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仙一图片:名将王耀武 22

       袁筱南是死是活，赵铁夫也不愿意去深究了，他在戴笠的资助下回到上海，重又找到杜月笙，把前前后后的事情跟杜说了。杜月笙先安排赵铁夫住下，过了几天，他把赵铁夫找来：“老弟，新投过去的周凤歧欠我一个人情，你不如先去他那里，据说此公现在行情看涨。”杜月笙把自己的亲笔信交给赵铁夫。赵铁夫拿着这封亲笔信去拜谒周凤歧，周凤歧果然很给杜月笙面子，客客气气的安排了赵铁夫。         不久，赵铁夫又在周凤歧的引荐下，再次同王文彦见了面，如今的王文彦已经是东路军总指挥部的特务团团长，常德发生的事情，何应钦和他早已拿到了耳报，对赵铁夫的表现也比较满意。就这样，稍后，赵铁夫坐上了周凤歧第二十六军密查组组长的位置。赵铁夫之所以坐上这把交椅，自然有它浓厚的背景。        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内一批大老在准备“清党”之际，就首先考虑到武装力量的问题。第一军号称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中共骨干力量及其影响不容低估。而何应钦一度有“不能掌握第一军”的感觉。事实上，这种感觉不仅何应钦有，蒋介石也同样感受到了。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二师师长严重都具有“左倾”迹象，特别是薛岳，当初攻占上海时便与中共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相得甚欢，还不顾白崇禧的反对，应上海总工会邀请开进上海。           提起这位绰号“老虎仔”的薛岳薛伯陵，那可是国民党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与叶挺并称“悍将”，深受孙中山期许。东征北伐，薛岳时常以少胜多，以能战、敢战、善战闻名南中国。不仅如此，他还一度对中共充满了同情，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民治（即中顾委常委李一氓）找到薛岳时，薛岳还特别告诉李民治，“情况不好”，当蒋介石准备调离第一军第一师离开上海时，薛岳甚至跑到中共中央的驻地，提出要把蒋介石当做反革命扣押起来。         基于这些事实，蒋介石认为只能借重外力来整顿第一军，所谓外力主要是李宗仁、白崇禧的第七军和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        在“清党”的问题上，李宗仁、白崇禧比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积极，特别是新桂系的几个湖北籍的得力大将如潘宜之、胡宗铎、陶钧等对中共更是恨之入骨，急欲除之而后快。至于周凤歧，那更是有奶便是娘的主儿，无所谓清党与否，只要给他钱，给他枪，给他官，随便杀谁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        “清党”是一件脏活儿，既然是脏活儿就要有脏人来做，脏活儿做完以后还要有高人来撑门面。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发动的清党运动冲在前台的是素有恶名的陈群、杨虎、潘宜之等人，而站在后台应景的则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素有威望的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作为“清党运动”主力的并非蒋介石嫡系的白崇禧、李济深同样把屠刀磨得飞快，不但飞快而且还能保证做到不至于供不应求，上海一动手，广东广西随后响应，前后不过三天时间，杀人杀了半年多，从来就没有“断炊”的忧虑。据赖慧鹏回忆，1937年秋，李宗仁、白崇禧亲口对他讲过1927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有关清党的秘密会议中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表现，白崇禧甚至抱怨蒋介石“胆小，下不了手”，倒是白崇禧拍着胸脯表态说：“你们怕共产党，我白某人不怕，清共就从我的防区清起。”           除开陈群、杨虎、潘宜之他们，蒋介石还想到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他们流氓的本色也正符合“办恶事用恶人”的标准，所以，周凤歧那里成立密查组以后，蒋介石批准由杜月笙推荐过去的赵铁夫充当组长。