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家入レオ 192khz:人间知己：青年毛泽东的遗世恋情 - 李胜良的未定稿 - 精英博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1:58:44
“人间知己”：青年毛泽东的遗世恋情
就是在1918年至1921年这个重要的过渡时期，毛泽东的经济人生逐步走上了自立。这一方面是因为父母的相继去世让他的家庭补给出现了短缺，另一方面也和毛泽东逐步有了足以供养自己个人生活的工资薪金收入并开始参与一些社会活动且在政治舞台上“逐渐成为有影响的人物”有关[1]。尽管一师毕业之初的毛泽东仍然过得特别地窘迫，比之于读书期间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并未改善多少，后来终究还是时来运转。先是在长沙修业小学兼一份讲授历史的教职，后来在易培基的推荐下就任一师附小主事（校长），后来又到一师本校教国文。毛泽东个人财政紧张状况得到缓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他开始了自己的恋爱，而他个人收支出现了平衡和平稳态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则是他的结婚。
在毛泽东早年那首著名的词《贺新郎·别友》中，毛写过“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柔情语句。尽管对这当中的“人间知己”到底是陶毅还是杨开慧存在着很大的争议[2]，可我想说：联系当时毛泽东的人生观、政治观和爱情观和生活环境，是她们二人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并不紧要[3]。而且，她们二人中的任何一位，也都当得上这个神圣的称谓。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从1918年师范毕业一直到1921年建党之前的一段时间，都仍然未脱去他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信念[4]。他的叛逆性格几乎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婚姻。一方面，他反对旧婚姻体制给当事人带来的枷锁和痛苦，这从他那
话又说回来，即使用今天的道德观念去衡量，青年毛泽东的恋爱生活也未必真得如他自己当年就爱情发表的宣言那么惊世骇俗，更未必如后来他在杨开慧还未牺牲[5]时就与贺子珍“相爱”[6]、在与贺子珍还没有离婚即与江青结合的故事那般“对自己的感情听之任之，（一面与陶毅恋爱）但在夏天又向杨开慧求婚”[7]。
毛泽东的爱情宣言是：一、“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都大。”二、“凡在婚姻制度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样的强奸团的。”三、“男女两下的相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或桑间濮上别有天地，实行他们的秘密恋爱。”四、“我们正好奉向蔡为首领，组成一个拒婚联盟（建立以爱为基础而非以婚约为掣肘的家庭）。”[8]这样的观念，即使放在如今，不也是很先进的婚恋文化么？
毛泽东也不大可能如肖特所说的那样游移于陶、杨之间，“1918年冬天开始与杨开慧恋爱”。“在他回到长沙后，他被另一个叫陶毅的年轻女子爱上了。”而在这同时（即1920年春夏），毛又向杨求婚并在年底结婚[9]。且不说这样的做法并不符合当时毛泽东坦荡的性格，纵是肖特自己也拿不准地说“他是否有机会表达他的感情，这不清楚”。而且，一个是杨昌济的女弟子，一个是杨昌济的女儿，要在她们二人之间“游刃有余”，这无论如何会是对杨昌济充满敬仰之心的毛泽东的巨大心理障碍。而且，在冰雪聪明的陶、杨面前，他也没有必要和可能玩这样的“两只船”作剧。最为重要的还在于，在这一年里疲于奔命的各种头绪中，毛泽东根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离开青年毛泽东热衷于社会公共事业的这一背景去品评传主的个人生活，是肖特得出其如小报记者般偏狭结论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与陶毅的认识虽然不会比杨开慧早，但相爱的时间肯定要早过杨很多。那是因为杨作为毛最敬重的先生的女儿，他定然已经在杨的家中见过并如一些回忆说得那样在一个饭桌上吃过饭。但杨的年龄差过毛泽东许多[10]，引发毛泽东的“爱情”只能是她长成之后。而毛泽东和陶毅年龄既相仿，又有同出湘潭的老乡关系，加之共同在新民学会共事且二人都属于活跃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并因而发展为相互爱慕的关系是断然可能的。何况毛泽东的一表人才和与陶毅的“才女”美誉，端得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二人走到一起，便是连易礼容等同事，也艳羡不已。这从他对杨开慧的那点貌似偏见的认知[11]可以看得出来。而在事实上，毛泽东与陶毅热恋之时，杨开慧可能还未曾有足够的“竞争力”。除了她的年龄，还有她在北京而不是在长沙的地理限制，更有她的才学较之于陶毅要差出不只一个层次[12]这一个铁打的硬件。
