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拍案惊奇2017全集视频:基督徒读《论语》·前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5:47:04
古今中外只有一个神，那就是圣父耶和华、圣子耶稣基督、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是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造物主，也是掌管天地万物和人类的的主宰，是慈爱、公義、全能、全知、信实的大君王。中国天主教称之为天主，中国基督教称之为上帝（或神），我们称之为天主上帝，简称天帝。孔子不知其名，故称之为天。天主上帝至高、至大、至上，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天也是至高、至大、至上的，故称天主上帝为天。
天主上帝不偏待人，祂爱西方古人，也爱中国古人。祂爱中国古人，就要管教中国古人，祂用孔子孟子等仆人管教中国古人。孔子等是天主上帝派遣到中国古代的先知，他就是中国的摩西。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殷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宋，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继位。微仲即孔子的先祖。微仲的四世孙弗父何，也就是孔子的十一世祖，本该继位为宋公，却让位给了弟弟。从此，弗父何的后裔不再继承王位，而被封卿，世代承袭，其采邑为栗（今河南夏邑）。自弗父何后五代传至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从此，他的后世子孙开始以孔为姓。这便是孔姓的起源。孔父嘉传三世至孔防叔，孔防叔是孔子的曾祖，为避宋国内乱，迁到鲁国定居。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武士，曾任鄹邑大夫，故又称“鄹叔纥”。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九女而无子。其妾生有一子名孟皮，但因有足疾，亦不宜继嗣。叔纥遂于晚年再娶年轻女子颜征在，于公元前551年，生孔子。因颜氏曾去尼丘（一名尼山，在曲阜东南）向天祈祷，然后才怀孕，所以，父母给孔子起名为丘，字仲尼。孔子约三岁时，叔梁纥病故，颜氏带他离开鄹邑，到国都曲阜的阙里居住，当时家境相当贫苦。
孔子自幼聪慧好学，童年时游戏，就常摆各种祭器，仿效大人们祭祀时的礼仪动作。十一岁时，曾跟鲁太师学习周礼。到二十岁时，已掌握了很多文化知识，有“博学好礼”的美誉。二十岁左右，颜氏去世。这一时期孔子做过“相礼”，从事“儒”这一职业。“儒”本是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社会职业。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都有一定文化礼乐知识，专为贵族人家“相礼”，主持婚丧祭祀。后又做过“委吏”（仓库管理员）、“乘田”（管理牧场牛羊），还做过贵族季氏家的史官。因为孔子曾做过“儒”，后来又成为著名学者，所以，由他创立的学派便称为“儒家”。
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鲁国发生内乱，他去齐国做了贵族高昭子的家臣。经高推荐，齐景公曾向孔子咨询过治国的道理。几年后，齐国大夫中有人想害孔子，他遂离齐返鲁。当时的鲁国，贵族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政治紊乱。孔子不愿任官职，便居家专心研究、整理《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同时开坛设教，广收弟子，努力兴办教育事业。
孔子五十一岁时，被鲁定公任为中都（邑名，在今山东汶上西）宰，掌管一地的行政事务，颇有政绩。一年后任司空，主管建筑工程。又升任大司寇，主管司法两年。五十六岁时，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孔子执政时，将扰乱政事的大夫少正卯杀掉，以严肃法纪，整顿社会秩序，使百姓各守礼法，路不拾遗，四方来客都得到照顾。孔子虽代理宰相才三个月，就把鲁国治理得有声有色。齐国见孔子主政，担心鲁国强盛了会对齐国造成威胁，便设法加以破坏。于是挑选女乐80人，良马120匹，华车30辆，送给鲁君。鲁国国君接受了齐国的馈赠，沉湎于女乐，一连三天不上朝问政。孔子对鲁君大失所望，在公元前497年五十五岁时，离开鲁国，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之行”。这次出行，孔子先后到过卫、曹、宋、陈、蔡、楚等国。共历十四年而终不见用，于公元前484年六十八岁时返回鲁国。
晚年回乡的孔子，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专心编修鲁国的史书《春秋》，一面大规模开展教育事业，相传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精通六艺的著名弟子有七十二人。
公元前479年，孔子七十三岁时，大病七天而卒。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不朽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他列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一。由此可见他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他在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以及观察他当时的社会和人的过程中发现了真理——道，以形成创建了儒家学说。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之《论语》一书。《论语》是孔子一生主要的言行录。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在辛亥革命前，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灵魂和生命。
