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腿内侧根部疙瘩:华西村的秘密

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华西特刊”上，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

华西村的经济发展神话已近褪色。摄影－杨曦
特约撰稿_ 温克
华西村从来不缺乏公众关注。最近的热点是，华西村举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50周年村庆活动，并为此建造了一座高达328米的摩天大楼，突兀地立在乡村田间，显得分外扎眼。著名的金塔之后，这座名叫龙希国际大酒店的高楼俨然已成为华西经济繁荣的最新图腾，无时不在张扬着华西村的繁荣。
在老书记吴仁宝的长期运作下，华西村利用长期政治正确打造的典型形象，获得了官方的高度认可，撬动了庞大的政治经济资源，使得华西村走出了一条无法复制的独特发展轨迹。和中国大地上的类似标兵相比较，大邱庄的神话早已破灭，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模范也已成笑谈，唯有华西村长盛不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始终扮演着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农村新灯塔。
与此同时，对华西村的质疑声音从来没有沉寂过，这座高楼及其豪华装饰再次激发了新争论，华西村是否在炫富？华西村的繁荣还能持续多久？华西村村民的财富是否是囚笼中的画饼？
从公开数据来看，华西集团的经营业绩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0年的销售收入超过了500亿，2011年的销售收入预计达到600亿。但销售额说明不了什么，企业经营利润和纳税额才真正反映经营状况。华西村旗下产业众多，公开信息有限，其真正经营状况外人无法知晓，不过根据目前可以公开获得的信息，不妨对其旗下一些重要业务板块进行分析。
华西集团旗下的华西股份有限公司应该是最重要的资产板块了，这是一家1999年起就在深圳上市的公司，长期业绩表现尚可。根据其最新公告，公司坚持相关多元化经营战略，业务涉及化纤、毛纺、服装、针织等纺织相关行业以及商业与热电业，力主发展高新技术、高附值产品，形成了聚酯纤维和毛纺两大核心主业。但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该公司上半年与集团母公司进行了资产置换，自2011年5月起公司不再生产经营精纺呢绒、热电及特种纺织品等业务，理由是这些业务板块竞争激烈，赢利能力较弱，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在华西集团的经济版图里，上市公司这一块乏善可陈。
长期以来，钢铁是华西集团的支柱型板块，华西集团在江阴和唐山分别投资了钢铁厂。不过从最近一轮房地产调控措施实施以来，钢铁行业整体上开始走向不景气，华西钢铁在整个钢铁行业中既不具备规模效应，又不具备技术引导能力，因此钢铁板块的获利能力自然平平。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这两个钢铁厂的主页已经超过一年没有更新了。
最近这些年，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江阴和张家港进行了积极开发，由于其独特的政策优势，这些年应该是华西集团旗下重要的现金牛。不过随着房地产开发大环境的改变，偏安一隅的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前景未必乐观。
在布局网络游戏、动漫电影之后，华西村也野心勃勃地进入了网络科技产业。吴仁宝的孙子、华茂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喜耀表示，电子书将成为华西村IT业布局中的重点部分，华西村未来将整合旗下网游、动漫电影等业务，推出电子互动娱乐整体平台。IT创意产业将成为华西村继传统工业、金融业、旅游业之后的第四大支柱产业，从而逐渐实现华西村“轻资产、高利润率化”的产业结构梦想。面对国际同行巨头的压力，国内电子书、网游、动漫行业的领导型企业如汉王盛大等都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孙这种美妙的设想，何时才能变现，令人疑虑。
华西集团下属企业还有江阴市华士金属材料制品厂 、江阴华西染整有限公司、?江阴市华西纺织厂 、江阴市华西热带厂？、江阴市华西高速线材厂 、江阴市华西热电有限公司等等，这些都是高度竞争性的行业，而目前这些企业的规模决定了其不可能有太强的竞争优势。
另外根据公开报道，华西村目前的掌门人吴协恩在2003年就提出向金融服务业拓展，这些年通过入股以及与银行、债券公司合作，借脑发财。目前，华西已拥有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咨询公司等，并参与了多家银行、证券、期货公司的股权投资，基本形成了一个金融控股集团的框架。这金融控股框架能产生什么？不必妄加猜测，但是在目前货币政策收缩，资本市场黯淡的大环境下，这个金融控股框架的利润回报率恐怕不容乐观。
按照华西村官方最新的说法，今后经济发展的十大项目是：远洋物流、海洋工程、龙希大楼、空中旅游、航空公司、山林喷灌、化纤核钢、能源开发、现货交易和新市启动。其中现货交易和新市启动语焉不详，化纤核钢前面已经部分提及，远洋物流和海洋工程则主要依赖规模与专业能力，我们不妨分析下航空公司这个项目。 根据华西村发布的消息，花费9000万元购买了两架直升机，又花1000多万元修建了停机坪，推出“空中看华西”项目，平均每小时的飞行成本要3万元左右，游客每人每次1000元。 不用多说，哪怕想体验空中看华西的游客络绎不绝，这已经是一个亏本的项目。 另外据悉华西村准备筹办一个华西自己的通用航空公司。在目前航空业普遍经营维艰的状况下，这个项目要能成功，那恐怕是奇迹。
最后，让我们来分析下曾经以“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命名的摩天大楼。花费几十亿，向空中增地，在土地资源并不稀缺的乡村，这是一个怪异的想法。这个耗资30亿的大楼，华西村官方的真实目的是着眼于华西村的大旅游概念，即“做大旅游业，转型再升级”。在政治权力的驱动下，每年有将近200万各色游客前来参观华西村，这个特色旅游能带来近2亿的现金流，这也许是华西集团旗下最靠谱的利润点了。但是参观完这个大楼所需要的门票就要1000元，这个旅游群体中多少人愿意在这样一个怪诞的地方花费千元来体验一下这个五星级酒店的独特？很难想象。