把常德方面善后工作处理完毕的戴笠也赶回上海，竟然作为赵铁夫的手下听用，这让戴笠心中极为不满，好在赵铁夫不敢充大个，而戴笠也不能做得过分。          人主使用嫡系的办法从来就是两条：一个是捧；一个是棒。今天可以把你捧上台，这个主角自然一定要由人主自己来充当；明天还可以把你乱棒打死，自然这个主角就要由外人来完成。借助外人来清理门户的好处在于人主自身不必厕身其间，以便将来有转圜的余地，另一方面则不断的警醒嫡系，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一票到底，只有随时保持忠心耿耿、效忠到底才能安然于位。老蒋所以用白崇禧、周凤歧，所以同意让赵铁夫暂时爬在戴笠之上，其用意不外乎此。         王耀武所在的补充团，团长是何绍周，也就是何应钦的二哥何应禄的儿子。不过，何绍周本人并没有到职，补充团团长的位置实际上始终是空缺的。为什么何绍周不到职呢？因为何绍周早就得知了“清党”的消息。什么叫“清党”，谁也不清楚，但有一点是都清楚的，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落地的这些个脑袋哪颗是共产党的，哪颗是国民党的，谁也分不清。陈立夫本人在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就公开承认，他和他的兄长陈果夫就根本搞不清楚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清党”怎么清，陈家兄弟并没有成算在胸。“二陈”尚且如此，更遑论他人了。            而此时此刻的杀人不同于战场上同北方军阀的较量，也不同于东征与陈炯明的厮杀，这是同室操戈、亲朋反目。大家当初一口锅搅马勺，现在翻起脸来一枪致命。补充团里不少都是黄埔生，就不是黄埔生的也多是从广东、福建一路跟过来的袍泽。这种活儿何绍周能愿意干吗？所以，何绍周楞就是不到职，不视事。而且，何绍周本人对于第一军的情况也不很熟悉，他北伐初期还在李宗仁的第七军里当团长。何应钦当初把王耀武派到这个团里当营长的目的就跟当初派王耀武辅佐王文彦是一个道理。因此，补充团的大事小情随着何绍周的不到职，基本上都是王耀武在跟第一营营长盘算着来决定的。          而今天，赵铁夫、戴笠登门造访，不为别的，就为“清党”而来。                 王耀武虽然是第一次见到戴笠，但对他的名字早已不陌生了。而戴笠对于这位佩戴少校军阶且比自己小了整整八岁的王耀武也是多有耳闻。虽然王耀武比戴笠小，可是按照黄埔军校的行辈论，王耀武是正宗的第三期，而戴笠不过是插班的第六期而已，所以，戴笠仍旧非常客气的冲王耀武拱拱手：“王营长，久仰久仰。”王耀武赶快拉住戴笠的手说：“雨农兄，你这是折杀老弟我了，雨农兄的大名我们可是早就听到的，我们虽在前面厮杀陷阵，但没有像雨农兄这样一批同学在校长的安排下在背后甘当无名英雄，想必也不会这么顺利的打到南京城下。”戴笠听完这番话，不禁朗声大笑。          此时的戴笠是标准的小人物，既无固定的办公场所，也无坚定的经费来源，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头衔都没有。每当他跑到蒋介石那里投递情报时，蒋介石公馆里面的下人都会半公开的说：“看，看，小瘪三又来了。”而今天，他听到黄埔三期、何应钦身边的红人王耀武对他如此恭维，心里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

学会对小人物的尊重与安慰并且持之以恒是做大人物的先决条件之一。         王耀武等到戴笠喝了第一口茶后，又略带亲切的口吻说道：“雨农兄，敝属下前此有得罪老兄的地方，万望见谅。”王耀武说的还是罗明理的那件事，实际上这件事已经由王文彦出面帮助解决了，今天王耀武见到戴笠，是为了尊重他起见，又提了一次。戴笠果然不放在心上：“佐民老弟，你太客气了。这都是小事，而且不打不相识，如果没有这件事，我可能还呆在广州呢，呵呵。”          赵铁夫这时候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清单递给王耀武，王耀武一手接过来一手指着勤务兵说：“去给司务长说一下，今天好好弄几个菜，要有好酒啊。”戴笠和赵铁夫都说公务缠身，一会就得走，王耀武拦道：“两位老兄风尘仆仆的跑到我这里来，如果不喝这顿酒，以后我王佐民出门就没人搭理了。”大家又是哈哈一笑。         不过，等王耀武看过这份名单以后，他笑不出来了。这是一份指名看押或者逮捕的具有左倾迹象或者是有中共嫌疑的人名册。而且，里面居然有他二营营附穆忠恒的大名。