中国的历史是天主上帝所行的，中国人是天主上帝所造的。从留心研究天主上帝所行的和祂手所造的来认识天主上帝，是认识天主上帝的正确途径之一。孔子留心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人，他认识天主上帝的途径是正确的。他所说的天就是天主上帝，他所说的道，朱熹所说的理，就是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道。
今天，人认识道——圣子耶稣基督的正确途径只有两条：其一是从《圣经》认识圣子耶稣基督，其二是从留心研究人类的历史和人以及自然界。这两条途径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天主上帝并没有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都写入《圣经》。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就是道，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圣经》告诫说：“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祂手所作的，祂就必毁坏他们，不建造他们”（诗28：5）。这就是说：基督徒也要从留心研究人类历史和人及自然界的过程中认识天主上帝。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是道，道是客观规律。圣父耶和华藉着客观规律——道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也藉着客观规律——道掌管和主宰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圣灵临到童女马利亚的身上，圣父耶和华的能力荫庇她，她从圣灵怀孕所生的婴孩，就是道成肉身（道成为人）的圣子耶稣基督。这是一大奥妙。
儒家学说是孔子等圣人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历史证明，儒学符合中国人的本性和思维习惯。而人的本性是不变的，今人的本性和古人的本性是相同的。因此，儒家学说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使徒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19、20）。孟子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孔子和孟子等都是藉着天主上帝所行的和所造之物来认识祂的永能和神性。
当然，孔子对道——圣子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不全面的。他不知圣子为拯救世人而道成肉身（或说：“道成为人”），也不知耶稣的死和复活。因此，人不能靠孔子的学说得救、得永生。就像犹太人不能靠摩西的律法得救一样。虽然儒学不能救人，但能指导我们的世俗生活，因此也是重要的，不可轻视。
基督教神学不是人研究神而认识神，而是神向人显现和神启示人。而先知和耶稣基督的使徒只是见证神的显现和神的启示。而《圣经》记载的就是先知和使徒们的见证。由于天主上帝没有向中国古人显现，也没有直接启示中国古人。因此，孔子对天主上帝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对道的认识也不全面。很多问题，他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辈学者如朱熹之辈为知其所以然而发展了所谓的“心性之学”。心性之学搞得玄而又玄，更不知其所以然。要知其所以然，必须全面认识天主上帝。因为天主上帝是一切知识的总源头，是一切事物的总原因。而天主上帝如果不向人显现自己，不直接启示人，人就不可能全面认识天主上帝。因此，儒学自孟子之后，便没有大发展，而且还误入歧途。
宋明学者认为“性即理，理即天”。也有人认为“心即理，理即天”。说“理即天”是正确的。说“性即理”或“心即理”，则是错误的。因为理就是道，道就是神，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也就是天。《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1：1）。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人虽然是神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比所有被造物都尊贵，但人毕竟是被造者。被造者怎么能取代造物主呢？人虽然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研究人有助于认识神，但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毕竟不是神的本体。人的心或人的性就不等同于理，也不等同于道。因此，“心即理”或“性即理”的说法就是错误的。
使徒保罗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義，乃是行律法的称義。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2：13-15）。天主上帝爱中国人，就把律法写在中国人的心上，把律法的功用刻在中国人的心里。这就是“天命之谓性”。孔子、孟子等就是从人的“心和性”来认识天主上帝的律法，因此，儒家学说就是天主上帝赐给中国人的律法，是天主上帝同中国人立的旧约。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礼、智，非由外铄（意思是：授、给）我者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11·6）。由此可见，天主上帝把祂的律法写在中国人的心上，而孟子知道从人心和人性来求天主上帝之道。
