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市一隅

法国杜纤堂中国区总裁Erik Dupontreue有一个令人过目不忘的中文名字——乔峰。私下里，员工称他为“乔帮主”，但他却对金庸笔下那个悲情英雄并不知情。“名字是我家的清洁工阿姨帮忙取的。”他耸耸肩，“‘乔’对应了我名字里关于‘桥’的意译。而‘峰’表示追求卓越的意思，所以叫乔峰。”众人取笑他是中国文化和武侠世界的门外汉，他却自鸣得意道：“这是文化与文化间的巧妙嫁接。”

在乔峰约300平方米大小、楼高三层的花园别墅中，类似的嫁接比比皆是。他用旧货市场淘来的老式板车，盖一块透明玻璃，就搭起了一张足以供15人吃饭的餐桌。一根约莫2米长的三齿钉耙露骨地躺在板车中央，供人观赏。他把两只来自江南水乡的渔家小船侧翻在地，刷上油漆，封上隔板，这组独具一格的书柜就此靠墙而立。当人们正在啧啧称奇于他的创意时，他忙不迭地冲进厨房，从橱柜里翻出一个漂亮的酒瓶，“我把它的底部掏空后，安上了灯泡，也许可以拿它做个台灯。”

家是无限自由与放松

乔峰的家隐藏在淮海中路常熟路一处逼仄的弄堂里。推开窄瘦的铁门，却是一番明亮开阔的天地。他说他非常喜欢这种“隐于闹市”的感觉。站在天台上，既可远眺高楼之繁华，也可俯视里弄之宁静；坐在花园里，品一口香茗，享一方清幽，正是悠闲好时光。

“别看我现在如此惬意，找到这个安乐窝，花去了不少工夫。”乔峰到中国的时间并不长。去年6月，当打定主意要把公司开到中国时，他和妻子专程飞到上海，为一家四口寻觅一处适合长久安顿之所。中介公司带着夫妇俩看了十几处公寓，没一处满意。那天，妻子疲累和失望交加，差点哭出来，“我们在中国永远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她抱怨道。

“什么是你们心目中理想的家？”记者问他。他想了想问答，“无限自由的空间”。

乔峰的家族在法国算是望族。他继承了祖上传下来的两栋别墅，一栋在法国乡下，纯田园风光。“光石头墙就有1米多厚。打开窗户，眼前就是数公顷大的花园。两条小河贯穿其中，一条恰好从窗下流过。朋友在草地下嬉戏，也可以到家里喝茶谈天。”另一栋靠海，“家里的门对所有人开放，我们屋子里从来就没有少于10个人。”连巴黎的居所，乔峰也保留了“过度热情”的传统。朋友走到楼下才打电话告知“人到了，要来吃晚饭”，他立马备上一瓶上好红酒，简单地调弄出一大盘意大利面，“面里盛满了欢乐”。

“真希望在中国，也有朋友突然敲门说，‘我们来吃晚饭’了。”乔峰说。但事实上，他在上海的整个安家过程并不顺利。6月的那次探路之行中，妻子感叹：“这里尽是美式公寓，冷冰冰的石材，没有一点家的暖意。”彼时，乔峰早已将法国家中的物品打包，满满当当的一船家具正朝着上海驶来。但他也只能安慰妻子：“我们先租一套公寓，卸下家具再说。上海那么大，总有合适的房子。”

定居上海后，乔峰一有空就大街小巷地闲逛。在一次拜访朋友的途中，他偶然瞥见一片杂乱的工地上矗立着一栋老式的西班牙洋房。推门进去，工人还在地铺上酣睡。他叫醒完全不懂英文的工头，一边指挥他“把墙刷成白色、白色”；一边赶紧拨通了房产中介的电话，“无论用什么办法，请你一定要给我找到这位房东。”在上海搬迁三次之后，理想中的“家”终于有着落了。

从近处打量乔峰的家，硬装上并无太多用力之处。宽敞的空间，挑高的层高，午后的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散落开来，照得人暖洋洋的。细心都在软装上。进门处，钢琴上搁放着一对“阿福”玩偶和绣着“家”字的十字绣。“那是我的司机和阿姨送的。”他说，“按照法国传统，我们把朋友送的东西搁在进门的显眼处，代表尊敬和祝福。”钢琴旁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画着小狗的油画，乔峰坦言，对动物的宠爱凝结了法国上流社会普遍的田园情结。而田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休闲的代名词。

