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我们的教育观念出了问题

　　各级各类学校缺乏人文精神，是当代教育的症结所在。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人文教育，否则就会影响下一步教育改革，出现南辕北辙、南桔北枳等情况。

人文教育即人文主义教育，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其核心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权。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每个人都有通过独立思考来认识这个世界、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而教育本身就是启发人们独立思考，让人们认识世界、享受生活的一个过程，因此人文主义教育是对个人能力和生命价值的最大肯定。

这种理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中有深刻表现。比如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王的儿子卡冈都亚起初接受的是经院教育，那些空洞的知识和死记硬背的方法使他越学越傻。后来国王请来人文主义学者，教他学习文学、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医学等知识，并注重体育、旅行、探险、参观和各种游戏，才使他聪明起来。为此，卡冈都亚让自己的儿子也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结果是一代比一代更聪明。

说到这里，我想起最近在2月24日《南方周末》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清华大学老教授孙复初的访谈——《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孙教授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教育政策的调整和教育改革的方向提出了发人深思的意见。这些意见分四个方面：第一，在应试教育的控制下，考试成了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准，致使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因此我们的学校已经“成了炼丹炉”；第二，备受推崇而且大行其道的标准化考试，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极不科学的落后方法，它只能窒息学生的天赋和才能；第三，过去中国人学英语并不困难，只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以后，才开始变了样；第四，只有破除“|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等“计划教育”的紧箍咒，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其实，无论是早年学习苏联教育模式，还是后来引进标准化考试，都反映了我们对教育的功能的错误认识。早年的事情暂且不论，就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吧，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旗号下，人们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命运最好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育在饱受经费不足之苦的同时，也成了学生、老师、家长和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和最大的心理负担。于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便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重现。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呢？这恐怕与我们对现代教育的错误理解有关。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被大工业生产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学校办成工厂，教室办成车间，让校长成为厂长，教师成为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便只能是任其加工的零件了。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天赋与无限的可能性，便淹没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流程中。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清朝末年传到中国以后，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并形成废科举、办学校的社会潮流。与此同时，实用主义教育观念也承袭洋务运动的衣钵，在较长时期甚嚣尘上。好在当年还有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一大批学者、教育家能够看到其中的危害，再加上办学自由、教育独立等制度保障，才没有出现较大的弊病。只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以来，教育领域的“批量性人才生产”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学生是任人加工的零件吗？有用人才能够批量生产吗？让我们看看先哲们的观点和作法，就可以发现这是很荒唐的事。苏格拉底说，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内部，教师的作用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因此，他认为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意识，而不是传授所谓的知识或智慧。杜威也认为，人的知识和经验是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教育不能适应受教育者内心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外来的压力，就会扼杀人的天性。基于这一理念，他在提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的同时，还指出现代教育的失败，往往是因为人们“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其结果不仅扭曲了教育，也使人们为了虚幻的将来失去现在。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有深刻体现。孔子所谓教学相长，明清时代私塾和书院中先生对学生的人格熏陶，就是最生动的体现。可惜随着社会的变革，这些传统早已丢失，才使我们的教育变成今天这种模样。

为了进一步反思问题何在，我们不妨举些众所周知的事例。比如，为什么中国足球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里面除了黑哨、赌球、独断专行等体制性腐败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对足球教育的认识问题。如果说踢球是一种从小就需要开发的技能的话，那么许多球星在场上的临门一脚和令人叫绝的“神来之笔”，并不是哪一个教练传授的绝技，而是他们自己的现场发挥。其中既反映出个人的天赋，也包含着对于足球的深刻理解。这说明即使在技术性很强的领域，也不能单纯依靠刻苦训练来培养人才。换句话说，足球是“玩”出来的，而不是练出来的。同理，如果不是为了玩电脑而选择了中途退学，比尔·盖茨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也就是说，大学里相对滞后的课程设置是不会培养不出信息革命的先驱者的。另外，许多人上大学选专业，往往是为了将来找个好工作，这也反映了我们对教育的错误理解。且不说如今大学的专业设置过多过细，违背了大学的宗旨和教育的规律；也不说这种选择往往会以牺牲个人的兴趣爱好为代价；单说时代的发展和政局的变化，就让人捉摸不定。我曾经听台湾来的一位老学者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台湾的青年才俊纷纷报考核物理专业。没想到他们毕业后，却遇上台湾当局制定了禁止开发研究核技术的政策，结果这批人不是改行就是失业。这种情况在大陆也发生过。当时为了冷战需要，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军工人才，结果是大多数人学非所用。我的朋友王芝琛是《大公报》主编王芸生的儿子，他当年在高干子弟云集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的是雷达技术，毕业后一事无成，直到晚年改行研究大公报史，才成为该领域的著名专家。可见把教育当作一种手段，企图迫使学生就范，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一个人如果选择“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的教育模式，也是很可悲的。

总而言之，由于我们对教育及其功能的错误理解，才使教材越来越深，科目越来越多，课时越来越长，作业越来越重。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老师、家长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学校也成了严酷的训练营，可怕的炼丹炉！这种状况不仅培养不出优秀人才，还会扼杀青少年的天赋。于是，能够牺牲自我、忍辱负重者，或许能考上大学，争取到适者生存的机会；而大多数有出息的淘气的孩子，却惨遭淘汰。新中国教育事业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其中第一代学生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这些人既没有超越自己的前辈，更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有所影响，有所贡献，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汗颜无地。因为20世纪上半叶毕竟是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相比之下20世纪下半叶却乏善可陈。为此，首先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体制，而这种体制的形成，又与长期以来形成的错误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有关。我想，这才是大家倡导人文教育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