宋儒学者朱熹等从人心和人性来认识道是正确的。因为天主上帝没有直接向中国人显现。在天主上帝没有向人显现时，人不得不从人心和人性来认识道，。但人心和人性不等于道，仅从人心和人性来认识道，就不能全面地认识道。人不接受《圣经》地启示，就不能全面地认识道。同时，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不能完全认识受造的人心人性。因此，人必须信《圣经》，因为这是从天主上帝来的启示。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在《论语通译》的《导读》中说：“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的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不容否认的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徐志刚先生说：“当然，孔子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在政治思想上倾向保守，在礼乐制度上主张复古，轻视妇女，轻视劳动等，这些在《论语》中也有体现，需要我们在阅读时注意鉴别。匡亚明先生说得好：‘孔子思想中既有消极因素，也有积极因素，这两种不同因素导致了两种不同后果，前者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后者则形成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特点。这种矛盾现象是孔子思想内在二重性（矛盾性）的毫不奇怪的必然产物。’”以上这些对孔子的评价都是错误的。孔子对等级、秩序的强调并不过分。孔子没有轻视妇女，也没有轻视劳动。孔子对妇女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是完全正确的，也为中国古代妇女所赞同。孔子对劳动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也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所赞同。
孔子的学说同中国古代的算术一样并无错误。但在现代社会，仅靠中国古代算术行吗？如果不向西方学习代数理论、几何理论和微积分理论等，能发展现代工业吗？
孔子的儒学有四个空白：
一：恩典的空白。儒家学说是律法，不是恩典。因为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中国古人的律法却是从孔子来的。而恩典却是从我主耶稣基督来的。对照儒家学说，人可以知自己的过与不及，而过犹不及都是罪。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赎人的罪，使人的罪得赦免。只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才能使人脱离罪的律，使人去恶向善。人只有认耶稣基督为救主，并打开心门，让圣父、圣子、圣灵进入自己的心中作主作王，人才能走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道路。
《大学》开明宗義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儒家还提出走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道路，这都是正确的。但中国古人又说：“知易行难”。而孔子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也证明，儒家学说确实知易行难。基督教传入中国，就是要解决知易行难的问题。这就是成全儒家学说。
中国人皈依我主耶稣基督后，圣灵运行在中国人的心中，就能使中国人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人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就在外面活出 神的形象和样式，这就是内圣外王。我主耶稣基督说：“Jhn14:20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这就是天人合一了。因此，信我主耶稣基督，就能天人合一。
基督教传入中国，预示着中国进入恩典时代。
二：未研究政体，而把君主政体当作当然的前提。关于政体的学说，是儒学的空白。从而不知优化政体。不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由于孔子只见过君主政体这一种政体形式，从未见过其他政体形式，而亚里士多德有君主政体、民主政体、贵族政体等多种政体的见闻。因此，亚里士多德有足够的资料进行政体方面的研究，而孔子无法对政体开展研究。儒学的道理是教人如何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为政治国、为官理民，是关于人性人心的学说。因此，儒学是微观政治学，而发源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的学说是宏观政治学。
三：孔子未知人的生死，不知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因此，儒学的教化功能有限。当然，这不是人所能知道的。只有靠天主上帝的启示，人才能知道。关于人得救，得永生的道理，也是儒学的空白。
四：儒学没有形式逻辑的理论，仅靠“举一反三”的类比推理来认识事物。因此，儒学的认识功能有限。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力学等都被基督的教会所吸收，并由基督徒们学习、研究和发展。于是就发展出近现代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科学技术。同时也发展出近现代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理论。
中国古代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不是由于孔子的儒学中有什么错误，或者有什么消极因素，而是由于中国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光照。中国现在的进步，无一不是由于基督教的光照。
虽然儒学有上述四大空白，也就是四大缺陷，但儒学在现代中国的作用是巨大的。就象中国古代的算术在今天仍是不可缺少的一样。我曾经问过一个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是微积分的作用大，还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作用大？”他的回答是加减法的作用大。我也同意他的说法。凡是最简单、最有用的知识必然由古人所发现。因此，孔子所发现的知识在今天仍然是最有用的知识。
