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有香奈儿专柜吗:《人道》

《人道》

来源: 人民网(北京)

所谓人道，就是人事方面的道理，包括如何对待人的问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做一个好人等等。

　　人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和核心。不论是重工、商的齐文化，还是重仁、礼的鲁文化，都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不论是儒学文化，还是道学文化、佛学文化，都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特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概括为“人学”或“仁学”。
　　最早提出“人道”这个概念的人，是春秋时期郑国著名思想家子产（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穆公之孙，又称公孙侨）。据《左传》昭公十七、十八年记载，郑国占星家裨灶预言郑将发生大火，人们劝子产按照裨灶的话，用玉器禳祭，以避免火灾。子产回答说：“天道远，人道子产祠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无不高举人道旗帜，把人作为经世治国的根本。例如：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管子、晏子主张的富民、利民，顺应民心，因民之俗，从民之欲。墨子倡导的兼爱、非攻、非命、节葬、贵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孟子强调的“民贵君轻”等等。这些，无不从“人”这个根本出发，为人谋利益，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因此，无不放射着人道精神的光辉。
　　一、“以人为本”是人道的理论基础
　　（一）
　　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而是“根本”的本，它与“末”相对。以人为本，是哲学价值论概念，不是哲学本体论概念。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人、神、物之间，谁产生谁，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

　　上古的哲学家在讨论人的时候，总是把人与思想中的“神”和大自然中的“物”相提并论，要么主张人本论，要么主张神本论，要么主张物本论。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人、神、物相比较，到底什么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呢？
　　先哲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倡导先人后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万物之中人为贵；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以人性论为基础，把人视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根本。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舍本求末。
　　“人道”是相对于“神道”来讲的。在远古时期，人们把“神”看作大自然和社会的主宰。“神道主义”以神为本位，把人放在被神支配的被动地位。如“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等，管仲无不表明人在神面前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作为“神”的化身的奴隶主，经常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礼品来馈赠，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葬品来殉葬，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来使用。人道主义以人为本位，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强调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一句话，把人当人看待。
　　（二）
　　把人当人看待的“人道主义”起源于古代的“民本”思想。在原始氏族社会里，人人平等，部落首领的德行善举被认为是民本思想，此时的民本思想处于质朴的原生状态。随着私有制的产生，氏族成员分化为君主、贵族和平民，阶级矛盾逐步激化。西周时期，鉴于商纣王因暴虐统治而丧失政权的教训，周公为替周朝政权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提出了“天命靡常”、“敬德保民”的观点，古典的人本主义思想开始形成。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逐步把质朴的人本思想上升到理论层面。
　　在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思想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管仲（也称“管子”）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在《管子?霸言》篇中，记述了管仲对齐桓公陈述霸王之业的言论。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思是说，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是以人民为根本的；这个“本”理顺了,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管子还说：“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管子?权修》），“王者以百姓为天”（《韩诗外传》），“齐国百姓，公（指齐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可以说，“以人为本”的首创权，属于管子，属于齐文化。
