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拉的大便细是怎么回事:40年后回望登月：巨大心理压力，被迫急返地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8:21:42
40年后回望登月：巨大心理压力，被迫急返地球
40年后回看这伟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发现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登月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其实最困难的是当时登月者的内心，他们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等待他们的将是巨大的心理落差。
图：宇航员和他们的家人在月球模型前留影。
图：如今的吉姆·洛弗尔，退役后他担任过多个电讯公司总裁，开过餐厅，现在是演讲人和电影公司顾问。
1969年7月20日（美国时间），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Armstrong）和布兹·奥尔德林（BuzzAldrin）第一次把人类的足迹印上了月球表面。40年后回看这伟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发现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登月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其实最困难的是当时登月者的内心，他们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等待他们的将是巨大的心理落差。在纪念登月成功40周年的时候，让我们一同分享首次踏上月球的人从始至今的心路历程。
很早以前月亮就在奥尔德林的生命中埋下凶兆，传说第二个踏足月亮的人一生之中都要被恶龙追逐，这似乎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他的祖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和抑郁症对抗，但最终还是自己结束了生命；他的母亲同样经常陷入悲伤，在奥尔德林 1966年完成第一次太空飞行之后，她不得不随时戴着墨镜以适应明星妈妈的新身份和生活，最终1968年5月，在奥尔德林第一次展开前往月球之旅后的14 个月，她也以自杀结束生命。在执行“阿波罗11号”的飞行任务中，奥尔德林独自承受所有伤痛并且毫无差错地完成任务，如果说其间母亲的悲剧给他的内心带来任何惊悸，那就是她婚前的名字中有“月亮”两字。
我第一次遇见奥尔德林是在1990年，那是在他完成历史性的登月任务后很多年，也是他克服抑郁症和酗酒之后很多年。当时我还未曾为小说《阿波罗13号》采访执行该次任务的指挥官吉姆·洛弗尔（JimLovell），因此奥尔德林是我遇见的第一个登月宇航员。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参加一个为“勇气号”航天飞机举行的庆祝晚宴，地点在曼哈顿西区。我花了一点小心计得以和他一起搭一辆计程车从东区前往西区。那天晚上，当走在第46街的时候，一个又圆又大又明亮的月亮挂在天上，我觉得这对于我和奥尔德林都具有特殊意义，但是他却好像没有注意到，事实上，他专注于和我讨论火箭推进器和航空飞行的未来，这是20多年后仍让他着迷的话题。
航空事业的未来永远是未知的，但是在7月20日，当我们纪念人类首次登月成功40年的时候，这段历史却是不少人都熟知的。连同第一次登月的“阿波罗11号”，美国宇航局一共执行了9次以“阿波罗”为代号的登月任务，其中6次成功登月。关于这些光荣任务的记忆仍然很鲜明，而如今那些曾经参与过任务，已经垂垂老矣的太空人已成为超越明星的偶像。当然棒球明星也是偶像，电影明星也是偶像，但是这样的偶像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文化需要抚育的。可是登月的偶像，自从1972年宇航局结束“阿波罗”系列任务后，前后只有24人，6人已经去世，我们的历史上，创造的美国总统都比登月宇航员多许多。
巨人中还有巨人。好像洛弗尔（“阿波罗13号”指挥官，虽然登陆失败但是带领3名队员在濒死的紧急情况下成功返回），谢泼德（美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曾作为“阿波罗14号”指挥官漫步月球），阿姆斯特朗（“阿波罗11号”宇航员，首次踏足月球的人），奥尔德林（“阿波罗11号”宇航员，第二个踏足月球的人）等等，这些人只要提名字，不用说出姓氏人们就知道他们的辉煌。也还有很多人，他们的姓名没有那么耳熟能详，好像斯图尔特·罗萨（StuartRoosa，曾执行“阿波罗14号”任务，也担任过“阿波罗17号”的替补队员）、罗纳德·埃万斯（RonEvans，“阿波罗14号”的指挥官，也曾执行“阿波罗17号”任务）、理查德·戈尔登（RichardFrancisGordon，“阿波罗12号”指令舱驾驶员），但是他们和其他更具有代表性的登月宇航员一样，成为今天的文化珍宝。如今将任何一个在世的登月宇航员请来，周围的人都会用相同的敬畏和好奇向他们提问，毕竟只有他们在那段黑暗的太空中旅行过，只有他们知道传说中的龙出没的地方（美国人迷信龙住在月亮周围），也只有他们能告诉世人当时的所见所闻。
查理·杜克（CharlieDuke）曾说：“我吃惊于人们对于登月者的热情和好奇。”他曾参加“阿波罗16号”登月任务，至今脚印还印在月亮的“笛卡儿高地”上。完成登月之后37年，他应该已经适应了周围人的热情和关注。但是奥尔德林却不是这样，40年后当人们兴奋地对他说，他登月那天他们都在什么地方的电视机前观看时，他仍然觉得有点不适应。
