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灸仪作用与功效:请问曾枣庄先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3

――敬复曾枣庄先生的责难之三

                  　　　                 舒大刚

 六、关于《全宋文》

目录将我署成“主研人员”确实在现行《全宋文》的署名中找不到，就象现行《全宋文》没有“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字样一样。不过“主研”这个概念是目前填报项目时处理参加人员的通例，不表明成果的归属问题（有的实际主研却没有署名、而有的署名了却没有主研等等情况，在实际生活中都是大有人在的）。曾枣庄先生在否定我参加前期种种工作的同时，却忘记了两个不争的事实：一个是你将我列入了“编委”，二是你曾经提议列我为“主编”（是我说“要慎重”才没有列入）。在你眼中，当初当“主编”都可以的人，现在《全宋文》出版后的转瞬之间，连“主研”都不够格了？这似乎有翻云覆雨之嫌吧！所谓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先生居然如此！

还有，曾先生声称《全宋文》是93年就编完了，95年就审完了，真是这样么？实际情况却是，在我与李文泽95年接任所长之后，直到2005年《全宋文》正式出书，正好经历20年，又恰好前后两段各10年。有十年是在普查、收集资料、初步分册和校点，可后十年却是审稿、加工，直到排版、出版呀。我们现在还保存有全套《全宋文》审稿劳筹发放记录，可供曾枣庄先生重温和查阅。

特别是当《全宋文》原稿被某集团拿去，三四年没有出版动静，我与李文泽两位古籍所所长亲自前往北京（后又派遣吴洪泽、尹波前往长沙），想尽办法，说尽好话，将原稿赎回，后来不久该集团即倒闭了。全所同仁都觉得“好险！要不是及时将原稿取回，否则古籍所数十人的心血将付诸东流”！你当时对此也并不否认。原稿取回来后，我们又委托科研实力很强的刁忠民教授停下手中其他科研工作，专心组织《全宋文》排版录入校对和加工，我们两位所长（当然还有你与刘琳先生）又积极带头出钱，筹措排版加工经费，才将《全宋文》顺利排版校对完毕。这不仅确保了《全宋文》成果不被丢失，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出版进程。所有这些，你都忘了？都是在95年以前完成了的？

曾枣庄先生之所以这样说，我们不能贸然说是他在明目张胆地否定他人的工作成绩，这也许是就你自己的工作重心而言哩？因为95年以后，他将大量审稿工作丢给别人去做，作为主编（而且也是“第一主编”）的他，却自己去干自己的事情了。对曾枣庄先生来说，当然是“95以后无战事”了？可别忘了别人的坚守呀！

记得有位先生在给你写序时引古语赠你：“行百里者半九十。”真是意味深长呀！虽然他的寓意是讲个人修养问题，但是对于《全宋文》工作来说也同样适用。从编纂到出版《全宋文》，不能只有普查、制定体例、初步校点才算科研吧？如果没有后期的种种工作，《全宋文》照样不能出版，即使勉强出版了也是一堆废纸！在95年后，在刘琳先生具体带领下，所里如李文泽、郭齐、刁忠民、王智勇等先生全身心投入了审稿、排版、校正工作，我则主要投入挽救原稿，使其免遭丢失，组织人力作后期处理，四处联系出版单位，推动全书尽快出版，出版后又加强专题研究，推荐在中国社科院《文学遗产》、川大《学报》、中国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等刊物开辟有关《全宋文》的专栏，进行研究讨论等等。这些工作多半都是别人去作的，而你却没有出面（至少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这些是算不算科研？是你老人家看不到别人的工作？这是你认为根本就与《全宋文》无关？老先生呀，凡事别做的太过火，凡事别忘得太干净！天理昭昭，视听可欺而人心不可欺，文章可写而天理不可灭呀！

　　七、关于《宋代文学编年史》

　　我们将这个项目列入“拟开发项目”，是因为了推动这一项目进行，我们对你进行了资助。十一五“211工程”建设启动前夕，学校要求做建设规划，当时我们征求你和吴洪泽的意见，你并没有表示反对。后来“211”经费正式启动，得知你机器坏了，为便于你工作不影响进度，我们在其他在岗同志还未启用的情况下，首先给这项目购买多台电脑供你使用，你也是笑纳并接受了的呀！如果你当时反对列入计划，并且反对使用“211”经费，凭你的秉性，能让我们将电脑硬往你家里塞么？使用了“211工程”经费，难道就不能列入计划？换句话说：你反对列入计划，难道还可以使用“211”经费或使用“211”经费购买的设备？