　　齐国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出以后，便广为传播，应者云集，被先秦时期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继承发展，并逐步发扬光大。例如，《晏子春秋?内问下》中讲道：“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尚书?泰誓上》中讲道：“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等等。其中，孔子的人本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为政以德”的思想中。他以舟与水来比拟君民关系的二重性，强调“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警告君主要居安思危。墨子把“民为立国之本”的思想同董仲舒“兼爱”思想相融合，要求君主“先万民之身，后为己身”（《墨子?兼爱上》。荀子从性恶论出发，主张“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荀子?国富》）。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仁政”学说，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离娄上》）。意思都是说，从天下国家的立场来看，民是基础，是根本，民比君更加重要。孟子的这个主张成为后世许多政治家的座右铭。即使在具有神学色彩的董仲舒儒学体系中，同样可以看到内在的人本观念。他虽然将“天”神化为超自然的主宰，但同时又一再强调“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最为天下贵”（《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他还认为，天地之产生万物，乃是为了“养人”。换言之，一切以人的利益为转移，人处于价值关系的中心。
　　（三）
　　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思想，主要强调人贵于“神”、贵于“物”，人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宰。《孝经?圣治章》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而以人为本的精神体现最突出、理论最系统的当数儒家。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光辉的一面人本主义的旗帜,他突破了阶级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局限，把“人”作为一大类来看待，他提出的“泛爱众”这种倡导博爱平等的人道主义，是真正的“人类之爱”。《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意思是说：有一天马棚失火了，孔子首先问伤人了没有？而不是问马怎么样了。说明在孔子眼里，人比马更重要，人的生命才是最值得关心关注的。再如，在奴隶社会后期，奴隶主们开始用俑来代替活人殉葬。孔子的态度是既反对用活人殉葬，也反对用俑代替活人殉葬。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唯其像人而用之”（《孟子?梁惠王上》）。在孔子看来，人有自身的价值和尊严，有他生存的权力，怎么可以用来殉葬呢？用俑来代替人同样是不人道的。因此，发明这种殉葬方法的人，会断子绝孙的。孔子的以人为本思想还体现在其“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之中。“有教无类”为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确立了一个平等的原则。孔子创办私学又为人人受教育开了先河。在孔子看来，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成为杏坛弟子，入学接受教育。因此，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既有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秦商，又有贵族子弟南宫敬叔、司马牛、孟懿子，而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如颜回、曾参、闵子蹇、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可以说，孔子是先秦时期第一个倡导并实践以人为本思想的人。
　　不仅如此，在传统文化中，人还被认为是直接参与到天地的变化中间去的。天地万物，如果没有人参与和治理的话，那么这个天地万物是无序的。所以天地跟人并列，称为天、地、人三才。
　　那么人为什么能治理万物呢？荀子认为关键就是人有礼义廉耻这样一种伦常关系，这种关系确定了人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不同的分工。因此，就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群体，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水火草木禽兽所没有的，荀子将这称为“明分使群”。所以说，虽然人的力气没有牛那么大，跑步的速度也没有马那么快，但是他却可以去支配牛和马，让牛和马来为人服务，就是因为人能“群”，而牛马不能“群”。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文化另一关于伦理道德的重要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对人与天的关系问题也有精辟的论述。“天人合一”思想从周代发源,经过孔孟到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趋于成熟。在这长达1800多年的时间内，对于“人”和“天”的关系问题也论证了1800多年。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主张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文的合一,把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看成一个整体。“天人合一”思想，把人事归依于“天道”的同时，又把人的伦常情感贯注于“天道”，使“天”变成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实际是把“天”还原为人，在强调天人之间的统一性与合理性时，是以“人”统“天”的，“天道”实乃“人道”的投影。
　　“天地之贵，莫贵于人”（《汉书?董仲舒传》）。无论是儒、法两家重人道、轻天道，还是道、墨两家重天道、轻人道，各家思想中，人都处于思考的中心位置。由重“人”出发，诸子百家无不重视高扬人道旗帜，把人看作宇宙中最有灵性的存在，也是宇宙中最为宝贵的存在。进而提出在充分尊重人的生存权和承认人的现实价值的同时，必须设身处地地为人着想，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正是这种思想放射出的光辉，才使中华文明五千年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二、“仁者爱人”是人道的思想精髓
　　（一）
　　传统文化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以仁为核心的。“仁”既是儒家的思想基础，也是人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仁”的基本涵义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家族成员间的亲善关系。孔子解释仁的根本涵义时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就是指子女要尊敬、顺从父母，晚辈要尊重、顺从长辈；悌就是弟对兄要恭顺。反过来，父母对子女必须慈爱，兄对弟要友善和爱护。孔子认为这是“仁”的出发点，因为一个连父母兄弟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其他人的。
