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恼人的秋风沙宝亮:惊闻《炎黄春秋》主要负责人之一徐孔老先生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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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旗手颂·莫弃耻
2010年9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7
一
惊闻《炎黄春秋》主要负责人之一徐孔老先生谢世，深为哀痛！
自1991年创刊以来，《炎黄春秋》走过了近20个春秋，业已成为一份既有理论深度又通俗易懂；既有正气又有激情，充满睿智且作风严谨；用心真诚且态度平和，于今日之中国万万不可或缺的重要杂志。
当此中华民族处于从激进、革命、专制主义向和谐、宽容、民主主义实现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方方面面仍存在着对言论自由的敌视；对民主宪政的非难；对社会进步的抵制的特殊历史环境，《炎黄春秋》有如一面迎着时代风潮的大旗，披荆斩棘，冲破重重阻碍，引领着社会前进的方向。
旗擎高矣，旗手老矣！徐老先生以高龄谢世，杜导正老先生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然也不免“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所幸者，齐刷刷的一代新人，接过《炎黄春秋》这面已夺得社会视野制高点的大旗。
二
1916年11月，为解决《新青年》杂志生存所需经费，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暂住在城南西河沿一家小旅馆里。
新到任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得医专校长汤尔和推荐，三顾茅庐，恳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建议把《新青年》杂志搬来北京。于是陈独秀留了下来。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时，和当时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信仰无政府主义。因痛恨袁世凯的反动倒退政权，而主张个人主义和国际主义，把伤民误国的政府看作有百弊无一利的多余之物，认为这样的国是不能爱的。
随着倒袁运动和袁世凯的惶恐而死，陈独秀也乐观了许多。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起，为避免和上海青年会的《上海青年》冲突，将《青年杂志》改称《新青年》。受英、法民主思想影响，陈独秀开始讲自由、平等、博爱，大有转向自由主义之趋势。这时期，他提出中国必须欢迎“德”“赛”两先生才有出路。《新青年》影响日隆，呼唤“民主”（人权）、“科学”成为先进思想界的最强声。
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接连收到朋友寄来的《青年杂志》，发觉陈独秀所提倡的文学革命与自己思考的文学改良甚是相通，于是应朋友之邀开始与陈独秀通信、寄稿。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深得陈独秀看重，不仅及时在《新青年》上发表，且专写《文学革命论》一文，郑重地与胡适就文学乃至文化的变革展开讨论，坦言与胡适观点之不同。一场新文化运动因此逐步推向深而广的高潮。将着眼点放在广大民众的脱胎换骨之上，是《新青年》这一时期的特点。
陈独秀移《新青年》到北京后，不仅经费得到解决而且获得一批北大教授的直接参与，这些人，或是陈独秀反清的旧识；或是留学日本的同学；或是在《甲寅》杂志发表文章的同道。主要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和陶孟和，李大钊和周氏兄弟也不时效力。于是《新青年》变身一份同人杂志，尽管同人各不相同，分歧多多，但批判旧文化，革新中华民族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在同人们激情满怀的努力之下，《新青年》成为影响到中国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各个政治团体的一面帅旗。
三
那是一个社会激烈转型中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机遇与变数的时代。政局不稳，人心浮动；内乱不息，外患不止，民众的眼球本能地找寻着指路的目标。正是《新青年》在纷乱的潮流涌动中，引领民众批判旧意识，唾弃旧传统；呼唤新价值，追求新前途。从批孔家店到欢迎“德”“赛”两先生，到展示全新的文化观，再到反帝、反封的爱国主义。
陈独秀的命运一直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同轨。5月4日前一个半月的3月26日晚，蔡元培先生在汤尔和家和汤、沈尹默、马叙伦等人讨论社会舆论关于陈独秀逛窑子的报道。汤、沈坚决要求辞退陈独秀文科学长一职，抓住陈独秀违背他任评议员的《进德会》章程一节，坚称若陈留用学长，会误青年学子，会毁北大清誉。蔡元培无力反驳，只得同意把拟议中对北大体制的改革提前实施：取消文、理科学长制，施行教授会制，主任由教授轮流担任。心高气傲的陈独秀果然如汤们之所料，忿然离开北大。
陈独秀的满腔怒火演变为日益过激的文章发于《新青年》的时评副刊《每周评论》上。这些正义之火（胡适语）受到当时各地激进人士的追捧，各报刊立时转载。4月20日陈独秀文章中公开将曹、章、陆、江（庸）斥为亲日派“四大金刚”。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点火人，恐不为过
不但点火，还火上浇油。6月11日眼看运动渐趋平缓，陈独秀在城南繁华地区新世界游艺场楼顶平台上，向下面的人群撒传单，以他和李大钊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5点要求。结果被守候多日的巡警抓获。
