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首次发布2020年中国亚非战略

　　以往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报告，多由中国以外的“智库”公开发表，“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本土‘智库’从幕后走向台前，中国政策研究者也有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邱丹 | 上海报道

　　中国十大智库之一、被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评为“美国以外环球十大公共政策智库之一”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年底出台了两份战略报告---《建设合作共进的新亚洲---面向2020年的中国亚洲战略》(以下简称《亚洲战略报告》)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评估与展望》(以下简称《中非战略报告》)。

　　这两份国内首次以中国智库名义发表的亚洲和非洲战略报告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多方关注。“星岛环球网”评论说，以往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报告，多由中国以外的“智库”公开发表，“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本土‘智库’从幕后走向台前，中国政策研究者也有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发布相关战略报告是外国智库一种很普遍的做法，作为中国十大智库之一，出台这两份报告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与国际智库接轨”方面迈出的一步，“有利于外国了解中国学者的战略思想和外交理念，促进国际沟通和交流”。

　　并非“政府报告山寨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前身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隶属于上海市政府。该院副院长、《亚洲战略报告》项目主任陈东晓告诉本刊记者，一直以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两大战略任务：“服务于中国大外交、服务于上海大外事”。陈介绍说，每年他们都会按计划把对于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分析以内部报告的形式反馈送到北京相关政府部门的案头，甚至可以“直达中南海”。

　　2007年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开始酝酿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自主发布为战略报告。

　　杨洁勉院长说，产生这个想法是源自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2006年中央外事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强调了智库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是对智库发展的一大鼓舞; 其次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在输出物质产品的同时，中国也应该开始向国际社会提供“思想性公共产品”; 第三就是与国际智库接轨的尝试。

　　杨和陈两位院长都对本刊记者强调说，两份报告只是本院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非如外界猜测的那样来自“政府授意”。“绝非‘政府报告山寨版’、民间版”，陈东晓说，“不过我们对政府政策了解比较多，知道领导人在考虑什么问题，因此是为外交政策出谋划策。应该说，政府部门是在事后才知道的，不过他们表示了支持。”

　　陈介绍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2009年计划继续推出更加切合当下热点的新一轮战略报告，如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演变等报告。他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目标，是成为“面向未来、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国际问题智库”。

　　为何选择2020年为时间标点

　　精装成册的《亚洲战略报告》和《中非战略报告》封面分别采用了代表太平洋的深蓝色和象征非洲阳光的金黄色。《亚洲战略报告》指出了“亚洲非西方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等趋势，并具体提出了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中亚各次区域的战略，有中、英、日三种版本。《中非战略报告》则从成就和不足两方面评价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并提出了未来5-10年中非关系中的可能变数与应对策略，有中英文两个版本。

　　两个报告的字数均为一万字以下，远远短于国际智库动辄几十页的篇幅和国内社科院发布的学术类报告。陈东晓强调说，这是为了突出“专题性”---“与国内社科院的绿皮书、白皮书不同的是，我们的报告专题性更强，篇幅也相对精悍得多。”

　　而之所以选择亚洲和非洲作为首次发布的外交战略关注地，也是有着深意的。

　　首先是外交政策研究的区域化趋势。“过去我们的外交政策强调国别和双边，现在的重点则转向了区域。比如中日关系不仅是中日关系，更是亚洲地区一体化中的中日关系”，陈东晓说。

　　选择亚洲和非洲是因为两个地区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的地区外交可以说是中国外交最成功、最活跃的一块，成就很大，但中国政府目前有对非洲政策和拉美政策白皮书，对于中国周边的亚洲，还没有一个整体的亚洲政策。我们看到了这个空当，希望能够抛砖引玉，”陈说。

　　“而2006年11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之后，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这是个将在以后影响全球外交格局的变化，2008年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而我们对于下一步如何推进中非关系做的不多，因此希望这个报告为筹备2009年的埃及会议提供参考”。

　　两份报告的“时间标点”均是落在2020年前后，这与国际智库通常选择的2030年、2050年也有差异。陈东晓对本刊记者解释说，这体现了中国智库的“中国特色”。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都将2020年作为中国初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时间标点。可以预计，到2020年，中国外交政策将趋于成熟，战略取向更加定型。而未来的十一二年将是中国领导集体从第四代向第五代过渡的关键时期，也将是中国在外交上完成一系列战略部署、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我们选择了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