但毛泽东与陶毅的恋爱又注定了是一场苦恋。从毛泽东这方当事人而言，一方面，他对爱情有着很开通、开阔、开朗、开明、开放的体认，另一方面，坚持“三不谈”（包括不谈儿女私情）并在《别友》诗的早期版本中表白有“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这样一种来自青年人对于感情诱惑与烦恼并存局面的挣扎，会从内心世界里让毛泽东本人时时泛出矛盾和反复。而在陶毅这方当事人而言，一方面特别崇拜和敬慕毛泽东，一方面又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个大家闺秀的强势和任性，会让她与毛的交往不时地出现口角、冲突和误会[13]，这也便造成了二人的感情之路一直会在悲喜交加中前行[14]。
可陶毅仍然是毛泽东早期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得力助手甚至战友。不仅仅是在文化书社的建立中，陶毅在这份相约不得退还也不得享受利益的事业上，心甘情愿地投入了十块大洋[15]，据说是当时的三个投入了这样较大额资金的人中的一个[16]。即是在新民学会讨论是否应该用强力方式“改造中国和世界”这样有嫌火爆的命题中，陶毅也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面。而且，就是在毛泽东后来已经和杨开慧结婚后，陶毅仍然陪同毛氏夫妇到文化书社帮助工作[17]。
然则毛泽东和陶毅在人生道路上的分手仍然和二人的政治信念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分歧有很大的关系。这就如同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也并没有全部转入共产党阵容一样，“清谈”的学会和“斗争”的党团毕竟还有着性格、信念、动力、意志等心理支撑方面的巨大差异。毛泽东显然在吸收陶毅入团、入党的问题上遭遇了碰壁，尽管他直到中共一大都没有放弃这种努力[18]。域外一些学者所得到的资料也证明，二人在共产主义信念方面存在着一些足以让二人分道扬镳的重大分歧。竹内实写道：相互了解对方思想立场的不同的二人，相互决定走各自的道路[19]。但这样的政治分手显然发生在毛杨结婚之后。而毛陶之间在个人感情上的分手，依然和二人的性格有关。
毛陶于1918年相识，1919年热恋，1920年底感情分手，1921年政治分手。泛泛言之不足为据。我想依据并不很丰富的资料，对毛陶之恋做出一个尽可能线路和逻辑都清晰一点的“还原”：
陶毅，字斯咏，湘潭人，生于1896年。父亲是一个富商，后来迁居长沙，任当地商会副会长。斯咏于1916年就读于周南女中，因其出身名门而又才华出众，有人以“长江以南第一才女”这样显系主观而夸张的“美称”谓之[20]。可在周南女校，因与向警予[21]和蔡畅这二位在党史上都赫赫有名的人物并称为“周南三杰”，可知那美称也并非都是虚构。据萧子升、易礼容等人的回忆，陶为长沙著名的美女，个子很高，才华横溢，但性格很强。看来在才女、名门之女之外，还有一个对普遍大众更具击打力的优势即“美女”。可惜性格如她的名字一样刚烈，否则又可算做是“淑女”了。以此而论，电视剧《恰同学少年》选择练束梅作为陶毅的扮演者（见下图），对陶的形象大有美化之效。
不过实际上的陶毅也确实端庄可人，仅仅从她留下的照片上来看，是无从知道她的“胆子大，敢于抛头露面，做事干脆利落”的（见下图）。说她“多情中带有含蓄与拘谨，表面活泼而内心柔弱，充满幻想却缺乏勇气”，倒是有点符合。