有一种说法，超过300米的摩天大楼都面临一个所谓摩天大楼的诅咒，那就是由于运行成本、安全考虑、环境等等因素，300米以上的超高大楼其实已经失去了经济合理性，对于其所在的经济体来说，往往也是沉重的负担，甚至标志着经济由盛转衰的开始。不管龙希大酒店是否能逃开这个诅咒，庆典的繁华和喧嚣过后，谁来为这个大楼埋单，恐怕是华西决策层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上述概览性分析成立的话，那么华西集团属下的这些经济组织，要么业绩和资质平平，要么并不符合市场运行逻辑，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竞争越来越依靠专业能力和人才的背景下，华西村的经济发展神话已近褪色，华西村的繁荣还能延续多久？这是作为一个观察者无法驱逐的疑惑，328米的摩天大楼增加而不是减少了这种疑惑。
外界的这些质疑声音，对于依旧被政治光环笼罩的吴仁宝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他的团队在应对公众质疑方面已经有着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华西村或盛或衰，真正的利益相关者是华西村村民。华西集团是集体企业，华西集团的资产属于所有华西村村民，他们才是华西的主人，他们的千万账面财富都依附在华西集团那不为人知的财务账簿中。村民是讲究实际的，他们才真正决定华西村的未来。长期以来，华西村普通村民的面目被抽象了，声音被湮没了，不过正如“华西村的‘反对派’”所描述的，不同的声音已经登场，只有更多的来自内部的争论，才能揭开华西村的神秘面纱。
(作者系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跟踪观察华西村)
华西村的反对派
他们伤害了老书记
电话里，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向记者透露，他们计划于11月之内召开周边村村民的万人大会，揭露某村的一个“黑恶势力”，届时欢迎各媒体报名参加。这个消息，让65岁的戴进兴更加坐立不安。他认为，这个“黑恶势力”，显然包括了自己。
11月7日，为了见记者，这个华西五村的村民特地从北京赶回了江阴。在一家民房改建的小旅馆里，戴进兴露面了，脸上带着地下党接头时才有的那种谨慎。当天，他的裤兜里，有两部手机、四张手机卡，还有一个三星的录音笔。
就在前一天，在华西村金塔5楼的一号会议室里，村党委还在声讨戴对“老书记”造成的伤害，称“他(吴仁宝)不仅健康受到了损失，精神、精力、时间、声誉上的损失更是无法弥补”。
事情源于9月份，戴进兴在华西村的周边村散发的一本小册子。这篇题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华西村近十年来都干了些什么？》的文中，他分七个主题控诉了“华西村的统治者”。在总结陈词中，他还发挥了一个农民的文采：
“华西村是一棵在风雨飘摇中的大树，这棵树虽大，但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根须……”
很快，他就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了代价。10月8日是华西村五十周年村庆开幕日，就在次日下午，戴称，他便接到片警电话，让他去村委会一趟，领导要找他谈话，结果，村委会大门紧闭，门口站着几个警察。对方向他出示了传唤证，他被带到了派出所。
10月10日，他被关进江阴市拘留所，拘留十天。戴说，他一直都想搞清楚自己是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不过直到现在，他和家人都未看到拘留证。
就在戴获得自由的前一天，10月19日，华西村党、村、企总办主任吴仁宝在《江阴日报》“辉煌华西50年特刊”头版，发表了题为《“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我对<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一点看法》的长篇文章，逐条批驳戴进兴。这其实是吴仁宝在华西村全体党员大会上的讲话实录。2003年，他从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位置“隐退”后，兼任了三总办主任，控制着实际局势。
在这篇回应中，吴还为戴进兴的牢狱之灾提供了注脚。他称，华西是一个集体，比作“大树”，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因此，“树根谁来挖，就有保安抓，害虫叶上爬，就用药剂杀”。
作为一个农民语言大师，83岁的吴仁宝创造性地总结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保安，民主法治就是药剂。就在今年5月份，吴曾透露，这个拥有3万多人口的超级村庄，目前有民兵3000多人，联防队员200多人。
在表白了自己的政治忠诚后，“老书记”还备显委屈，“我吴仁宝一辈子都在爱党，这一生都在爱国，却被某些人以怨报德”。
在《江阴日报》上，吴仁宝试图表示出他的宽宏大量，他说，对待“这个别人”，他会“耐心等待，等待等待再等待”。不过，对于“反对派”，华西村和吴氏家族并未表现出足够多的耐心。10月、11月，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村委副主任、华西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周丽多次主持会议，批判“戴进兴之流恶意造谣、污蔑、诽谤、攻击老书记”的行为。
1981年出生的周丽曾留学新西兰，后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丈夫双双回到了华西村，她的丈夫是吴仁宝的孙子。在各个场合，周丽为乡音浓重的吴仁宝担任翻译，和中央领导合过影，目前被吴仁宝视为是华西村的“第三把手”。
吴显然认为，戴进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批驳中，他暗示“五村有个自己说想当官、要当官，但一直当不了官的官迷，才是幕后的黑手”。
长久以来，作为被塑造的典型，华西村似乎跟阴暗面绝缘。不过，戴进兴们的出现，说明村民们并不甘心作为灰色的背景存在。在“反对派”和吴氏家族之间的博弈背后，是周边村民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也是“大华西”近十年来社会关系的重建。
“胜利闭幕，邪气暴露”
戴进兴习惯称本村为“朱蒋巷村”，尽管早在2002年，该村已经并入华西村，成为其周边村之一，但是他顽固地想要摆脱和华西的关系—在并村初期，和其他村民一样，他也曾憧憬着光鲜富足的华西村式的生活。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华西村。