我主耶稣基督说：“。Mat5:17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Mat5:18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Mat5:19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马太福音）。因为儒家学说是天主上帝赐给中国古人的律法，而我主耶稣基督不废掉律法。因此，基督教传入中国，并不废除儒家学说，而要成全儒家学说。
圣使徒保罗说：“Phl1:9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Phl1:10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或作喜爱那美好的事）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圣使徒彼得说：“2Pe1:5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彼得后书）。我本着在信心和德行上加上知识的精神，写作这本书。
本书所述的都是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和宗教的一些基本常识，这些常识是由古今中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宗教家们所发现的，也有一些是天主上帝的直接启示，都是一些最简单、最有用、最重要的知识。
我的这本书叫做《基督徒读<论语>》，就是站在基督徒和现代人的立场上学习和研究《论语》。我认真研读了徐志刚先生注译的《论语通译》和朱熹著的《四书集注》。本书当然吸收了他们的智慧，但本书的内容远比他们的丰富。我还读了“至圣先师——孔子”网站的《论语[文白对照]》，当然也吸收其中的大量智慧。
我是中国人，因此我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我更是基督徒，爱我主耶稣基督超过爱其他的一切，如果孔子的教训与耶稣基督的教训有冲突，我以我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为准。
我在这本书中证明了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与基督教的教義和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在形式逻辑上不存在逻辑矛盾，因此，就在逻辑上是相容的。
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天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天主上帝祷告，求圣灵充满我、感动我、引导我，求主赐我智慧，让我写好这本书。因此，这本书也是圣灵的恩赐。
我写本书的目的，旨在教导人如何待人接物、处世为人、为政治国、为官理民、为商理财。我想以本书教导中国基督徒过好世俗的生活。我相信本书符合天主上帝的旨意。当然，由于我灵性生命还很幼稚，还分不清到底是圣灵的感动和引导，还是我自己的思想。但我相信圣徒相通，因此请主里的兄弟帮助我。如有主内的兄弟能指出本书的缺点错误，我会虚心接受并改正，并诚恳致谢。
我非常欢迎儒家学者与我对话。我主耶稣基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一定要虚心地对待您们地批评。我也欢迎您们读一读《圣经》，您们定会领略“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地意境。
让我们赞美天主上帝，说：“天主上帝啊！愿荣耀颂赞归于坐在至高之处的祢，愿和平安乐归于在地上祢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张国堂
2003年4月29日
天主上帝不偏待人，祂爱西方古人，也爱中国古人。祂爱中国古人，就要管教中国古人，祂用孔子孟子等仆人管教中国古人。孔子等是天主上帝派遣到中国古代的先知，他就是中国的摩西。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殷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宋，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继位。微仲即孔子的先祖。微仲的四世孙弗父何，也就是孔子的十一世祖，本该继位为宋公，却让位给了弟弟。从此，弗父何的后裔不再继承王位，而被封卿，世代承袭，其采邑为栗（今河南夏邑）。自弗父何后五代传至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从此，他的后世子孙开始以孔为姓。这便是孔姓的起源。孔父嘉传三世至孔防叔，孔防叔是孔子的曾祖，为避宋国内乱，迁到鲁国定居。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武士，曾任鄹邑大夫，故又称“鄹叔纥”。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九女而无子。其妾生有一子名孟皮，但因有足疾，亦不宜继嗣。叔纥遂于晚年再娶年轻女子颜征在，于公元前551年，生孔子。因颜氏曾去尼丘（一名尼山，在曲阜东南）向天祈祷，然后才怀孕，所以，父母给孔子起名为丘，字仲尼。孔子约三岁时，叔梁纥病故，颜氏带他离开鄹邑，到国都曲阜的阙里居住，当时家境相当贫苦。
孔子自幼聪慧好学，童年时游戏，就常摆各种祭器，仿效大人们祭祀时的礼仪动作。十一岁时，曾跟鲁太师学习周礼。到二十岁时，已掌握了很多文化知识，有“博学好礼”的美誉。二十岁左右，颜氏去世。这一时期孔子做过“相礼”，从事“儒”这一职业。“儒”本是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社会职业。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都有一定文化礼乐知识，专为贵族人家“相礼”，主持婚丧祭祀。后又做过“委吏”（仓库管理员）、“乘田”（管理牧场牛羊），还做过贵族季氏家的史官。因为孔子曾做过“儒”，后来又成为著名学者，所以，由他创立的学派便称为“儒家”。
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鲁国发生内乱，他去齐国做了贵族高昭子的家臣。经高推荐，齐景公曾向孔子咨询过治国的道理。几年后，齐国大夫中有人想害孔子，他遂离齐返鲁。当时的鲁国，贵族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政治紊乱。孔子不愿任官职，便居家专心研究、整理《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同时开坛设教，广收弟子，努力兴办教育事业。
