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到红联汽车站:承重的“垮掉派”之《在路上》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在路上》宣传海报
 
         作为“垮掉派”的宣言，《在路上》改变了当年美国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但是从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当年的“垮掉派”既非“革命派”，今天的“在路上”也已只是中产阶级的一种仪式罢了。
　　1957年9月5日，星期二，半夜，杰克·凯鲁亚克像往常一样，“迷迷糊糊地”睡去。这个三十五岁的年轻人大概不会预料到，这一觉有何不同。第二天，电话铃声一响，他的命运将发生改变。事实上，整个世界将发生改变。　
　　一篇冗长的书评刊登在当天的《纽约时报》上，评论者吉尔伯特·米尔斯坦高度评价凯鲁亚克的新小说《在路上》，认为它是“被命名为‘垮掉’的凯鲁亚克一代最完整、最清晰、最重要的宣言”。夜晚，凯鲁亚克冲到曼哈顿市中心一个通宵营业的报亭买了一份报纸，然后在附近的一个酒吧里摇头晃脑地读米尔斯坦的文章，有点兴奋有点迷糊——生命中最后一次。

　　后来发生的一切，如另一位“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威廉·巴勒斯所描述：“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百万台煮咖啡机，并且促使无数青年人踏上了漫游之路。”今年，好莱坞还将把《在路上》搬上银幕，导演人选相中了曾拍摄《摩托日记》的巴西著名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好莱坞也敏感地看到，在切·格瓦拉与凯鲁亚克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灵犀相通。

　　现代社会的“局外人”

　　50年前出版《在路上》　的维京公司，选择在五十周年庆的2007年还原这部小说：出版凯鲁亚克当年在三十多米长的打字纸上写作的原始文本。“有一类人的天性，或说血性，会提供一种文学类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潘小松认为，以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等人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是很特殊的人群，有才气、有激情，“他们的文字有时会因鸦片等的作用，呈现出一种反传统的节奏。”正是在服用安非他命兴奋剂的狂热之下，凯鲁亚克在短短三周之内，心急火燎地写下这部终将震撼美国的《在路上》。全文只有一段，很少用标点符号，充满了俚语、俗语、不合语法规则的长句。

　　两个追求个性的年轻人上路了，一路寻欢作乐、谈论禅宗，冒险、性、药物伴随着这段刺激的旅程。长期以来，凯鲁亚克与他的同伴尼尔·卡萨迪就这样，随着《在路上》的狂销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但维京纪念版的导言也提醒大家：《他们并非你所想象的那样》。

　　是的，凯鲁亚克是如此疯狂。为疯狂而生活，而疯狂，而交谈。但在凯鲁亚克的情妇卡罗琳的记忆中，他是“如此敏感”，“每件事情都让他深深刺伤。他有艺术家的脆薄皮肤，天主教教育的罪恶感又逐渐渗入内心。”《在路上》把无数青年送上路之后，凯鲁亚克显然无法为上世纪60年代的荒唐负起责任。要记得，凯鲁亚克生前最后一篇文章题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垮掉的一代”从未许诺过永恒的责任。

　　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张子清曾与金斯堡有过数面之缘，他记忆中，晚年的金斯堡已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但他对青年时代的所作所为并不后悔，“他认为自由自在的生活很值得”。“年轻时的放荡只是表面，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反战、呼吁环保，是很有正义感的人。”中文将“Beat”译为“垮掉”事实上并不十分准确，“我更赞成译为‘疲脱’，有‘洒脱’、‘超脱’之义，又传达了由于失意、困顿而造成的精神沉重的状态。”

　　潘小松更愿意把像凯鲁亚克这样的“垮掉的一代”看作现代社会的“局外人”，他们并非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亦非主流文学家，并不扮演教导世人的角色。“文学只是他们的媒介，用中国人的说法，他们是性情中人，情感自然流露，因而常人难以理解。”

　　“后垮掉派”在路上

　　“‘垮掉的一代’的文学运动来得正是时候。”威廉·巴勒斯之后总结《在路上》的成功：“它说出了全世界数百万人想听到的话……当凯鲁亚克指出道路时，异化、不安和不满早已在路上等待。”

　　《在路上》出版后六年，美国文化戏剧般地发生了改变：猫王发行了摇滚唱片的开山之作；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成为狂野少年的新偶像；画家杰克逊·波拉克也带着他抽象表现主义的作品来了。“它改变了我的人生，如同它改变了其他所有人的。”多年后，鲍勃·迪伦还在谈论《在路上》的影响。同样，没有《在路上》做模板，很难想象亨特·汤普森的公路小说《恐惧拉斯韦加斯》，更遑论《逍遥骑士》、《末路狂花》等影片。

