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性手术性别测试:陈怀省：十二五新农村建设中的小城镇大开发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形成重化工产业基础设施产业房地产产业汽车制造产业四大支柱产业。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国际需求不振，扩大国内需求就成为当前国内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实施新农村建设中的小城镇大开发，能够发挥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支柱产业的带动优势，同时能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快速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解决就业难题，化解房地产泡沫，变单纯经济发展为改善民生以及社会发展并重的经济模式，实现包容性增长，有助于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实现社会稳定发展，使改革成果惠及到农民身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关键词 ：新农村 小城镇 开发

中国过去30年成功地抓住第三次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形成了以大进大出为基本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在出口、投资和消费这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贸易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当一个国家成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而资源限制越来越重、积累过量货币的时候，就要考虑转变出口导向政策；而且这个模式在当前遭遇严重危机，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集体深刻反思虚拟经济膨胀、金融监管放松、社会福利和居民超前消费过度等体制弊端，提出制度重建和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经济从高消费模式向制造业和出口拉动的发展方式转变。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加快调整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把绿色、低碳、环保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突破口，抢占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缓慢回升的迹象基础不牢固、进程不平衡，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还面临不少矛盾和问题。美欧等经济体的主要先行指标依然低迷，失业率仍居高位，全球总需求短期内难以迅速回升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系统性风险仍十分突出，去杠杆化过程漫长；世界各国复苏进程不平衡，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较大；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借人民币汇率、自主创新、碳排放等问题频频向中国施压等等。世界经济可能进入一个增速放缓、结构转型、竞争加剧和制度变革等多重特征并存的新时期。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我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的欧洲和美国内需减缓，全球商品贸易量下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贸易环境恶化导致我国出口增速回落，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困境，出现产能过剩的“结构性危机”。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扩大内需已成为保证我国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增长的一剂良药。扩大内需的来源主要有两部分，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政府适时推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对经济直接投资来刺激拉动，实现了保增长促内需的效果。

十二五经济如何发展，温家宝谈到,要把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着力点. 同时,要把经济结构调整和扩大就业结合起来;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另外,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关键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胡锦涛主席强调“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包容性科学发展观。

面对这些要求，实施新农村建设中的小城镇大开发，应该是个很好的着力点，应该是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较好选择。

首先房地产是基础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能有效拉动内需，解决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实施新农村建设中的小城镇大开发能发挥原有产业优势，带动新的房地产开发热点，启动新的投资和消费，促动经济的发展。房子问题是关乎估计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物质前提，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房地产为社会上的一切产业部门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空间条件，更是构成各个产业部门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其次，房地产业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和带动性。房地产业上下游产业链条拉得很长，上至建材、金融行业，下至装饰、家具以及服务行业，关联度大则直接或间接地引导和影响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据统计，在我国，每增加1亿元的住宅投资，其他23个相关产业相应增加投入1.479亿元，被带动的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较大的产业有60多个。再次，房地产业在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和提升就业率上有着其它行业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据测算，每投入100元的住房资金，可以创造相关产业170-220元的需求；每销售100元的住宅，可以带动130-150元其他商品销售。住宅建设如果增加10个百分点，可带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个百分点，住宅行业每吸纳100人就业，可带动相关行业200人就业。房地产业还能刺激和满足居民的住房消费和需求。在房地产的总投资中，住房投资占70％左右。在广大居民的消费中，住房消费也占有很大比重，是最大的“消费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统计数字显示，1980年至2007年，建筑业总产值由286．93亿元人民币发展到的50019亿元人民币。建筑业从业人数由854万人增加到3085万人。建筑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多年稳定在5．5％左右。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形成了从开发建设、流通交易、中介服务到物业管理的产业链。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使其与人民群众生活联系更加紧密。2007年，商品住房投资占城镇住宅投资的比重达到85％，竣工面积占城镇住房供应量的比重超过72％。房地产贷款余额突破4．8万亿元人民币，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18．4％。房地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达到4．75％。

