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奥特牛奶:官吏与娼妓的战争

官吏与娼妓的战争 
博主：杜君立 　发表时间：2011-12-05 14:15:37 
 

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 ——白居易《长恨歌》

我一朋友在党校教书，他说是教授“阴毛学”，大概是阴谋学吧。因为常常出入风月场，他对于官吏扫黄颇不以为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话糙理不糙”地说，官吏与娼妓是一样的，官吏用上面的口谋生，娼妓用下面的口谋生；娼妓出卖自己的肉体，官吏出卖自己的良心。说到底，都是出卖自我尊严的职业，不过是图个享受罢了。这句话据说出自玩官吏和妓女于掌故之间的赖昌星之口。事实上，吃屎、喝尿、捧屁、献妻,这些自古都是中国官场的一种美德和传统。妓院与衙门从来都是古代中国藏污纳垢的罪恶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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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天朝主旋律作品《二十年目睹社会怪现状》中写道，某候补道台，虽用尽办法，三年仍得不了实缺，后通过上司之近伺，得知上司有此好，于是，求得内人相助，奉献内人于上司，果然一炮打响，道台便欢天喜地上任去了。天翻地覆慨而慷，毫无疑问，今日之中国官吏堪称2000多年来活得最滋润的社会群体。但在传现代文明尚未启蒙的背景下，中国的一切依然故我，华丽辉煌的新瓶子里装得还是2000多年来积攒的陈年屎尿。

开封市委组织部长李森林积攒了300份不同女人的阴毛，而且是自己亲自动手用剃刀剃下来的阴毛。李森林同志因此得名“阴毛部长”。在和谐的体制环境下，李森林收集阴毛要比达尔文收集蝴蝶标本容易得多。这300份阴毛全部都来自社团内部。社团女性成员因为阴毛而鸡犬升天，男性成员虽有阴毛，但森林同志不好男风，男性社团成员如果想要免费的房子免费的汽车很大的权力很高的工资，只需要把自己的老婆献给他们的部长；社团中人是当下这个社会的“白马王子”，老婆和房子一样是从来不缺的。

在这个和谐的秘密同盟之下，这些共产共妻的同志都大公无私地把自己或者自己的老婆贡献给了“领导”。如果是新婚，想来这些社团中人大可将自己老婆的初夜权也一并孝敬给“领导”，领导到此一游后，亲自剃下阴毛留作“先进性教育”的纪念。这些阴毛据说足够李森林用来制造16支“阴毛笔”的。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阴毛部长”，必有“阴毛局长”、“阴毛秘书”。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李庆普同志收藏的女性阴毛多达236份，以64份的微弱差距屈居副职。这个阴毛局长笔耕不辍，写作了工作日记达95册，以细致入微的笔法记录了工作经过和体验。这些工作最后都以阴毛、内裤、日记和录像等形式，分门别类，统一编号精心保存下来，并珍藏在4个密码保险柜中。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吴志明正与两个情妇床上激战时被神勇的组织“双规”，组织搜出避孕套、壮阳药和两本“工作日记”。第一本详细记载了136名情妇简况，性交次数、地点及感受；第二本为100多位情妇的阴毛标本。吴的5年计划（2015年前）是完成1000个女人的交配任务。

如果阴毛部长亲自操刀剃下阴毛之后，很讲信用地赏给对方一个“拿阴毛当令箭”的委任状，那么这个社会就很和谐。但根据社团一贯历史，斗争才是真正的和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了“阴毛部长”“阴毛局长”，就会有精液科长、粪便股长。300个被剃掉阴毛的女同志和她们的乌龟丈夫，极其“敬业”地保存了领导的精液、保险套和内裤，有的甚至与领导合影录像留念。这如同革命圣地珍藏着“首长”战斗过钢盔、背心和茶缸。

马未都之所以火，是因为暴富的中国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批收藏家或者说囤积狂。囤积阴毛和精液与囤积明清家具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无关审美，只是一种权力导致的贪婪和欲望。

与阴毛部长阴毛局长相比，广西自治区烟草专卖局销售处处长韩峰更加接近一个文学家，他呕心沥血撰写了性爱笔记一度在网上被传为佳话。周口市长张海钦在实践工作中，曾经与姊妹二人共同工作，并担任二人叫床比赛的裁判，他甚至讥讽中国正腐的贵宾金太阳：我算是“金正日”（今天正日着），一到了人大政协，也就是贪足捞够了，算是“金日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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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古以来，政治与性就脱不了干系。性和政治某种意义上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性的背后是政治，政治的背后就是性。在韩非子和马基雅维利之前，政治属于宗教的一部分，因此它是崇高的。娼妓同样也是神巫时代的产物，来自人类的生殖崇拜。进入世俗时代以后，娼妓沦落风尘，仅仅是一种经济职业。从生殖崇拜到追求性快感，娼妓是两性关系世俗化的产物，同样，从智慧的先知到愚蠢冷血的酷吏，官吏也是政治世俗化的结果。