陶毅作过杨昌济的学生，并得到了杨的赏识[22]。这也是后来陶毅在杨的推荐下以女流之身加入新民学会的原由[23]。毕业后留校任周南女校女生舍监的陶毅，和蔡畅、向警予一道参与了新民学会的一些活动[24]。蔡、向组织了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而陶毅也如毛泽东一样自愿留在了国内。因为同出湘潭一个地望，又同出杨昌济一个师门，而且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有着共同的志趣，在一些激进理念（如学校开女禁）方面有着共同的主张，毛和陶在这个时候认识并走到一起甚至“过从甚密”[25]，有着极为顺畅的理由。尤其是当肖子升、蔡和森等学会主力赴法后，毛泽东已经成为留守国内的会员中的中坚力量，这无疑会增进毛陶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毛两次离开长沙，毛都有给陶的书信“汇报”[26]。在由毛泽东所编辑的洋洋三大卷《新民学会通信录》中，至少有毛写给陶之间的五通书信，也证实了这一点。有资料说：陶是一位新型女性，思想激进，主张教育救国，并且家境富有，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她十分倾慕毛泽东，常常有意地接近毛泽东，并且开始追求他，于是，密切的交往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
1919年，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新民学会会员占据了领导地位。彭璜任会长，陶毅任副会长，毛泽东以理事身份主持、主编并主笔学联机关报《湘江评论》。1919年至1920年，毛泽东和陶毅等在长沙共办“文化书店”。文化书社成立后，曾经有过一次难忘的集会，她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见下图，左二即是陶毅）。此后，二人建立起了浓厚的同志友谊。毛泽东发起驱张运动，时与陶毅等互通声气。就连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这样的政治事件中，陶毅也是附议人之一。甚至在新民学会里表决“采取布尔维主义”这样的重大辩题时，陶也毫不犹豫地投了毛泽东的赞成票并因此而形成压倒性的多数。女子参政议政，陶毅可为先行。
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毛陶确认了他们之间的“同居者”[27]关系。在李健帮所写的那篇大多事出无据的附会之作《最遗憾的失恋——陶毅与毛泽东的恋情》中，把二人相识的时间推到了1914年，相爱的时间设定在读书会时期，显系小说笔法而不可采信[28]。但从《别友》一诗中“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之类的语句以及向警予的信中把“毛泽东、陶毅这一流先生们”相提并论[29]来看，二人有着较于一般男女同志更亲密的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与当时的某位见证人那句闪烁其词的“她与毛泽东断续有过几段恋情（多次分而复合）”相联系，再从毛、陶叛逆心理和对爱情观的宽容互证[30]，这一点也不必有多少含糊。尤其是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把毛陶间的同学情谊作了一番含蓄演绎之后，确认这样的“顺理成章”也算不得不敬。而李健帮的“小说”中所描绘的陶毅为毛泽东“包房”并赠予生活费以避免他在蔡家不方便居留的尴尬的一幕，也似受到了那电视剧的影响。
“因两个人都个性太强”[31]，且“聚少离多”[32]，也由于家境悬殊，门不当户不对，遭遇陶家的反对，二人的爱情终究没有坚持多久。可从陶毅对毛泽东事业的强力支持而言，毛泽东赞她一句“算人间知己吾和汝”并不过分。尤其是在毛泽东还没有与杨开慧结婚之前，陶毅作为毛泽东红颜知己的地位是不可捍动的。这大概也是二人即使不再有恋人关系仍能在文化书社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相得益彰的一个根本原因。然而这对两个人都是残酷的：毛泽东失去了一个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可以与自己沟通、切磋和声援的知己，而陶毅则丧失了一次与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共创辉煌的机会。据说，陶毅后来一心投身于女性教育，在长沙和上海等地办学，培养了如丁玲等一批女弟子。虽然后来也有过几次恋情，甚至有人说新民学会、文化书社重要成员的彭璜也曾“疯狂地追求过她”，而她毕竟终生未曾结婚，并在1931年不幸去世[33]，年仅36岁。五年之后，毛泽东在从“保安人物”们“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丁玲时得知了陶的死讯，他送给这位故人的学生了他那一首《临江仙》，并两次书写《贺新郎·别友》给丁玲，以排解对她的那位“激进老师”的怀念[34]。