其次当前大中城市发展日益完善，城市房地产形成泡沫，实施新农村建设中的小城镇大开发，能够有效的化解去除泡沫， 防止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使房地产由单纯经济功能转变为具有社会民生与社会服务事业的功能。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大幕的拉开，使房地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地方政府也从房地产业得到了从其他产业得不到的巨额财税支撑，因而将房地产业作为特殊行业以予特别关照，“经营城市”、“土地储备”、“以地生财”模式在新世纪大规模蔓延复制。到2007年，土地出让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的52﹪，随着房地产业对GDP贡献率的不断提高，其支柱产业的地位也得到了确立。在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一方面对其失去警惕，缺乏对他的管制和抑制，尤其是房价已经过几次起落，政府仍未通过法律和税收加以制约。地方政府过度依赖“经营城市”和“投机运营”房地产所带来的好处，政府过度依赖市场化，导致住房保障缺失，房价被炒高，忽视了市场自身无法解决恰恰需要政府致力于完成的中等偏下收入者、低收入者以及最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从1997年至今已有13个年头，前6年，房地产业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在经济和民生两方面都打了漂亮仗。2003年的“国18号文”就明确指出：“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回顾房地产业发展的十几年，其在拉动经济增长、改善老百姓住房条件乃至城市环境、推进城市化进程、提供就业岗位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对GDP的高贡献率，充分体现了其支柱产业的作用。2004 年是个分界线，2004年下半年房价开始上扬，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下发“国八条”，开始调控。尤其是2008年因遇到世界金融危机而进入周期性低谷，2009年下半年又出现火爆。2009年底至2010年4月，经过打压，市场又处于停滞观望期，再度呈现“冰火”两重天，面对历年房市调控政策均以行政打压为主，每当打压进入“深水区”，宏观经济受到影响，政策就回头，再改为实施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一旦房地产再度高位运行，立马又再度打压。就这样在打压、刺激的循环中，房市调控终不见成效。1998年至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而到了全面实施“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的第一年——2004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光明网》2006年11月14日“光明观察：8年房改的黑色幽默”)。自2004年起我国的房价更是扶摇直上，且一直处于高涨的阶段，虽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仍保持着增长的态势，2004年全国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为2758元/平方米，2005年为2820元/平方米，2006年6月，为3199元/平方米，2007年7月涨到3383元。从2007年 7月到2009年6月，就涨到4621元/平方米，不到两年的时间上涨了1238元，平均一年上涨619元，涨幅惊人(依据国家发改委与国家统计局同期发 布的数据)。地方政府、开发商、金融机构、炒房团、媒体等相互勾结，炒作市场，豪赌房地产的升值预期，操控房地产的升值空间，甚至连老百姓只要有钱都加入。囤地、炒房成了一种时尚“游戏”和“潮流”。由于房地产市场极度投机化，一方面住房空置率惊人，一方面弱势群体无房可住，导致中等偏下收入者、低收入者以及最低收入者被房地产市场边缘化，他们只能望房兴叹。高房价以及企高的房价收入比让85%的家庭买不起房甚至一房难求。高房价已经严重涉及了民生问题，进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住宅具有居住性和投机性，这种两重属性使得不同阶层对于房地产价格具有截然不同的诉求。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低收入者不希望过高的房价排挤其基本的住房消费需求；人数虽少但掌握着多数财富尤其是房地产资源的高收入者则希望房价不断上涨来实现其房地产投资的最大增值。住宅性质的这种多样性及其带来的上述矛盾，又由房地产支柱产业的定位而得以强化，并最终衍生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两难。这样一来，任何房地产调控政策都必然面临一种相互矛盾的抉择：为了不至于损害绝大多数低收入者的基本住房消费需求，必须采取严厉措施防止房价的过快上涨；而为了增加居 民特别是高收入者“财产性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拉动GDP增长，又必须保持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防止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低迷。面对这一矛盾，任何调控政策都必然显得无所适从。由于房地产业已背离社会民生，弊端四起，因此需要通过法治的手段推动其从经济支柱转换为社会民生支柱。目前宏观调控仍然单一的打压房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不能改变房地产业既有的发展模式和运行轨道。实施新农村建设中的小城镇大开发，对于投机性的房地产是釜底抽薪，这使房地产业发展兼顾社会民生与国民经济的两重性发展目标，并偏重其社会民生支柱与社会服务事业的功能与发展目标定位。