有多少人曾真正关心这些登月者的心理状态呢？在准备登月的时候，这些人害怕的不是死亡，因为他们曾经都是身经百战的战斗机飞行员，他们都不是那种惧怕死亡的懦夫，他们的家人也清楚其工作性质，但是这些英雄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那就是任务可能因为阴差阳错而失败，或者可能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失败的压力。每一次登月任务的背后都代表着无数的人力、金钱和期待。就算任务成功完成之后，当年30多岁的宇航员在结束月球行走后也已经明白，自己做了这一生可能做到的最伟大的事情，剩余的半个世纪或许都要在嘈杂中度过了。他能否在翱翔于太空中的一个星期和剩余在地球上的生活之间找到一条存在的绳索，能否利用这条绳索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联系起来？大卫·斯科特（DaveScott），“阿波罗15号”指挥官，曾对我说：“那天完成登月任务后从休斯敦回家，看见我的邻居正在烧烤，当时我问自己，我来这里要干什么呢？”更不要说媒体的集中注意力会转移，那些明信片上曾经英姿勃发的面孔都会老去，当我的作品《“阿波罗13号”》成为畅销书，因此改编的电影也大热的时候，洛弗尔曾警告我说：“在镁光灯突然熄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自己站在哪里，你必须知道如何走下舞台。”
图：如今的弗莱德·海斯，退役后他为Grumman公司工作。
图：“厨师”阿姆斯特朗做比萨。
图：阿姆斯特朗和妻子以及两个儿子。
最合适的人选
从很多角度来说，被选为登月宇航员的人也是独一无二的能适应这种心理压力和落差的人，因为他们的特质和训练让他们不会为任务之外的心理活动烦恼太多。杰克·斯威格特（JackSwigert）参加过虽败犹荣的“阿波罗13号”任务，他记得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和地面控制中心的交流是多么地平淡无奇。在第一眼近距离看见巨大月球的时候，所有宇航员的描述几乎不外乎“好漂亮”、 “真棒”，没有人使用更加诗意的词汇。在挑选适合执行登月任务的宇航员时，其中一种冷静的特质就剥夺了他们用夸张、带有丰富感情色彩的词汇形容难得的机会。同样的道理，如果对于自己正在做什么思考过多过深，又或者对于任务的意义以及今后对自己的影响考虑太多，都不会最终成为登上飞船的人。就算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一个宇航员违反了这种“冷静泰然”的默契，其他人也会马上提醒并纠正。
曾经被列为机密的一段来自“阿波罗10号”宇航员之间的对话录音很有意思，当时3个宇航员从飞船的窗户向外看，看到壮观的月亮，其中一人尤金·赛南（GeneCernan）对其他人说：“嘿，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样的星球应该是从哪里来的，难道真像很多人相信的那样是从地球分离的吗？”另一个宇航员约翰·杨（JohnYoung）简单甚至有点粗暴地说：“我不是宇宙学家，对此毫无兴趣。”
美国宇航局在挑选登月宇航员的时候，对于身体机能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也就是大多数登月者出生的时候，当时美国白种男人的平均寿命是59.1岁，但是2009年，有3/4的登月宇航员还健在，几乎所有人都接近或者超过80岁 ———这应该不是巧合。尽管在挑选候选人的时候医生特别在意他们的性格中没有过多的善感诗意，但毫无例外他们都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战斗机飞行员，沉着冷静甚至有点思维简单是对他们的最基本要求。现任宇航局首席医疗官玻克医生（Dr.J.D.Polk）说：“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他们是一群自我选择的特殊人群。”
当然从心理上排除激动和好奇心并不意味着登月者们都没有幽默感，在“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完成了令人提心吊胆的、严肃的、甚至有些壮烈的伟大之举之后，之后的“阿波罗”系列任务开始变得相对轻松一些，有些宇航员也开始享受奇特旅程带来的乐趣。已故的宇航员皮特·康拉德（PeteConrad）曾经是“阿波罗12号”的指挥官，在从登月组舱上下来的时候，他回避了类似“我的一小步、人类一大步”的辉煌词句，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再简单不过的“whoopee”（表示兴奋或狂欢的口语）。多年以后我问他为什么会那么轻松，毕竟只要登月舱组件有任何故障，他就永远不可能回家了。他说：“在月球上我是个快乐的人。”他竟然克服了那种首次环绕地球轨道的恐惧感，毕竟只要登月舱或者火箭推进器有任何故障，他都会像一件太空垃圾一样被滞留在月球上，等同于死亡。
康拉德不是唯一享受登月计划的宇航员，在“阿波罗11号”成功之后，很多从月球返回的宇航员在公众记忆中都是“活蹦乱跳、充满激情的美国男人”，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经常开玩笑，特别的时候还会唱歌。查理·杜克形容自己在月球表面驾驶可折叠月球车的感觉非常“有趣”；而肯·马丁利（KenMattingly），杜克在执行“阿波罗16号”任务时的同伴说，自己甚至不愿意从窗户里看地球轨道第二次，因为害怕再看一眼就会抹去第一眼看到的惊人美丽，他说：“我只拥有瞬间的记忆，多看一眼只会删除我最后的记忆。”
就算“阿波罗14号”的指挥官谢泼德，这位被称为“冰冷指挥官”的宇航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也融化过，在进入登月舱之前，他帮助一位新手宇航员艾德加·迪恩·米歇尔（EdgarDeanMitchell）穿上登月服，一边对他说：“伙计，待会儿你就可以玩雪了。”
艰难的登陆