回到我们研究《毛泽东的钱袋》的主题上来。在毛陶交往期间，出身富裕的陶毅对毛泽东多次施以援手，对毛个人和事业都有助力。李健帮说陶曾帮助把得病来长沙的毛泽东母亲安排进了条件相当不错的湘雅医院，这与史实是吻合的[35]。而且，在办《湘江评论》、赴北京等地从事驱张运动、办“文化书社”等需要花钱的事项上，作为同志者的陶毅自是责无旁贷。因为有了陶毅这样好的一个合作者，我在文前所说的“财政紧张状况得到缓解”，便更加有了合理性依凭。仅仅从陶毅在文化书社投下十元钱而论，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毕竟，在当时，靠她一个中学老师的微薄收入，只靠个人“再慷慨也拿不出这么多的钱”[36]。
但后来毛泽东终于还是和杨开慧结婚。虽然这样的结合有点类似于武侠小说中几乎已成定式的大师兄和小师妹“两小无猜、举案齐眉”模式，可二人的感情仍然是不容质疑的。尤其从杨的角度而论，她对于自己“想不到”可以找到如毛泽东这样伟岸多才的爱人，更是发自内心的“欢喜”[37]。她不但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毛泽东的革命助手，还是毛泽东在湖南发展的较早的一位共产党员。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会知道在毛泽东井冈山时期曾经有一位党的代表叫杨开明的，那就是杨开慧的堂兄。从毛泽东早期发展党员多从自己身边开始的事实——如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杨开慧都是毛所发展的——做推断，杨开明也可能是毛泽东所发展的党员。如此说来，杨家一门不但为毛泽东的成长提供了“师资”——杨昌济，奉献了夫人——杨开慧，还补充了在当时相当难得的“人力资源”——杨开明。而杨开慧本人，更是在她与毛泽东结婚十年后的1930年，为保守丈夫的秘密、维护丈夫的尊严、忠诚丈夫的事业，牺牲了她年仅二十九岁的生命。如此的过程和结果，肯定是虽然同情但毕竟不能“同道”的陶毅所不能媲美的。在杨去世的当年毛所写下的“开慧之死，百身难赎”、在杨去世二十七年后写下的“我失骄
再说，杨开慧一样是“美丽而又聪明”的[38]。“她个头不高，皮肤很白，眼窝凹陷。”是典型的湖南女性相貌[39]（见下图）。而毛杨二人的结合，被当地人称为“理想的罗曼史”[40]。如果不是先由肖特、竹内实等这些外国学者把毛泽东与陶毅的关系揭示出来，国人中的相当部分，可能还会坚定地“蒙蔽”于“毛泽东的第一个夫人是杨开慧”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信息。虽然一些“小道消息”通过知情人之口悄然发布着，至少大家都不大可能会在大雅之堂和大庭广众之下广而告之。事实上，当毛泽东已经离开人间三十多年，言路在不违反政府核心法则的前提下逐步放开，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感情越来越由自己而非别人所支配，人们对毛泽东曾经经历的、与陶毅间的遗世爱情，大多能够坦然面对甚至心生敬意。于我个人而言，仅仅在读到“陶斯咏”[41]三个字时便大生好感，心向往之。我甚至在未读到过彭明道、
值得注意的是，杨开慧有极大的可能知道毛陶之恋的基本情况。对于这位父亲在长沙时最优秀的女学生，杨开慧甚至在日记中做过记述[43]。对于人们所见的毛陶二人“经常在一起畅谈的身影”[44]，杨是否有过什么不爽的感受且不去论，但从毛杨夫妇能够与陶毅在文化书社相安无事甚至相互尊重的事实来看，杨肯定已经超脱了个人的情绪而以丈夫和革命的大局为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毛陶之恋并非见不得光的丑事，而是“坦荡荡”的君子之行。据
可堪告慰于“陶斯咏姊”[46]这位“真同志”的是，尽管陶毅“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共产主义产生共鸣”[47]，可这并不能抹杀她在毛泽东崛起史、尤其是新民学会史上的重大贡献。一如新民学会会员、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没有始终坚持走上革命道路而一样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一如中共一大参加者、受毛泽东邀请而担任过湖南自修大学学长的李达因为后来脱党而一样得到了毛泽东的尊重，如果陶毅在建国后还能健在，她也可能会得到如毛泽东对李达、章伯钧、黄炎培等非党朋友的重用，甚至出任教育部或妇联的什么职务也未可知——毕竟，陶毅在女子教育方面的建树不凡。可惜，陶毅甚至来不及为后人留下一点文字资料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她曾经与之共同奋斗过的新民学会会友，离开了她曾经投入过遗世恋情的毛泽东，于是不得不承受后来的人们（包括我）对她的指手划脚或讳莫如深。而原原本本的真历史，却再也没有办法自动站出来做原滋原味的诉说。斯咏先生在天有灵，不知是否会同意，她逝世近八十年后的2010年，有李某人这样一位“毛粉”，借了《毛泽东的钱袋》这样一个微观而具象的话题，就她和毛泽东的交往所做的这近一万字的缅怀。