　　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垮掉的一代”并非毫无意识，不过显然，一切超出他们的想象。就像凯鲁亚克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安·查特斯所认为的，“挑战战后美国的自满和繁荣并非凯鲁亚克写《在路上》的目的。”他写了一本书，却让一个国家的意识发生改变。但凯鲁亚克只是在路上，掠过北美大地上的城市与乡村，在不同的旅舍、酒店、街道宿夜，放肆地大笑、奔跑，将啤酒瓶扔在冷寂的夜里。“垮掉的一代”并非真正要革命，当他们把激情与放荡当作抵御贫穷与不公的武器时，只是以生活上的奇风异俗表明立场、引起注意，“表明”而已。这一点，《光荣与梦想》的作者威廉·曼彻斯特心知肚明：“垮掉的一代并不是好斗派，要是以为他们会向五角大楼游行示威或向国民警卫队扔石头，那就是荒谬可笑的，甚至要是有谁把警察叫做猪猡，他们也会大吃一惊。如果他们有些什么行为类似游行示威的话，最多不过是金斯堡背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抽大麻烟’而已。”

　　这种消极而软弱的反抗形式，在今日早已为主流文化所吸收，成为美国中产阶级意识的一部分。去年在泰国旅行时，英国小说家哈里·昆兹就震撼于这种明显的差异。“留着长发辫的家伙们沿着曼谷考山路拖拽着自行车。但现实是：没人甚至愿意‘装’出‘疲脱’（Beat）的样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路上的冒险已转变为一种中产阶级仪式。那种通过‘在路上’获得某种自知之明、走向成熟的体验，离去已久。”

　　作为凯鲁亚克的同伴中唯一依然健在的人，尼尔·卡萨迪的遗孀、八十四岁的卡罗琳·卡萨迪甚至为早逝的凯鲁亚克和尼尔感到幸运，因为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关于钱或者肤浅的东西，没有人为自己的肤浅而愧疚。感谢上帝，凯鲁亚克鲁和尼尔不会看到现在这样子”。

　　最近一本《奢侈品为何黯然失色》的书在美国出版，很显然，作者将“垮掉的一代”运动，作为奢侈品从宫廷走向贫民的重要阶段。如果凯鲁亚克还在世，他会不会为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而愤怒呢？两年前，一系列以“凯鲁亚克”为主题的服装在美国上市。今年，BBC要庆祝《在路上》发表五十周年，他们的庆祝方式是：将喜剧演员及花花公子拉塞尔·布兰德和他的合作者送上公路旅行。

　　如今的中产阶级可以穿着“凯鲁亚克”主题服装上路，够帅，够酷，也够表达他们的叛逆。这一路上，他们的背包一定是“派格”，鞋子一定是“哥伦比亚”，帐篷一定是“狼爪”。商品带着他们走世界。全球旅行指南图书市场的领跑者孤独星球（LP）的创始人当年在路上不断回想起嬉皮士的诗歌，他们为此激动、陶醉，而如今，《在路上》只是背包客手里的另一本LP。

　　“垮掉的一代”之后，“后垮掉派”依旧在美国的土壤中生活、创作。张子清介绍说，如今的“后垮掉派”们多半有稳定的工作，如大学教授、编辑、牧师等让生活有保障的职业，几百个分散在美国各地的诗人有E-mail联系，消息灵通，“没有必要像以前的垮掉派诗人那样常常聚在一起。”他们直接继承了垮掉派的传统，困扰于他们的美国噩梦，却发现，“猫懒洋洋地躺在彩色电视机旁的地毯上，密色猫夜晚冷色的眼睛”。（史蒂夫·拉达钦斯基《后垮掉派诗人》中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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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凯鲁亚克与“垮掉的一代”

　　“垮掉的一代”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一个作家群体，主要由青年人组成。他们对战后美国社会现实不满，又迫于麦卡锡主义的反动政治高压，便以“脱俗”方式来表示抗议。他们奇装异服，蔑视传统观念，厌弃学业和工作，长期浪迹于下层社会，形成了独有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中心成员是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巴勒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一词是凯鲁亚克1948年“发明”的，他借用“Beat”所要强调的是：处在社会底层，作为异类，潦倒、特别的神圣性和至福感。

　　杰克·凯鲁亚克1922年生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城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1942年为《太阳报》的体育记者，战后从事写作。1950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小城镇与大都会》，一生共创作了18部小说，包括《在路上》、《达摩流浪者》、《孤独天使》等。

　　最近国内出版的凯鲁亚克作品有《在路上》、《垮掉的一代》（分别由王永年、金绍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荒凉天使》、《孤独旅者》（分别由娅子、赵元译，重庆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