八、关于《全宋文》报奖

曾枣庄先生两篇博客谈这个问题，这才是曾枣庄先生开罪于我的关键所在，对此我有详尽报告汇报给学校，这里只简单说明如下：

1、毋庸讳言，在《全宋文》报奖的问题上，我们的做法与曾先生的期待（而这个愿望你又不明说）是有一定距离的，那就是是作为集体成果报呢，或是作为你一再强调的所谓“第一署名人”成果申报？

2、《全宋文》历20年方始出版，显然不是什么现在的“第一署名人”所能编出来的，而是全所20余号研究人员和资料人员青春付出的结果。尽管新版《全宋文》没有署“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也否认不了这个事实。我真不明白，一项集体成果以“古籍所”集体名义来申奖，难道就错了？违法了？侵权了？

3、你只看到自己是“第一署名人”，却忘记了这么多兄弟共同付出心血的事实。查一查稿费记录，比你校点字数多得多、贡献并不小的人大有人在，你何时强调过要将他们也列入申报者名单（那怕是“合作者”也好）了吗？为你个人没能领衔申报，你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扰乱申报程序、造谣中伤诋毁他人，这不是“只顾自己，不顾集体”是什么？如果追究法律责任，恐有更为甚者！

4、无论是《全宋文》的种种出版合同，还是巴蜀书社的首批成果，毫无例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都是当然的“第一署名人”，只有最近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版《全宋文》才没有“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字样，而将“第一署名人”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曾枣庄”（这其中的原因将留待另案追究和通过司法程序处理）！难道这样做就合乎事实，合乎情理，合乎法规了吗？

5、《全宋文》申奖没有以“舒大刚”的名义搞，这是我在窃取他人的成果么？而且《全宋文》采用集体名义申报，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呀，它是古籍所主要参编人员（包括刘琳先生在内）共同研究决定的，也是经你同意了的。

6、《全宋文》如何填表，是你和刘琳先生的学生们在向你汇报请示后执行的（至少他们对我是这样说的）。至于你骂填表时没有将“姓名、年龄、籍贯”等一一填上，又将你填到了“合作者”（个人对于集体来说不应当吗？而个人应当凌驾于集体之上么？）栏中，那是表格设计者的问题，你去找他们理论好了，填表者有什么错？又与我这个根本连表格都不沾边的人有什么干系呢？

7、你只顾自己名利，屡次撕毁集体决议、推翻学校意见。如果说先前的决定是古籍所集体商量的，没有权威性，你可以不遵守的话，后来学校社科处长专程前来协调，当我建议改由曾枣庄先生领衔申报时，你又怕因你而得不到奖时难堪（因在此前我们反复以你名义申报过，却并没有得到想象的奖项，甚至根本没有获奖），你没有同意，仍然主张不用改了，就以集体名义申报。可是谁曾想到，你在得知《全宋文》有可能得一等奖消息后，却转过背又向教育部、学校校长去函告状，明确要求改以“第一署名人”（实际上就是你）申报。这种做法岂非出尔反尔？你既无视集体决议，也无视学校权威？真是肆无忌惮，谁也奈何不了你！

8、后来你以《全宋文》新出版物没有“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署名为理由，反复提出申诉，要求更改。学校为慎重起见，专门召集我和社科处负责人到校长办公室，专门商议此事。为了息事宁人，我们决定改由你领衔去获证、领奖（后来而进入专家组的《申报表》仍然是古籍所集体，专家支持考虑的当然也是集体成果），这个结论就是我们共同商定的。社科处给你打电话时，我就在旁边，怎么说也是商量好了的，这个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我所说“协调好了”就是指的这个。这本来是个违背古籍所集体利益的决定，我作为这个集体的代表有什么值得冒领功劳呢？所有这些都有证明人，都有证据，可供你随时调查取证。