但是快乐总是短暂的，因为最长的登月任务是12天，最短的一次也有一个星期。在最初3次成功登月的任务“阿波罗11号”、“阿波罗12号”和“阿波罗14号”返航之后，宇航员们马上被穿上厚厚的隔离服，然后要在隔离中心至少居住3个星期，防止他们从月球带来任何病毒。首次成功登月的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和麦克尔·柯林斯（MichaelCollins）回到人类世界后看到的第一眼是从“大黄蜂” 号航空母舰上的一辆拖车的小窗向外看的，在那狭小的窗口里他们朝外面的尼克松总统和成千上万前来欢迎他们的群众挥手。那种感觉奥尔德林后来形容说就好像被人参观的马戏团，后来他们被转移到空间稍大一些的隔离场所，在休斯敦。很多人认为宇航员应该很讨厌被关起来的21天，其实不然，在心底里，他们需要这一段时间在地球上的“与世隔绝”。
“事实上，被隔离能让我们继续和宇航局保持顺畅联系，”曾执行“阿波罗12号”任务，也是第 4位登上月球的艾伦·宾（AlanBean）说，“这段日子也有机会让我们完成各自的报告，完成需要写的东西。”奥尔德林承认自己的酒瘾一直很大，在隔离期间更是明显，好在宇航员基本上能得到一切需要的东西，所以喝得很过瘾，实在不够的时候他就偷医生的酒，医生就住在他的隔壁。“阿波罗15、16、17 号”的宇航员们返回地球后没有这么长的隔离期，他们应该说在相对更加突然的状况下重新进入世界。几乎所有的人，相对于被隔离3周的“前辈”都遇到很难适应的过程。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并不想走进人群，不想过正常的柴米油盐的生活，因为走进人群就好像失去了重新进入太空的机会，而几乎所有登月宇航员在结束一次任务后都企盼着能有下一次任务。奥尔德林说，是做一个“期待着下一次重大任务的宇航员”，还是做一个“向人们讲述之前惊人经历的宇航员”有很大不同，所有完成任务的人都希望做前一种而不是后一种，因此当周围人或者媒体采访他们关于上次任务的体验，他们都不愿意多说仿佛那样就会成为最后一次。
但是对于登月宇航员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encore”的机会，迪克·加顿（DickGordon）参加“阿波罗12号”任务的时候在其他人都登上月球时，他的任务是留守在航天飞机上，因此他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再次执行任务并让自己的鞋子也踩上月球的尘土。弗莱德·海斯（FredW.Haise）执行过“阿波罗13号”任务，原本是登月者之一，但是后来中途出现问题，航天飞机在缺电的情况下惊险回到休斯敦，之后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再次登月。后来海斯终于等到了“阿波罗18号”任务，迪克·加顿也等到了“阿波罗19号”，两人都是驾驶舱指挥官，但是很遗憾，这两次任务都因为宇航局的预算不足而被取消。艾伦·宾曾说，他和很多认识的宇航员聊天，说起大家最想做的事情，几乎所有人都是 “还想再飞一次”。
有的人再次飞过，有的人却再也没有机会，不过所有参与过登月计划的人都会有一种和现实生活游离的感觉，就好像仍处于地球引力的边缘，悬浮在太空的轨道里。就好像很多参加过战争的人回到现实生活中也会有不适感，因为无论是战争中还是在为宇航局服务的时候，都只有一条规则，那就是服从命令。在帮助宇航员适应退役后的生活方面，早期宇航局做得很不足够，在挑选候选人时，对稳定、冷静的心理素质要求非常高，或许就认为凡是当选执行任务的人都是在任何情况下能照顾自己情绪的人。
但是心理学家和文化学家认为，宇航局对于登月宇航员后期的心理照顾是非常不足的，因为他们照样会有沮丧、抑郁的状态出现。劳伦斯·帕林卡斯（LawrencePalinkas）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心理文化的社会学家，他和美国宇航局以及一些组织南极探险的团体有合作研究。他说，那些进行冒险事业的人，不论是登月宇航员，还是极地探险的人，他们在为任务进行训练和准备的时候曾投入大量的时间、心血和精力，他们将冒险事业视为终身最大的目标，他们的动机非常强，同时为了完成任务往往等待了很长时间，因此当任务顺利结束之后这些人会感觉到巨大的失落感，他们觉得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曾经的目标，能填补现在的空虚。
对于很多从登月计划中退役的宇航员来说，宇航局中备选的工作很有限，尽管还有很多太空穿梭机项目，他们可以选择在穿梭机项目中担任非重要角色，例如记录员等等，但是这些穿梭机和设计精美、任务庄严的“阿波罗号”相比，在宇航员眼中就好像儿童玩具。查理·杜克承认，从“阿波罗号”这样的高度下来，很难接受其他航天飞机，洛弗尔的表达更加直接，他说：“看着后来的穿梭机机舱的设计，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自己回到了试飞F-4战斗机的那一天，那天我驾驶战斗机试飞了一圈。”后来洛弗尔也乘坐穿梭机试飞了一圈，但是从那天之后他就离开了宇航局。
对于一些退役宇航员来说，从事政治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选择，因为这同样是需要激情，有时候也依靠机会的事业。至少选举时的激动能代替起飞时的激动，尽管随之而来的是相对长时间的治理地方的“苦差事”。杰克·斯威格特后来成功当选为众议员，但是因为患上癌症，在还来不及宣誓就职之前就去世了。哈佛大学毕业的地质学家哈里森·“杰克”·施密特（Harrison“Jack”Schmitt）是“阿波罗17号”的登月舱上的两名乘员之一，也是第一个在月球表面对月球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当“阿波罗计划”开始能在科学探测月球方面达到重要进展的当口，任务就被取消了。在月球上登陆的第一个科学家，竟是最后一个在月球上登陆的人。后来施密特成功当选新墨西哥参议员，完成一届任期，从科学家、登月宇航员到参议员，他的经历足够丰富。1982年竞选连任的时候施密特落败，而对手打出的竞选广告非常有趣：“他最近到底为你做了什么？WhatonEarthhashedoneforyoulately.”