他首先抱怨本村的污染和肮脏，在其对“统治者”的质疑中，包括“破坏生态、破坏环境”。
对此，吴仁宝回应称，华西村的发展一直把“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当做底线，在生活污水治理方面，华西村是“首个通过ISO14000国际环境认证的村”。
事实上，在记者的观察中，原本的朱蒋巷村，已被规划成了华西集团的工业园区。这个村庄的北边和西边被华西集团的钢厂包围，这些钢厂距离附近农民的住宅，只隔着一道围墙；村庄南边是华西集团的一个煤场。即便是白天，村里的人家也多是关门闭户，窗棂上颜色黝黑。
矛盾多由这些企业产生。村民们称，由于不堪忍受噪音，2008年，他们前去钢厂理论，但是钢厂出动了60个厂警，冲突中三个村民受伤，导致“民愤极大”。
戴称，自己一直在外做板材生意，偶尔回村一趟，正遇上钢厂和村民相持不下之时，于是出面调停。他读过初中，在他那个年纪，在村中已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他的两个女儿目前都在城市工作，大女儿是教师，小女儿在法院，算是体面人家，因此他在村里说话有点分量。
戴回忆，自己代表村民跟时任本村村支书刘元乾谈话，提出要求将村庄整体搬迁的方案，对方代表华西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村民们消停过后，村里并未按章行事。
这次事件后不久，戴本人便被安排到华西集团工作，因为板材生意清淡，他接受了这份远在河北唐山的外放工作，年收入两万左右。戴认为，华西村当时就看到了他的号召力，所以把他“流放到千里之外”。2009年6月，戴换了一份在北京的工作，为同村民营老板查解恩请戴打工，年薪4万元。
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戴进兴与华西村的矛盾尖锐起来。
去年，由于煤灰污染问题，村民们要求煤场停止作业。
五十大寿
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11月2日，吴仁宝的83岁生日。
为庆祝这个华西村退居二线的老支书的生日，这天16时30分，大约200名华西村村民，聚集在华西村地标之一的金塔二楼，为其庆生。20张餐桌，按家族划分排排坐。
18时左右，寿星吴仁宝走到台前，对近期村里的情况做了简单介绍后，就宣布晚宴开始。期间，几名唱锡剧的艺人上台，唱戏祝贺。
这场华西村最重要的人物的生日宴，与20多天前的50周年村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这场隆重庆典的筹备期，吴仁宝就定下基调：“内部建设好，平时少报道，50周年集中报。”
打造这场堪比春晚的寿宴，华西村自有章法，高调与低调拿捏之间，揭示的正是这个中国最富裕村庄的政治生活运作逻辑。
10月8日，这是创建于1961年的华西村50周年村庆日。在中国的历史上，似乎很少有村庄会为自己的周年庆举办如此隆重的庆典，上亿的花费，30亿打造的中国第八大高楼，1.5万参与者，其中光来宾就有4000余人。
事实上，这样的庆典，华西村早已搞过多次。从30周年起，华西村每隔5年就有一场庆典。
只不过，这次的庆典，是历年来最为隆重的。
一场堪比春晚的晚会
30岁的周丽，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也是吴仁宝的孙媳妇。她的另一个临时身份，是华西村50周年庆典接待工作的负责人。
10月8日上午10时许，1.5万人聚集在华西村龙希国际酒店对面的广场上。
当周丽宣布庆典开幕后，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走上主持台前来。这是这场庆典请到的重量级主持人之一。此外，受邀参加这次村庆的中央和各部委的领导有98人，还有7位包括邓小平和周恩来在内的伟人后代。
在往年的村庆上，这样的人物很少出现。
35周年庆典时，大约5000名村民和工厂职工，在村里做团体操，一起舞龙舞狮庆贺；
45周年的村庆活动，采取的是另一种庆祝方式：45面红旗、45头牛、45头马和羊，在华西村内游行。
当主持人吴小莉介绍完五级领导后，接下来的10大项目揭牌仪式、4代华西村领导班子亮相、华西村各个行业的场内游行和文艺表演等，成为这场开幕式的主题。
庆典结束后的第三天，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言说，整个村庆的进程，“就像是我们内部的一次大阅兵”。
他甚至认为，这次村庆中的华西村人赛过“正规军”，从而使村庆达到了“三无”：无违纪、无哄闹、无事故，并保证了“三大安全”：交通安全、人身安全、食品安全。
这是一场筹备了将近一年多的庆典。周丽说，华西村党委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对这场庆典进行初步策划和构想的。从今年6月开始，华西村组织专人负责向“五级”领导送报、送书、送函；8月，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和部分班子成员，赴京登门拜访和邀请领导。
在这期间的9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巨大的电子屏上，第一次开始播放华西村的形象宣传片，宣传片上的宣传语为“天下名村，无锡市，华西村”。英文宣传语为“Huaxi, New Village，New China”。
宣传片每天播放50次，这是中国村庄首次到时报广场电子屏“做广告”。
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说：“这个宣传片播放以后，我们江苏在美国的华人以及到美国去的江苏人，我们所有中国人，看到了都会十分自豪。”
“仅仅花了100万元，每天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亮相50次，展示的不仅是我们华西村的形象，同时也是我们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形象，太值了！”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孙海燕还是这次村庆的媒体联络负责人。她说，在之前的策划和构想里，闭幕式并未设置文艺晚会这个让整个村庆增彩的项目。4月左右，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受邀至华西村，为“老书记”吴仁宝录制单曲《好村长》时，建议吴在华西村的50年村庆里搞一台文艺晚会，演艺人员由他来邀请。
吴仁宝觉得阎维文的主意不错，说：“好，就委托你。”双方随即拍板。