行文至此，我想得出一个假说性的结论：没有陶毅这样一位旷世才女的惊鸿一现，毛泽东的1920年也许会是相当难过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
[1]菲力普·肖特著《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2] 我个人也认为如易礼容回忆并如马以君论证，是献给陶毅的。此诗也不可能是写于1923年，“别友”而又“天涯孤旅”，显系一个不同于妻子的特别人物。如马以君文中所言，先是易礼容说“可能是赠给陶毅”，近时有人提到这是“赠给陶毅”，后来彭明道在《书屋》2001年第2期发表《毛<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详见马以君《<贺新郎·别友>考析——兼述毛泽东的“人间知己”陶毅》，载于《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3年第3期。
[3] 有意思的是，彭明道在已经基本考实了此诗是送给陶毅之后，仍然说送给谁也无关紧要。
[4] 持这一观点的中外学者很多。可见施拉姆等人所作的毛泽东研究。
[5] 但当时确实有传言说杨开慧被捕牺牲。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爱情交往，在第一时间就承认了自己有妻子。
[6] 这是人们回忆中的原话。毛泽东与贺子珍相恋后，很坦承地向大家宣布：我们相爱了。
[7] 菲力普·肖特著《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8]菲力普·肖特著《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2页。
[9]菲力普·肖特著《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10]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乡。杨昌济之女，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在毛泽东率领中共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后，杨开慧在1930年10月被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的部下逮捕。最终，她拒绝退党或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并称“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传闻蔡元培向何键发电要求保释，何回复蔡元培诡称杨已处决，并下令立刻处决，
[11] 对于毛泽东的后人关于杨开慧曾经拿出父亲的“典仪”资助毛泽东的文化书社的记述，当年任书社经理的易礼容的明确表态是不可能。人们还可以从当年书社公开发表的帐务上对他的不以为然得到印证。一是毛泽东只捐助了十块大洋，二是出资在百元以上的是另外三个人。
[12] 直到一九二一年，毛泽东还在为杨开慧等三女子进入岳云中学从而出现了男女同校的平等局面而欢呼，说明杨的文化水准并未因为父亲是著名教授而有自然的超拔。另外，从杨开慧遗书中的某首诗出现了好几个不应有的错字，也可以认证这一点。
[13]《别友》中有“知误会前番书语”可资证明。而且，易礼容也说过，二人间有感情有过数次反复。
[14] 《别友》中也说：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15] 当时的大洋具有着相当强的购买力。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时一个月只能拿到八块钱、在长沙教书时只能拿到几块钱、在一师读书的五年一共只花了一百六十元这一点可以约略地得到感性认识。如果要进行一定的量化，以当时的银子一两相当于现在的二百元而一个银元相当于0.715两的比价，可知当时的一块银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一百五十元左右。
[16] 那三个投入了一百元以上额度的，都是当时的社会知名人士。自是不能和毛泽东、陶毅等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不可同日而语。
[17] 见于《毛泽东年谱》。
[18] 《毛泽东年谱》中记载，一大会议期间，毛泽东专程到南京看望在那里读书的陶毅。
