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水果干: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 9 席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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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专 题

到了1964年以后,毛泽东就逐渐认为党变修国变色已成为现实危险,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从而把国内“反修防修”的重点,转移到“反修”。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5年9月至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问:“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并且认为“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他甚至担心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政变”,并且为此作了实际的防范部署。林彪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林彪这篇讲话,是经毛泽东审阅后,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的,毛泽东并没有删改这些话。
毛泽东把局势看得十分严重,其原因除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很激烈,反映上去的“坏人掌权”事例越来越惊人,使他产生危机感外,他对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不满甚至怀疑日益加深也是一个原因。而担心中国“出赫鲁晓夫”,看来是毛泽东最大的一块心病。
国内的“反修防修”,是以国际的“反修”为背景的。在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但是,在中苏论战中,我们从“左”的观点出发,把苏联国内进行的一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措施,视为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现象,错误地加以批判。在国内的“反修防修”中,把经济工作中注意经济效益的主张,斥之为修正主义的“利润挂帅”;把对劳动者的物质鼓励原则,贬之为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把活跃农村经济,调动农民生产热情的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概括成为“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等等。自然,提出或支持这些主张的领导人,也就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或处理,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
1963年以后,随着中苏论战的激化,国内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左”倾错误更加升级。在这种特定环境中,中苏关系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而这时确实发生了一件说小可小,说大可大,看似偶然,实则有因的事件。这件事的经过是: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以“宫廷政变”的方式赶下台。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一件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有利的大好事”,“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注:《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红旗》1964年11月21日。】。当时,对于继任的勃列日涅夫关于中苏关系的看法我们需要了解,也希望这件事能成为两党、两国重新修好的契机。因此,11月5日,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应邀赴苏联参加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就在11月7日晚间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资龙同苏联元帅崔可夫等谈话时,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竟然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回了对方的恶意煽动,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马上向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提出质问,随后又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此后,中苏关系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为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