孔子五十一岁时，被鲁定公任为中都（邑名，在今山东汶上西）宰，掌管一地的行政事务，颇有政绩。一年后任司空，主管建筑工程。又升任大司寇，主管司法两年。五十六岁时，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孔子执政时，将扰乱政事的大夫少正卯杀掉，以严肃法纪，整顿社会秩序，使百姓各守礼法，路不拾遗，四方来客都得到照顾。孔子虽代理宰相才三个月，就把鲁国治理得有声有色。齐国见孔子主政，担心鲁国强盛了会对齐国造成威胁，便设法加以破坏。于是挑选女乐80人，良马120匹，华车30辆，送给鲁君。鲁国国君接受了齐国的馈赠，沉湎于女乐，一连三天不上朝问政。孔子对鲁君大失所望，在公元前497年五十五岁时，离开鲁国，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之行”。这次出行，孔子先后到过卫、曹、宋、陈、蔡、楚等国。共历十四年而终不见用，于公元前484年六十八岁时返回鲁国。
晚年回乡的孔子，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专心编修鲁国的史书《春秋》，一面大规模开展教育事业，相传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精通六艺的著名弟子有七十二人。
公元前479年，孔子七十三岁时，大病七天而卒。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不朽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他列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一。由此可见他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他在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以及观察他当时的社会和人的过程中发现了真理——道，以形成创建了儒家学说。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之《论语》一书。《论语》是孔子一生主要的言行录。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在辛亥革命前，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灵魂和生命。
中国的历史是天主上帝所行的，中国人是天主上帝所造的。从留心研究天主上帝所行的和祂手所造的来认识天主上帝，是认识天主上帝的正确途径之一。孔子留心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人，他认识天主上帝的途径是正确的。他所说的天就是天主上帝，他所说的道，朱熹所说的理，就是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道。
今天，人认识道——圣子耶稣基督的正确途径只有两条：其一是从《圣经》认识圣子耶稣基督，其二是从留心研究人类的历史和人以及自然界。这两条途径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天主上帝并没有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都写入《圣经》。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就是道，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圣经》告诫说：“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祂手所作的，祂就必毁坏他们，不建造他们”（诗28：5）。这就是说：基督徒也要从留心研究人类历史和人及自然界的过程中认识天主上帝。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是道，道是客观规律。圣父耶和华藉着客观规律——道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也藉着客观规律——道掌管和主宰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圣灵临到童女马利亚的身上，圣父耶和华的能力荫庇她，她从圣灵怀孕所生的婴孩，就是道成肉身（道成为人）的圣子耶稣基督。这是一大奥妙。
儒家学说是孔子等圣人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历史证明，儒学符合中国人的本性和思维习惯。而人的本性是不变的，今人的本性和古人的本性是相同的。因此，儒家学说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使徒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19、20）。孟子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孔子和孟子等都是藉着天主上帝所行的和所造之物来认识祂的永能和神性。
当然，孔子对道——圣子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不全面的。他不知圣子为拯救世人而道成肉身（或说：“道成为人”），也不知耶稣的死和复活。因此，人不能靠孔子的学说得救、得永生。就像犹太人不能靠摩西的律法得救一样。虽然儒学不能救人，但能指导我们的世俗生活，因此也是重要的，不可轻视。
基督教神学不是人研究神而认识神，而是神向人显现和神启示人。而先知和耶稣基督的使徒只是见证神的显现和神的启示。而《圣经》记载的就是先知和使徒们的见证。由于天主上帝没有向中国古人显现，也没有直接启示中国古人。因此，孔子对天主上帝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对道的认识也不全面。很多问题，他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辈学者如朱熹之辈为知其所以然而发展了所谓的“心性之学”。心性之学搞得玄而又玄，更不知其所以然。要知其所以然，必须全面认识天主上帝。因为天主上帝是一切知识的总源头，是一切事物的总原因。而天主上帝如果不向人显现自己，不直接启示人，人就不可能全面认识天主上帝。因此，儒学自孟子之后，便没有大发展，而且还误入歧途。