从历史命运来说，官吏与娼妓走过了同样的轨迹。官吏来自暴力，娼妓来自欲望，都是人恶的本能。当暴力在官吏手中衍变成权力时，欲望也在娼妓那里衍变为诱惑。权力将自身装扮得更加神圣，同时将诱惑贬斥得极其下流。前者为“府”，后者为“肉”，当权力经不住诱惑时，“官府”就变成了“官腐”，“政府”就变成了“正腐”。腐败成为一种可怕的恶疾，以至于中国古代皇帝想出了“腐刑”这种绝招。事实上，南汉皇帝将他所有官吏的所有生殖器都割了去，依然无法阻止腐败这种绝症的到来。

娼妓的世俗化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世俗化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娼妓是管仲创办的“女闾”。《战国策》二卷周文君云：“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按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则一闾为二十五家。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家。”清朝的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女闾”开中国娼妓之先河。管仲是中国重商主义的鼻祖，为了帮助齐桓公实现“富国强兵”的国家战略，他不仅首开食盐专卖，还实行妓女官营。管仲曰：“蓄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齐桓公首先响应这个“国策”，将自己的宫中的700名美女献了出来。其他娼妓也全部来自官家。

并不是说什么女人都可以做得了娼妓的，蓬头垢面粗手大脚的农妇自然没有这种资格，只能依靠那些养尊处优锦衣玉食贪图享受厚颜无耻的官宦家庭。好在当官的没有不贪的，所以管仲反贪往往一举两得，一则贪官辛苦敛聚的万贯家财被没收进国库，使国库创收；二则官们都家大户大妻妾成群儿女成圈，将其女眷充入“女闾”，她们手无缚鸡之力，做娼妓正好发挥所长。

管仲的娼妓兴国计划实行以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政治经济效果。齐国历来重视商品贸易，齐国商人“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国语·齐语》)。这次首创娼妓，齐国还弛关市之征，建立招待商人的客舍，免费提供食宿和三陪。设“女闾”来招商引资，一时间天下商贾归之若流水，齐国都城临淄成为天下第一大都会。商人获得巨利，齐国则成为GDP天下第一的超级大国，号称“冠带衣履天下”。

黄现膰的《唐代社会概略》中说：管仲设女闾，等于后世之有花捐也。自管仲的“女闾”以后，无代无之。军妓即营妓，乃官妓的一种。营妓始于汉，历六朝唐宋不衰。唐承六朝金粉之後，娼妓之多，空前未有。约分家妓公妓两种。后者包括官妓和宫妓，“宫妓”是天子独自享受的。长安都城中有所谓“北里”、”平康里“舆“教坊”者，即为当日风流渊蔽。据马可·波罗记载，蒙元时代，汗八里（北京）操皮肉生意的官妓达25000人，实行军事化管理。方彪的《北京简史》中说：“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可以说，国营妓院直到100年前依然是中国特色。来自娼妓业的花税一直是政府的一种主要税种，而管仲也成为娼妓行业的祖师爷受到万世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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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多年帝国历史中，皇帝都以酒池肉林的淫乐最大爱好。“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妓院不过就是后宫的民间版。皇帝不容许平民拥有三宫六院，就设立公共的“三宫六院”。从这一点来说，就是皇帝放火，百姓点灯。

虽然中国以假正经的礼教治天下，但娼妓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只是和戏子、儒生、胥吏（公务员）相似的一种平常职业，只有到了万马齐喑的明初和毛万岁时代才被妖魔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娼妓始终是一种非常时髦和风雅高尚的职业。有点类似今日之影视明星节目主持人。明宣德年间，皇帝忙着斗蛐蛐，官吏们忙着搂钱，世风日下腐败成风，中国才出现了第一次迫害妓女的扫黄运动，但很快就不了了之。

妓女与官吏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官妓的来源大多为犯罪官员的家属，如上官仪及子庭芝被诛，庭芝妻郑氏及女婉儿配入掖庭；吴元济妻沈氏、李师道妻魏氏败诛后，皆没入官妓。《苏三起解》中的苏三就是官二代，她父亲被政府以贪污罪抄家，她就沦为官妓，后来又嫁给一个新科进士，重新成为官夫人。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晚至100年前，中国首位“总统夫人”（袁世凯）也是一位青楼女子。

