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马店职称网公示名单: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二）

三、练好内功，着眼抵御执政风险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抵御执政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则是练好抵御风险内功的固本之举，这是毛泽东以防范内源性风险为主的思路的逻辑延伸。毛泽东一向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出现的闹事问题进一步强化了他抓党风建设的意识。到60年代初期，我们党兴起了抓党风建设的高潮，尽管其间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总体来看推动了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加强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建设以195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起点。实际上，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会上，刘少奇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和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10］（p．605）毛泽东警醒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为深入解决当时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此时很注意阅读报刊上有关整风的报道，他看了5月10日《解放日报》第2版《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的报道后写下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还说：“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10］（p．609）这一批语充分说明了整风的紧迫性和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重要性。《人民日报》在当时配发的社论中写道：“领导工作人员看到人民内部矛盾，或者虽然看到了而没有能力加以正确处理，在政治上无疑是一种危险。危险不仅是由于他们落到历史的后面，而且是由于革命的胜利，把他们拥上人民领导者的行列，他们的地位还可能冲昏他们的头脑。”［14］这里所告诫的“危险”即执政风险。而酿成这种“危险”的不外乎社论中所说两个因素：一是能力因素，二是“冲昏头脑”，而后者主要就是表现在官僚主义作风上。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广大党员和群众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听取了反映并采取措施改进工作、转变作风，这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在运动中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党及时进行了反击，问题在于党对这种情况估计过重、出现了扩大化倾向，致使整风受到冲击和干扰，但不能由此否定整风的必要性及其取得的成果。1960年前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主观、客观和国内、国际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遭受了严重困难，这是党执政后遇到的又一次风险。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使这一时期的执政风险很快得以化解。毛泽东化解风险的思路，仍然是注重抓党风建设，以清廉的党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形成全党全国克服困难、抵御风险的强大力量。这一时期毛泽东抓党风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五种不正之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这“五风”败坏了党的风气，并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后果。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毛泽东一方面作了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全党调查研究不够的问题。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15］接着，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附有毛泽东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公开发表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加强调查研究。196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我们党这种一贯的优良作风永远保持下去和发扬光大，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16］并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地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从1月下旬开始，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调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这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基层存在的平均主义、刮“共产风”的问题，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稳定了基层人民政权，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这一期间毛泽东抓党风建设的另一重点就是大兴艰苦奋斗作风，反对特殊化，整肃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暮、骄、娇四气。沾染上这四种习气，就会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漠然视之，以致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自党执政后就一直着力解决这个问题。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阐明了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尤为强调要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1958年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人情况。11月18日，云南省委在向中央上交的检查报告中说，造成这一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对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等。毛泽东在11月25日的批示中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11］（p．451）云南省组织专门小组对肿病死人事件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严肃处理了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检查和改善了矿山、水利工地等地民工的衣、食、住和劳动安全问题，从各方面调节群众的生活。为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1958年2月28日、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要求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除年老体弱者外，每年必须至少用一个月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行之有效，因为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滋长老爷作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体力劳动。1957年和1959年，中央先后两次决定降低国家机关十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标准，以缩小领导干部同一般干部和职工的差别。［4］（pp．258，259）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发出通知：一律不准请客送礼和严格禁止楼堂馆所建设；要求整顿特需供应，禁止商品“走后门”。1962年6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反对干部特殊化的指示》，对军队干部日常生活、物质待遇、因公外出、因病休养等作出具体规定，严禁搞特殊化，并指出特殊化是最影响军队内部团结、最脱离群众和最易损害我军战斗力的一种危险倾向。［6］（p．60）毛泽东还对某些高级干部小病大养问题提出严肃批评。1964年6月24日，他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指出：“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卫生部随后向毛泽东呈交了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认为保健工作确实严重地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并提出了改进办法。毛泽东在报告中批示：“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17］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严格要求自己及其家属，降低生活标准，减少日常供应，甚至在一段时间不吃肉，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领袖们的表率作用成为全党转变作风的楷模，使简朴清廉、艰苦奋斗蔚然成风，有力地促进了党内外团结和谐，增强了党和国家的凝聚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廉的党风政风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称道。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18］1961～1962年，国家精简了一千多万名职工，减少了两千万城镇人口，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保证了任务的顺利完成。这一时期，党和国家虽然处于困难时期，但党的凝聚力却空前增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很快渡过难关，实现了经济形势的好转。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两个“举世公认”：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另一个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廉的党风。清廉的党风政风反映了共产党执政的本质特点，是党赢得民心、巩固执政基础的一个关键，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能够成功抵御执政风险一个基本原因所在。　　

四、沉思历史，研究毛泽东抵御执政风险思想与实践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执政迄今已60余载，这是一部充满艰辛与曲折、奋斗与辉煌的历史。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奠定了党执政历程的起点，而且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提供了许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教诲，他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和实践就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亮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包括对抵御执政风险规律的认识和探索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积累经验、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党的执政理论和实践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过程。由于主客观的复杂因素，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还缺乏深刻认识，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党和毛泽东的探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曲折甚至错误，以致后来在防范和抵御执政风险时走了弯路，但这不能泯灭其历史贡献。我们要深入发掘其中仍具时代价值的内核，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造性运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揭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结论，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时刻警醒。如毛泽东对执政主要风险源的科学判断；强调从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克服官僚主义入手解决问题；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我们从这些结论中可以悟出一个基本道理，就是他依据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注重内因，着眼于党的自身找问题。规律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经常性和反复性。毛泽东当年所强调的那些问题，正是新形势下时而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深入研究和总结，更好地驾驭抵御执政风险的规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需要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创新、丰富和发展。新形势下，党的执政方位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外环境已不同于以往，党执政风险的概率也要远远高于五六十年代，抵御执政风险已经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和实践，特别是要注重把握其中一些揭示规律性的思想和论断，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深入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和实践，更加有效地抵御和防范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参引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3］《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4］转引自王关兴、陈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6］中央纪委纪检监察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4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9］胡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版，第70～71页。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571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1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14］《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4月23日。

　　［1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234页。

　　［16］《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人民日报》1961年1月29日。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