接下来，阎维文开始邀请各路艺人，韩红、毛阿敏、蔡国庆、冯巩等艺人都被邀请而来，而10月15日的闭幕式文艺晚会主持，则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朱迅和朱军三人担任。有报道称，华西村村庆的闭幕文艺晚会，其规模堪比春晚。
全球50多个国家218家新闻单位的679名记者，受邀前来报道这次村庆。老书记吴仁宝那句“平时少报道，50周年集中报”，成为媒体采访的指导方针。在华西村50年的历史中，极少有这么多媒体可以走进华西村做深入解读。
在这次50周年的“集中报道”后，华西村将各家媒体的报道打印后装订成《华西建村50周年——新闻汇编》三本厚厚的册子，页码已排至626页。
Jessica Colwell是一名外国记者。应朋友之邀，他参加了这场庆典。10月18日，他写下了一篇名为《Adventures in Huaxi》的文章。
Jessica Colwell在文章里说：“整个华西村举办这个庆典的目的，看起来完全就像在拍上层的马屁(因为我看不出龙希国际大酒店会有任何潜在的顾客，但却是上层政府领导开会的理想场所)。我们还注意到庆典上的长篇大论，完全就是在表扬华西村为环境所作出的贡献，并且他们对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也有着极大兴趣。所有的这一切，极其符合中国第12个五年发展计划。”
相比国外记者的不解，这次请来主持晚会的的水均益则更为激动。
在《江阴日报》上，吴协恩谈到：水均益在晚会上采访完吴仁宝后，面对众多观众，说了句：“老书记，说老实话，我做过好几百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采访，但今天您说的话，是我听到最启发、最朴实、最有启迪意义的一次讲话！”
到人民大会堂“借”厨师
晚会当天，江阴市公安局从全市调了500名警察，前来华西村帮助维护治安。因为既要考虑到晚会参会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还要考虑到村民到晚会现场后，家里的财产安全问题，华西村仅有的200名联防人员显然不够。
事实上，1.5万人的村庆活动，在华西村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这样规模的活动，给华西村党委委员、华西集团公司安全负责人谢士兴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谢在这次50周年的村庆中，扮演着人身安全和交通安全协调负责人的角色。这也是在华西村做了5、6年安保工作的谢士兴压力最大的一次，因为“来的人很多，媒体也多”。
谢士兴在华西村的9号塔楼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中心，并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安装了监控视频。由于村子里的路口很多，大约有10多个，这样的地理空间局势，给安全保障的全方位监控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平均每个路口要投入20名工作人员，晚会的内场和外场都布置了工作人员。
谢士兴说，晚会当天“最担心国外媒体记者的人身安全”。他们被安排在村民家里。对外国记者所住的每个村民区域，进行24小时监控。一个小区，要在外围设立8个点，小区里面有安保人员进行巡逻。“这个(人身安全)不能开玩笑的。”谢士兴说。
这样严密的安全体系，让华西村在50周年庆典中，并未生发任何的意外枝节。
在整个庆典筹备中，吴氏家族成员是核心：老大吴协东负责龙希酒店的工程进展；老二吴协德是整个村庆活动的总负责人；老三吴协平是这次活动的餐饮总负责人；吴协东的儿媳妇，华西村党委第一副书记周丽负责整个活动的接待工作。
作为餐饮总负责人，在庆典中，吴协平最担心的是采购环节上带来的安全隐患。“因为市场上有些(情况)是我们无法把握的。”因此，在蔬菜买回来后，他们都将其放在糖冰水里消毒。肉食方面，因为是长期在江阴市一个定点屠宰场订购，安全问题可以得到保障。
“食品安全方面，经常在做培训，加上平时接待的人都很多，他们已经形成习惯了，并不需要在村庆期间做饮食方面的安全培训。”吴协平说，此外他还通过建立厨房里厨师的行政体系，来保障饮食方面的安全。
在厨房里，行政主厨下辖三个行政副主厨。每个行政副主厨负责两块，一个管切菜、配菜，一个管烧烤、冷菜。此外，他们还要管一个中餐点心和西餐点心。行政副主厨下面还有厨师长、副厨师长，这样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个人把关。
“此外，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借’了一批厨师来帮我们。对方一共来了7个人，1个西餐，5个中餐，一个搞服务。”吴协平说，整个村庆期间，每天大约需要5000斤蔬菜和20头150斤重的猪，才能满足餐饮的需求量。部分牛肉需要进口，货源来自澳洲，但量并不大。
“送了礼的，我们才发邀请函”
华西村35周年庆时，吴仁宝曾提出一个要求：不收礼品，只收意见。
15年后的50年村庆，吴仁宝说：“我们收礼了。送了礼的，我们才发邀请函。人家对我们如此郑重地送来了贺礼，那么我们也要讲究情义，礼尚往来，一要向他们赠送一些戏票和村庆活动开幕式、闭幕式入场券，二要请他们参加宴会，以表我们的深情厚意。”
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说，村庆收受的礼品，多为华西村的一些老朋友为了恭贺龙希国际大酒店落成而送的。不过，吴拒绝透露收受礼品的数量。
在华西村龙希国际大酒店的大堂和部分楼层里，摆放着张大千和李可染等古今名人的字画，以及各个朝代的瓷器、绣品和雕刻等艺术品，共有7000多件。其中，一个珍贵的原木“小叶紫檀”价值高达8000万元。
在这幢大楼的五大会所里，分别摆放着五头各达一吨重的金牛、银牛、铁牛、锡牛。其中，金牛和银牛通过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长杨自鹏、香港谢瑞麟珠宝创始人谢瑞麟、清华美术学院教授李砚祖等20位专家的鉴评，并被中国工业美术协会和金属专业委员会评为“天下第一金牛”、“天下第一银牛”。
“当时，金牛的造价为2亿元，现在已增值至4亿元。”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说。
由于参加村庆的人员太多，场地只能容纳两万人，不可能所有人都去，所以周边村的村民只能选择一些代表参加。“搞奥运会，中国13亿人要不要都到鸟巢去看？华西是一个村，也是一个企业，很多事情，需要平等地来看华西。”孙海燕说。
而华西村村民王兴则说，如果不是熟人送他家5张门票，他根本就不想去看。这次村庆中闭幕式庆典晚会的门票从500元至3000元不等，观众在晚会上的座位也因票价的高低而不同。“500元的票，太远了，什么都看不到。”