在礼教最为桎梏的宋明清时代，中国的娼妓与官吏之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达官贵人无不以狎妓为荣，甚至皇帝抛下后宫的三千佳丽跑去拜访名妓李师师，又如柳如是、赛金花，无不留下千古美谈。唐代官吏狎娼，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庶僚牧守，几无人不乐于此道。唐代人把嫖娼称为“春风得意马蹄疾”，狎妓绝对是一件倍儿有面子的事情。“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唐代以后把科举的第三名被称为“探花”，与妓女选美皇后称为“花魁”相对。白居易在《追欢偶作》中有一句诗：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意思是说，我家里养的家妓，每过三年多，我就嫌她们老了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十年间换了三次了。可见官吏们一方面遭到君权的奴役，另一方面有以男权欺凌娼妓。

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到“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可见娼妓业之繁荣几乎不受任何政权更迭的影响。宋徽宗和周邦彦同狎名妓李师师，如今日三角恋。在当时竟是美谈。一日徽宗幸李师师家，邦彦匿于床下，遂制《少年游》以记其事。徽宗知而免他的监税官。出国门时，师师饯送他。邦彦复作《兰陵王》词，师师于徽宗前歌之。徽宗又召他回来，赐给他做大晟乐正。道君以专制帝王之尊，与邦彦争风，竟敌不过。“杨柳岸晓风残月”，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爱唱的歌曲。从某种意义上，唐诗宋词之所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与色情业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苏东坡在杭州倚翠偎红，艳史尤多，直追200年前白居易。东坡诗：“休惊岁岁年年邈，且对朝朝暮暮人。”

官吏飞黄腾达日，可以“独占花魁”，可以妻妾成群；官吏东窗事发时，结发与千金俱进入国营妓院，继续享受公务员待遇，吃尽穿绝，享受荣华富贵，从无风吹日晒之苦。官妓享受之余饱读诗书，一朝邂逅官场新秀，随即重金转会，摇身又成为宝马香车的官太太。如此往复循环，这就是中国历史极为有趣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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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与娼妓一样，一点也不遥远，对任何人来说，既可远观又可亵玩。卖油郎日积一钱，终可一亲花魁之芳泽。美女既可以做官太太，也可以做国家娼妓，因此在美女面前人人平等，官吏必须“与民同乐”。

据说30年前中国刚刚开放国家这个监狱的大门，先富起来的官吏们如过江之鲫奔赴海外，每到一地就冲向红灯区。其实即使如今也仍是如此，开洋荤是公款出国考察的主要目的之一，甚至已经玩到人妖级别。有位德国导游长期接待中国官员，发现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去的，一是卡尔.马克思的故居，另一个就是德国的红灯区。这大概能够说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多么丰富，除了意识形态，居然还有剩下的东西：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官吏亦不过是国家的娼妓，这些娼妓经常恬不知耻的以“父母”自居。实际上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民众来说，官吏只是被买来解决一些麻烦而已，都是付了钱的。因此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公仆”——大家的仆人，而娼妓又被称为“公妻”，所以官吏与娼妓是比较相似的一种职业。

官场与风月场一样，需要曲意逢迎逢场作戏，南朝的宋孝武帝刘骏死了妃子，秦郡太守刘德愿哭得死去活来，刘骏马上提升他为豫州刺史。勾践为得吴王信任，甚至饮溲尝粪，易牙不惜将自己的儿子烹了请齐桓公品尝，官场这种违背人性伦理的事迹屡见不鲜，其舍己忘我的精神比之娼妓有过之无不及。

将官吏与娼妓相提并论并无歧视官吏的意思，因为一个正常人是不会歧视娼妓的，反过来，他会尊敬和同情娼妓。我们常常将2000多年的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看作黑暗时代，但至少有一点，人们从不歧视妓女，更不虐待妓女。娼妓业就如同今日之房地产一样，一度甚至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食色性也嘛。而且娼妓业要比房地产业绿色环保得多。

只有到了当代，官吏与娼妓之间开始产生分野，首先国家专营由娼妓业转为房地产，也就是说，将卖官家的女人改为卖农民的地了。官吏的妻女从此不再堕落，一般都已经被送到国外。官吏也不再被抄家。虽然官吏仍然是娼妓的主要顾客，但娼妓不再来自官吏家庭，而是来自穷人。

纵观中国历史，妓女一直受到政府的宽容和保护，但对逼良为娼和强奸犯罪则严加打击。宋明清以后，官吏嫖娼被官方严厉禁止，一旦出现嫖妓丑闻就等于仕途结束。比如那位“奉旨填词”的柳永。但民间依然温柔荡漾，宋明清三代的春宫画和色情文学达到空前绝后的繁荣。明太祖朱元璋颁发圣旨：“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清沿明制，律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官吏狎娼有禁，而缙绅家居为例外。这一禁令声色俱厉，结果导致男风大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言：“明代虽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狎妓，然独未云禁招优。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复炽，渐乃愈益猥劣，称为‘像姑’流品比乎娼女矣。”

