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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6:50:42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
1992年2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审判柏林墙推倒前两年东德一个守墙的卫兵，他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的青年克利斯。这个士兵的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这“最高的良知”（或正义）就是法理学上“超越实在法的法”，而违反正义的立法就是“实在法的非法”。依这种“法”去执法，也是犯罪。
违反人类良知的法律最突出的表现是纳粹德国时代的法律。其中像“告密权”这一法定权利，导致大批犹太人和正直人士死于纳粹屠刀之下。二战后联邦德国司法部门在处理这类告密罪行时，被控人犯辩称他们的告密行为是根据当时政权的法律的行为，并不是非法的。“对这种答辩的回答是，他们所依据的法律，由于违反基本道德原则，因而是无效的。”当时有这样一个著名判例：被告是一名妇女，1944年为陷害其正在部队服役的丈夫，向纳粹当局告密后者休假在家时曾发表有损希特勒的言论。根据1934年纳粹政府的一项命令（其中规定凡发表不利于第三帝国的言论是非法的），其夫被判死刑（未执行）。1949年该妇女被控犯有1872年刑法典规定的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罪行。联邦德国班贝格上诉法院最终判决其有罪，纵然其丈夫是按纳粹政府的法令判刑的，但该法令“违反了一切正直人的正当良知与正义感”，因而是无效的。这一判例被西方法学界认为是自然法学说的胜利，是二次大战后自然法学与人权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引申出一个重要法理原则：对恶法、恶行的抵制，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不容推卸的义务。这警示人们：在政治风波中要秉持社会良知，恪守道德底线；切不可随波逐流，助纣为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