他抬头看了看赵、戴二人，赵铁夫说：“佐民，这份名单是二十六军密查组搞出来了的，因为涉及到你的二营，我和雨农兄决定还是拿来给你看看，最好你自己出面解决一下，如果端上去给潘主任看到了，那就不妙了。”         赵铁夫口中的“潘主任”指的就是东路军总指挥部办公处主任潘宜之，此人是白崇禧的心腹大将，奉命主持上海清党工作。清党之初，潘宜之一进门就问：“李民治（李一氓）捉来没有？”李一氓晚年对潘宜之有过一个生动的回忆：“这个混蛋的所作所为，真是残暴已极，罪恶多段，毫无人性可言，特别是‘四一二’后，我党许多同志惨遭杀害，他是为首的恶棍。当时所谓杨虎陈群是反共最猖獗的，实则其混账之处，都赶不上潘。我活到现在，没有死于潘宜之之手，可算是福星高照。”据彭述之的妻子陈碧蓝回忆，共产党人何洛就被潘宜之所害，何洛的未亡人刘尊一后被潘宜之迎娶。然而，就是李一氓笔下的这个“混蛋”潘宜之竟然在“清党”的关键时刻放走了周恩来。而李一氓所谓“福星高照”的两大福星之一便是周恩来，历史的诡谲岂能为人所逆料？         眼下王耀武手里惦着这份名单的分量可不比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这么轻松。“清党”早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了。1927年4月6日，周恩来就已经从国民党内部得到消息，说是国民党准备有不利于中共的举动。赵铁夫、戴笠他们来的前一天，师部就传下命令，对于一切妨碍国民革命大业的嫌疑分子，各部长官可以临机断然处置。每逢浩劫，杀人的权力都被无限下放，随便哪个阿猫阿狗都可以屠刀复指。与之对照的则是分赃的权力被无限上沿，只有最高当局才能决定赃物的去向。          赵铁夫走到王耀武跟前：“佐民，这件事你来拍板好了，我和雨农兄可以坐等。”戴笠也含“笑”的望了王耀武一眼。这时候，酒菜给端上来了。王耀武放下名单：“先喝酒，民以食为天，边吃边聊。”小酒一喝上，人的神经多少开始放松，戴笠的话也多了起来。赵铁夫跟戴笠简单介绍了王耀武在福州办的那起李云峰的案子，还说王耀武艳福不浅，娶了郑宜兰云云。戴笠眯起眼睛，稳稳的喝了一口酒，话题就从女人这里打开了。          戴笠给王耀武、赵铁夫讲了两个自己抓情报的小段子，很精彩，王、赵二人连连敬酒。         戴笠说：“搞情报这玩意儿那不是绣花也不是念书，那要靠两条腿走下去的，都说烟花柳巷是下九流，可下九流就是有大文章做。”       戴笠又说：“周凤歧为什么撅撅屁股，何敬公那边就马上知道了消息了呢？那就要拜托这下九流的功劳。”                          “老百姓话说娼妓娼妓，其实娼是娼，妓是妓，两码事。什么叫娼？就是俗称的‘龟公’、‘龟婆’，老鸨子，在满清，娼的后代不能应科举，因为你缺德啊，但是妓女的后代就不同，还可以改头换面从新做人。”                        “说起浙江地面上的妓女，不同于各地的就是半掩门的最多，这种半掩门的跟上海、苏州的书寓还不同。”                        “什么叫半掩门？那就是有钱有势的人家小老婆熬不住了，托身边的老妈子或者女佣给她找泻火的人家，周凤歧有个小老婆身边的大阿姐就是这么给我认识的，一旦认识了，那还能让她轻易脱手吗？所以，周凤歧就是放个屁，东路军也能听到响。”        说及小老婆，赵铁夫也来劲了：“周凤歧的那个小老婆也就那么回事吧，比起我在福州捞到的这条大鱼那还是差远了。”戴笠立刻追问：“福州的什么大鱼？”赵铁夫还没有意识到戴笠的目的，接着吹嘘了一番自己裹挟小红宝的经历，戴笠又眯起眼睛来，稳稳的喝了一口酒：“老赵，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不愧是跟着杜老板捞世界的。”王耀武接过话头：“说起妓女，我们在黄埔的时候倒是听人说起过广州的妓女可谓豪妓。”赵、戴二人忙问何谓豪妓，王耀武说：“清光绪二十八年，老百姓不满老英国人的横行霸道，往沙面上喷火，喷火需要煤油，大寨上的妓女主动掏腰包给大家买煤油火烧英国领事馆，这还不算是豪妓吗？”          王耀武提到的“大寨”是广东娼妓行业的暗语：广东人管妓女叫“老举”，所以，妓院在广东又叫老举寨，广州的妓院分为三等：大寨、半私明、打炮寨。大寨是蹲踞于游艇特别是豪华大船上的妓院，半私明也就是江浙的半掩门，打炮寨是最低等的，顾名思义。今天一些年轻人经常挂在嘴巴上的“打炮、打炮”其实从一百多年前就有了固定的场所和用语了。         王耀武平生不渔色、不猎艳、不纳妾，平素与人交谈最多是吹一吹生意经到头了，从不轻易谈及女人，更不消说是妓女这类话题了。但今天的确破例，为什么破例，很简单，不把眼下戴笠、赵铁夫这两位给喝高兴了，后面的话就无从谈起。           