至于带领未完成任务的“阿波罗13号”惊险返航，极具有英雄气质和民望的洛弗尔一开始就被共和党看上了，包括当时的副总统斯比罗·阿格诺（SpiroAgnew）在内的很多重要共和党人都希望他能竞选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但是洛弗尔婉拒了所有动员。最终，他在休斯敦家里的电话响起，是白宫打来的，就连美国总统都希望他能出面为共和党服务。这一次，洛弗尔几乎都要改变主意了，但是尼克松总统的手段玩得太过分，当洛弗尔对他说自己可能没有足够时间募集竞选经费，而初选的时间就在几个星期之后了，尼克松在电话里用一种好像是安慰，但是听上去却全然不是味道的口气说：“孩子，要知道钱根本不是问题。”听到这样轻描淡写的话后，洛弗尔下决心对总统也说出了“不”。
其余的退役宇航员必须在不同的领域找到新生活，有些成功了。弗兰克·鲍曼（FrankBorman）参与了“阿波罗8号”任务，1968年他领导他的机组成员围绕月球运行，这是人类第一次环绕月球飞行。这一年地球上战事此起彼伏，暗杀和抗议接连不断。鲍曼最初反对在飞行过程中携带电视摄像机，但是不久后他就看到了随机携带摄像机的好处。鲍曼说：“我们到达月球，看到它的时候，我意识到带着摄像机是个明智之举。月球非常荒凉，我认为地球在没有生命以前，可能就跟这类似，或者说眼前的景象就跟核战之后的景象一样。面对这种环境，人会变得更清醒。”后来这位退役宇航员成为美国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Airlines）总裁。跟鲍曼一起执行任务的威廉·安德斯（WilliamAnders）后来成为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Dynam-ics）的总裁。因为通用动力公司是美国空军、海军和陆军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因此威廉·安德斯后来也成为所有登月宇航员中最富有的一人。
还有更多的退役者之后的生活轨迹并不顺利，或者说不是这么“专业”。艾伦·宾在参加“阿波罗”系列任务之前就擅长绘画，因此后来成为专业画家。当然他的作品最重要的主题也是他自己最熟悉的，那就是月亮以及登月的人。他的最新展览将于本月在华盛顿的国家航天航空博物馆举行。查理·杜克后来令人吃惊地从科学冒险领域转向精神信仰探索，或许月球的奇妙让他感到造物上帝的伟大，退役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进行信仰方面的公开演讲上。走同样道路的还有执行过“阿波罗15号”任务的詹姆斯·艾尔文（JamesIrwin），当年他曾经在月球上停留超过18小时，打破之前所有人的记录，也是第一个驾驶月球车前进的宇航员，退役后他领悟到信仰的重要性，开办了一个非营利性的宗教机构。
参加过“阿波罗14号”任务的德加·迪恩·米歇尔是所有人中最令人吃惊的一个，在回到地球上的时候他就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宣布自己在执行任务期间偷偷进行了超感官试验，和在地面的两个朋友配合，试图在太空向他们通过精神发送太空照片。后来他在美国加州的帕塔鲁玛小镇成立了一个名为“思维科学”的组织，研究所谓的超自然能力。米歇尔说正是月球之旅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到宇宙中更宽广更深远的东西，成为启发他超自然能力的灵感。
登月宇航员们再次进入社会遇到的问题和障碍促使宇航局后来更多地关注天空人回到地球后的心理状态。该机构的首席医生珀克说：“当时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不敢评论太多，但是可以肯定现在做的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在为宇航员和他们的家人提供心理支持方面增加了大量服务，其中的一些服务包括，不是帮助宇航员如何适应从‘默默无名’到突然‘名满天下’的状态，而是帮助他们认清不再有那么多人关注他们和所执行的航天任务。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太空探索之后，美国民众对于航天事业的热情已经大不如前，对于完成任务的宇航员更是不会太注意，他们已经不是名人或者偶像了。”
如果当时登月的宇航员也能享受现在的宇航员能享受的“匿名”，他们重新进入世界的经历可能会容易一些，但是谁能说清楚呢？因为奥尔德林的例子毕竟是个极端，在首次登月成功之后，他把自己淹没在酒精里，尽管在几乎所有有关首次登月的照片里主角都是他，那是因为多半是阿姆斯特朗在拍照，但是他不是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类，只是第二个，这一点会否成为他难以重新接受现实的障碍呢？多年以后，在人们对于首次登月的热情平息，甚至整个“阿波罗”计划完全取消后，他才逐渐重新找回清醒。之后他展开高调的公众生活，到处演讲，在很多行业从事顾问工作，这倒为他赚了不少钱。
至于历史性的第一人阿姆斯特朗，情况则完全不同，他完全从公众的眼前消失，从月亮上回来之后就完全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参加任何公众活动，唯一的例外是每个5年在白宫露一次脸，参加纪念“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的相关活动。1971年起他在辛辛那提大学担任航天工程学教授，不过依旧非常低调。很多人说，这样躲避公众并不符合“登月第一人”的心理素质，甚至怀疑宇航局选择他作为“阿波罗11号”队长的决定。但是不要忘了，1966年，阿姆斯特朗曾带领另一个著名太空人大卫·斯考特（DavidScott）执行“双子星8号”任务，那次任务是指挥两艘环绕地球的太空船进行接合，然而，在接合好之后，整个合体开始缓慢滚动，滚动速度越来越快，太空人和地面控制人员都不知道什么出了问题。不得已的情况下 “双子星8号”和另一艘太空船紧急脱离，但是问题更严重，“双子星8号”越滚越快，这样阿姆斯特朗和斯考特很快就会昏厥，危急中，阿姆斯特朗发现是“双子星8号”的一个推进器被卡住了，他决定紧急终止任务，并利用重返火箭系统在燃料几乎耗尽的情况下使太空船降落在离原本设定的降落地点非常远的琉球海域一带，他不仅拯救了两人的性命，也拯救了一艘太空船。这种冷静、急智、决断和经验正是他成为历史第一人的原因。一次我问斯考特，到底是阿姆斯特朗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选择了他，他肯定地说：“当然是阿姆斯特朗创造了历史，他做了能做的一切，他执行自己的任务，他遵从一些指令，至于登月之后的态度，没有人能提出任何要求，他的生活是他自己的。”
