即使技术完全成熟,新线路开通时也需要有一个试运营期。在此期间,行车速度可适当放低,间隔时间可适当延长。虽然这样做会增加运行图的调整次数,但便于相关人员适应工作环境,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行车密度与停靠站的问题也需要实践摸索,以便优化运行方案。

  其次是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缺乏预案,导致事故抢救现场混乱。上面已经讲过了。

  第三是在票价问题上过于我行我素,没有考虑到网络时代,只有加强与群众的沟通,才能减少误解和冲突。高铁既然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票价就应该接受公众的监督。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做法是铁道部门提出自己的建议,交给发改委去征求公众意见,给媒体一个公开讨论的机会,最后的定价不会和现在有很大区别。

  私有化不是高铁改革的方向

  《中国投资》:高铁的建设投资应该由谁来承担?

  丁宁宁:高铁路网具有自然垄断特点,必须进行统一的规划和运行管理;加之高铁的公共服务性质,对安全性的要求远远高于本身的营利目标。因此,高铁的建设投资还是应该以政府为主体来筹集。

  《中国投资》:政府资金有限,目前铁道部已经欠了1.98万亿的巨额债务,您说怎么办?

  丁宁宁:债务巨额与否,不能只看绝对值,重要的是看铁道部的资产负债率是否过高,以及经营性收入的现金流是否足以还本付息。根据我了解的情况,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前面说过:高铁规划是国务院通过的,2008年扩大投资规模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问题只是出在铁道部摊子铺大了,没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导致负债率偏高。即便如此,也不应该急于关停在建项目,这样做损失反而更大。正确的做法是有保有压,停掉那些管理混乱的豆腐渣工程,把已经上马、具备条件的项目尽快建好。

  《中国投资》:为解决高铁的投融资困境,有人建议引入民间投资,呼吁铁路体制改革,您怎么看?

  丁宁宁:我一向反对铁路私有化的所谓改革方案,但认为可以发铁路债券,也可以发一部分铁路股票。铁路的公共服务性质,决定了它不宜搞什么私有化。国际上第一个搞铁路私有化的英国,发现行不通后又收归国有了。日本的铁路私有化也是假的,票价和收支平衡还是在政府监督下确定的。真要搞铁路私有化,就必须允许它以营利为目的,政府就不应控制票价。上世纪90年代,在南怀瑾先生的积极参与下,我们在浙西合资(浙江政府与境外资本)建了一条地方铁路,即金温线。建成运营后,铁道部追加了不少投资来提高线路的安全性,去年又启动了180亿的扩能改造项目。

  我反对搞私有化的第二个理由是:铁路是个自然垄断部门,不仅路网是统一的,运行图也是统一的。不管是按路局分拆,还是所谓网运分离,都会给铁路的安全运行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在市场化改革中,对自然垄断部门靠分拆和私有化是没有用的,搞不好会形成危害性更大的、私人对公共服务的垄断。正确的做法是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前提下引入公众监督,提高自然垄断部门经营活动的透明度。例如票价的制定,要制定一个公开透明的程序,由政府、铁路、公众3方人士组成专门委员会,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折中妥协,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定价方案。

  《中国投资》:有人认为,高铁的项目管理跟不上高铁的建设速度,您怎么看?

  丁宁宁:我认为不是建设速度问题,而是同时开工的项目太多。摊子铺大了,项目管理自然就跟不上。加上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就会给高铁的安全运行带来难以预料的隐患。吉林宇松铁路建设期间,由于合同诈骗、工程违法分包、转包,导致头道松花江2号、3号特大桥桥墩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不得不全部返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此类项目管理上的问题,在基本建设领域普遍存在,并非只出现在铁路建设项目上。像高铁这类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百年大计,在保证质量和追求经济效益问题上,必须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建成后的营运安全。血的事实告诫我们:凡是出了事故的项目都存在违法的层层分包、转包问题。

  然而,市场化改革以来,由于企业追求利润的冲动,施工项目的分包与转包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必须保证中标的施工企业具有合格的专业资质,而且中标以后必须严格禁止层层分包、转包,否则就无法保证在建工程的施工质量。因此,除了严格工程监理外,更重要的是杜绝招标过程中的各种腐败行为。

  来源:中国投资 作者:杨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