　　二是“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要用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的友善态度来对待一切人。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他人有理解、宽容的态度和心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三是统治者要有爱民之心。要实施德治和仁政，为老百姓谋利益，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要与民同忧，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让老百姓能够安心生产；老百姓所要求的，设法满足他们；不想要的，不要强制他们接受。这就是孟子所提倡的“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这些涵义，归纳和概括起来就是人要有友善、宽容、助人之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也正是儒学思想家所倡导的一种价值原则或价值取向。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思想从何而来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最根本。但是“仁”的精神不能只停止于此。《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仁也。”非常爱自己的亲人，这只是爱；爱自己的父亲，再扩大到爱别人，这才叫做“仁”。“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对父母的孝顺要放大到爱天下的老百姓。这就是说，孔子的“仁学”是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也就是说要“推己及人”，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才叫做“仁”。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朱熹《四书集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如果要把“仁”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其由人乎？”（《论语?颜渊》）
　　然而，儒家的“仁”不是一味地仁爱所有的人,而是有一定原则的。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论语?里仁》）仁者本来是爱人的,但是对于不仁之人,则不得不“恶”而远之,使其不能影响到自己。
　　（二）
　　如果说“仁”是人自身内在的品德（“爱生于性”），那么“礼”就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礼仪制度，它的作用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儒家非常注重礼,认为礼是人之所以为人以及立身行事的根本。认为人若不懂礼、不守礼,就难以做人,难以处理人际关系，难以立足于社会。《礼记?曲礼上》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意思是说，鹦鹉会学人说话，但始终是飞鸟；猩猩会学人说话，也始终属于禽兽。现在作为人而不受礼的规范，即使能说话，不也合了禽兽的心态么？同时，要求人们遵守礼仪制度必须是自觉的，出乎内在的“爱人”之心，才符合“仁”的要求。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论语?颜渊》）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没有仁爱之心的礼乐是虚伪的，是为了骗人的。因此，孔子认为，有了追求“仁”的自觉要求，并把这种“仁爱之心”按照一定的规范实现于日常生活之中。这样，人与人之间以及整个社会就会和谐安宁了。
　　（三）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意思是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和”在人际关系方面可以理解成“和谐”、“融合”,儒家把它当作为人处事的重要德行。《尚书》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意思是说，首先把自己的家族治理好,使之团结和睦,上下一心;然后治理自己的诸侯国并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使天下臣民都友好如一家。《礼记?礼运》中还描绘了这样一幅社会蓝图,来形容“和”的景象:“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
　　可以想象，做到“人与人”和谐相处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孔子又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他认为，以“和为贵”而行“忠恕之道”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做到在不同中求得和谐相处；而不讲道德没有学问的人往往强迫别人接受他的主张而不能和谐相处。这就是说，孔子把“和而不同”看成是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分歧时处理事情的一条原则。这一原则对于解决当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纷争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在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因文化上的不同（例如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念上的不同）而引起的矛盾、冲突，把“和而不同”作为解决这些纷争的原则更有意义。
　　（四）
　　传统文化认为，人毕竟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精神层面的“仁”、“礼”、“和”做得再好，仍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物质层面的“利”的问题，进而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明确宣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这种价值取向对于消除损人利己，形成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非常有益，是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
　　（五）
　　传统文化认为，光有“仁”、“礼”、“和”、“义”不能完全保证人与人之间实现和谐相处。于是，又提出了“诚”与“信”的处事原则。
　　“诚”的含义是指真实无妄,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这里的“诚”,就是真实不欺之意。荀子也充分肯定“诚”在人道中的地位,把它提高到“化万物”、“化万民”、“政事之本”的高度:“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在这里荀子把“诚”作为德行的基础,做到至“诚”则众德自备。《中庸》更是把“诚”作为核心观念,认为“诚”不仅是“天”之本性和自然界的规律,而且是最高的道德范畴和做人的准则:“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大学》中讲“诚”则注重不自欺之义,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后来历代的思想家对“诚”也作了类似的解释。