整个寓所中，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摆放着凳子、椅子、垫子或可以随身一躺的地方，来客就喜欢随意找个地方懒懒地“窝”着。

“舒适、惬意、放松，是我对家的定义之一。”乔峰斜靠在棕色沙发上喝一口咖啡，一只灰白色的加菲猫蜷缩在旁，眯眼打盹；孩子则楼上楼下来来回回地奔跑，重重的脚步踩在地板上，发出“笃笃”的声响。“那是我最爱的声音”，他笑言，这也是为什么他和房东争执许久，一定要保留这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地板的原因了，“上海的工作节奏已经很快了，回到家，一定要有家的味道。”

万能又细心的DIY木工

作为一个希望扎根上海的西方人，乔峰坦言，家里一定少不了中国元素。纹理优美的清式木柜、仿古做旧的海派茶几……点缀着每一个房间。众多家饰中，最让乔峰自豪的是那张用旧货市场淘来的老式板车改装成的大餐桌。“当我第一次在中国看见板车的时候，就在想用它做餐桌再好不过了。”他四下打听出售板车的地方，但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予他人的时候，“别人都认为我是一个疯子。”

终于，在一家古董商店，他偶然发现了一辆有些年头的板车。老板告诉他，这辆车搁在这里很久了，一直无人问津。也许是乔峰毫不掩饰的欣喜之情，让老板看出了他的必买之心，“反正我被狠狠地敲了一笔。”他说，“算是在中国上的第一课吧，凡事不能表现得太过热忱。”

幸好改造过程还算顺利。矗立在客厅中央的板车餐桌异常显眼，把整个空间都提亮了不少。斑驳的木头框架与新配的玻璃台面互相映衬，有一种略带厚重的混搭美。乔峰还特意在板车上放置了一把农家钉耙。与之呼应的，是几个俏皮的法式玩偶。“绝妙的中西合璧，”他说，“本来还想在板车上做一个鱼缸的，妻子不同意，只好作罢。”

孩子眼中的爸爸是个万能又细心的DIY木工。他把渔船改成书架，把从灯具市场买回来的吊灯拆了再重新组装。连板车的大小也是量了又量，锯了又锯。和装修一样，乔峰说，他做事有时也全凭奇思妙想，往往是想到什么拍拍脑袋就去做了。在大学念法律系的他，毕业之后，刚去律师事务所报到了两天，突然不想干了，就立马辞去了工作。后买了一个老车库，做起胶囊生意。10年后，他把老车库发展为一个拥有500多雇员的大工厂。

但他自有细心之处。为了精确地计算从法国运来的家具的摆放位置，乔峰事先用木板剪出一个个的家具模型，并将它们一丝不苟地立在已经划定的区域里，连孩子都不能触碰。“当搬家工人走的时候，我的家也就成型了。”细心加上创意，这也许可以解释成一条成功的经商之道。

乔峰的家中当然也有不少原汁原味的法式物件。比如一个路易十四年代的香料柜，还有无数从祖上留存下来的名画。其中，他特别推崇悬挂在餐桌旁的一幅巨型抽象派油画。画上，四个身形扭曲的男子把头凑在了一起，似乎在交头接耳。乔峰为这幅画取了一个名字——“思想的交汇”，“现代中国有钱人希望购买成品。最好是由某位大师亲自打造。其实，中国传统博大精深，许多物件都有可以改造的空间。”

“思想的交汇”也可以视为乔峰身在中国的处世哲学。“因为我必须适应中国的文化。”乔峰在中国碰到过不少小误会。最令其尴尬的是搬家那一天，十多位邻居不请自来，楼上楼下地参观。正当乔峰一家忙得不可开交之时，隔壁的老太太拿了一对中国结，本意是想送给乔迁者，表示祝福。他却以为是上门推销小物件的人，一句“我不买”，门一关就把老太太轰了出去。“这的确令人不安，幸好我们和她冰释前嫌，成为了朋友。”乔峰说，“但这也证明了我对中国文化习俗还有许多需要适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