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灸术研究法:市井有谁知国士：咬定“君宪”不放松的杨度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湖南湘潭农家走出来的杨度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

    这种奇特从外界加之于他的各种相互矛盾的名号就充分显露出来了：“宪政专家”，“帝制祸首”，“投机分子”，“爱国者”……

    把这种奇特性放到清末民初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应该是毋庸深怪。因为，整个清末民初史就是一页主配角不断转换、音调音符频调、剧目随时更新，让旁观者目迷五色的大戏。而杨度这个幼从名师王湘绮，在传统学问之外修得帝王学与纵横术，后来留洋又参透宪政之精髓，诗文佼佼不群，目无余子的湖南人，又曾经那么深地卷入各种政治漩涡中，仿佛永远是舞台上的主角，在持各色眼光、立场迥异、诉求不同的人那里，对杨度所扮演的角色产生或“正角”或“丑角”的认知歧异，又有什么奇怪？

    但杨度显然只有一个。他不断地在变化，而变中自有不变。这个“不变“的部分，按杨度的自我判定，是“国士”。1926年冬，这时的杨度已经要靠做人幕僚来维持排场，显示其在政治舞台上的存在了，但他依然豪情满怀睥睨当世，赋诗曰：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宵斗，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好一个“市井有谁知国士”！“国士”者，一国之士也。杨度究竟凭什么以“一国之士”而自居？
　　
　　咬定“君宪”不放松
　　
　　“君宪”，这个词语，对杨度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君宪”，他和孙中山等人激烈论战；因为“君宪”，他在寻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清廷中暴得大名；因为“君宪”，他和袁世凯结成了深厚的关系，得到了一块由袁氏亲题的“旷代逸才”的匾额；还是因为“君宪”，在袁世凯帝制迷梦破产后，他成为“帝制祸首”，不得不从北京逃到天津去做寓公；……

    而说到“君宪”，不能不从清末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现实说起。

    中日甲午一战，撕破了洋务运动华丽的外表。痛定思痛，中国人终于知道，仅仅学别人形而下的技术是不行的，于是有了康、梁的变法。康梁都是书生，他们所依靠的光绪皇帝又没有雄厚的权力基础，变法终于被慈禧太后给扑灭了。慈禧太后要扑灭康、梁的变法，不仅仅是通常人们认为的不甘权力旁落，还因为在康、梁的计划中，欲对她实施激烈行动的计划。暴怒中的慈禧杀了六君子，还准备废掉光绪，可是洋人纷纷表示抗议。中国的统治者向来习惯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时的慈禧发现居然还有自己能想而不能做的，羞愤之下便要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将洋人驱逐出中国，没想到引来了八国联军，她不得不仓皇逃到西安去避难。屈辱的议和后，慈禧虽然回到了紫禁城，但这场“庚子事变”给了她很深的刺激，不得不以光绪的名义下一道罪己诏，重新拾起过去被她废弃的变法图强的旗帜。然而，经历了这么多场折腾之后，仅仅虚张声势的变法戏是唱不下去了，在外在和内在的双重压力下，从根本上改革以亿万人奉一人的政治制度，实行宪政，这一点被清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

    世界各国的宪政，不外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在“民主”二字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民主立宪要好于君主立宪。其实这是一偏之见，君主与民主，这只是国体之争，而公民的权利是否得到切实保障，统治者的权力是否得到有效约束，关键在于是否实行宪政，看一国有无宪法，看一国之上下有无遵守法律的习惯。民主立宪固然有美国这样的好例，而君主立宪也有英国和日本的样本。英国和日本虽同为君主立宪，但也有区别，这就是日本虽然有宪法，有内阁，但天皇的权力还是很大，而这正是清政府在立宪中相中君主立宪，在君主立宪中又独奉日本模式为榜样的奥秘。

    可以认定，杨度的君宪思想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形成的。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明治维新后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这时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日俄一战，居然使庞大而不可一世的沙俄帝国低头，中国人很容易得出“宪政优于专制”、“唯有宪政才能强国”的结论。而在留学日本的生活中，中国学生几乎都是平生第一次领会了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的妙处，当时留学生办报、结社风起云涌，几乎无日无演讲，无日无辩论，这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描绘的那种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制度不可比拟的。然而日本又保留了自称“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中国留学生于日常交际生活等细微处，时时能够体验日本人对天皇那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这种看似难以理解的现象，给杨度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正好和他关于中国历史、社会的认识结合了起来。在杨度看来，中国有几千年的帝王专制制度，国民能力程度不高，中国人久已习惯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符号，如果没有了这一个符号，则人心不稳，非启祸乱不可。同时面对清末的乱局，他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这就是他认为中国民族多，文化不同，民主易致分裂。而要实行宪政，也并不是非民主不可，在君主的条件下，照样可以实行宪政。