宋明学者认为“性即理，理即天”。也有人认为“心即理，理即天”。说“理即天”是正确的。说“性即理”或“心即理”，则是错误的。因为理就是道，道就是神，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也就是天。《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1：1）。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人虽然是神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比所有被造物都尊贵，但人毕竟是被造者。被造者怎么能取代造物主呢？人虽然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研究人有助于认识神，但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毕竟不是神的本体。人的心或人的性就不等同于理，也不等同于道。因此，“心即理”或“性即理”的说法就是错误的。
使徒保罗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義，乃是行律法的称義。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2：13-15）。天主上帝爱中国人，就把律法写在中国人的心上，把律法的功用刻在中国人的心里。这就是“天命之谓性”。孔子、孟子等就是从人的“心和性”来认识天主上帝的律法，因此，儒家学说就是天主上帝赐给中国人的律法，是天主上帝同中国人立的旧约。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礼、智，非由外铄（意思是：授、给）我者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11·6）。由此可见，天主上帝把祂的律法写在中国人的心上，而孟子知道从人心和人性来求天主上帝之道。
宋儒学者朱熹等从人心和人性来认识道是正确的。因为天主上帝没有直接向中国人显现。在天主上帝没有向人显现时，人不得不从人心和人性来认识道，。但人心和人性不等于道，仅从人心和人性来认识道，就不能全面地认识道。人不接受《圣经》地启示，就不能全面地认识道。同时，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不能完全认识受造的人心人性。因此，人必须信《圣经》，因为这是从天主上帝来的启示。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在《论语通译》的《导读》中说：“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的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不容否认的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徐志刚先生说：“当然，孔子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在政治思想上倾向保守，在礼乐制度上主张复古，轻视妇女，轻视劳动等，这些在《论语》中也有体现，需要我们在阅读时注意鉴别。匡亚明先生说得好：‘孔子思想中既有消极因素，也有积极因素，这两种不同因素导致了两种不同后果，前者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后者则形成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特点。这种矛盾现象是孔子思想内在二重性（矛盾性）的毫不奇怪的必然产物。’”以上这些对孔子的评价都是错误的。孔子对等级、秩序的强调并不过分。孔子没有轻视妇女，也没有轻视劳动。孔子对妇女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是完全正确的，也为中国古代妇女所赞同。孔子对劳动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也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所赞同。
孔子的学说同中国古代的算术一样并无错误。但在现代社会，仅靠中国古代算术行吗？如果不向西方学习代数理论、几何理论和微积分理论等，能发展现代工业吗？
孔子的儒学有四个空白：
一：恩典的空白。儒家学说是律法，不是恩典。因为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中国古人的律法却是从孔子来的。而恩典却是从我主耶稣基督来的。对照儒家学说，人可以知自己的过与不及，而过犹不及都是罪。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赎人的罪，使人的罪得赦免。只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才能使人脱离罪的律，使人去恶向善。人只有认耶稣基督为救主，并打开心门，让圣父、圣子、圣灵进入自己的心中作主作王，人才能走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道路。
《大学》开明宗義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儒家还提出走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道路，这都是正确的。但中国古人又说：“知易行难”。而孔子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也证明，儒家学说确实知易行难。基督教传入中国，就是要解决知易行难的问题。这就是成全儒家学说。
中国人皈依我主耶稣基督后，圣灵运行在中国人的心中，就能使中国人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人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就在外面活出 神的形象和样式，这就是内圣外王。我主耶稣基督说：“Jhn14:20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这就是天人合一了。因此，信我主耶稣基督，就能天人合一。
基督教传入中国，预示着中国进入恩典时代。
