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英文名:（原创）中亚文化漫谈——摩尼教

我们应该知道的是，这个以创始人摩尼（Mani，公元216-274或277年）所命名的教派，诞生于波斯的萨珊帝国。关于摩尼的生平梗概与该教派的兴衰历史，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介绍性文章，因此无需赘述。本文仅就我所了解的关于摩尼教的教义、典籍以及传播情况加以论述。

一、教义及其组织结构

首先，必须认识到，构筑于二元世界论基础之上的摩尼教基本原理并非是其所独创的，而是继承自人类最为古老的思想认知之上。正如保罗·卡鲁斯（Paul·Caruth）在《魔鬼史》一书所说的那样，"在人类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对自然的二元认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那么何谓二元认知呢？简而言之，就是善与恶。在当时，人类基于自身力量的渺小，内心虽趋于善却又惧于恶，所以不得不对两者都采取敬畏的态度。泰勒（tylor）将这一阶段命名为"泛灵论时期"。由泛灵论所派生而出的就是最为原始的多神信仰。

人类之所以会从多神转向一神的信仰，完全出自天生的一致性原则的引导使然。也就是说，摩尼教的诞生正是体现了这种从二元论转向一元论的变化过程。虽然它依旧保有二元论的思想体系，但勿庸置疑的是，其中已出现了一元论的萌芽--即善灵虽然仍与恶灵并存，但二者之间已经发生了激烈斗争并以善灵的艰难获胜而告终。

这场由摩尼诠释的善恶大战，显然是从诺斯替派①（Gnosticism）处借用过来，经过自身加工而形成的。在这里，二元论被改头换面为"两种本体②"（dō-bun），用光明来代指善，黑暗的恶则是对立面。二者是从世界的最初就共同诞生并各自独立存在的。现世的人类即是二者的混和体。善有自己的光明世界，尊"光明之父③"（中古波斯文读音pydr rw?n）为主，头戴光明之冠，统领十二亲子④。

在光明之父以上，还有善的至高之神"光明神"，在中国的说法则称"明尊"（看过《倚天屠龙记》的人都应该很熟悉）。他并没有实际的本体，只是一种相当抽象的理念，有五种光明元素--太、光明、空气、水、火--受其支配。

与光明世界相对立的黑暗王国，是一切邪恶的渊薮。在这里统领一切的是黑暗魔王，他是一切纷争与恶行的指导者，野心勃勃地带领黑暗五界的各种邪魔向光明世界发起进攻。宇宙的起源，正是来自光明与黑暗的不断冲突和交叉。

面对黑暗世界的攻击，光明之父奋起抵抗，他召唤出了"生命母⑤"，生命母又召唤出自己的儿子"原人"⑥（或初人），任命他带领自己的五元素之子做为抵抗力量的司令官。当然，他们的存在也同样是精神上的，而非物质上的。值得一提的是，原人在波斯语中被称为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古老的波斯神祗，伊朗民族与印度民族分道扬镳的产物，与印度教的帝释天可谓异体同源。由此又足以构成摩尼教之于古老波斯宗教文化的传承吸收的一个例证。

光明对黑暗的反抗过程，在摩尼教的典籍诠释中是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最初的斗争以光明的失败而告终，摩尼创世记的第一部到这里也就完结了。光明的再度抗争，是在第二部之中才获得胜利的。光明之父终于解救了被俘的原人，使之重返神界。但是，原人的部下兼儿子五元素依然受到黑暗世界的囚禁，光明的力量也受到了黑暗的严重侵蚀。为了达到净化的目的，光明神运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了人类现在生存的世界--天与地。

构成天地的是"以黑暗之辈或家族"（奥古斯丁［Augustin］《反福斯廷》［Contra Faustin］）的躯体为材料，也就是说，在光明与黑暗的战争中战死的魔鬼尸体被利用起来了。光明一方则化身为各种天体，时刻监视着黑暗势力的一举一动。