从金塔到龙希
事实上，这次村庆的最大卖点，并不是闭幕式晚会，而是华西村地标的易位—昔日的金塔，被328米高、70多层的中国第八大高楼—龙希国际大酒店所取代。
这幢造价为30亿元的摩天大厦，在10月8日村庆开幕式当天，被当做这次庆典的献礼，正式剪彩开业。
大楼呈三足鼎立之势，最顶端是一个巨大的金黄色球体。大楼里面，共有826间客房及可供5000人用餐的设施。在大楼最顶端的金黄色球体里面，还有一个亚洲最大的旋转餐厅。
位于大楼60层的金会所，将这个大楼推向奢华的极致。前厅的走道上，一头用一吨重的黄金铸造的金牛，矗立在前厅中央。在这层楼的总统套房，一天的价格在10万元左右。
华西村财富的增加，不断被放进另外一个空间里，对外高调宣扬。《纽约时报》如此呈现：
“高大的摩天楼，它的顶端是巨大的金色球体，永远不会赢得建筑学的认可。但它会增加华西村的吸引力，这个村庄的创始人自信地预言，这会增加华西村的旅游收入。吴仁宝说，这栋建筑意味着将增加华西村一半的面积，3000个就业岗位，以及大量财富的增加。”
如果说，龙希国际大酒店极尽物质之奢华，那么华西金塔则彰显了另一种政治宣示。
1996年竣工的华西金塔，高98米，共15层，造价为1.2亿元。金塔的设计者是吴仁宝，这个之前一直被当成是华西地标建筑的塔楼，一度是华西人的骄傲。在华西村，曾有“不登金塔，等于没到华西”的说法。
在金塔的顶楼的前廊和右侧的墙上，分别悬挂着吴仁宝和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1992年5月24日，李鹏在华西村题词：“华西村，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8年后的2000年2月22日，李鹏再次在华西村题词：“华西村真正有希望。”
在金塔的阳台上，分别陈列着送子观音、弥勒佛，寿星、献宝的财神和赐福的天官等镀金塑像。一位网友调侃：“在中国，稍为正规一点的寺庙、神殿或道观，都不可能让上述神佛共处一堂的。”
这样的摆设，同样出现在华西村的“华西幸福园”。在这个园区里，刘胡兰、董存瑞、耶稣、圣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塑像共聚一园。
这契合了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考察了华西村后所说的：华西村是亦土亦洋，亦城亦乡。
村庆期间，有一些媒体在报道里称，华西村耗30亿巨资建龙希国际大酒店，是“炫富”。
对于这样的负面报道，周丽说：“我们无所谓，富不富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华西的富，敢拿出来，说明还是光明正大的富。我们不会有携款逃到国外，也不会把官当到省里去。我们就是在这片土地好好经营，做好我们的工作，你们说什么我们无所谓。”
“就像我们新书记说的，让他们去炒。他们炒了，人们会想到我们这里来看，反而对我们有益，来了就知道我们富不富。他们只看到我们消费，没看到我们华西村的青年人都没有节假日，每天工作都超过8小时。这种辛苦他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的钱是我们奋斗赚来的。”
在这些外界异议声中，每个早晨，吴仁宝依旧在礼堂里，面对数百名观光客发表冗长的演讲，赞美华西村的繁华以及北京政府的明智和远见。
华西村人似乎从来不吝啬展示自己的财富和荣光，他们熟谙华西哲学的一套章法。
老书记吴仁宝为50周年所定的基调，现在已经被接班人吴协恩微调成了对未来十年繁荣的自信预期：“内部建设好，对外少报道，60周年集中报。”
天下第一村的三重世界
王哲驾着摩托，载着人，突突突地就从“天下第一村”门岗边上窜了进去。沿着直道，他骑行了一公里，路面两侧尽皆别墅，这儿是“塔家基”。东侧是墙，西侧是水，南北大门各有两个保安，外人莫入。
骑到尽头，王哲左拐上了“民族路”，又是近一公里的直道。路边建筑风格大变，一长列一丝不苟的灰墙宿舍，走廊上安了铁栅栏，窗前挂着内衣裤。附近热带厂的厂工就住在这，四人挤作一间。
民族路走到头，右拐之后，豁然开朗，著名的超五星级“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拔地而起，这座328米的高楼，高居世界第15位。再向前，是塔群和“天下第一钟”，王哲又从门岗边上窜了过去，一边夸耀说“帮你省下了十块票钱”。
然后一路骑向东，就是“天下第一塔”，塔顶是个金黄色的葫芦，共用了3.5公斤黄金镀成。金塔一边是“龙凤广场”，一个“龙头”连着中心村的万米长廊，而那个凤形建筑，由于手艺粗糙，往往会被游客误认为是母鸡。
王哲沿着万米长廊，穿过华西中心村别墅区，蜿蜒之后，骑回到民族路上。不过五六分钟的时间，王哲绕了华西中心村走了一圈，要价30块钱。然而从别墅、到厂工宿舍、到摩天楼、再到金塔，恍惚间却像穿越了几重世界。
在民族路的尽头，是两排仪仗队般的石狮或是麒麟，中西雕塑风格都有，于肃穆中，又显不伦不类。王哲一边收钱，一边特意指给车上人看：“你要是仔细瞧，狮子身上写着字。这边数过来第十七只，舌头上是‘吹牛’，我写的。”
转型
华西村为什么这么富，王哲一直没想明白。
这个原籍河南的外来工，2007年的时候拉家带口慕名而来。华西村的集体经济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村集团下属60多家企业，总产值超过了500亿。
关于华西村集体经济的故事很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有个叫杨永昌的外村人，租用华西村土地办厂，身家近2000万。2002年，他以参股的形式把公司交给了华西集团，毅然完成从个体向集体的“反向改制”。
“华西村是条大船，抗风险能力强，老书记一分钱奖金不拿，大公无私。”杨永昌如此解释自己的行为。
华西村也确实有背景。近年来，钢铁产业重组打造大企业，不少小钢铁厂成为调控“刀下之鬼”，但规模不大的华西钢铁屹立不倒。由国家垄断的烟草行业亦有华西村身影。
先于王哲来到华西的工友，有一些已经入了华西籍，过上了集体经济下的日子。一度让王哲颇为羡慕。
王哲的老婆现在还在棉纺厂上班，王哲自己辗转了钢厂、铜管厂等几个厂之后，因为工厂效益不好，索性去开了黑车。“反正没有华西村户口，你干得再好，也进不了管理层。”王哲说。
他的摩托载过本地客，也拉过外国人，偶然遇到求宿的游客，拉他去华陆宾馆或者直奔陆桥，还能吃20元回扣。就这样，王哲的收入，刚好够全家开销。
不过，自从儿子开始上幼儿园之后，王哲已经萌生退意。“在华西村，幼儿园一个学期的学费要3390元，比城里都贵。”王哲谋划过了年去常熟，他的一个朋友找了家公司，包吃包住，小孩上学不要钱。
“今年比去年，已经少去一万个外来工了。”王哲说着来路不明的数据，他以一种习惯性的口吻，不假思索地评论着：“老头子在还好，老头子要不在了，华西村就完了。”