二：未研究政体，而把君主政体当作当然的前提。关于政体的学说，是儒学的空白。从而不知优化政体。不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由于孔子只见过君主政体这一种政体形式，从未见过其他政体形式，而亚里士多德有君主政体、民主政体、贵族政体等多种政体的见闻。因此，亚里士多德有足够的资料进行政体方面的研究，而孔子无法对政体开展研究。儒学的道理是教人如何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为政治国、为官理民，是关于人性人心的学说。因此，儒学是微观政治学，而发源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的学说是宏观政治学。
三：孔子未知人的生死，不知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因此，儒学的教化功能有限。当然，这不是人所能知道的。只有靠天主上帝的启示，人才能知道。关于人得救，得永生的道理，也是儒学的空白。
四：儒学没有形式逻辑的理论，仅靠“举一反三”的类比推理来认识事物。因此，儒学的认识功能有限。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力学等都被基督的教会所吸收，并由基督徒们学习、研究和发展。于是就发展出近现代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科学技术。同时也发展出近现代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理论。
中国古代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不是由于孔子的儒学中有什么错误，或者有什么消极因素，而是由于中国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光照。中国现在的进步，无一不是由于基督教的光照。
虽然儒学有上述四大空白，也就是四大缺陷，但儒学在现代中国的作用是巨大的。就象中国古代的算术在今天仍是不可缺少的一样。我曾经问过一个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是微积分的作用大，还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作用大？”他的回答是加减法的作用大。我也同意他的说法。凡是最简单、最有用的知识必然由古人所发现。因此，孔子所发现的知识在今天仍然是最有用的知识。
我主耶稣基督说：“。Mat5:17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Mat5:18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Mat5:19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马太福音）。因为儒家学说是天主上帝赐给中国古人的律法，而我主耶稣基督不废掉律法。因此，基督教传入中国，并不废除儒家学说，而要成全儒家学说。
圣使徒保罗说：“Phl1:9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Phl1:10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或作喜爱那美好的事）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圣使徒彼得说：“2Pe1:5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彼得后书）。我本着在信心和德行上加上知识的精神，写作这本书。
本书所述的都是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和宗教的一些基本常识，这些常识是由古今中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宗教家们所发现的，也有一些是天主上帝的直接启示，都是一些最简单、最有用、最重要的知识。
我的这本书叫做《基督徒读<论语>》，就是站在基督徒和现代人的立场上学习和研究《论语》。我认真研读了徐志刚先生注译的《论语通译》和朱熹著的《四书集注》。本书当然吸收了他们的智慧，但本书的内容远比他们的丰富。我还读了“至圣先师——孔子”网站的《论语[文白对照]》，当然也吸收其中的大量智慧。
我是中国人，因此我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我更是基督徒，爱我主耶稣基督超过爱其他的一切，如果孔子的教训与耶稣基督的教训有冲突，我以我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为准。
我在这本书中证明了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与基督教的教義和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在形式逻辑上不存在逻辑矛盾，因此，就在逻辑上是相容的。
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天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天主上帝祷告，求圣灵充满我、感动我、引导我，求主赐我智慧，让我写好这本书。因此，这本书也是圣灵的恩赐。
我写本书的目的，旨在教导人如何待人接物、处世为人、为政治国、为官理民、为商理财。我想以本书教导中国基督徒过好世俗的生活。我相信本书符合天主上帝的旨意。当然，由于我灵性生命还很幼稚，还分不清到底是圣灵的感动和引导，还是我自己的思想。但我相信圣徒相通，因此请主里的兄弟帮助我。如有主内的兄弟能指出本书的缺点错误，我会虚心接受并改正，并诚恳致谢。
我非常欢迎儒家学者与我对话。我主耶稣基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一定要虚心地对待您们地批评。我也欢迎您们读一读《圣经》，您们定会领略“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地意境。
让我们赞美天主上帝，说：“天主上帝啊！愿荣耀颂赞归于坐在至高之处的祢，愿和平安乐归于在地上祢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张国堂
2003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