为了加强光明在现世的力量，光明之父派遣"第三使" ⑦或称"活灵"来到人间，负责管理新世界。与原人相同，他也有着伊朗化的名字密特拉（见用中古波斯文写成的摩尼教典籍《沙不拉干》）。在波斯古老神话中，这个名字属于太阳神。在摩尼教的典籍之中，处处都在做出第三使即摩尼的暗喻。这显然是借鉴了圣经中耶稣的桥段。

第三使降临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唤出十二圣女，诱使男性暗魔射精，并迫使女性暗魔流产。从这些液体之中诞生了动植物。这也是所谓兽性来自黑暗的一种喻示。黑暗实力自然不好束手待毙，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即模仿光明神祗的形象制造出名叫亚当和夏娃的男性与女性，企图借助他们来继续吸收光明力量。于是，最初的人类体内就有光明与黑暗的并存，也就是原始的善恶两重论。

出了这样的情况，光明之父自然不好等闲视之，于是耶稣被召唤出来，去唤醒亚当与夏娃的良知，使之具备了分辨善恶的能力，从魔鬼创造的"故人"转化为接受光明善念的"新人"。

在这一段之中，我们不难看到摩尼是怎样借鉴于基督教内容来完善自身教义的。但，他是有所改造的借鉴，亚当和夏娃并非真神的造物，而是来自魔鬼的力量。这似乎更加接近于人类的早期思想，因为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在人类思想的演变过程中，对魔鬼的崇拜与信仰曾经一度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摩尼的论述应该更接近于事实的本体。

好，评论先暂时告一段落，让我们重新进入摩尼的构架的世界，看看作为第三使的他是怎样向人类发布启示录的。

摩尼说，他的任务就是让光与暗彻底脱离开来。届时，世界也就到了末日的最终决战之期。由于光和暗的分离，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也将分崩离析，所有的精神都将从肉体内得到解放，光明分子将回归光明天界，黑暗的承载者则会魂飞魄散。当光明离开世界之后的短暂时期内，失去制约的黑暗势力将被解放，横行一时，世界也会变得面目全非。之后，耶稣会第二次降临，进行末日审判，将义人与恶人区别开来。义人受到保护，去往光明力量建立的新世界，恶人则随着崩溃的旧世界一同遭到毁灭。在新世界里，邪恶被巨石封印，光明主宰一切（见《沙卜拉干》）。

摩尼又教导世人说，"要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必须努力释放自身的光明因子，不要残杀同类，亦不应迫害动物，摧残植物。这样，才不至于受到黑暗的侵蚀，堕入罪恶。同时，摩尼又主张人的自由选择权力，但他也希望每一种选择都是向善的，摒弃邪恶的。

摩尼教的信众被称为"听者"⑧，即听从摩尼教诲的人。他们必须坚守教规，如不得直接杀生，只能吃自然死亡或非教徒杀死的动物肉。听者的义务是行善，最重要的善举则是为"选民"⑨提供食物。显然，这些选民即摩尼教的修道者，他们是教派金字塔结构上的中坚部分。

摩尼为选民规定了如下之义务：

1.选民不得食用任何肉类，只能吃蔬菜，特别是被认为集中了光明元素分子的西瓜和黄瓜，主食唯有面包。在这里，选民的身体被认为是一种过滤器，食物内的光明分子将通过消化被解放，然后"沿着光耀柱子从地下升到天上"（格舍维奇［Gershevitch］，1980）；

2.必须一丝不苟的祈祷；

3.积极传播教义，发展更多的听者；

4.恪守禁欲条款。

5.选民应该住在摩尼教的寺院内，传教需步行。只有在日落后才能进食一次，不得亲手采摘瓜果蔬菜，只能从听者手中接受这些。寺院维持赤贫状态，不许储备超过一天的食物和一年的衣服。

如果一个听者想成为选民，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因为他必须经过一次转世再生。由此可知，摩尼教相信转世之说，这无疑是受到印度教的轮回说（samsāra）影响。选民可以直接进入新世界而无需通过最好的审判。听者则必须毕生积善，才能获得来世成为选民的机会。怙恶不悛者则永堕地狱。