说这话的时候，在王哲的身后，一支来自上海的大型考察团，正站在摩天大楼下拍照留念。这幢高楼，正是在王哲刚到华西村的2007年打下第一根桩的。
“增地空中新农村”，这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给取的名字，这个拗口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智慧—为农村造楼戴上了政治光环。328米的建筑高度，是因为彼时北京最高的楼就是328米，吴仁宝说：“华西村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建设摩天大楼的资金，来自200个华西村最富有的村民。每人出资1000万，成为摩天楼的业主和股东。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村民们都很积极，有些没有入选股东的人，还到处求人说情。
有考察团的人评价说“土”，“华西明珠像是山寨了东方明珠”。而土洋结合正是吴仁宝的政治智慧。
“我们是一个小村子，上级领导比较多。有的领导说太洋了，有的又说太土了。所以，我们就要建一个不土、不洋、不城、不乡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洋了，我就带他看土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土，我就带他看洋的。这样，所有领导讲的话我们都听了。”
两个月前，在“新农村大楼”内，又多了一头1吨重的金牛，价值高达4亿元。这是吴仁宝“农村城市化”思想的结晶，凭这个牛，他认为，可以“让城里人到农村来花钱”。
而网友却倾向于将此举理解为华西村的“炫富”。要登上“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看上一眼金牛，得花500块钱。很多游客游览之后，大呼坑爹。
今年10月，王哲曾经服兵役时的战友、华西村的“徐老板”找他喝酒。当晚四个人喝高后，乘兴跑到新农村大楼“享受生活”。“喝酒、唱K、叫小姐”，玩得不亦乐乎。“次日买单的时候，‘徐老板’一看账单，脸色都青了，”王哲顿了顿，说：“消费整12万。”
“徐老板”日子现在也过得紧。几十年“工业报村”之路发展下来，“转型”最近几年在华西村一直是重大命题，从2009年开始，像钢厂、纺织厂、化纤厂等华西村“看家”产业，订单都在减少。
华西村新书记、吴仁宝之子吴协恩，提出“西南建工贸钱庄，东北建六畜粮仓，中间建人间天堂”。他将旅游、金融、海洋运输等服务业提到了华西村半壁江山的位置，并重点建设了一批特色景点。
除了新农村大楼外，还修建了山寨版的天安门、长城、凯旋门……并从美国麦道、法国欧直分别购买了两架先进的直升机，开辟了“空中游华西”的新路线。
根据华西村旅游公司介绍，华西村一年的游客超过200万，只金塔两架电梯的收入就有300万。
“空中游华西”更是奢靡，飞机购置成本就达到了9000万，更不用说日常维护和驾驶员的薪水。坐一趟飞机，票价高达1000元，王哲称平时鲜有看到直升机起飞。
华西村每个企业中层以上的人员，都被强制要求乘坐直升机。“徐老板”也坐了一次，因为“不管去不去，反正钱已经从工资账上扣去了”。
不过，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噱头，却慢慢变为有形的价值。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来华西村参观考察、学习经验者络绎不绝。华西村由此发展了“观摩经济”。
这是一条“红色经济链”，金塔顶端的黄金葫芦，开着奥迪汽车的村民，住农村别墅，吃农家土菜，听红色的《华西村歌》，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乡村，转化为一场特色旅游。
而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每天上午在民族宫礼堂所作的红色报告，几乎成为了华西村最大的旅游“景点”。而且，这是华西村唯一不收费的项目。
并村
王哲一度也羡慕过华西村民的生活，但他感觉到在这里，最大的缺失是人。集体性的“喜气洋洋”取代了个体的喜怒哀乐。这里更像一个人造景点，在森严的门卫戒备下，村里空空荡荡。
“如果给你别墅，让你做华西人，你干不干？”记者问他，王哲一边笑着，一边从鼻腔里意味深长地“嗤”了一声。
10年前，华西的周边村，也面临相同的诱惑。
2001年，华西中心村的面积只有0.92平方公里，发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华西村随后推出了“一分五统”的并村理念，即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人员统一安排、干部统一使用、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
“大家都很向往华西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所以并村受到了支持。”泾浜村村民周毅告诉记者。从2001年开始，华西村就陆陆续续兼并了周边的华明村、前进村、泾浜村、三余巷等20个村庄。
到现在，华西村已经有超过35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从原来的近2000人增加到3.5万人。原先20个村，被划分为13块区域，命名上依次是华西一村、华西二村，一直到华西十三村。
周毅所在的泾浜村，被命名为华西三村。华西村承诺，将投资3亿元，再建700幢农民别墅和千余套公寓房，使周边村民融入华西。
周毅还记得，当时无锡某媒体上用“这就是‘三个代表’在基层的真正体现”这样的句子来颂扬华西村的并村。“但其实，我们农民，对于并村到底怎么个并法，头上一团雾水，从没搞清楚过。”
并村那天，华西村给周毅送来了10斤肉、10斤鱼、5斤花生、还有瓜子什么的，发了好几样，然后是每人350元粮款，300斤大米。村里一些老人，欢天喜地，幻想着从此过上不愁吃穿的集体生活。
从此以后，村里的土地由华西村统一规划和使用，而村民则被安排去各个岗位上班。
2006年，承诺过的别墅到了。华西村派人到泾浜村丈量房子，量来量去，他们给周毅20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估了个价，4万2，“冲抵之后，你再另外给25万8，就可以住别墅了。”他们说。
在估价上，周毅没有商量的权利。“你也可以不要别墅，继续住老房子，”村委会告诉他，“不过以后不准你自己再造新房子了。”
周毅权衡再三，以后儿子结婚什么的，都要房子，只好全家举债。“一直到现在，我还背着15万的债务，”周毅说，“华西三村的人，80%都欠着钱。”
不过在当时，村民还是认为，生活会慢慢变好的。华西村的塔群、幸福园、龙西湖公园都建了起来，除了生活上富足的需求之外，作为华西人的自豪感，仍然鼓舞着周边村的村民。
