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英国带多少英镑:名人读书方案--长河渐落的博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7:39:53
        名人读书方案
古今中外有很多关于读书方法的论述,材材总总,耀人眼目,简直可以说是令人望详兴叹。一些名人的读书方法,可以供你借鉴。举例如下。 1、李时珍:广收博采,不拘泥于书本,注意与实际相结合。 李时珍是一个杰出的医药学家。由于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医之家,所以他继承了家学,他在习医救人时重视研究药物和临床,学以致用,主张革新。 由于他在医学领域的贡献,他被人们尊为“医中之圣”。在莫斯科大学的走廊里就有一座白色大理石雕成的李时珍像,由此可见其在世界的影响力。 成功人士大多酷爱读书,李时珍也不例外,李时珍的读书方法是:广收博采,不拘泥于书本,注意与实际相结合。我们可以从他撰写《本草纲目》的过程,清楚地看出李时珍读书方法的特点。 《本草纲目》是一部中国古典药物学著作,是李时珍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研读各家本草的基础上所写出的一部博采众长的臻至完善的《本草纲目》。 李时珍为了写这部书,读过800多种医书、药书和大量单方、验方。他在参阅大量医书的基础上,写出了大量的医案和笔记。 李时珍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地方诸家说法不一,有不少地方还自相矛盾,这该怎么办?看来,要想写成《本草纲目》,光靠“广收博采”是不行的,在“广收博采”时,还应“去伪存真”,使之“是非有归”。 他为此除仔细地比较各家学说,翻阅资料外,还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学以致用中进行考察研究。 他十多年间,翻千重山,涉万里路,不辞劳苦地对药材进行“一一采视”,还亲自栽培、解剖、炮炙、炼制有些药材;同时,还向有经验的药夫、铃医、猎户、矿工、樵夫等人请教。 李时珍前后共鉴别考证了1000多种历代医药籍所记载的药物,对其中的错误之处,如药名、产地等,一一作了订正,并重新作出结论。 李时珍经过27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他在《本草纲目》中摘录了诸家“本草”中所记载的药物1518种,又新增了374种药物,新增药方8000多条,不但丰富了中国的医药学宝库,还为中国医药学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2、郑板桥:“善诵精通”。 郑板桥不但是“唐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还是中国清代著名画派“扬州八怪”的领袖人物。虽然,其早年家贫,但是,其勤学、善学,最终成才。 郑板桥主张善诵,即多读多体味,郑板桥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的境界。 否则虽“过目成诵”,但没有进行反复吟诵,仔细体味,只会一眼即过,不会有真正的收益。 显而易见,郑板桥所赞扬的就是苏东坡“苦读四鼓”的精神和孔子“韦编三绝”的苦心,而不是他们的“过目成诵”,郑板桥正是运用了这种善读强记的读书方法,才成为了画、诗、书三绝的。 郑板桥不仅主张善诵,而且主张精通,即有目的,有选择地诵记。 他在家信中曾说:“如《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会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在此数段耳。若一部《史记》,篇篇都读,字字都记,岂非没分晓的钝汉!更有小说家言,各种传言恶曲,及打油诗词,亦复过目不忘,如破烂厨柜,臭油坏酱悉贮其中,其龌龊亦耐不得。” 引用的家信说明,郑板桥反对盲目地乱诵乱记。虽然那样,可以“过目成诵”,但无所不诵,却是读书治学的一大陋习。那样做的人,就是一个十足的傻瓜、钝汉! 郑板桥在读书的学以致用之中总结出了“善诵精通”的读书方法,他认为读书必须有方法,必须要记诵。 但是,读书的关键问题却是,在记诵时讲究“善”与“精”两个字。 3、巴金:“回忆式”。 巴金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他一生都勤于笔耕,从不间断。著有家喻户晓的名著“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家》、《春》、《秋》。他的作品被译成法、英、日、俄等多国文字。 巴金的读书方法即回忆读书法。他的这种读书方法就是在没有书时回忆一下自己曾读过的书。 巴金曾在《读书》杂志上撰文说道:“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回忆读书法有如下的好处: (1)可以充分利用时间,不受条件和环境的限制。 