和一切组织较为严密的宗教一样，摩尼教的组织结构也是呈金字塔状。根据阿斯穆森（Asmussen）和舍德尔（Schaeder）等人的研究，在最基础的听者以上是选民，选民之上则次第有360长老、72主教和12导师⑩。统领一切的是由摩尼选定的唯一继承人。

①诺斯替派是基督教会的一个分支，又称灵智派，似乎是埃及基督教徒创立发展起来的。自公元1世纪后期崛起，至于2世纪中后期达到极盛阶段，5世纪衰亡。该教派它将来自古希腊的新柏拉图思想、基督教义、犹太教义以及巴比伦的占星术揉为一体，提倡超自然的神迹，否定上帝创世，认为现象的世界是邪恶的根源，精神的世界才是善的本身。

②汉译为"二宗"。

③或称"初父母"，汉译为"明父"。

④汉译"十二宝光王"，《倚天屠龙记》里称"十二宝树王"。

⑤汉译为"善母"。

⑥汉译为"先意"。

⑦"第三使"在汉译中称为"三丈夫"，但与"活灵"（汉译"净风"）却分属不同的神祗。

⑧汉译为"净信听者"。

⑨汉译"纯善人"。

⑩汉译分别为"默奚悉德，译云法堂主"、"萨波塞，译云释法者，亦号拂多诞"、"慕，译云承法教道者"。

二、摩尼教在中亚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从如上谈及的摩尼教义和摩尼本人提出的新普世宗教原则来看，这个宗教最初就是以谴责的目光来看待现世的。显然，此种批判态度触及了太多固有古老宗教和世俗的既得利益，于是在保护者沙普尔二世去世（公元272年）之后，由琐罗亚斯德教为先导而发难，对摩尼教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迫害。

不应否认的是，摩尼教的教义自身确乎存在着一些过于极端的东西，以至于它有着与生俱来的抗议姿态。他们认为罪恶是永恒存在的，不可能通过现世的努力来加以净化，唯一的出路只有让现世与罪恶玉石俱焚。这个宗教肯定苦行，摩尼本人就是身体力行的榜样，因此其信众的社会来源显然属于底层民众，因而借教义来发泄对富人的不平，这也是引发世俗敌视的缘故所在。当其东渐之时，在中国社会内部也充当了穷人代言者的角色（卡茨［Kats］，1955；西多罗夫［Sidorov］，1980）。

因为保持了苦行，使得僧侣们即使在宗教倾轧与世俗迫害的双重压力下，也依然有着创作典籍的力量。所以，在众多被视为异端而受到毁尽的教派之中，摩尼教留给今人的文献之丰富，堪称一个奇迹。由于诸多文献的存在，使得这个在今天已处于消亡状态的古代宗教在褪去一切神秘面纱之后，露出其本来面目。

必须确认的是，摩尼有着丰富的学识，他和他的信徒们将叙利亚文福音体（Estrangelo）和曼达派（Mandaeanism）①字母的特点结合起来，创造了自己的摩尼字母。著名的早期经卷《沙母拉干》即是以这种自创文字来编写的。此外，更多的摩尼经卷则是用当时流行于波斯的东阿拉姆文写成的，因为摩尼很了解自己的教义所面向的是普通大众，因此必须用一种最为普及的文字来让他们看懂。据说，摩尼本人在传道时，也使用阿拉姆语。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后来，随着传教领域的扩大，又出现了用回鹘、尼文等文字的摩尼经卷，尤其是上个世纪初在敦煌出土的用大量回鹘文和汉文字书写的摩尼教经卷；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则出土了用帕提亚文、巴克特里亚文、索格底亚纳文书写的摩尼教经卷。这些都足以证明这个教派在不同的地区均有着相当强烈的本土化倾向，这也是其在各地被官方屡禁而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现存的摩尼教经典之中，以阐述教义的七部大经最具文献价值——《沙卜拉干》、《生活之福音》、《生命之宝》、《钵迦摩帝夜》、《秘密经》、《巨人书》和《书信》②。除第一部之外，余者皆为叙利亚文写成。除此之外，还有提纲总要性质的《克弗里亚》（kephalaia）、普及性小册子类型的《布道书》（Homilies）以及针对不识字者的教义解释图籍《?rdhang》③。关于这些经卷的简略大意，请参阅国学网站相关文章《摩尼教文献及其研究概况》，在此不做赘述。另外，由东方的摩尼教团撰写的传教史和忏悔书（Xuāstvanīft，突厥文本）以及许多普通教徒之间的往来书信集也得以保存下来，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寻觅走入摩尼及其历代传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去寻求那些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的足迹。