中国从汉初迄于光绪末叶，男色风靡数千年，经久不衰，比起西方同性恋之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男风自古就有，但只有到了天朝时代，男娼才与妓女比翼齐飞，中国戏曲的兴起于男风优倡有很大的关系。士大夫所狎男色，半为优伶。及至清中叶，官宦之家大半有断袖之癖，无不以娈童为荣。

跟刘志军喜欢开洋荤一样，慈禧晚年由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提供性服务。这个“洋侯”在《太后与我》中对“秽乱清宫”的细节叙述触目惊心。当时慈禧已是七十老妪，却性欲旺盛，他要靠春药才能满足其需要。在埃蒙德的笔下，晚清宫廷，从慈禧太后、王公贝勒、达官贵人到太监、宫女、伶人，过的都是淫乱污秽的生活，男女之间还算是正常的，更多的是男与男、女与女、人与兽……许多王公、贝勒、大臣、将军榜上有名，他本人也癖好同性恋，只有与慈禧太后例外。恭亲王溥伟，庆亲王及他的儿子载伦、载振，差一点取代了光绪帝的“大阿哥”溥儁，贝子溥伦，肃亲王的次子，大学士荣庆，将军张勋、姜桂题……在他笔下都是同性恋，慈禧太后甚至微服密访他们常去的浴室，喜欢亲眼看他们淫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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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与娼妓之间的大分流使官吏站到娼妓的对立面，金屋藏娇的官吏以道德和财富的面孔展开对穷人的审判，而娼妓正好提供了既无法还手更无法还口的沙袋。所以当下中国的娼妓不仅是全世界最不幸的娼妓，也是2000多年来最不幸的娼妓。相反，当下中国的官吏不仅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官吏，也是2000多年来最幸福的官吏。

官吏集团对娼妓群体的严厉迫害反映了官吏群体严重的心理障碍和心理危机。面对历史古老的娼妓，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还有一种道德上强烈的自卑感，他们只能用虐待妓女的方式来缓解这种无法言说的焦虑。

在这种焦虑之下，妓女常常被贬斥为“婊子”，官吏被抬高为“领导”，这种身份的悬殊并未改变谋生方式的原罪。与官吏们相比，妓女更认可“婊子”的卑微，他们从来不奢望“牌坊”——无论自己立还是别人立。而陷入身份焦虑而不可自拔的官吏们唯有在牌坊中才可以找到自我。因此，牌坊文化成为中国最为疯狂的官方举动，权力完全走向视觉化，这种牌坊被称为“形象工程”，即以牌坊的形式奸污一个社会，从而获得权力的快感，和内心罪恶感的转移。

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说，如果人的成长分为口腔、肛门和性器官三个阶段的话，那么中国人仅限于口腔阶段。口腔指欲望和贪婪，肛门指自我控制，性器官象征着身心和谐自我提升。瘸子无法克服行走的颠簸，所以他就认为是路不平。一个无法自律的人会将一切过错推给别人和社会。在当下这个“失禁的中国”，对色情和妓女的政治扫荡只能证明当局脆弱的自我控制能力。当道德纪律和法律无法控制官吏们保持一个基本的人的尊严和操守时，当局就迁怒于娼妓的引诱。这如同童话中丑陋的王后砸碎映照出真相的镜子。

事实上，对一个连自己的阴茎都管不住的官吏群体还有什么话说呢？总不能像英明的“皇阿玛”一样把他们都阉了吧。最后他们想到了扫黄，收拾娼妓——管不住自己，就去管别人。一个连自己的阴茎都管不好的人又怎么能管住权力？一个连自己都管不好的竟然去管别人……

官方将“妓女”称为“失足妇女”，这与将“官吏”称作“领导”和将“公民”称为“老百姓”一样，这些朝三暮四的愚蠢手段都不能改变历史和现实，只能暴露其对人类基本良知和常识的亵渎和侮辱。作为“性工作者”的娼妓自古就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狂人可以阻止这种职业的存在。

色情是人的一种本性需求。如同石头无法阻止风的去向，色情行业虽被中国官方严厉打压，但色情文化仍然有不可遏制的社会基础。比如令中国色友顶礼拜膜的日本AV女优苍空井。。苍井空在Google上的搜索结果是4100万，比毛万岁、姚明和孔子都多。一场广为流传的事件中，一位中国网络名人称她为“鸡”。苍井空回复说，“我脱光衣服躺在镜头前，是为了生存。 而有些人衣冠楚楚的站在镜头前，却只是为了私欲和欺骗。”网上舆论站在苍井空这边，这表明了苍井空的强大影响力，不能仅仅因为她参演了色情片就称她为娼妓。就像一位网民说的，“尽管苍老师脱掉了衣服，她也是脱掉衣服的圣人。”

