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金沙会员卡办理:梁启超时代：被遮蔽的新中国

我们所说的梁启超时代，起始于维新变法时期，终结于五四时期。梁启超还活着的时候，他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
　　
　　新中国第一人
　　
　　我把新中国分为四个时代：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毛、邓时代只针对中国大陆而言)，每个时代大致上都是30年。后三个时代的命名，可能争议不大；而将新中国第一个时代命名为梁启超时代，或许会有不同意见。有资格与梁启超类比的人，还有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本节只对梁启超和康有为做一个比较，为什么不以袁、孙来命名时代，将在后两节说明理由。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写道：“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之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按照梁启超的三段论，秦皇汉武以前的中国，是“旧旧中国”——“中国之中国”；乾隆嘉庆以前的中国，是“旧中国”——“亚洲之中国”；建设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世界之中国”，用梁启超在其他地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建设“世界的国家”“世界主义的国家”。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有一个令人心焦的过渡期，日本正是利用这个空档，一举超越了中国。到了维新运动，才是自觉建设新中国的开端。为了下面论述的方便，不妨把1888年定为建设新中国的元年。在这一年，刘铭传启用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边海疆建省、铁路、海军，都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明确地提出了变法维新。
　　梁启超虽然是康有为的徒弟，但是他的名气，很快就超越了师傅。比他年长的黄遵宪在1902年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与他年龄相仿的孙宝逭在同一年也说，梁启超“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比他小一辈的梁漱溟说：“当梁任公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
　　罗志田说，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的，在那时却译为‘从新主义’，极具象征意义。对‘新’的歌颂在‘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之《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更为简单明了的，则是《杭州白话报》1902年6月的一段话：
　　‘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从维新运动到五四运动，梁启超一直是“从新主义”的鼓吹者和急先锋，而康有为在进入20世纪之后，就成了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康支持清廷复辟，梁则“再造共和”“三造共和”；康发起孔教会，梁则支持新文化运动。师徒二人分道扬镳后，显然，是徒弟更能代表新中国的精神。
　　
　　思想准绳：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
　　
　　本来，袁世凯作为清季新政的主要功臣，作为以逼宫方式推翻清王朝的幕后推手，作为民国的首任正式大总统，是有资格成为新中国第一人的。如果袁世凯甘于做一个华盛顿式的大总统，放手让梁启超、宋教仁等人去推行政党政治，他是很有机会成为“中国华盛顿”的。梁启超在袁死后叹道：“以他从前的地位，清末的地位，假使稍知世界大势，国民真意，要建设强固国家，并不是不可能；但是他在任临时大总统时已经在做当洪宪皇帝的梦，着着预备，都不外想满足他个人的野心，我们觉得这个人可惜，又觉得这个人可恨。”
　　梁启超在评论李鸿章时说：“西哲有恒言日：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鸿章晚年之着着失败，皆由于是。”这些话也完全可以用来评价袁世凯。
　　胡适在1933年指出：“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写道：“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贼之者，始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几乎息矣。……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由此，开人权说和自由、自治在中国之先河。
　　胡适在上述引文的后面写道：“梁启超先生还不曾受到此种反个人主义的熏染，另一位中国领袖孙中山先生却已从亨利·乔治的著作里得着此种社会化的理论了。……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
　　虽然梁启超比孙中山更早就向国人介绍了社会主义，但他终其一生，不认为社会主义适用于当下中国。1906年，他在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辩论时说：“私有制度虽谓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我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极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爱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他批评“以排斥资本家为务”的社会革命论，是“与国家全体利害相反的”，是“不适于国家生存”的。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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