以上这些经卷，我们姑且按照摩尼教徒的说法将其归功于摩尼本人的勤奋博学，但只凭其一人的努力显然不足以将摩尼教在短短三十年内推广至东及键陀罗（或犍陀罗、乾陀罗、键陀卫、建驮罗等，Gandhara，今巴基斯坦北部和印度旁遮普帮一带），西至埃及的广大区域之内。因为摩尼本人虽然曾经有过远赴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今伊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南部一带），以宗教力量征服该地土邦王公（摩尼本人则宣称自己“使整个印度改信此教义”，实则仅仅是在恒河之西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当然，亦不能据此指责摩尼在吹牛，考虑到中古时代人类地理认知水平，这样的说法也完全可以理解）的经历，但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证明他有过埃及与叙利亚之行。显然，帮助并代替摩尼进行教义传播的自是另有其人——伙伴或弟子。

摩尼最为重要的伙伴之一名叫马?阿莫（末冒，Mar Ammo），他既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也是一位精通诸种中东语言文字的学者，后来还可能学习了塞文、梵文、突厥文和索格底亚纳文。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那些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纳文译本应出自他的手笔。受摩尼和阿莫的影响，在后世的摩尼教中，对各种语言的掌握程度显然成为衡量一名教徒是否可以成为僧侣的重要标准之一。

研究摩尼教的传播范围及其过程的文献亦不仅仅限于该教的内部作品，与之有所接触的各个宗教与文化所留下的作品之中，也有着大量关于该教的记载（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极有价值的）。例如《Acts of Archelaus》（《阿基来行传》④）；曾经是摩尼教信徒但后来改宗天主教的圣奥古斯丁（San Agustín）的《论摩尼教的道德》等十余篇论述；叙利亚人徒巴尔库尼(Theodor bar Konai)的《记事书》（book of Commentaries）等来自基督教世界的反摩尼教论战性作品。另外，伊斯兰学者比鲁尼（al－Biruni）的《古代诸民族编年史》和奈迪姆（Ibn al－Nadim）的《书目》（al－Fihrist al－cUlum）则注重记述事实，应为不偏不倚之论。加上各个国家官方针对摩尼教的禁止律令（中国的唐、宋、明官方命令记载于《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和《明实录》等文献之中，西方则以罗马及拜占庭皇帝的诏书最具代表性）。

在中国与拜占庭这两个世界性大国中受到查禁的摩尼教，在中亚和突厥斯坦地区的各国之间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显然，最早的开拓人还是语言学天才马?阿莫。在摩尼遇害之前不久，他和他带领的传教僧团却在统治着阿富汗和东伊朗地区的贵霜人（Kushans）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据《传教史》（Mission－ary History）一书记载，他在尼沙普尔（或称你沙不儿，Nicharpour，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和莫夫（或称马鲁Merv，马雷Mer?，在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境内）“使许多国王和统治者、大公和贵族、王后和贵妇、王子和公主改宗……完成和实现了（摩尼给予的）所有命令和训喻。”现在，马?阿莫面临的是来自印度的佛教的挑战，这个教派在一世纪初已经在河中和贵霜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得到贵霜沙（Kushanshahr）的支持，他在“反对偶像、崇拜偶像的祭司、祭坛及其神祗”（阿斯穆森，Asmussen，1975）方面战绩不俗。当然，这场战斗并非如摩尼教与基督教在中东和巴尔干的交锋那样旷日持久，大约在马?阿莫死后，双方达成了一个未见诸文字但有着一定实际行动可为佐证的和解协议。至四世纪末，甚至有一些佛经用语被融入了摩尼教义中。由于无法全面战胜佛教，摩尼教徒们只能转而经营他们在东伊朗的基地，莫夫遂成为该教在东方的主要中心。