庚子年间，天朝对全世界宣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挟持皇帝一路狂奔，高官巨吏俱作鸟兽散，“四十万人齐俯首，北京无一是男儿！”偌大一个北京，竟然是八大胡同一个娼妓——赛金花挺身而出，游说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希德，得以保全民众与城池。此事被传为千古佳话，10余年后，小凤仙又“美人救英雄”，成就了蔡锷一世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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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奉行严厉的一夫一妻制度。在《圣经》中，当愤怒的人们要求严惩妓女时，耶稣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中间谁认为自已从来没有做过错事，谁就可以用石头砸死她。”人们惭愧地走了。耶稣对妓女说：“你走吧，我定不了你的罪，没有人可以定你的罪。因为没有人从未犯过错误。”这一情景后来被托尔斯泰写成小说《复活》，小说试图说明，每个人都应当从妓女身上看到自己的罪恶，宽恕妓女也就意味着我们自己灵魂的复活。

即使在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妓女也一直存在，并且得到骑士阶层保护和尊重。中世纪一般认为是性禁忌最为严厉的时代，而侍奉上帝的修士和修女是不可结婚的，修女被称为“上帝的新娘”。事实上当时的修道院并不比赖昌星的红楼高尚多少，以至于后世的历史学家当时的修道院称作妓院。在中世纪时迫害异端和“女巫”最为卖力的天主教教皇英诺森八世就是一个“连做梦也只想着女人、酒和金钱的无知而粗野的好色之徒”。他将教廷所在地罗马办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红灯区”。

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富洛楼神甫垂涎艾斯梅拉达的美貌，“她舞跳得这么动人难道是我的错？她那么美难道是我的错？她使人发狂难道是我的错？”但他的职业身份又不容许他亲近女色，他甚至让丑陋的敲钟人噶西莫多将艾斯梅拉达绑架到修道院，结果导致了民众对修道院的围攻。

这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经典作品，富洛楼神甫最终在道德、权力与人性的纠结中毁灭。对性的抗拒是反人性的，对性的劫持来自权力的邪恶，对道貌岸然的维护是虚伪。在一段时期，新教改革与梅毒曾一度使妓女遭遇灭顶之灾，她们被当作魔鬼附身的“女巫”遭到残害。18世纪科学取得胜利，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繁荣使欧洲成为是一个登徒子和享乐主义者的时代。这也是妓女引领时尚的黄金时代。18世纪伦敦的妓女超过5万，而巴黎不少于3万。她们以交际花的身份引领着现代城市的时尚潮流，她们本身就是一个显眼的风向标。

在这一时期，伦敦有大量妓院、酒吧以及其他色情场所，里面住满了妓女。18世纪妓院与皇帝时代的中国一样，是重要的社交场所，甚至可以举办私人聚会，这里设施完备服务周全，老鸨（妓院老板）往往极富管理经验。妓院之间的商业竞争也非常激烈，像莫利金的妓院、道格拉斯母亲的妓院、古尔德夫人的妓院、戈德比夫人的妓院等等都是当时伦敦最为知名的妓院。

作家古格特这样描述巴黎：“1850年巴黎妓院中，进入妓女们的‘闺房’，只见墙上贴着石榴色的壁纸，室内摆设着一套红色的棉或天鹅绒的无靠背沙发，一面粗陋的穿衣镜，一个挂钟，宛如牙科医生的候诊室。不同的是穿着花衣裳或蓝、红、黄、白色衣服的十个女人摆出谄媚的姿态，脚上穿着红色拖鞋，一面焦躁不安地微微摇摆身体，一面呈大字形不雅地躺卧在沙发上。这里已经没有奏歌的泉水和仙境般的气氛，更没有艺术情调和穿着薄纱、穿梭如云的美女。”

并不是所有的妓女都来自社会底层，也不是每一个寻欢作乐的年轻人都很“下流”，很多人喜欢有教养、来自上流社会的女人，女家庭教师成为有钱男子的情妇在当时也是很普遍的（小说《简爱》），甚至还有上流社会的少女当妓女的记载。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有这样一件事：一个近卫队军官被引到伦敦上流住宅区一家妓院的厢房，却发现自己可爱的妹妹坐在床边准备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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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妓女们经常因为绯闻、醉酒或者斗殴而引起大众关注。于是，有关妓女与社会名流之间的风流韵事、通奸、离婚等八卦消息都在历史上第一次登上了报纸，堂而皇之地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小酒馆里充斥着女士和她们恋人的八卦；传单和小册子记录她们的一举一动；歌曲、诗歌和漫画都在表现她们。这种文化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意大利总理狎妓的新闻在媒体的地位如同中国皇帝犒赏大臣。