巴金在十年动乱中亲身体验了回忆读书可充分利用时间,不受条件和环境限制的好处。 巴金说:“'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了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上了封条,加了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阅读?他们忘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 这个例子可以充分地说明:在不具备读书条件的情况之下,回忆读书法仍能充分利用时间进行“读书”。 (2)可以做到温故知新,深入吸收营养。 通过回忆,将过去所读之书“拿”出来,一点点品味,就像牛反刍一样,进一步地消化吸收。每回忆一次,都会有较新的理解、认识和发现。 (3)可以使人从已读过的书中吸取精神力量。 巴金说:“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力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回忆读书法是一种奇特而有益的读书方法。运用回忆读书法的前提,就是要有回忆的内容。 巴金曾自述道:“现在有200多篇文章储蓄在我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回事。” 巴金这种有意识、有计划地头脑里“储书”,是读书治学必不可缺的基础性工程。 4、毛泽东:“四多”方案。 毛泽东经常对他身边工作的人说:“饭可以少吃,觉也可以少睡,书可不能少读啊。” 毛泽东每当沉浸于书中时,往往会不记得吃饭。工作人员催促他,他总是说:“还有一点点,看完就吃。”端起饭碗后,还是边吃边看,有时饭热后又凉了,凉了又热,这样热上几次才吃完。 有一年除夕,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想:过年了,全国人民都在喜庆新春佳节,我们就该让他过个好年,把饭菜尽量做得丰盛些。 但是,当工作人员把饭菜端到他跟前时,却看到他正在聚精会神地重读平装本的《资本论》。并不时地在书上圈圈划划。 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工作人员虽然怕打忧了他,但是,为了他的健康,仍然对他说道:“主席,吃完饭再看吧。” 毛泽东一看,饭菜已摆在了茶几上,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就只好放下手中的书,吃起饭来,但是,最后一口饭还没咽完,他就又看起书来。 毛泽东酷爱读书,广收博览。他爱书已爱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他在中南海的每个房间里都装满了书。他的起居室、卧室和办公室里都立着好几个书柜;饭桌上、床上,就连卫生间里也摆满了他平时最喜欢阅读的书。 他在外出时也要带上几箱子书,在外地时他还常借书看。他可真是实现了那句“活到老,学到老”的名言。 毛泽东的学生周士钝,在谈到毛泽东读书的情形时,说毛泽东读书有个“四多”的习惯,就是多读,多写,多想,多问。 这“四多”充分反映了毛泽东虽然酷爱读书,但是却不迷信书本,有独立进行思考和追根问底的精神。 毛泽东读书的主要作法有以下几点: (1)多读 多读并不仅指读书的范围广、数量多,还指对那些重要的书或文章多读几遍,达到“滚瓜烂熟”的地步。毛泽东读过的一些散文和诗词经常能读到脱口背诵的程度。 毛泽东在晚年时还能流畅地背诵500多首古诗词。他对很多小说的重要段落,也经常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使得一些在他周围工作的文科大学生都惊得目瞪口呆。 由于毛泽东非常爱读他所保存的一套线装《二十四史》,以至于这套书的封面和有些地方都磨破了。 虽然,他到1975年已病魔缠身,就连写字时手都打颤,但是他还在许多书上亲手写下了“1975.7再读”、“1975.9再读”等字样。由于他非常喜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以他把《资治通鉴》读了17遍之多。 (2)多写 毛泽东同志读书时,手中无笔不读书。毛泽东同志动笔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例如:他青年时,在课堂上听讲写“课堂录”,在课后自修时写“读书录”,另外他还有选抄本、摘录本等等。 他读书时要在书中的重要地方画上各种符号,丰泽园的图书室里就有他圈点批画过的书1.3万余册。 例如:《伦理学原理》全书总共有10万多字,但是,毛泽东用小楷在书的空白处,就写了1.2万多字的批语。 他读《辩证法唯物教程》时,就用毛笔和红蓝色铅笔在书眉处写下了将近1.3万字的批语。 例如:他在延安读艾思奇的辩证法一书后,就专门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在读书笔记中写出了该书的提要和自己对该书的看法。他还经常写读书日记,改正书中的谬误等等。 (3)多想 读书时的多想,即边读书边用笔把自己对书中的一些看法“谈”出来,就像在与作者讨论一样。这种“笔谈”使读书变成了反复思考的过程。 毛泽东在他的读书批语中,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和精辟的评价,这些见解和评价都是他熟读精思后的结晶。 (4)多问 毛泽东常说:学问,就是讲的又“学”又“问”。我们做学问时,不但要好学,还要好问。 毛泽东在学子时代就非常善问。每逢外省的名流或学者到长沙讲学,他就去拜访求教。 在毛泽东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之后,仍然保持着这种多问的学风。他遇到不懂的问题后,不是读一些通俗的小册子,就是请教专家,或者查工具书。他一生都在无止境地追求着知识。 毛泽东的才能和智慧,是他艰辛地劳动换来的,是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的硕果,是他革命经验的升华和结晶。 5、钱钟书:“追本求源”。 钱钟书十八岁时便可以阅读家中的藏书,14岁就浏览了大批的通俗文学杂志。 他在考入清华的西洋文学系以后,就更喜欢博览中西图书了。他从英法留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蓝田师范学院、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的教授。 由于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所以人谓“书痴”。 他的著作有《谈艺录》、《管锥篇》和《围城》等,另外还有散文集、小说集、艺术著作等。 《围城》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之后,曾倾倒当时所有读书人,当时就曾有“交谈不说《围城》记,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 钱钟书的成就,同他的追本求源读书法是分不开的。追本求源读书法就是在读书时发现问题后,与多种读物相联系,经过详细的分析、比较、求证之后,求得一个能解决问题的读书方法。 本书针对这种读书方法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 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批评毛奇龄错评了苏轼的诗句。 因为,苏轼在诗中说道:“春江水暖鸭先知”,所以,毛奇龄评道:“定该鸭先知,难道鹅不知道吗?” 袁枚非常生气,认为如果要照毛奇龄的看法,那么《诗经》里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也是一个错误了,难道只有睢鸠,没有斑鸠吗? 袁枚与毛奇龄的这场笔墨官司,到底谁是谁非,如果是一般人看看也就过去了,但是,钱钟书却不这样看。 钱钟书把《西河诗话》卷五找了出来,想要看看毛奇龄的原话到底是怎么说的。 在经过钱钟书的一番查找后,他发现毛奇龄的原意是:苏轼的诗摹仿的是唐诗“花间觅路鸟先知”句,但是其摹仿得非常拙劣。 人寻路时,由于鸟熟悉花间的路,所以鸟比人先知。而水中的动物都可以感到冷暖,苏轼却说只有鸭先知,那就不对了。 莫非苏轼的诗句真弄错了,钱钟书并没有因此而罢休。他又找来了苏轼的原诗《惠崇春江晚景》,诗中说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原来苏轼的这首诗是为一幅画题的,由于画面上有桃花、春江、竹子、鸭子,所以苏轼在诗中写道“鸭先知”。看来,苏轼并没有错,而是毛奇龄错了。 为了将问题弄清楚,钱钟书又找出了张渭的原作《春园家宴》,原作里写道:“竹里行厨人不见,花间觅路鸟先知”。人在花园里寻路,不如鸟对路熟悉,这是写实。而苏诗在诗中说鸭先知,是写意,意在赞美春光,这是画面意境的升华,是诗人的独特感受,看来,苏诗的“鸭先知”要比张诗的“鸟先知”更为高明。 最后,钱钟书引用了《湘绮楼日记》中的“上上绝句”这句话来称赞苏诗,并下了一个结论,认为毛奇龄只是错误的“会讲理学的,讲诗往往别具心肠,卑鄙可笑,不懂得东坡苦心”。 我们不难从这个事例中看出钱钟书实事求是,深钻细研,并着眼于各个作品间的相互对比,相互联系的读书方法。 钱钟书的读书方法,有用力于读书人博采众长、举一反三,进行新推理和新想象等多种思维的锻炼;有助于培养读书人严谨求实的学习精神;有助于提高读书人慎思慎取的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华罗庚的“厚薄”读书法;鲁迅的“立体”读书法;曾国藩的“四者”读书法;朱熹的“循序渐进”法;梁启超的“三步”读书法;吴晗的“卡片”读书法;爱因斯坦的“直接”读书法;卡西亚诺夫的“快速”读书法等。 虽然上述名人皆贤达之士,学问也都千载名世。但是,他们的读书方法和科研方法却迥然不同。当然由于具体的情况和条件不同,所应用的方法也不同,学科的不同需要的方法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