当马?阿莫抵达阿姆河之西的时候，一位来自萨珊的，名叫佐尔文达德（Zurvandad）的摩尼教头面人物的信使向他传达了摩尼之死，并将摩尼手书的两本圣书带给他，使之成为摩尼在东方的代言人。根据摩尼教总会的要求，他命令当地的教徒们分别抄写，籍此将自己的新身份向四方传播。但是，这个行为引发了一次东方教团的分裂，一些已经先期渡过阿姆河的教徒们不肯遵从马?阿莫的指令，不承认他的身份，在河中地区建立的独立的教团，并向东进入东突厥斯坦地区。这个教团被称为“登那瓦里亚（Dinawariyya）”，取中古波斯文dēnāvar意，即“宗教的承载者”。从这个意思来看，他们显然认为自己才是摩尼在东方正统信徒。亨宁（Henning）说，他们的领袖很可能是一位栗特人或操吐火罗语的塞人。

在初期的东方教会中，中古波斯文占据着主要地位，但随着当地人的不断加入，帕提亚文书写的经卷出现了。再以后，经过栗特人的抄写，索格底亚纳文的经卷渐渐取代了前二者，根据现存文献的比对和研究，这一变化当是在五世纪中期——六世纪初完成的。当然，对于怀念波斯生活的莫夫教团来说，他们虽然还依然将帕提亚文当作一种死文字保存下来。

在文字转变的同时，佛教语汇与思想的融入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大约在六世纪中期，摩尼教徒们开始仿照佛教的规制建立自己的僧院。随后，这种影响渐渐向西传播，以至于在今天我们能够在伊拉克地区得以发现带有鲜明佛教特色的摩尼寺院（mānistāns）遗址。根据在突厥斯坦发现的一些以突厥文写成的清单类文献，当时的摩尼寺院已经开始接受世俗的供奉。另外，这一地区的僧院遗址内出土的一些造像经过博伊斯（Boyce）的考订，带有明显的波斯人特色，或许就是摩尼等人的形象。又根据现代技术对遗址做出的复原图来看，此时的摩尼教寺院内部应该是十分华丽的。这也证明，最初的苦行思想在中亚这个多种文化的汇合地受到了怎样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直接后果是，在六世纪末期，马?阿莫的继承者，来自伊拉克的撒特?奥尔米兹（Shad－Ohrmazd）带领东方教团宣布独立，不再尊奉波斯方面的任何指令。较之东突厥斯坦方面的独立而言，这是一次更为重大的分裂事件，也显示了在受到佛教和犍陀罗文化的影响之后，东方教徒们对摩尼思想的摒弃与改革倾向。

这次分裂持续的时间长达近二百年之久，直到八世纪上半叶，波斯的摩尼教在受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迫害之下已经无法立足，只得与东方教团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妥协（很可能是一种对苦行思想的改革）后，在公元710—740年左右在位的波斯教团首领米尔（Mihr）重新收回了对东方教团的控制权。也是在这期间，摩尼教在吐火罗人中取得了地位，并利用吐火罗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开始逐步向远东发展。

与当年摩尼在觉察到自己在萨珊的地位岌岌可危，因而促成了马?阿莫的东行，使得摩尼教在中亚获得新生的往事如出一辙的是，这次新的东进同样是源自阿拉伯征服的东渐而预见到新危机而再次采取的求生行动。那么，这次东进是否会如前次一样使得摩尼教获得转机呢？我们将留待下一章节进行深入的讨论。