酒过三巡，戴笠、赵铁夫红扑扑的脸蛋上绽放着油光，王耀武回过身去取来两样东西摆在桌上，一个是正宗的老英国货——两块打簧金表，一个是装在精致的盒子的银条。王耀武一拱手说：“两位老兄都是难得来一次的大忙人，佐民这里是军营，没啥好招待的，这两样东西说起来都是战利品，对我来说没啥用，但对两位老兄来说，却是经常用得着的利器。不成敬意啊。”戴笠拿起金表仔细端详了一下，再看了一眼那镂花的银条，正宗的老北京“四大恒”（即恒利、恒和、恒源、恒兴）的上等玩意儿，嘴巴可就裂开了：“佐民，你太破费了。”王耀武摆摆手：“雨农兄，小玩意而已，你老兄走南闯北，一定见识不少，让你取笑了。”          戴笠、赵铁夫走前，余兴未尽的跟王耀武道别：“佐民老弟，名单留在你处，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立大功出大名的机会，清党在即，老弟可以藉此再上层楼啊。”王耀武嘴上连声道谢，送走他们以后，他立即叫来穆忠恒，给他简短的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然后郑重的交待：“老弟，我看你暂时请假回山东老家，日期要倒填，等风头过了，我再写信给你。时下鱼龙混杂，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凭你我的交情，我相信老弟不可能是中共那边的跨党分子。”穆忠恒给王耀武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营长，忠恒不死，容当后报。”          1927年的“四一二”清党，在国共双方来说都各有一番解读。国民党自然声称如不清党，国民党就要彻底被架空，而中共则坚称这是一起阴谋重重的反革命政变。如今，八十三年弹指一挥间，当我们重新回望这场血腥的残杀时，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党派间的矛盾，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巨大的悲剧。就悲剧的主角国民党自身来说，暂时的“胜利”蕴含着复杂的危机在此后不过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便轻而易举的显现出来，对于这一点，目前大陆学术界已经有所论述。在这里，我们主要想谈一谈精神层面的得失利弊。          孙中山素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国民党内自谓洪杨再造的也不下少数，比如新桂系一路杀到北平，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就以完成洪杨当年未竟的北伐大业自骄于人。就普通民众来说，国民党的党义、党统、党章究竟为何，没人愿意深究，他们箪食壶浆、热情相迎的是国民党意欲结束几十年的内乱的举动，北伐军所到之处，无不欢欣鼓舞，北方知识界虽然没有亲睹北伐军的风采，却也翘首以待。这时候国民党的威望不说如日中天，那也是相当了得。        然而，戏法从来都是自己变砸的，堡垒历来均为内部攻破的。“四一二”枪声大作，国民党自己戳破了自己的神话，数万无辜生命顷刻之间成为白骨，一顶“赤化”的帽子随意扣在任何普通人的头上都会换来滩滩血迹，告密、离间、倾轧、整人这些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被冠冕堂皇的宣布为“革命”，宣布为“合法”，人人皆为鱼肉，人人又皆为屠夫，什么信仰、主义，都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杀戮与弹压。曾有上海滩“党皇帝”之称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就“清党”一事向陈立夫痛陈：“无辜人民之遭害者不计其数”。陈立夫本人耄耄之年时也承认：“对本党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隔岸观火的日本人说得更为直白：“中国国民党之清党实为1856年洪秀全、杨秀清之天京事变的翻版。”日本人还就此断言，“国民党统治碍难长久”。时隔一年多，日军在济南大开杀戒，四年以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历史的必然性一定是通过偶然性来发作的。应该说，国民党的“四一二”清党是它曾努力施加于全体国人的精神信仰崩溃的开始。而这种崩溃延伸开来的经验教训却不单单仅由国民党一家来总结，它应该永远被具有良知的中国人所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