　　“信”则指严守诺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儒家非常重视信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将“恭、宽、信、惠、敏”作为体现“仁”的五种重要道德品行。孟子将“朋友有信”视为五种人伦关系之一。董仲舒将“仁、义、礼、智、信”列为“五常”,使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

（六）
　　作为一种价值原则和取向，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文化关于“仁”以及与仁有关的这些思想，不管是从道德层面来理解，还是从人道主义、人权思想或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其价值和意义都非常巨大。现代文明社会提倡和鼓励的人们要有爱心，关爱社会，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只是话语表达方式有所区别，在精神实质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仁者爱人”、“泛爱众”是一致的、相通的。然而，它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传统文化所主张的“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包含着承认和肯定人们基本权利的思想。“推己及人”，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比如，你不希望别人伤害你的身体，那你也就不应该伤害别人的身体。就是说，你有人身不受伤害的权利，别人也同样有这种权利。你希望别人尊重、不要侮辱你的人格，那么同样地你也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格，不侵害、不侮辱别人的人格。从儒家孔孟的仁爱论，到墨家墨子的兼爱论，传统文化各家各派思想家，设计和提出了各种关于“仁”的学说。这些学说都具有泛爱性，提倡自爱而爱人、贵己而不损人、自利而不损公。从而，为人们展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和谐融洽局面。

　　三、“成人之道”是人道的实现途径

　　在《论语》中，“成人”是指理想人格。“成人”也是贯穿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因为人是行动者，是实现价值、引导社会的承担者。《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见到利就要思义；遇到危险要能挺身而出，勇于承担；不管多长时间，只要承诺过的事，就一定要去实现它。孔子认为只要做到这三条，就可以算成人了。汉刘向《说苑》中记载：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说苑》卷十八）
　　不难看出，儒家所说的“成人之道”，是要求人们能自觉遵守和深入理解如诚信、仁爱、勤奋、廉洁、忠恕、正直等做人的道理和价值，自觉完成人格培养，使行为更加符合仁义的价值、礼仪的规范。这是实现人道的关键和前提。
　　那么，“成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了描述这样一个人，孔子提出“君子”这个概念，作为做人的“标杆”。君子原本指封建制度下的贵族阶级，而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品格高尚的人，是有道德、能尽人道的人。《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说法很多。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是说君子（贵族阶级）与小人之别，在于君子能仁，小人根本无“仁”。又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是说君子与小人品性不同。再如：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意思是说，成为君子必须通过学习礼乐及圣人之言、之行和修己、克己等途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成人”的实践路径，简单地讲，就是主张和要求人们通过自我修养、自我觉悟、自我约束，按照当时社会所倡导的社会道德和政治轨道进行活动，从而使人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得以实现。这一途径在儒家思想中的规范化表述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所说的“修己”，即是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养性”。儒家自我修养理论，以“内自省”、“修己”为基本要求，审视自己的认识、观念、行为的合理性，从而达到“止于至善”的标准。所谓“至善”的具体要求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其意思就是按照人们社会角色的不同，应该具有“仁、敬、孝、慈、信”等道德品性。同时强调，修养是一个自觉、自律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克己复礼的过程。而修身养性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人安身立命。所谓安身立命，就是使人能够在社会上自由自在地生活，真正实现自我价值，从而达到孔子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境界。
　　围绕“修己”，儒家的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如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的“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这些学说大都强调“德教为先”，“以德化人”。