现代妓女的兴起与妇女独立风潮息息相关，避孕和堕胎技术进一步解放了妇女，妇女的独立地位越来越清晰。对中国来说，不再缠脚的妇女第一次获得和男人对等的经济文化权利。虽然不可否认，许多沦为妓女的女子通常是为了金钱，但其中一种很重要的动力就是想要追求独立，对她们来说，除了身体以外没有别的本钱，只有通过出卖身体才能获得优裕而独立的生活。另外还一种就是年轻的寡妇或被遗弃的未婚母亲，她们赚钱不多，为了养育孩子只有进入“人肉市场”。

性和妓女永远属于道德范畴，而权力和官吏只能归于政治或者法律范畴。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通吃，权力对“法律”（王法）的僭越和篡改使“法律”处于虚设状态，然后以宗教领域的道德代替法律，在使权力神圣化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泛道德化。在权力道德的背景下，常常会出现官吏与妓女的冲突。这就如同老虎与美人鱼的战斗，本来是非常荒诞的，但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卖淫有关道德，但成人世界是不可理喻的，在自由和自愿的人权背景下，性是一个牵扯人权的敏感话题，从来没有哪个政客乐意插手，比如“堕胎”，每届美国总统都对此王顾左右而言他。

中国官吏对性的执着来源于“富洛楼神甫的焦虑”，他们试图以道德问题来转移公民对权力运行的法律质疑和拷问。在官场沦为妓院的同时，社会成为他们的道场。他们以流氓的暴力方式涤荡底层妓女的生存空间，以显示权力的伟岸和犀利。这是一场最强者对最弱者的无耻战争，也是权力对人性的无趣讨伐。这场讨伐如同抽刀断水，权力永远不可能完胜。权力只能凌辱妓女，污蔑性欲，但无法剪除人性本能。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每个权力之王——皇帝都在剪除无数男人阳具的同时拥有无数极度性饥渴的青年女子，这其实是一种极致状态的“富洛楼神甫的焦虑”。而当下兴味盎然的一轮轮全民扫黄运动实际仍是“富洛楼神甫的焦虑”的延续。

在当下这个严重贫富分化且不存在社会保障的中国，许多妓女都是来自农村和城市贫民家庭，她们父母工资微薄，不敷温饱，如果遇见家人上学治病甚至买房等大事，一个柔弱女子不依附他人，想要照顾家庭或有其他的生活追求，那么也只有卖淫一途。当然，比起被巨官大贾包养来，做妓女要拥有更多的自由和尊严，因为这里不出卖感情。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官方极少去整肃官场性丑闻，但对妓女的扫荡毫不留情。

从社会传统来说，性与政治之间的纠结永远也难以理出个头绪来，只能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吊诡的是，2000多年来的中国，娼妓与道德并行不悖，只有在当下这个所谓的法治时代，一个从道德和法律上双重失控的官吏集团，竟然试图用暴力来拯救道德和娼妓，事实上，真正需要拯救的只有他们自己。在民间话语中，当官吏遇见妓女，一般会问：有发票么？答：有。官吏只有一个字：“走！”据说有官吏因为过于坚守原则而光荣牺牲：安徽某县县长接受性服务后坚持要发票，“不给发票，我死都不给钱！”结果，县长就成为烈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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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扫黄最为卖力的是在太平天国时代，这甚至跟如今的计划生育一样被定为国策。因为男女授受不亲，为了保持纯洁的革命关系，从金田起义的一开始，洪秀全就严别男女，实行了停止家庭婚姻生活的政策。天王洪秀全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天下多男子，尽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皆姊妹之群，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由于太平军几乎都是全家参加革命，因为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都在军中，因此一家人不免总要相见。1853年太平天国建立革命圣地南京，洪秀全成为革命大家庭的家长，他把男女老少都分别编入男馆、女馆，实行军事化编制及管制。100年后，这种情景曾经再度重现。史书记载：“令阖城男女分别信馆，不准私藏在家。私犯天条，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不宽赦。凡强奸经妇女喊冤，立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是和奸，既属同犯在条，男女皆斩。”

为了保证天国内部的“纯洁性”，虽夫妻亦不可同寝。“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斩首”。如果夫妇同床，那就是“淫乱罪”，因此天理不容，一律杀头。天朝的冬官兼正丞相（官名）陈宗扬，由于与夫人同宿，结果夫妇二人一同被斩。执法之严格，足以与和谐社会的某些警察比肩。偌大天京城，能跟老婆同住的，连洪秀全在内一共8户而已。