“但是从2008年开始，就变味了。”山泉村的娃娃(网名)当时在华西毛纺工作，从2楼的窗户往外看，正是“新农村大楼”的建造基地。“当时记得有一场暴雨，楼还没有堆几层高，工棚被暴风雨刮倒了，掉下来一些重物，死了七八个人。”
那件事沸腾了一会儿，马上就悄无声息。不过华西村造摩天楼本身，却引燃了中心村和周边村之间微妙的矛盾。
已经把自己称为“华西人”的周边村村民，心里犯着嘀咕：“华西不是总说共同富裕吗？花这么多钱建高楼，为什么不为我们盖些实惠的房子？”
实际上，并村之后，周边村村民发现，自己并不能和中心村村民“平等”分享华西村的发展成果。华西村用股份分红的方式，将大部分的利益，合情合理输地输送给了中心村拥有股份的2000名村民。而周边村用土地支撑起的华西村的未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周边村说“平等”，中心村的人却要说“公平”。“我们的发展也是当初苦干得来的，刚刚并进来的村民，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样的待遇，否则太不公平了。”八十多岁的华西村老村民吴仁彪说。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的表述更加直截了当：“你中国人到美国去，你能享受跟美国人一样的福利吗？”
在中心村和周边村的利益僵持之中，更大的矛盾爆发了。村委会搞城保，要求每个村民上交8086元。“这个钱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的，”周毅拒而不交，他用农民特有的逻辑告诉记者，“真老了，难道连最低保障都不给我？不给我我就住到你干部家里去。”
去年，华西三村的几个农民到江阴市去查社保的情况，结果被告知，从2004年开始，华西村已经给周边村的每一户人家，都办了“失地农民”。而这件事，一直瞒了稀里糊涂的村民6年，所有人都一直认为，土地只是暂时借给了华西村。
2010年8月18日，在华西村西侧的幸福大桥附近，华西一二三村的人聚集了起来。“当时，有便衣警察混进了人群中，诱使人群走到澄阳路上，”周毅回忆当时的情景，“到了澄阳路，特勤就冲出来抓人了。”
“百姓本来就是‘百心’，这么一恐吓之后，就再难以组织起来了。”华西三村村民王党告诉记者。
“并村十年，他们富了十年，我们这里落后了十年。”周毅感叹以前泾浜村的路都是柏油路，现在路也没人修；以前村里的码头上很多人洗衣服，现在那条河，连拖把都洗不了。”
“因为村干部已经没钱了，他们成了华西村的傀儡。”王党告诉记者，华西村用年薪的方式，牢牢控制着周边村的管理层。“华西三村的村委书记张忠善，因为是吴仁宝的外甥女婿，华西村每年给他60万。其他村委书记一般是每年20万的收入。”
“我们村的干部，在村民当中已经没有威望了。”现在每年选村干部的时候，村里就给每个人发袜子，“他问你家有几口人，三口，好，给三双袜子。”周毅说：“选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在矛盾对立中，10月8日，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开始了。娃娃从村外回来，发现进村的路都不让走了。协警告诉她，必须等到11点半。11点半的时候，娃娃看到一车一车的记者、贵宾，到金塔去吃饭。娃娃在华西实验中学的朋友，则统统被叫去了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里去做服务员。
10月8日晚上更让人气愤，很多华西村民下班之后要回家，但因为民族宫正在表演节目，路全封了。好多村民顿时怒了，“凭什么表演节目要占了我回家的路？我现在连回家的权利都没了？”
一大群人，都在村外等到晚上10点表演结束。“现在的华西，真的没有08年以前好了，”娃娃说，“以前是同发展，村民都很幸福。现在是有名了之后，急于把面子挂出去，把面子继续保住，但是却不再是和村民共同进退了。”
华西村党委常委吴蕴芳面对媒体，总是会如此介绍：华西三村、四村、五村、十二村和十三村在区域规划上被划分为“钱庄”，六村、七村、八村、九村、十村和十一村被划分为“粮仓”，剩下的一村、二村和三村的部分区域被划分为“天堂”。
其中，钱庄担负着全村的经济重任；粮仓是发展旅游业和满足粮食自给自足；天堂就是为老百姓建房子。
“你到处看看，我们这哪里是天堂？”三村的周毅反问。
控制
不过在网络上，很多人都认为，华西村就是天堂。
根据官方的说法，目前已经形成了“小华西帮助大华西，大华西感谢小华西”的良好氛围，创造出“小华西提升大华西，大华西正成为金华西”的崭新面貌。
在百度华西村吧，总是能见到这样两种帖子，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询问华西村的工作招聘事宜；第二种是适婚的男女青年，求交往的帖子。
2003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曾在最后追问华西村，什么是幸福？
吴仁宝说：幸福是“五子”—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认为“出嫁前那一个月最幸福”；而从安徽鹤山来打工的余红银则说：“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
余红银的意思大概是指：当个华西中心村的村民。不过，中心村村民贡庆丰也很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够幸福。
贡庆丰家的殷实度，在中心村里也算中上水平。35岁的贡庆丰在华西精毛纺厂任车间管理职务，媳妇赵瑞芳在村供销公司做会计。母亲吴荷英59岁，有腿疾，父亲贡详兴则是外村来的“招婿”，现在也享有了中心村村民待遇。
这个“待遇”，即是指能参与村里的资本分红。
贡家的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多劳多得”，车间管理员贡庆丰的月工资是1500元，会计赵瑞芳每月所获1600元，62岁的贡详兴退休后去液化气站做工，月入1300元。
而奖金部分，则遵循村里“二八开”与“一三三三”的分配机制。华西的每个村营企业都设盈利指标，超指标部分实行“二八开”，即20%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80%用作奖金分配。奖金分配的原则是：10%奖给厂长，30%奖给厂经营班子，30%奖给职工，结余的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
2010年，贡庆丰全年的奖金收益是24.5万元，赵瑞芳则有24万元。但村里有一条，叫“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参股”，也即奖金收入只兑现20%。