胡适担心的事发生，并进一步发展了。
陈独秀越来越激进，适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举浸染中国思想界。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陈独秀从半个无政府主义者，半个自由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4月20日《每周评论》刊《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陈独秀一改三个月前在《每周评论》批评十月革命过激的态度，称赞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
陈独秀回到上海，实际把《新青年》又带回上海，在与上海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交往中《新青年》索性开辟了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专栏。
不仅马列主义思潮来到了中国，正在输出革命的“第三国际”的人员也来到了中国。1920年春，第三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在俄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后，以全权代表身份会见了陈独秀。5月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7月下旬成立了由维经斯基、陈独秀、李汉俊领导的“革命局”。8月下旬在维经斯基建议下，陈独秀、俞秀松、罗亦农等人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此前于6月中旬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已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后又于11月第二次建党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陈独秀成了马列主义者，《新青年》杂志处于尴尬状况。
《新青年》何去何从？
此时在陈独秀眼中“德”先生已变了味儿，从英、法式的“纯德”，变成苏俄式劳工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陈独秀毕竟是将“德”先生引进国门的人，所以先“德”了一把。1920年4月26日他给《新青年》12位同人去信征询《新青年》编辑人的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乖乖先生胡适对“德”先生无尚顶礼，遂召集众人于中央（现中山）公园讨论陈的来信，并于1921年1月22日公开致信同人们商讨《新青年》去向。看上去很够“程序民主”精神。孰料，陈独秀搞的是马列主义“先民主后集中”的“民主集中制”，尚未见到同人们的意向，就“通知”大家《新青年》今后由他自己来办。显然陈独秀已超越新文化运动，超越“德”“赛”二位先生，一心要把《新青年》变成“吾党”（陈在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对于局势的我见》中用语）的理论刊物。
此后不久，陈独秀委托陈望道编辑《新青年》。内容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兼有一些同人文章。
1922年7月以后，《新青年》正式变身中国共产党党刊，改由从苏联回来的中共党员瞿秋白主持编辑。
无论在中共眼里，还是在世人目中，此《新青年》已不是彼《新青年》，后人把陈独秀的《新青年》看作到此为止。
四
那个乖乖先生胡适对这样的结局难以接受，他给汤尔和写信责备道：“独秀因此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之创立及后来中国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之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这里胡适指的是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先生在汤尔和家开的小会。
看来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真是一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都不沾染，说因“此夜之会”就确定了中国发展之大局，实在言过其实。中华民族走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社会主义”大道，既是因为当时看来马列主义外观新潮漂亮，更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以“农业文明”为主体，正是马列主义最佳发芽、长叶、抽枝的土壤，而且恰逢国难，对于马克主义之发展有如甘露（此是毛一再谢日本人之缘由。1944年“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毛写到）。当然还因为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再加上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都不足以使一个落后的民族顺利地走上社会全面进步的，完整的现代化正途。
近一百年时光恍然而去。
我们今天已明确知道，人类以往的历史多次证明“民主”和“科学”加“爱国主义”不是改造社会，推进社会的完整动力。有时这三者还会导致一个民族的巨大不幸，比如：三者俱全的德意志的“魏玛共和国”和三者不缺的俄罗斯“临时政府”，都无法抵御专制主义利用“民主”特有的软弱（善良）和民族主义特有的激进，建立起科学发达的独裁恐怖政权。给一个渴望进步的民族带来近乎毁灭的打击（附一）。
可见，当一个民族出于历史的具体原因，一股脑地要走向邪恶的灭亡，仅靠民主的宪法，民主的制度是无法阻拦的，更不用说民主的理论、思想和标语、口号了。
