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绰、许询与玄言诗

发布: 2010-4-06 00:11 |  作者: 秋痕 |   来源: 中国国学网 |  查看: 392次

摘要

公元３１８年，司马睿在建康即帝位，建立了东晋王朝。此时北方五胡交战，兵连祸结，并时时觊觎江南。东晋王朝建立之初，曾数次北伐，均告失败。北方既不可恢复，江南又山清水秀，南渡士人就在此安居下来。起源于中朝的清谈之风，也被过江诸人带至东晋，并且风气日炽。是否善于谈玄，成为分别士人雅俗的标准。东晋历史上两位最重要的宰辅王导和谢安，皆善玄谈，处理朝政也务在清静。“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晋书·庾亮传》）； “为政务在清静”（《晋书·王导传》）。谢安“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晋书·谢安传》）。这种心态对东晋文人影响很大。玄言诗的兴盛，便是在这种心态下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混合的产物。

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对此，《续晋阳秋》、《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皆有一致的看法。东晋玄言诗的发展，与佛教的游行大有关系，故玄释合流，成为东晋孙、许等人玄言诗的重要特点。玄释合流，在当时相当普遍，如王导、谢安、简文帝、孙绰、许询、王羲之、殷浩等人与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释道安、竺法汰等过从甚密，佛学与玄学受到同样的尊重。名士如孙绰、许询皆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庄之学，玄佛互相渗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支遁在瓦官寺讲《小品》，竺法深、孙绰等皆共听。又载：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另外，名士孙绰曾作《道贤论》，以“竹林七贤”配七位名僧。孙绰那篇自诩为“掷地作金石声”的《游天台山赋》，即将玄言与佛理融合为一，如“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亦玄亦佛，老释参用。 

 玄释合流，给东晋玄言诗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思想上，支遁注《逍遥游》之新义，为众人所接受。东晋士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又处于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环境中，没有采取老庄以至阮籍、嵇康那样鄙弃功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追求“心隐”，无论在朝在野，只求适意而已。以幽雅从容的风度，过着风流潇洒的生活当时方内名士与方外高僧无不追求这种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的主体，便是山水、清谈和诗酒风流。东晋玄言诗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发展的。

东晋玄言诗的特点，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从现存玄言诗来看的确淡乎寡味，缺乏形象。玄言诗人虽多与名僧交往，但玄释合流，主要体现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在现存的玄言诗中，没有多少佛学的痕迹，即使在名僧支遁的诗中，也是以抒发老庄玄理为主。玄言诗中也有形象性较强的作品，大都借山水以抒情，试以孙绰《秋日诗》为例：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霜。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此诗写仲秋时分万木萧条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抚菌”句用《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语义，写悲秋之感，寓人生短促之意。“攀松”句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语义，写自己的节操志向。“垂纶”二句直抒厌弃市朝之情。末二句用《庄子·秋水》的典故，说自己这种逍遥林野的生活，跟庄子的濠上之游没有什么区别。

支遁的《咏怀诗》五首也是典型的玄言诗，第一、二首直叙老庄哲理，语言枯燥，内容玄虚；后三首有游仙诗的意味，形象与玄理也未能统一。第四首中所说“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正是东晋士人“心隐”生活的绝妙写照。

            　　
            释道安的弟子慧远及其道友、文友，开始以佛理入诗，如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刘程之、王乔之、张野各有一首《奉和慧远游庐山诗》。其馀如张翼有《赠沙门竺法頵》三首、《答庾僧渊诗》，王齐之有《念佛三昧诗》四首，或咏佛理，或写佛境，也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东晋玄言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诸人的说理诗，宋明理学家之诗，都或多或少受其熏染。玄言诗在东晋百年间占据主导地位，毕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玄言诗为诗歌说理所积累的正反面经验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