这种肯定和信任是一种坚贞的“同志精神”，这种精神在火箭点火的烈焰中，在太空冰寒的环境下被锻造，或者正是这种精神才是登月宇航员们一生最珍视的收获。在刚刚执笔《阿波罗13号》的时候，我问了洛弗尔一个无数人问过他的问题，在“阿波罗13 号”被迫紧急返回地球、谁也不知道能否平安到家的时候，组员中是否有任何人恐慌？尤其是故障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他们还能活着回到地球。在展开第3次登月飞行后56个小时，由于液氧贮箱过热导致爆炸，宇航员们不得不中止了登月飞行。休斯敦飞控中心果断地决定：中止登月飞行，利用完好的登月舱立即返回地球。由于氢氧燃料电池的贮氧箱还担负着飞船生命保障系统氧气和水的供应，因此宇航员面临着电能不足、供水供氧困难、环境温度下降的处境。但3名航天员在地面控制中心的指挥下，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强烈的求生欲望，战胜了恐惧、寒冷、黑暗、疲劳等困难，登月舱的氧气、水、电越来越少，航天员由于疲劳和恐惧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飞控中心指挥员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鼓励他们，并提醒他们吞服镇静剂。最终他们创造了奇迹，但是洛弗尔也告诉我，他们3个在登月舱里的时候达成一致，如果能活着回来，今后谁也不能说在经历死亡恐惧的几十个小时中，大家都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一开始我以为这样的约定一定是因为有人在过程中失控，或者他们都有绝望的表示，但是谁不会没有呢？但是后来我明白了，登月舱中形成的那种生死与共的约定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至此只有24个人参与过登月任务，他们之间的联系，其余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40年后回看这伟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发现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登月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其实最困难的是当时登月者的内心，他们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等待他们的将是巨大的心理落差。
图：宇航员和他们的家人在月球模型前留影。
图：如今的吉姆·洛弗尔，退役后他担任过多个电讯公司总裁，开过餐厅，现在是演讲人和电影公司顾问。
1969年7月20日（美国时间），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Armstrong）和布兹·奥尔德林（BuzzAldrin）第一次把人类的足迹印上了月球表面。40年后回看这伟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发现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登月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其实最困难的是当时登月者的内心，他们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等待他们的将是巨大的心理落差。在纪念登月成功40周年的时候，让我们一同分享首次踏上月球的人从始至今的心路历程。
很早以前月亮就在奥尔德林的生命中埋下凶兆，传说第二个踏足月亮的人一生之中都要被恶龙追逐，这似乎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他的祖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和抑郁症对抗，但最终还是自己结束了生命；他的母亲同样经常陷入悲伤，在奥尔德林 1966年完成第一次太空飞行之后，她不得不随时戴着墨镜以适应明星妈妈的新身份和生活，最终1968年5月，在奥尔德林第一次展开前往月球之旅后的14 个月，她也以自杀结束生命。在执行“阿波罗11号”的飞行任务中，奥尔德林独自承受所有伤痛并且毫无差错地完成任务，如果说其间母亲的悲剧给他的内心带来任何惊悸，那就是她婚前的名字中有“月亮”两字。
我第一次遇见奥尔德林是在1990年，那是在他完成历史性的登月任务后很多年，也是他克服抑郁症和酗酒之后很多年。当时我还未曾为小说《阿波罗13号》采访执行该次任务的指挥官吉姆·洛弗尔（JimLovell），因此奥尔德林是我遇见的第一个登月宇航员。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参加一个为“勇气号”航天飞机举行的庆祝晚宴，地点在曼哈顿西区。我花了一点小心计得以和他一起搭一辆计程车从东区前往西区。那天晚上，当走在第46街的时候，一个又圆又大又明亮的月亮挂在天上，我觉得这对于我和奥尔德林都具有特殊意义，但是他却好像没有注意到，事实上，他专注于和我讨论火箭推进器和航空飞行的未来，这是20多年后仍让他着迷的话题。
航空事业的未来永远是未知的，但是在7月20日，当我们纪念人类首次登月成功40年的时候，这段历史却是不少人都熟知的。连同第一次登月的“阿波罗11号”，美国宇航局一共执行了9次以“阿波罗”为代号的登月任务，其中6次成功登月。关于这些光荣任务的记忆仍然很鲜明，而如今那些曾经参与过任务，已经垂垂老矣的太空人已成为超越明星的偶像。当然棒球明星也是偶像，电影明星也是偶像，但是这样的偶像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文化需要抚育的。可是登月的偶像，自从1972年宇航局结束“阿波罗”系列任务后，前后只有24人，6人已经去世，我们的历史上，创造的美国总统都比登月宇航员多许多。
巨人中还有巨人。好像洛弗尔（“阿波罗13号”指挥官，虽然登陆失败但是带领3名队员在濒死的紧急情况下成功返回），谢泼德（美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曾作为“阿波罗14号”指挥官漫步月球），阿姆斯特朗（“阿波罗11号”宇航员，首次踏足月球的人），奥尔德林（“阿波罗11号”宇航员，第二个踏足月球的人）等等，这些人只要提名字，不用说出姓氏人们就知道他们的辉煌。也还有很多人，他们的姓名没有那么耳熟能详，好像斯图尔特·罗萨（StuartRoosa，曾执行“阿波罗14号”任务，也担任过“阿波罗17号”的替补队员）、罗纳德·埃万斯（RonEvans，“阿波罗14号”的指挥官，也曾执行“阿波罗17号”任务）、理查德·戈尔登（RichardFrancisGordon，“阿波罗12号”指令舱驾驶员），但是他们和其他更具有代表性的登月宇航员一样，成为今天的文化珍宝。如今将任何一个在世的登月宇航员请来，周围的人都会用相同的敬畏和好奇向他们提问，毕竟只有他们在那段黑暗的太空中旅行过，只有他们知道传说中的龙出没的地方（美国人迷信龙住在月亮周围），也只有他们能告诉世人当时的所见所闻。
查理·杜克（CharlieDuke）曾说：“我吃惊于人们对于登月者的热情和好奇。”他曾参加“阿波罗16号”登月任务，至今脚印还印在月亮的“笛卡儿高地”上。完成登月之后37年，他应该已经适应了周围人的热情和关注。但是奥尔德林却不是这样，40年后当人们兴奋地对他说，他登月那天他们都在什么地方的电视机前观看时，他仍然觉得有点不适应。