    杨度的这种君宪思想堪称一以贯之。1905年，他就是以这一套理论和孙中山辩难，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据章士钊和刘成禺所记，辩论结束后，杨执孙手而誓曰：“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1〕1907年，他在《金铁主义》这篇长文中鼓吹经济立国、军事立国，路径仍然是将“不负责任之政府”“改造为责任政府”，改造的方法则是“开国会”，他认为：“以革命军改换君主，其事甚难，而所得又常不足以偿其所失；反之而以国会改换政府，其事甚易，而所改者必优于前者”。在他看来，只要有国会，有内阁负责，就可以实行宪政，为了达到宪政目标，“君主亦可，民主亦可”，只看哪种方式代价最小，易收实效；1915年4月，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前夕，杨度写成轰动一时的《君宪救国论》，所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仍然不离其初衷；直到帝制取消，被北洋政府通缉中的杨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是表示：“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

    1916年6月6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后退位、处于四面楚歌中的袁世凯病死，传闻袁死前有“杨度误我”之言。杨度激于这一传闻，有感而发，挥笔为袁世凯写就一副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的意思是，到底是君宪这个制度不好，还是你袁世凯没有把这个制度实施好，请你在九泉之下反省一下吧。在这个时候，杨度依然认为，在济世救国的药方中，他这个君宪的方子还是最好的，但如果配制失误，或者乱加药引，导致药效不佳甚至适得其反，哪能怨这个方子呢？

    袁世凯和杨度这两个名字结合在一起始于1908年。这一年4月，袁世凯和张之洞这两位清廷极为倚重的封疆大吏，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在袁、张的大力举荐之下，这位回国不久、仅有举人功名的湖南青年，奉上谕，“著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袁世凯为什么要独施青眼于杨度？过去，因为袁世凯是脸谱化的人物，所以，往往归结于袁世凯的师心自用，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一本名为《筹安会“六君子”传》的书中就说：“袁世凯因戊戌告密欠下了维新派的一笔血债。不料事隔十年，清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挂起'预备立宪'的假招牌，甚至西太后也不敢公开反对立宪了。太后已是风烛残年，死亡之期不远。光绪大有恢复政权之可能。在这一变局下，袁也不得不见风使舵，表示拥护新政，以免站脚不住。他迫切需要一个懂得宪政的人做他的爪牙。”类似分析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清廷大吏中，袁世凯是能员，且不论心术到底如何，他毕竟属于有才干有魄力且相对具有眼光的人，这样一个人物，他对大清朝面临的困局岂非心知肚明？他怎能不知，若非改弦更张，清廷的统治断难维持？试翻阅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厚厚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可以知道，其实远不止一个袁世凯，在清廷大员中，谈论立宪已是一种时髦。至于他相中杨度，当然是由于其“宪政专家”的显赫声名。
 
　　袁世凯垂青于杨度，深刻地影响了杨度的人生道路。首先，作为一个浸润于传统文化之中的读书人，不能不对赏识、提拔自己的政治人物怀有一种知遇之感。其次，杨度早年师从王湘绮，研习帝王学和纵横术，一直苦无实施处，现在他从袁世凯这里仿佛看到了做帝王师的希望，更重要的是，做帝王师和杨度根深蒂固的君宪情结并不矛盾，而且在杨度看来，还能够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纵横术是战国时期张仪等人的秘技，他们以三寸不烂之舌，在各国君主面前兜售自己的一套治国方略，以求得个人的飞黄腾达。纵横家的以学干禄虽为儒家所不齿，但实际上二者有相通之处。儒家讲究达则兼济天下，追求致君于尧舜，何尝不是希望导君于正？所以，找一个圣主做其帝王师，以实现自己的济世抱负，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只不过在儒家看来，他们做帝王师决不是像纵横家一样，以此求得个人的功名富贵。杨度的恩师王湘绮就是精研帝王学和纵横术的大师。他先相中了作为执政大臣的肃顺，对其抱有知遇之恩，可惜，此人不久就在慈禧和恭亲王合谋的政变中被诛杀了；后来他又相中了曾国藩，希望俨然支撑清廷半壁河山的曾氏借着太平军起事，推翻满人的异族统治，至少也来个割据称雄。可惜不但“纵横计不就”，王湘琦还被曾国藩斥为“妄人”，只好怀揣满肚子不合时宜，回湖南老家著书自娱了。