在和谐的革命大家庭中，为了将这个国策进行彻底，洪秀全更上一层楼，果断英明地禁止任何异性之间的私人关系，即使亲子行为亦属打击之列，“母子亦不许相见讲话”。因此，在太平天国时代，中国不仅彻底实现了“男女有别”的高尚社会，而且还达到了夫妻陌路、母子背道的伟大盛世，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因为美女可以激发革命豪情，处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洪秀全有妻88人，象征着“发”，此外有宫女888人，发发发。每年生日，革命群众还要送给领袖许多生日礼物，当然也是美女，导致编制不断扩大。一则编制过大，二则由于天国是“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所以这些女人因此不分后妃嫔嫱，更不分妻妾婢女等级，一律用数字编码，比如“5978”。洪秀全还经常举办选美比赛，以激发这些女同志的工作热情。

苏联帝国在“十月革命”后，红军向西追赶白军的时候，打到一个城市，红军不动了。为什么呢？这座城市的妓女很多，大部分士兵都嫖娼去了。指挥官发电报向列宁请示该怎么办，列宁立即回复了一个电报，但谁也想不到他是这样回复的：“把妓女全部杀掉！”俄罗斯现在终于公开了这份档案……

还处于石器时代的朝鲜是没有妓女的，但有“欢乐组”——朝鲜把那些派去给金氏父子助兴的女子叫做“欢乐组”。金正恩就是欢乐组成员高英姬所生。金正日喜欢鹅蛋脸、体型娇小、而丰满的女子，而金正恩喜欢身材高大面孔迷人的女子。欢乐组成员一过25岁就让她们跟在金正日身边的人结婚，以保守秘密。目前金正恩已经从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绝色女子中，独具慧眼地钦点出90多名美女组织自己的“欢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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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作为政治的延伸，每一场战争都常常伴随着大规模的强奸浪潮。在和平时期，性同样的被政治化，比如嫖娼，中国官吏嫖民间娼妓“名正言顺”，倘若是外国男人在中国嫖娼，而这娼又是中国女人，那情况可就大为不同了。这时候，不再是一个男人嫖了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嫖了一个中国人。一种简单的嫖娼行为迅速丧失其固有的生理和道德内涵而上升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从法理上说，嫖娼就是嫖娼，但对一贯“政治正确”的中国爱国贼们来说，马上从“洗浴中心”或“洗头房”里提起裤子，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义愤，对外国人在中国的“买春”表现出民族仇恨来。比如当年的“珠海买春”事件，这些爱国贼们把中国女性的身体也视作了“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的一部分。外国人在中国嫖妓就是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它与外国人武装占领中国的城市乡村一样，甚至是一种更可恨的侵略行为。因此，常常有爱国贼们以在日本嫖娼为荣，甚至作为“爱国”的体现。

马克思曾经指出：“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如果说政府是一种“必需的恶”，那么色情业就是一种“必需的罪”。色情业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职业，它就像政治和官吏一样无法消灭，而且它从来都是经济繁荣的晴雨表。经济发达必然娼妓业发达，接受经济繁荣就必须接受商业色情。当下中国以围堵的方法扫黄，如同鲧治水，或者类似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只是一种非理性的疯狂和反法治的姿态，对国家与社会根本无所裨益。

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官吏常常情不自禁地将卖淫看成出卖公权力的镜像。“女人是娱乐的器具，而女根是丑恶不祥的东西，而性交又是男子的享乐的权利，而在女人则又成为污辱的供献。”一个女人自己的贞操常常被官吏视为国家的贞操，而真正的国家公权力却常常被官吏视为自己的私权力，遭到滥用。在“腐败”的严重焦虑状态下，当他们对后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时，只好拿前者出气。好比一个人得了痔疮，却往自己的嘴巴上贴膏药。所以，扫黄只是反腐的变调，之所以扫黄，是因为无法反腐。扫黄没有任何政治价值，如果非说有的话，那么它可以减轻当局反腐的焦虑。因为比起官吏来，娼妓从来都是一个弱者。卖淫的娼妓被视为出卖公权力的官吏的最理想的替罪羊。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扫黄越是疯狂，腐败就越是严重；政治越是清明，妓女的处境越是文明。在文明较高的北欧，只有妓女，从无腐败。在帝国体制下正好相反。

在中国庞大的“性产业”中，“一等的在歌舞厅、夜总会、俱乐部；二等的在酒吧或咖啡店；三等的在桑拿浴和按摩店；四等的在‘练歌房’；五等的是美发美容店的洗头妹；六等的是社会型的，在街头卖淫的妓女。”比起人人LV的“天上人间”来，绝大多数底层性工作者甚至连温饱都成问题。据清华大学赵铁林教授的调研，这一群体普遍收入不高，她们为了３０元钱就会出卖自己的肉体，为了嫖客少付２０元钱就狂追８０里路，还有丈夫为妻子拉客、望风，这些看似“自愿”的行为背后，有很多屈从于生活艰辛的血和泪。在中国官方最擅长的扫黄行动中，许多卖淫女甚至来不及穿上衣服，就赤身裸体向外逃跑，结果是被团伙警察围堵拍照；有些自尊心强的性工作者为了逃避官方的羞辱，竟然跳楼身亡。