有多少人曾真正关心这些登月者的心理状态呢？在准备登月的时候，这些人害怕的不是死亡，因为他们曾经都是身经百战的战斗机飞行员，他们都不是那种惧怕死亡的懦夫，他们的家人也清楚其工作性质，但是这些英雄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那就是任务可能因为阴差阳错而失败，或者可能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失败的压力。每一次登月任务的背后都代表着无数的人力、金钱和期待。就算任务成功完成之后，当年30多岁的宇航员在结束月球行走后也已经明白，自己做了这一生可能做到的最伟大的事情，剩余的半个世纪或许都要在嘈杂中度过了。他能否在翱翔于太空中的一个星期和剩余在地球上的生活之间找到一条存在的绳索，能否利用这条绳索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联系起来？大卫·斯科特（DaveScott），“阿波罗15号”指挥官，曾对我说：“那天完成登月任务后从休斯敦回家，看见我的邻居正在烧烤，当时我问自己，我来这里要干什么呢？”更不要说媒体的集中注意力会转移，那些明信片上曾经英姿勃发的面孔都会老去，当我的作品《“阿波罗13号”》成为畅销书，因此改编的电影也大热的时候，洛弗尔曾警告我说：“在镁光灯突然熄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自己站在哪里，你必须知道如何走下舞台。”
图：如今的弗莱德·海斯，退役后他为Grumman公司工作。
图：“厨师”阿姆斯特朗做比萨。
图：阿姆斯特朗和妻子以及两个儿子。
最合适的人选
从很多角度来说，被选为登月宇航员的人也是独一无二的能适应这种心理压力和落差的人，因为他们的特质和训练让他们不会为任务之外的心理活动烦恼太多。杰克·斯威格特（JackSwigert）参加过虽败犹荣的“阿波罗13号”任务，他记得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和地面控制中心的交流是多么地平淡无奇。在第一眼近距离看见巨大月球的时候，所有宇航员的描述几乎不外乎“好漂亮”、 “真棒”，没有人使用更加诗意的词汇。在挑选适合执行登月任务的宇航员时，其中一种冷静的特质就剥夺了他们用夸张、带有丰富感情色彩的词汇形容难得的机会。同样的道理，如果对于自己正在做什么思考过多过深，又或者对于任务的意义以及今后对自己的影响考虑太多，都不会最终成为登上飞船的人。就算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一个宇航员违反了这种“冷静泰然”的默契，其他人也会马上提醒并纠正。
曾经被列为机密的一段来自“阿波罗10号”宇航员之间的对话录音很有意思，当时3个宇航员从飞船的窗户向外看，看到壮观的月亮，其中一人尤金·赛南（GeneCernan）对其他人说：“嘿，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样的星球应该是从哪里来的，难道真像很多人相信的那样是从地球分离的吗？”另一个宇航员约翰·杨（JohnYoung）简单甚至有点粗暴地说：“我不是宇宙学家，对此毫无兴趣。”
美国宇航局在挑选登月宇航员的时候，对于身体机能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也就是大多数登月者出生的时候，当时美国白种男人的平均寿命是59.1岁，但是2009年，有3/4的登月宇航员还健在，几乎所有人都接近或者超过80岁 ———这应该不是巧合。尽管在挑选候选人的时候医生特别在意他们的性格中没有过多的善感诗意，但毫无例外他们都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战斗机飞行员，沉着冷静甚至有点思维简单是对他们的最基本要求。现任宇航局首席医疗官玻克医生（Dr.J.D.Polk）说：“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他们是一群自我选择的特殊人群。”
当然从心理上排除激动和好奇心并不意味着登月者们都没有幽默感，在“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完成了令人提心吊胆的、严肃的、甚至有些壮烈的伟大之举之后，之后的“阿波罗”系列任务开始变得相对轻松一些，有些宇航员也开始享受奇特旅程带来的乐趣。已故的宇航员皮特·康拉德（PeteConrad）曾经是“阿波罗12号”的指挥官，在从登月组舱上下来的时候，他回避了类似“我的一小步、人类一大步”的辉煌词句，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再简单不过的“whoopee”（表示兴奋或狂欢的口语）。多年以后我问他为什么会那么轻松，毕竟只要登月舱组件有任何故障，他就永远不可能回家了。他说：“在月球上我是个快乐的人。”他竟然克服了那种首次环绕地球轨道的恐惧感，毕竟只要登月舱或者火箭推进器有任何故障，他都会像一件太空垃圾一样被滞留在月球上，等同于死亡。
康拉德不是唯一享受登月计划的宇航员，在“阿波罗11号”成功之后，很多从月球返回的宇航员在公众记忆中都是“活蹦乱跳、充满激情的美国男人”，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经常开玩笑，特别的时候还会唱歌。查理·杜克形容自己在月球表面驾驶可折叠月球车的感觉非常“有趣”；而肯·马丁利（KenMattingly），杜克在执行“阿波罗16号”任务时的同伴说，自己甚至不愿意从窗户里看地球轨道第二次，因为害怕再看一眼就会抹去第一眼看到的惊人美丽，他说：“我只拥有瞬间的记忆，多看一眼只会删除我最后的记忆。”
就算“阿波罗14号”的指挥官谢泼德，这位被称为“冰冷指挥官”的宇航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也融化过，在进入登月舱之前，他帮助一位新手宇航员艾德加·迪恩·米歇尔（EdgarDeanMitchell）穿上登月服，一边对他说：“伙计，待会儿你就可以玩雪了。”
艰难的登陆
但是快乐总是短暂的，因为最长的登月任务是12天，最短的一次也有一个星期。在最初3次成功登月的任务“阿波罗11号”、“阿波罗12号”和“阿波罗14号”返航之后，宇航员们马上被穿上厚厚的隔离服，然后要在隔离中心至少居住3个星期，防止他们从月球带来任何病毒。首次成功登月的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和麦克尔·柯林斯（MichaelCollins）回到人类世界后看到的第一眼是从“大黄蜂” 号航空母舰上的一辆拖车的小窗向外看的，在那狭小的窗口里他们朝外面的尼克松总统和成千上万前来欢迎他们的群众挥手。那种感觉奥尔德林后来形容说就好像被人参观的马戏团，后来他们被转移到空间稍大一些的隔离场所，在休斯敦。很多人认为宇航员应该很讨厌被关起来的21天，其实不然，在心底里，他们需要这一段时间在地球上的“与世隔绝”。