　　那么，究竟怎样去进行“教”和“化”呢？传统文化主张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克己自省”。自省是指自我反省和剖析，是在人的灵魂深处完成的对心灵的自我净化。孔子说：“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也”（《论语?里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他还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荀子继承了儒家的这一修养方法，并作了独特的发挥。荀子提出：“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修身》）“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意思是说，人要不断地学习广博的知识，而且要运用这些知识经常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只有这样，才能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去恶从善，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人只有经常地运用这些知识进行自我检查，自我总结，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优点与美德，修正和去除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才能不断地完善自己，达到理想的人格。孟子继承孔子的道德修养学说，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存心养性”（《孟子?尽心上》）、“求放心”（《孟子?告子上》）、“养浩然正气”（《孟子?公孙丑上》）等强化“内在工夫”的理论。深悟孟子思想真谛的南宋哲学家陆九渊以“明心”、“立心”为道德目标，倡导“自存本心”的“简易工夫”。他认为，道德修养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不需要繁琐的程序，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主体的“自觉”。他教导学生说：“汝身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悌，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陆九渊集》卷三十四）。朱熹同样把个人修身看做是宗圣、察己、审思、累积的结果，只有通过“无毫发之间断”的自我省察，才能体悟到圣贤的微言大义。
　　其二，躬行实践。道德修养既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实践活动，也是一种社会层面的实践活动。孔子认为道德修养的要求虽高，但并非海市蜃楼，“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关键是要笃实躬行。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否高尚，不能凭其言论，要看他的实际行动，是否做到言行一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孔子把履行道德看得比学习文化知识更加重要，足见他对道德实践的重视。孔子以后，荀子也极力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学习的目的也就在于行。《荀子?儒效》中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荀子将“行”作为道德活动的最高阶段，认为行高于知，因为通过行，才使所知的东西更加明确。孟子则强调“行”就是养气、寡欲。养气即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指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达到的一种境界，有了这种境界，不仅贫富贵贱不动于心，生死祸福也能置之度外。而妨碍养气的是人们的欲望，人的欲望压抑了人善的本心。要保存仁义之心而不丧失,必须克制、减损欲望，即“养心莫善于寡欲”（《孟于?尽心下》）。仅此还不够，还要在艰苦的条件下磨练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宋明以后，不论是主张“知先行后”的，还是“行先知后”抑或是“知行合一”的，都强调“行”的重要。这与儒家一贯强调的道德修养必须躬行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其三，崇圣尊贤。儒学按照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层次设计了君子、贤人和圣人三种道德理想人格。圣人，指道德智能极高的人。《易?乾卦?文言》中说：“圣人作而万物覩。”《荀子?性恶》中说：“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贤人，指道德才能高尚的人。《礼记?中庸》中说：“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尊贤则不惑。”《孟子?公孙丑》中说：“尊贤使能。”尽管这些理想人格在本性上都与普通人是同类的，即“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但像圣人一样能做到道德完善的却寥若晨星，像贤人一样道德高尚的人也不多见。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圣人是“人伦之至”、“百世之师”，是道德极致完善的人格典范。圣人全备天德、博施济众、行仁安民，具有与天一样崇高而伟大的美德和功业。圣人承担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圣人如此高贵、神圣，即便是在孔子的心目中，也是不可企及的。因此，在儒学思想体系中，君子作为一种理想道德人格形象更具代表性、普遍性，也更有感召力和现实性。君子这个概念更多的是个“道德之称”，君子具备的一些特征使它能够广泛地体现儒家道德修养的普遍标准。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大力张扬君子风范,极力推崇君子人格，提倡崇圣尊贤做君子。《孔子家语?五仪解》中说：“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及者，此则君子也。”《荀子?不苟》中认为，“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在儒家道德论中，“君子”具有鲜明的伦理特征。可以说几乎包括了儒家所推崇的一切美德，如仁道、礼道、孝道、善道、忠恕之道、中庸之道等。君子一生所思、所学、所实践，做人、做事、做学问，都必须把这些美德作为基本准则来遵循。
　　传统文化从认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存在、提升人的素质三个层面，系统诠释了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思想精髓和实现途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元素，人道主义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影响世界几千年，人道主义也影响中国、影响世界几千年。传统文化与人道主义好比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耀眼夺目的“明珠”，相辅相成，共同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不断向更新更高的文明迈进。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进，中国传统文化“人道”的思想内涵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创新。毛泽东早就提出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为前提的科学发展观，倡导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弘扬和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