[19] [日]竹内实著，韩风琴张会才译《毛泽东传记三种》，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20]诗人邢海珍赞之：“湘江才女冠江南”。
[21] 向警予在给陶的通信中称之毅姐。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22]陶毅到底是在周南还是一师得到了杨的教导，还有待深入考辩。但在杨的《达化斋日记》中，确实曾经表扬向警予和陶毅是“女教育界中之人材”。
[23] 受到新民学会的精神领袖杨老师的推荐，说明了陶的才识不俗。而当时加入新民学会需要得到至少相当比例会员的认可，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样的才识。
[24] 据马以君辩证，
[25] 在对毛陶关系的挖掘和辩证中，彭明道功不可没。他曾经写道：陶毅，字斯咏，女，一八九六年生，湘潭人。她于一九一六年考入
[26] 1920年，毛给陶写信，建议“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
[27] 这个称谓借自李健帮。
[28] 见于李的新浪博客。
[29] 马以君甚至认为这段话足以证明向把毛陶也视为自己与蔡和森一样的佳偶。
[30] 在爱情观上，二人也有相当的共识。比如陶也曾在《女界钟》特刊上发表上反对包办婚姻、提倡恋爱自由的文章。李健帮大概也从这个资料中得到了启发，在他的“小说”中干脆把陶毅写成了一个逃婚的女子。
[31] 也是易礼容等人的含蓄表达，但字面本身所所指也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32] 这是彭明道的说法，见于《书屋》2001年第2期《毛<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一文。
[33] 陶毅之死也是一个谜。比如竹内实说她死于1930年。而另一则关于她的介绍则是：湖南湘潭人。又名斯咏。女。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组织领导的新民学会，任评议员，是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负责人之一。1921年筹组湖南省女界联合会，被推为领导人之一。后在湖南从事妇女运动。1923年病故。
[34] 彭明道《毛<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载于《书屋》2001年第2期。
[35] 李的原话是：有一天，陶毅听同学说，毛泽东母亲病重，他已经请假回家将母亲接来长沙看病。陶毅急忙赶到医院看望毛母。她目睹了毛家经济的窘迫，在她的帮助下，毛母被转到长沙最有名的湘雅医院就诊。
[36] 这是马以君的判断。
[37]见于杨开慧写于毛泽东上山后的自述。几十年后在板仓的夹墙中发现。她说：“自从听说了他许多的事，看了他的许多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上了他。”
[38] [日]竹内实著，韩风琴张会才译《毛泽东传记三种》，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39] [日]竹内实著，韩风琴张会才译《毛泽东传记三种》，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40] [日]竹内实著，韩风琴张会才译《毛泽东传记三种》，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41] 毛泽东的字原为“咏芝”，而陶毅则字“斯咏”，也许在冥冥之中便注定了一段难舍难分的姻缘。
[42]彭明道有长文《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虞美人·枕上>探幽》，公开发表之处待查，我是在网上读到。
[43] [日]竹内实著，韩风琴张会才译《毛泽东传记三种》，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44] [日]竹内实著，韩风琴张会才译《毛泽东传记三种》，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45]马以君《<贺新郎·别友>考析——兼述毛泽东的“人间知己”陶毅》，载于《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3年第3期。
[46] 毛泽东语。
[47] [日]竹内实著，韩风琴张会才译《毛泽东传记三种》，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