贡庆丰一家能实收9.7万元现金，其余八成须参股。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华西村的现金是控制的。但尽管如此，村民拿的现金，一般不会低于外来务工人员。
第二类收入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各项福利待遇”。比如，村民每人每年能以一元一斤的优惠价，向村里认购300斤大米。“如果大米的市价是两元一斤，就等于村里给出了三百元的口粮款。”
第三类收入被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累计至今，贡家拥有200余万元华西村股份。这部分股份，能参与分红，但贡家的分红，被套在了房子中。
2008年，贡家搬入三层高的欧式别墅，共542平方米，毛坯作价135万，村建筑公司还做了73万元的装潢，总额208万元。入住的代价是，贡家须分10年，以每年20.8万元向村里支付宅子的“租赁费”。 并且贡家对房子只有使用权，而无产权。
贡家200余万元的华西村股份，一成的分红差不多正好20万，但是钱是看不到的，一分红，就直接缴纳别墅“租赁费”了。
此外，股份还在每年累积，“新股金的利率回报又要扣除房款来计……”说了半天，贡庆丰也表达不清楚，“我也是去年才弄明白，还有很多村民至今都没搞懂。”贡庆丰说。
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使用等权益，贡家付出的，是三个劳动力，几乎全年无休地为村办企业每天工作八小时，只有春节两天假期。
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般的资金管理链，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根据《村规民约》，一旦村民离开华西，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包括房子、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
比经济控制更厉害的，是华西村的思想控制。村规里说“奖猫罚狗”，养猫可以受到奖励，因为猫可以抓耗子，而村里已经不需要狗来看家了，狗多了会增加咬人的危险。
村里也设了“敬老奖”，只要哪家有年满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每个直系亲属分别能拿到100元、1000元、10000元奖金。华西村百岁老人李满金的全家37口，一下子就拿了37万的敬老奖。
理论上，华西村也禁止夜生活，老书记吴吴仁宝说：“华西两个不好，一个是不能赌钱，一个不能讨两个老婆。在华西赌钱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年龄，你到了60岁，退休了；第二是时间，晚上只能到八点钟，你回去休息，八点钟以后要罚款，这是为了你的身体；第三是价钱，只能是一块钱，如果成百上千输得多了，有思想负担，对健康没好处。”
从1989年，华西村就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年迈的吴仁宝，现在每天还坚持在民族宫做报告。
因为这些从基本道义出发的意识形态灌输，华西村产生了一种集体主义下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华西村村民郑发(音)用部队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在部队中，实行多劳多得，武器装备退伍能带走，多杀敌多发钱，那么国家安全形势会怎么样？如果套用以往对公社制度的评论，那解放军是不是应该个个偷懒不训练了，打仗站岗什么的也不卖力了？反正都是领这么多钱吃大锅饭？
“公有制经济确实会造成效率低下，但主要问题并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解放军的强大士气是靠思想政治工作支撑起来的。”郑发告诉记者：“关于华西的评论有一个特点，大家都在用私有经济的观点，去评价公有制经济下的生活。大家都在问‘个人得到了什么’，而不是‘集体如何更好的发展’。”
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华西特刊”上，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
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目前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不过华西村也坚持认为，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一定要把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做给全国人民看看。”吴仁宝说。
回过头来，还是说说“幸福”的问题，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中心村、周边村、外来工，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
将这三重世界置于华西村同一个大舞台上，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想象力的事情。但华西村似乎从来不缺这种想象力，就像建成于2005年的华西村幸福园，园子里有各种人物雕像，有孔圣人、清官海瑞，也有革命年代的图腾董存瑞和雷锋。有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和耶稣，也有身系红领巾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
这种让人时空错乱的多重性，被吴仁宝的华西哲学牢牢统帅着，他说：“在这里(幸福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信仰，人有了信仰，就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每个走在中心村万米长廊里的人，耳边都会回响着千篇一律的《社会主义好》红色歌曲，以及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有点无聊，又有点恍惚。僻静的晚上，王哲的耳边有时会突然响起“澳大利亚法兰西……你说稀奇不稀奇”的旋律，仔细一听，却什么也没有。他喜欢管这种感觉叫“听觉残留”。而在每个人的心里，华西村究竟会残留些什么，会残留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