①在中东地区信奉诺斯替主义的一个教派。《宗教词典》上说，“他们有时被称为约翰派基督徒”，据说是施洗者约翰留在约旦河东岸的信徒。公元一、二世纪兴起，只信奉约翰，不承认自己是基督教的分支，使用独特的阿拉姆文字来记述经典。至今在两河流域的巴格达之南，还有这一教派的为数不多的信奉者。

②据敦煌出土的卷子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以下简称《仪略》）记载，这七大经书皆曾有过汉译本。

《沙卜拉干》——《二宗经》

《生活之福音》——《彻尽万法根源智经》

《生命之宝》——《净命宝藏经》

《钵迦摩帝夜》——《证明过去教经》

《秘密经》——《秘密法藏经》

《巨人书》——《大力士经》

《书信》——《律藏经》或《药藏经》

③从《仪略》中，我们得知，?rdhang的汉译名为《大二宗图》。

④《阿基来行传》，作者可能是聂斯脱利安教徒赫格曼尼亚斯(Hegemonius)，成书时间不晚于公元340年，原文以希腊文写成，现有拉丁文译本传世。内容为一场虚构的聂斯脱利安教在伊剌克-阿只迷（Iraq-Adjémi，对今伊朗西部与伊拉克东北部的合称）的主教与摩尼教徒辩论情节，借主教之口对摩尼教义进行了批判。

当穆罕默德的传人们挥舞雪亮的弯刀，催动狂野的烈马，因圣战之名冲入萨珊领地的时候，正如泰西封的陷落象征着萨珊辉煌的彻底消亡所引发的恐慌，摩尼的弟子们也在考虑着自己的前途。来自西方的威胁显而易见，向东的路从未如此时此刻变得如此重要。

在东突厥斯坦的绿洲国度中，摩尼教已经得到了与佛教共存的资格。然则，这些脆弱的商人们又怎是阿拉伯战士的对手呢？从此地再向东，似乎只有名叫大唐的帝国才能真正担负起阻止宗教迫害的藩屏。

事实上，在7世纪的最后20年间，大唐已在东及吐火罗斯坦的广大范围内构筑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政的高宗皇帝对各种宗教也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他的那位强有力的皇后武氏更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息拉拢一切宗教来对抗唐的固有国教——道教。一位有着“拂多诞”地位的高阶僧侣成为新的马?阿莫，率领传教团队越过浩瀚大漠，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694年。

在赢得一个良好的开端之后，接下来的进展却不能用顺利来形容。这一方面是源于这个国度内有着非常强大的传统信仰，外来的佛教经过600年的努力，取得了与儒、道两教平起平坐的地位。显然，摩尼教也没有更好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个国家日趋动荡的政局也在左右着新来者的命运。先是武皇后的篡位，接下来是李氏皇族的抗争及复辟。但是，这一切仅仅是一场新风暴的序幕而已。贤明的唐玄宗虽然依旧奉行其先祖在文化上的开明政策和对宗教的宽容态度，但其个人则明显倾向于道教。以其晚年的一系列错误政策为诱因，边境守将们的势力得到了无限制的扩大，最终导致其中的野心分子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叛乱，并险些酿成帝国的倾覆。而叛乱造成的国力败落使得帝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迅速下降，在来自阿拉伯、吐蕃和回鹘人的攻击下完全丧失了固有领地。最终，这场斗争以回鹘人的胜利而告终，唐朝却不得不为了平叛而默认了回鹘的胜利，以换取这个强大邻居的援军。

在这一动荡时期内，摩尼教在东突厥斯坦的地位却没有受到过多的消弱，有着强大信仰力量的阿拉伯人被回鹘人击退（在更多程度上是阿拉伯人自身的内乱的缘故），笃信佛教的吐蕃人也没能占任何便宜，回鹘人对宗教有着和唐朝同样的宽容，他们自身的原始撒满教又绝非摩尼教之匹敌。大约是因为这样的变化，中国教区的地位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向东的热情也随之降低下来。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中，开启另一条通途的契机却不期而至，以至于使中国的摩尼教团成为这场被称为“安史之乱”的内战的最大受益者。