“事实上，被隔离能让我们继续和宇航局保持顺畅联系，”曾执行“阿波罗12号”任务，也是第 4位登上月球的艾伦·宾（AlanBean）说，“这段日子也有机会让我们完成各自的报告，完成需要写的东西。”奥尔德林承认自己的酒瘾一直很大，在隔离期间更是明显，好在宇航员基本上能得到一切需要的东西，所以喝得很过瘾，实在不够的时候他就偷医生的酒，医生就住在他的隔壁。“阿波罗15、16、17 号”的宇航员们返回地球后没有这么长的隔离期，他们应该说在相对更加突然的状况下重新进入世界。几乎所有的人，相对于被隔离3周的“前辈”都遇到很难适应的过程。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并不想走进人群，不想过正常的柴米油盐的生活，因为走进人群就好像失去了重新进入太空的机会，而几乎所有登月宇航员在结束一次任务后都企盼着能有下一次任务。奥尔德林说，是做一个“期待着下一次重大任务的宇航员”，还是做一个“向人们讲述之前惊人经历的宇航员”有很大不同，所有完成任务的人都希望做前一种而不是后一种，因此当周围人或者媒体采访他们关于上次任务的体验，他们都不愿意多说仿佛那样就会成为最后一次。
但是对于登月宇航员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encore”的机会，迪克·加顿（DickGordon）参加“阿波罗12号”任务的时候在其他人都登上月球时，他的任务是留守在航天飞机上，因此他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再次执行任务并让自己的鞋子也踩上月球的尘土。弗莱德·海斯（FredW.Haise）执行过“阿波罗13号”任务，原本是登月者之一，但是后来中途出现问题，航天飞机在缺电的情况下惊险回到休斯敦，之后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再次登月。后来海斯终于等到了“阿波罗18号”任务，迪克·加顿也等到了“阿波罗19号”，两人都是驾驶舱指挥官，但是很遗憾，这两次任务都因为宇航局的预算不足而被取消。艾伦·宾曾说，他和很多认识的宇航员聊天，说起大家最想做的事情，几乎所有人都是 “还想再飞一次”。
有的人再次飞过，有的人却再也没有机会，不过所有参与过登月计划的人都会有一种和现实生活游离的感觉，就好像仍处于地球引力的边缘，悬浮在太空的轨道里。就好像很多参加过战争的人回到现实生活中也会有不适感，因为无论是战争中还是在为宇航局服务的时候，都只有一条规则，那就是服从命令。在帮助宇航员适应退役后的生活方面，早期宇航局做得很不足够，在挑选候选人时，对稳定、冷静的心理素质要求非常高，或许就认为凡是当选执行任务的人都是在任何情况下能照顾自己情绪的人。
但是心理学家和文化学家认为，宇航局对于登月宇航员后期的心理照顾是非常不足的，因为他们照样会有沮丧、抑郁的状态出现。劳伦斯·帕林卡斯（LawrencePalinkas）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心理文化的社会学家，他和美国宇航局以及一些组织南极探险的团体有合作研究。他说，那些进行冒险事业的人，不论是登月宇航员，还是极地探险的人，他们在为任务进行训练和准备的时候曾投入大量的时间、心血和精力，他们将冒险事业视为终身最大的目标，他们的动机非常强，同时为了完成任务往往等待了很长时间，因此当任务顺利结束之后这些人会感觉到巨大的失落感，他们觉得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曾经的目标，能填补现在的空虚。
对于很多从登月计划中退役的宇航员来说，宇航局中备选的工作很有限，尽管还有很多太空穿梭机项目，他们可以选择在穿梭机项目中担任非重要角色，例如记录员等等，但是这些穿梭机和设计精美、任务庄严的“阿波罗号”相比，在宇航员眼中就好像儿童玩具。查理·杜克承认，从“阿波罗号”这样的高度下来，很难接受其他航天飞机，洛弗尔的表达更加直接，他说：“看着后来的穿梭机机舱的设计，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自己回到了试飞F-4战斗机的那一天，那天我驾驶战斗机试飞了一圈。”后来洛弗尔也乘坐穿梭机试飞了一圈，但是从那天之后他就离开了宇航局。
对于一些退役宇航员来说，从事政治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选择，因为这同样是需要激情，有时候也依靠机会的事业。至少选举时的激动能代替起飞时的激动，尽管随之而来的是相对长时间的治理地方的“苦差事”。杰克·斯威格特后来成功当选为众议员，但是因为患上癌症，在还来不及宣誓就职之前就去世了。哈佛大学毕业的地质学家哈里森·“杰克”·施密特（Harrison“Jack”Schmitt）是“阿波罗17号”的登月舱上的两名乘员之一，也是第一个在月球表面对月球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当“阿波罗计划”开始能在科学探测月球方面达到重要进展的当口，任务就被取消了。在月球上登陆的第一个科学家，竟是最后一个在月球上登陆的人。后来施密特成功当选新墨西哥参议员，完成一届任期，从科学家、登月宇航员到参议员，他的经历足够丰富。1982年竞选连任的时候施密特落败，而对手打出的竞选广告非常有趣：“他最近到底为你做了什么？WhatonEarthhashedoneforyoulately.”
至于带领未完成任务的“阿波罗13号”惊险返航，极具有英雄气质和民望的洛弗尔一开始就被共和党看上了，包括当时的副总统斯比罗·阿格诺（SpiroAgnew）在内的很多重要共和党人都希望他能竞选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但是洛弗尔婉拒了所有动员。最终，他在休斯敦家里的电话响起，是白宫打来的，就连美国总统都希望他能出面为共和党服务。这一次，洛弗尔几乎都要改变主意了，但是尼克松总统的手段玩得太过分，当洛弗尔对他说自己可能没有足够时间募集竞选经费，而初选的时间就在几个星期之后了，尼克松在电话里用一种好像是安慰，但是听上去却全然不是味道的口气说：“孩子，要知道钱根本不是问题。”听到这样轻描淡写的话后，洛弗尔下决心对总统也说出了“不”。
其余的退役宇航员必须在不同的领域找到新生活，有些成功了。弗兰克·鲍曼（FrankBorman）参与了“阿波罗8号”任务，1968年他领导他的机组成员围绕月球运行，这是人类第一次环绕月球飞行。这一年地球上战事此起彼伏，暗杀和抗议接连不断。鲍曼最初反对在飞行过程中携带电视摄像机，但是不久后他就看到了随机携带摄像机的好处。鲍曼说：“我们到达月球，看到它的时候，我意识到带着摄像机是个明智之举。月球非常荒凉，我认为地球在没有生命以前，可能就跟这类似，或者说眼前的景象就跟核战之后的景象一样。面对这种环境，人会变得更清醒。”后来这位退役宇航员成为美国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Airlines）总裁。跟鲍曼一起执行任务的威廉·安德斯（WilliamAnders）后来成为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Dynam-ics）的总裁。因为通用动力公司是美国空军、海军和陆军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因此威廉·安德斯后来也成为所有登月宇航员中最富有的一人。