中国传统权力社会始终是男权和父权性质的，鲁迅曾说，“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中国公务员李浩以大无畏的社团精神，耗时1年挖掘看一个4米深的地窖，将6名歌厅女子囚禁为性奴，并将反抗的2名女子残酷处决。最长囚禁的时间达2年。2011年9月初，因一名女子成功出逃而在媒体披露，当事记者纪许光和幸存的4名女子都被警方刑拘，称此案属于“国家机密”。“性奴”事件之后，地方当局的反应是立即发起一场针对娼妓群体的扫荡打击行动。

恩格斯曾经非常赞赏傅立叶的一段论述：“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从一切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的立场来看，中国历史并不全是一部洒满了荣光的历史，相反，“我们的历史实乃非人类的历史，中国的妇女向来受着地狱以下的待遇”（舒芜语）。在民间日甚一日强大的反腐舆情面前，来自底层娼妓成为官吏集团的替罪羊和牺牲品，这种悲情只有欧洲中世纪的迫害女巫运动可以与之相媲美。无职无权无父无母的孤身女子被国家暴力推上道德的祭坛，然后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羞辱。这种龌龊的举动足以令中国古代那些说女人是祸水的道德家们惭愧。

有一个中国版本的耶稣故事：有一天，耶稣来到中国，遇见警察扫黄。勇武的警察从天而降当场抓到一名妓女。几个戴袖箍的居委会老女人冲上去剥光了妓女的衣服，众人都愤怒地向妓女吐唾沫，还有几个老外围观。看见耶稣，大家就要求耶稣“为民做主”惩罚她。耶稣说道：“你们当中，谁是纯洁的，没有犯过错的，可以向她扔石头。”闻听此言，刚才还兴奋的老外都低下头溜走了，只有在场的中国人纷纷拿起石头砸向妓女,最卖力的人都戴着三个表……

附新闻8条：

2006年3月25日，为了保住身上的130元现金和一部便宜手机，一名站街卖淫的中年女子在杭州被杀害。她丈夫打工时遭遇车祸身亡，她只能依靠出卖身体维持着两名古稀老人和三个正读书的女儿的生活。据邻居说，她非常节俭，基本是穿固定几件过时的旧衣服；吃的也是随便煮一点东西填饱肚子就行。作为职业，被害人的工作或许不太光彩；但作为母亲，她是伟大的，她仅仅是迫于生存而已。另外，杀死她的3个罪犯也都很穷，干一天活也就30块钱，根本没有民事赔偿能力。

2010年7月18日，东莞，官方用铁链牵着卖淫女游街……

2010年12月16日，一个被长期包养的“小三”积极响应号召，大义灭亲，在天涯、猫扑等知名论坛发题为《发裸照举报官员玩弄女孩感情》的网贴，向组织揭发了安徽宿州寄生委主任刘晓晖同志亲自动手包养情妇的现场照片……

2011年7月28日，一组性爱图片在网上流传，发布者称“下岗女工”。后经官方查证，确认图片中男主角为汝阳县人大常委会社团成员田汉文。田汉文同志最大成绩是以安排工作借口骗下岗女工上床，并酷爱将床上活动拍摄制做为新闻片。

南阳市长朱广平在北京与情妇工作时，高亢嘹亮的叫床声引来了警察，朱广平因此落马。叫床的张小华大义灭亲，悉数指证朱广平贪腐细节。无数勇敢的民众前赴后继上访告状9年，不如一女子半夜叫床。

2010年12月18日《大众日报》介绍说，山东省东营市副市长陈兴銮“日进万金”，7年敛聚2100万元，同时还包养情妇达到十几个……

2010年12月6日，陈水扁藏匿在瑞士银行的2000万美金被台湾政府追回，贪腐总统陈水扁被“高等法院”判处17年有期徒刑。其子陈致中正陷于招妓丑闻不能自拔。陈水扁时代的台湾以“扫黄”闻名世界。

2011年8月15日，“艾滋县长”轰动全国。贵州三穗县副县长杨昌明因社团工作染上艾滋病，其在任期间，曾与30多位社团内部女性发生关系，其中多为女干部和女教师。一时间，三穗县的女教师和女公务员都往医院跑。据说杨昌明案发始于一名与其有染的女教师染上艾滋病，随后该教师以“强奸”罪名向警方报案，从而牵出腐败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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