以援军身份到来的回鹘贵族在洛阳的废墟上首次接触了摩尼教，带回去的描述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牟羽可汗的重视。公元762年，他亲自来到唐朝，除了会见唐肃宗之外，还带走了一些摩尼教徒。此一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摩尼的教义居然在游牧人中开花结果了。这个丰硕的果实就是——摩尼教首次取得了国教的资格。这个由摩尼在400年前差一点在萨珊人中取得的成就终于梦想成真。

摩尼教文件在记述这一非同寻常的时刻的文字中说，这位回鹘可汗是在经过了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才接见了要求他改宗的摩尼传教士。之后，是长达两天的说教，开悟的可汗出现了，他“跪在他们（指摩尼教选民）面前，乞求宽恕他的罪恶”。然后，他又说，“当你们（指摩尼教）的‘选民’发话时，我将根据你们的话和你们的忠告采取行动”（班格[Bang]和葛玛丽[von Gabain]，1972）。

宣言过后，一场历时弥久的改宗运动在摩尼教教士们的积极参与下被开展了起来。从回鹘人自己的文献《哈剌巴剌逊碑文》来看，美索不达米亚的总部也派出了最高级的教士来帮助回鹘教团。在得知受到强大势力的保护之后，伊拉克的摩尼教徒中掀起了一股东迁热潮，并很快蔓延到伊朗和中亚。虽然没有确切的迁移数字，但人数应该不少。直到10世纪，在阿拔斯朝的迫害下，摩尼教总部也随着东迁热潮转移到相对独立的撒麻儿罕。在这里，突厥化的伊斯兰教徒们显然更加宽容。而东方摩尼教会则选中了处于回鹘势力范围之内的高昌。

当9世纪进入中叶的时候，随着回鹘帝国败在来自叶尼塞河上游的敌人黠吉斯人的攻击而四分五裂之际，摩尼教也不可避免得转入衰退阶段。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候，根据中国北宋初年出使高昌的廷臣王延德的记载，在东突厥斯坦地区的吐鲁番，还有50座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①。从这样的记述说明，摩尼教在回鹘人中的衰落是随着帝国崩溃而发生的自然而然的现象，并非出于任何一种宗教迫害。他们在吐鲁番地区的影响力并未受到损失。

可是，在中国的分支却远没有那样幸运了。

虽然早在公元732年，他们就取得了唐朝官方以诏书形式的承认②，但一直被禁止向帝国臣民进行传教，因而也就没能取得象在回鹘那样的无心插柳般的成功，反而在唐朝的最后一百年间被官方目为邪教，遭到严厉的迫害。这种情况终于导致摩尼教进入地下状态，其教徒在历代亦以不断发动起义的形式来进行反抗，其中最具规模的当属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元末以韩山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徐鸿儒起义以及清中后期的白莲教起义。但，这些暴力斗争的结果都是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和更加严厉的镇压。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本土化和佛教化的摩尼教无疑充当了受压迫者的代言人的角色。

相对于在中国的血腥遭遇，东突厥斯坦的摩尼教之消亡过程就显得较为和平了。他们是在经过一个长久的伊兰化和突厥化的演进之后才终于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当地人，与最初的土著栗特人共同融入了东突厥斯坦的新生代诸民族与宗教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摩尼”一词还是在阿拉伯语中被保留了下来，但其本意已被重新赋予的新意——一流的艺术家、文化人——所代替。这显然得益于摩尼本人对音乐的热爱与较高造诣之使然。然而，这个宗教毕竟确实是消亡了。

①见王延德著《使高昌记》，原书以佚，王国维从《宋史?外国传?高昌国》摘录，收入《古行记校录?王国维选集》（卷十三）

②诏书内容见杜佑《通典?卷40》，“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自身当行，不须科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