    也许是时也，命也，也许是未选好客体，王湘绮的奇谋未售，而到了弟子杨度这儿，机会仿佛真的来了。在精通纵横术的人眼里，袁世凯似乎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对象。在很长的时期里，袁世凯被丑化得非常厉害。丑化有丑化的道理，但如果否定他在当时具备非凡的声望和人脉就不合乎历史的真实了。当时的情况是，在主张立宪的改良派眼里，袁世凯开明、通世变，在外国人眼里，此人是清廷中的实力派，且颇具才干，是清廷中不可一日或缺的“股肱”，甚至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革命党人也称赞袁世凯有“雄才大略”，为“一世英物”。对这一切，我们可以说此人太狡诈太八面玲珑，太会伪装太擅长笼络人心，但却不能不承认，他的确具备非凡的手腕。明乎此，杨度把“宝”押在袁世凯身上，认定他可以实现自己君宪救国的抱负，也就不难索解了。

    纵观杨度一生，他的确善变。在留学日本之初，他是“骚动的进步主义者”，主张趋近于同盟会，但很快就一变而持君宪救国论，君宪梦破灭，他又一度帮助、追随孙中山，后来在上海做了杜月笙的清客，在人人都指其为大流氓手下的帮闲时，居然又秘密加入了中共，且一直等到其身后，才由病中的周恩来披露出来……如此变幻莫测，安能逃脱“投机政客”之讥？

    如果我们眼光更开阔一些，当能发现在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的这种善变，并不独杨度一人为然。比如梁启超，其善变犹在杨度之上，而梁启超并不讳言这一点，他把自己的屡屡“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视为不失进取之心的一个标志。考察这种善变，首先必须注意中国近代政治和社会急剧变动的事实。因为这种急剧的变动，知识分子不得不随之而不断调适自己。其次，当然要说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即其几乎与生俱来的依附性，而在缺乏经济和政治基础这一事实相当长时间里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这种依附性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又是注定难以克服的。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不想救国不想济世则已，否则只能因人而成事。不过，真正的知识分子，善变之中又总会坚持一点，至死方休。

    杨度的“善变”之中，有无“不变”之处呢？

    有人因为杨度晚年加入中共，而一改过去斥其为“投机政客”的调子，称之为“爱国者”。在我看来，善变的杨度，“爱国”的确是其不变的本色，并不是因为后来加入了中共，才成为一个爱国者。今人大多知道那首脍炙人口的《湖南少年歌》，这是1903年杨度二十九岁时的作品。“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何等激昂而慷慨！斯时的杨度，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救国理论，所能够凭借的，完全是国难刺激下一腔爱国的热情。

    博得“宪政专家”之美名后，归国的杨度已有了四品顶戴，更蒙封疆大吏之赏拔，要想求个人之功名富贵，“平稳”应该是最佳的升迁途径，但我们看那个时候他留下的文字，举凡地方自治、实行宪政、修改刑律与国际接轨，无一不是济世之策，篇篇都有金石之声，即使是以当代普世价值观照，也是若合符节。

    杨度大半生居于官场，其光明磊落之男儿性格却为政治场中所希见。他与黄兴政见不同，黄兴逝世，他送了幅挽联，上联是“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在他看来，只是救国济世之路径不同，又何妨二人肝胆相照？正是因为有此风格，君宪梦破灭的他能够履行诺言，助孙中山脱困。孙中山称赞“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之诺言”。“可人”云云，杨度适足当之。

    晚年杨度偏偏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共，这足以击破关于他投机的浮言了。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会拿自己的脑袋去投机。

    又有人说，杨度的一生就是出风头、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生。其实，个人建功立业的思想，为什么就一定会和救国济世之心相互排斥？

    ……

    坐在书房里，翻检今人所编厚厚一册《杨度集》，不禁涌起了一种十分复杂的感情。这个叫杨度的湖南人，堪称清末民初难得之大才，其文章中有很多透辟的见解，即使今人也并未超过多少，尤其是字里行间涌动的炽烈的爱国情怀，更仿佛触手可及。然而就是这个人，后半生却只能到佛学中求排遣，在五十七岁之龄留下一句“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的自挽，凄然辞世，其身后更是谤议纷纷，难道真是文章憎命、造化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