还有更多的退役者之后的生活轨迹并不顺利，或者说不是这么“专业”。艾伦·宾在参加“阿波罗”系列任务之前就擅长绘画，因此后来成为专业画家。当然他的作品最重要的主题也是他自己最熟悉的，那就是月亮以及登月的人。他的最新展览将于本月在华盛顿的国家航天航空博物馆举行。查理·杜克后来令人吃惊地从科学冒险领域转向精神信仰探索，或许月球的奇妙让他感到造物上帝的伟大，退役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进行信仰方面的公开演讲上。走同样道路的还有执行过“阿波罗15号”任务的詹姆斯·艾尔文（JamesIrwin），当年他曾经在月球上停留超过18小时，打破之前所有人的记录，也是第一个驾驶月球车前进的宇航员，退役后他领悟到信仰的重要性，开办了一个非营利性的宗教机构。
参加过“阿波罗14号”任务的德加·迪恩·米歇尔是所有人中最令人吃惊的一个，在回到地球上的时候他就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宣布自己在执行任务期间偷偷进行了超感官试验，和在地面的两个朋友配合，试图在太空向他们通过精神发送太空照片。后来他在美国加州的帕塔鲁玛小镇成立了一个名为“思维科学”的组织，研究所谓的超自然能力。米歇尔说正是月球之旅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到宇宙中更宽广更深远的东西，成为启发他超自然能力的灵感。
登月宇航员们再次进入社会遇到的问题和障碍促使宇航局后来更多地关注天空人回到地球后的心理状态。该机构的首席医生珀克说：“当时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不敢评论太多，但是可以肯定现在做的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在为宇航员和他们的家人提供心理支持方面增加了大量服务，其中的一些服务包括，不是帮助宇航员如何适应从‘默默无名’到突然‘名满天下’的状态，而是帮助他们认清不再有那么多人关注他们和所执行的航天任务。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太空探索之后，美国民众对于航天事业的热情已经大不如前，对于完成任务的宇航员更是不会太注意，他们已经不是名人或者偶像了。”
如果当时登月的宇航员也能享受现在的宇航员能享受的“匿名”，他们重新进入世界的经历可能会容易一些，但是谁能说清楚呢？因为奥尔德林的例子毕竟是个极端，在首次登月成功之后，他把自己淹没在酒精里，尽管在几乎所有有关首次登月的照片里主角都是他，那是因为多半是阿姆斯特朗在拍照，但是他不是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类，只是第二个，这一点会否成为他难以重新接受现实的障碍呢？多年以后，在人们对于首次登月的热情平息，甚至整个“阿波罗”计划完全取消后，他才逐渐重新找回清醒。之后他展开高调的公众生活，到处演讲，在很多行业从事顾问工作，这倒为他赚了不少钱。
至于历史性的第一人阿姆斯特朗，情况则完全不同，他完全从公众的眼前消失，从月亮上回来之后就完全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参加任何公众活动，唯一的例外是每个5年在白宫露一次脸，参加纪念“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的相关活动。1971年起他在辛辛那提大学担任航天工程学教授，不过依旧非常低调。很多人说，这样躲避公众并不符合“登月第一人”的心理素质，甚至怀疑宇航局选择他作为“阿波罗11号”队长的决定。但是不要忘了，1966年，阿姆斯特朗曾带领另一个著名太空人大卫·斯考特（DavidScott）执行“双子星8号”任务，那次任务是指挥两艘环绕地球的太空船进行接合，然而，在接合好之后，整个合体开始缓慢滚动，滚动速度越来越快，太空人和地面控制人员都不知道什么出了问题。不得已的情况下 “双子星8号”和另一艘太空船紧急脱离，但是问题更严重，“双子星8号”越滚越快，这样阿姆斯特朗和斯考特很快就会昏厥，危急中，阿姆斯特朗发现是“双子星8号”的一个推进器被卡住了，他决定紧急终止任务，并利用重返火箭系统在燃料几乎耗尽的情况下使太空船降落在离原本设定的降落地点非常远的琉球海域一带，他不仅拯救了两人的性命，也拯救了一艘太空船。这种冷静、急智、决断和经验正是他成为历史第一人的原因。一次我问斯考特，到底是阿姆斯特朗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选择了他，他肯定地说：“当然是阿姆斯特朗创造了历史，他做了能做的一切，他执行自己的任务，他遵从一些指令，至于登月之后的态度，没有人能提出任何要求，他的生活是他自己的。”
这种肯定和信任是一种坚贞的“同志精神”，这种精神在火箭点火的烈焰中，在太空冰寒的环境下被锻造，或者正是这种精神才是登月宇航员们一生最珍视的收获。在刚刚执笔《阿波罗13号》的时候，我问了洛弗尔一个无数人问过他的问题，在“阿波罗13 号”被迫紧急返回地球、谁也不知道能否平安到家的时候，组员中是否有任何人恐慌？尤其是故障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他们还能活着回到地球。在展开第3次登月飞行后56个小时，由于液氧贮箱过热导致爆炸，宇航员们不得不中止了登月飞行。休斯敦飞控中心果断地决定：中止登月飞行，利用完好的登月舱立即返回地球。由于氢氧燃料电池的贮氧箱还担负着飞船生命保障系统氧气和水的供应，因此宇航员面临着电能不足、供水供氧困难、环境温度下降的处境。但3名航天员在地面控制中心的指挥下，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强烈的求生欲望，战胜了恐惧、寒冷、黑暗、疲劳等困难，登月舱的氧气、水、电越来越少，航天员由于疲劳和恐惧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飞控中心指挥员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鼓励他们，并提醒他们吞服镇静剂。最终他们创造了奇迹，但是洛弗尔也告诉我，他们3个在登月舱里的时候达成一致，如果能活着回来，今后谁也不能说在经历死亡恐惧的几十个小时中，大家都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一开始我以为这样的约定一定是因为有人在过程中失控，或者他们都有绝望的表示，但是谁不会没有呢？但是后来我明白了，登月舱中形成的那种生死与共的约定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至此只有24个人参与过登月任务，他们之间的联系，其余的人是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