胡适先生晚年著文说：“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而“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轻易养成的雅量。”毫无疑问，胡适先生在这里对初识陈独秀时就存在的分歧作了总结。
在胡适主张“文学改良”而陈独秀主张“文学革命”时，陈独秀曾持有一种典型的“唯一真理观”，他对胡适劝他无需给对手以“不宽容”“……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时针锋相对地答复道：“……独以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万分有趣的是陈独秀用这样的文言文，强调了白话文为正宗之说。
也许正是陈独秀这种“唯一真理”在手的认识，使他只要幸遇绝对持“唯一真理观”的马克思主义，便会一拍即合，混成蔚然一体。此绝非历史之偶然。
然而真正历史大玩笑的是，陈独秀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起起落落，竟然发出“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的意见，并解释说“乃根据苏俄廿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虽然他一再否认会“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不过已不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一年半以后，陈独秀死于误食不洁之物，时年63岁，现在观之，当为英年早逝。而60岁以后正是一个人观点、思绪、性情大变化之期。孰知他若活到七老八十不会“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成为中国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人。
不管怎么说，显然陈独秀正在放弃“唯一真理观”，正在变得有点“宽容”起来，也许兜了个大圈子，陈独秀正在回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初衷。
无论实说的胡适；还是虚表的陈独秀都告诉后人：除了“德”“赛”和“爱国主义”，还有更必要的价值，比如“宽容”（向三宽部长朱厚泽先生致敬！）。
五
如今，中华民族又进入社会转型期，与百年前不同的是面临了一个人人说转型，转型却更困难的局面；如今，中华民族又充满难得的机遇和变数，与百年前不同的是面临了一个人人说机遇，目标却各不相同的局面。百年前民众虽然愚昧，却简单幼稚。如今人们变得复杂而老练，思想、观点、主义名目繁多，再没有了黑白分明，一片色彩混杂，呈灰色整体。百年前先进的方向只有一个，如今纷纷说自己先进，方向却各自东西南北。
《炎黄春秋》如果是引导中华民族前进的大旗，其历史使命不知比《新青年》艰难多少倍。
科学、民主、爱国主义要提倡，但这远远不够。科学要摆脱为政治服务的束缚；爱国要防范民族沙文主义。这些都好说，可民主却难说清。当年陈独秀引荐“德”先生时，加括弧（人权），而后又是劳工阶级的新民主，以区别先前那位“德”先生，再后各式各样的民主呈现，到如今竟琳琅满目起来（附二）。
民主就像一幢外观夺目的大厦，不同的人各自随意塞入不同的内容。这是因为民主是一个体系，一个构成物，一个结果。说它是“人民当家作主”也好；说它是“少数服从多数”也罢；又说它是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政权）”也无妨。将它分类为不同阶级的民主；不同阶段的民主；不同姿态（协商、咨询）的民主，乃至不同宗教；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民主，你都难以否定。但是民主就是民主，如果民主是一种利于人类社会健康，促使人类社会进步的事物，它必然只能具有虽然不断发展、充实但却确定的内容。
人类经历了数百年疯狂而迷离的社会突进，其实已经（或正在）确立民主的体系，组织它的构成，标注它的结果。这就是以“自由、平等、博爱、公平、公正、正义”为主体的“普世价值”；以“人权、宪政、法治”为实体的“善制”（不是俞可平的“善治”）；以“关怀、同情、悲悯、宽容”为主调的“良知”；以“缓和、和平、渐进、兼顾”为主律的“善行”。
从民主大厦中抽掉这些内容，造就的正是各种独裁主义用以混迹人间的假民主外衣。
近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堪称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时期（除现在的台湾），其思想、言论之自由之后再无可比肩者。
《新青年》走了，但各类不同思想阵线的报刊杂志还在，多如牛毛，此不赘述。所以《新青年》同人们都不乏投稿、发言之处。思想、主义、学说的传播和被钳制，都不因《新青年》的离去而大不同，少了的只是一块耀眼的金子招牌（后人赠誉）。
在这个思想仍受压制，言论极不自由，报刊杂志只能是宣传工具（绝非真正媒体），越雷池一步则亡的时代，《炎黄春秋》以其稳健而坚定的步态前行。成为国内硕果仅存的面对人类未来朝阳的杂志。其肩负的历史使命艰辛而高尚，沉重而光辉。
无疑中华民族需要这面大旗。这旗未必，也未必能做到一贯正确，但坚守言论自由，力挺普世价值，则是必须。
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体现，是选择自由的保障。思想自由是人之本性，说以人为本，讲人性化，没有思想自由则什么都不是。选择自由是民主之根，说和谐，讲宽松，没有选择自由则一切是虚假。
平等、公平、公正、正义离开自由，会像抽去筋骨的皮肉，无法支撑，而没有宽容，自由就会处处碰壁；事事难为；时时遭贬。故此，旗擎高否，旗擎久否，旗手能否心存宽容当是至要。
没有人愿意眼前漆黑一片，将耀眼的帅旗折断者，注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可耻罪人。
风起处大旗猎猎，擎旗手必是人杰！
2010.08.01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