9、你自命清高，一向对申报奖励没有兴趣，果真如此么？在《全宋文》申不申奖问题上，我们向来是慎重的。由于学校多次找我说《全宋文》一定要申报奖励，我想学校养一个所干20年才出成果，这点要求并不过分？为此我们所内也多次集体商量，虽然你这个“第一主编”已经功成名就、光环多多也退了休，没有申报的必要，可全所还得生存，对自己的成果还要有一个正确的学术评价呀！为此，我还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征求过《全宋文》项目立项单位“全国高校古委会”领导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应当申报”，而且应当“以集体成果申报”！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古籍所所长，能置之不理么？再说了，如果你真对省上申报方式真有意见，你完全有机会表达，可是当我将奖3万元奖金如数交给你的学生，并且将自己课题费3万元拿来配套时，你也是来者不拒，也欣然笑纳了的呀！

你唯一与别人不同的就是：当别人还沉浸在集体荣誉中时，你却不高兴了，你开始左手接钱，右手打耳光了。集体的决议你可以推翻，接受了的好处你却不领情，集体的荣誉你并不关心，集体的未来你还要搞乱！你曾经多次告戒我说：“舒大刚：不要以为你做好事人家就会感谢你，你做了一百件好事，九十九件满意了，只要有一件不满意，人家就会彻底否定你！”没有想到，这个“否定”却成了老先生夫子自道！

10、至于你提及你的“家人”干预古籍所事务的事，我本来想给你遮羞的。不知你所指“家人”，是指以化名方式给我发邮件，劝我“大度点”、“别理他”、“宽容一点”的人呢？如果是这样的“家人”，真值得钦佩！如果是反复打电话威协我本人和古籍所同仁，说“如果不以曾枣庄名义申报，就动用黑社会力量杀人”的人？如果是这样的“家人”，我看不提也罢！

归纳起来，一：《苏轼研究史》已经注明是“合作项目”，并没有将其“列成个人专著”。二：《中华大典》虽然是倾所之力在编，我也没有说过“是我任所长的古籍所主持”等字样。三：《全宋文》的主研工作不止“普查”、“定体例”等项，其审稿工作并没有在“95年”以前就完成了，在我与李文泽接任之后，整整还经历了十个年头才正式出版。四：至于《诸子集成》系列，我没有将古人的专著列入个人专著，合作成果已经标明“合作”，并没侵占他人成果的企图。五：我将你的《宋代文学编年史》列入“拟开发项目”，是因为你接受了“211工程”的经费资助。六：《全宋文》申奖是集体的决定，而且你当时是同意了的。

七：至于《三苏全书》的话题就更多了。亲爱的曾枣庄先生，莫非真所谓老而健忘：这个项目，出版社和投资商是我找的，科研经费也是我争取的，组织工作是我完成的，最难却从来没有人整理的部分是我校点的，甚至连你老人家那“55%”已经出版过几次的稿子，也是我组织人力、耗费我争取的科研经费审稿才达到出版标准的。所有这些工作，我不是在主编是什么？难道诸事不管，只“写110页的总序”才是主编。署你曾枣庄先生为“第一主编”，正是我对你的奉献，正是恭行儒家的“礼让”，这也有错吗？你指责编目没有区分第一、第二虽然不甚严谨，那要不要我将整个《全书》的整理和出版过程都写明白了呢？

提起往事，虽然一言难尽，但互相帮助却还不乏温馨之情。可是展望今天，你却因申报奖励的些须小利而对我大动干戈，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自谓舒某做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这些年为先生鞍前马后，殚竭愚诚，自以为在遵师重道上，还算差强人意，没想到先生竟然如此震怒。古人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我如果做得真有不如意你处，先生尽管叫去骂一通可矣，不想先生竟如此捏造事实、颠倒黑白，以这种谣言惑众、置人死地的方式来与我决裂，真是大可不必！本当奉行“无不是”的先生而缄口不言，但念及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暴怒如此，恐伤先生贵体，于是抚躬思之，私心痛之，只好冒昧地作了如上的解释。

我本来不会写什么批判文章，平生这还是第一次被迫为这种无端的指责来辩解。我不像老先生你呀，你是身经百战，文风老辣，你不是在台上时频繁地应战，就是在下台后不停地挑战，我没有足够的训练，当然就不及你“博客”文的犀利和“批评”文的泼辣。不过呢，我也想积点口德：“剩得方寸地，留与后人耕”嘛。

天理昭昭，人心彰彰，事实本不容任意篡改，是非又岂能由一人来混淆？我坚信公道自在人心，事实也不难辨明。如果以上解释还不能令你老满意，有必要的话，我们将祈请司法的介入，还一个真正的人间是非，及时了断一个还来得及搞清楚的学术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