实施新农村建设中的小城镇大开发，能扩大内需能够加快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许多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我国的发展中国家。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城镇化有利于拉动内需是解决金融危机的有效办法。国际上一些著名的专家在指出21世纪的国际经济走向时，把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已经有近2万个小城镇，可以把城镇化的矛盾分解到小城镇，在这里进行配套的改革，会把不稳定的因素降到最低。有国内学者认为，按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50万元投资额计算，增加4.5亿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225万亿元投资。也有国际专家指出，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仍将可以保持8%到10%的增长速度，如果按8%的增速计算，将有3%来自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民工是城镇最为活跃的人口主体，也是农村的人才和精英，他们进城定居，将给城市带来活力，并将填充正在逐渐出现过剩的公共资源，弥补大城市养老金的缺口。农民工问题是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早解决比晚解决成本小得多，政府的公共产品要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政府要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要均等化，不仅是城市里，包括农村和边缘地区都应该享受公共产品。“十二五”时期一些条件更加成熟，首先是国家财力更充裕，更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是农民工结构发生了变化，从以60、70后为主体逐渐过渡到以80后为主体，80后和60、70后的最大不同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意、也不可能再返回农村，他们更习惯也更依赖城市生活。三是农民工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实际上已经留在城市里。一些农村政策研究专家也指出，城镇化政策会使农民工把长期消费从农村转向城镇，带动低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工业制成品的消费。从目前情况看，小城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集散地和乡镇企业规模经营的基地，在吸收过剩劳动力方面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城市化有助于改变我国社会生活形态,有利于把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推动产业升级，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注入新动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注入新活力。这就需要加快新农村建设中的小城镇大开发进程，使小城镇成为建设消费大国的主要载体。

从居民消费需求看，农村人口进城落户以后，逐步拥有与城镇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就会改变消费模式，提高消费支出水平。“十二五”期间，如果每年能有1000多万新增城镇人口，并达到目前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每年可带动消费需求增加1000亿元以上。从投资需求看，据有关方面研究，近年来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至少可以带动10万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照此推算，“十二五”时 期每年可带动数以万亿计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时，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村居民人均占有资源量会相应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和商品化率也会相应提高，这将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2009年达到 46.6%，但总的来看还相对滞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而且也大大低于一些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水平。未来5年左右，我国城镇化率要达到50%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说城镇化率每年增长至少1%～1.2%，搞得好1.3%～1.4%是很有可能的。中国的城镇化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推进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持久的强大动力。城市化带来消费结构升级，它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市场需求。我们消费结构在发生什么变化呢？就是说我们正处在由吃、穿、用为主导的这么一个消费阶段，正在转向住和行为主导的一个消费结构城市社会就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城市化会带来什么？人口进入城市，它必然带来对住房、对基础设施、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进城子女要受教育，要有医疗保证，要有各种公共服务，对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有基础设施需求，这些需求就会带动经济的发展，那么还带来什么？我们说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以后，有相当一部分会居住下来成为城市居民，这部分人又会形成比较庞大的一个消费品的市场。有关研究表明：在2至10万人的小城镇中，大体上是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经济效益也在增加。当人口超过5万人时，经济效益的增加则更明显。因此，有必要重点对5万人以上的小城镇进行投资与扶持，以取得更好的规模效益。小城镇健康发展，有利于农村土地集约利用，通过人口和企业的集聚，为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基础。从发展趋势看，小城镇将成为未来城市的生长点。发展小城镇是一项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任务。使小城镇逐步向小城市、中等城市过渡，将不仅可以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市，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可以使小城镇成长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点，最终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和现代化。

实施新农村建设中的小城镇大开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中国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鲜明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工业化水平极低的历史起点上起步的。当时中国面临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封锁、包围、孤立，除了前苏联有限的资助外，中国无法从国外筹措到工业化必不可少的资金；同时本身又无一定的工业基础可以凭借，因此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之上。为了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目标，国家用计划经济手段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配置资源，国家用“剪刀差”的形式建立了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关系，从中积累起中国工业化的启动资金。这导致了在城市工业经济获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农村经济并未取得同步进展的结果。目前，中国城乡分割的体制格局还没有彻底打破，城乡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由2000年的2.8：1上升到2009年的3.3：1，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考虑城乡居民在医疗、教育、社保、住房、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真实收入差距更大，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民平等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而且违背公平正义原则。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率提高很快，但是在现行统计的城镇人口中，约有1.5亿农民 工及其家属。他们虽然常住在城镇，但是工作和生活并不稳定，在公共服务方面还没有完全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逐步解决好他们的身份和公共服务问题，对城镇化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农民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管理还比较薄弱等等，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城乡协调发展、消除城乡差别的主要制度障碍，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加大攻坚力度，尽早突破。2010年“一号文件”1月31日正式出台，文件提出了“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四句话，明确了2010年农业农村工作的基本 思路。文件中提到：国家将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支持农民建房作为扩内需重大举措，积极推动建材下乡，对农民增加良种补贴，提高家电下乡产品最高限价，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等。中国有8亿老百姓都是农民，民富的核心就是让农民先富起来，通过新农村建设中的小城镇大开发这样二次分配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是必须的，政府财政应向农民等社会低收入阶层倾斜。

实施新农村建设中的小城镇大开发，能够达到一种农民政治认同的新民生政治机制，奠定改革稳定的基础。在我国，农民是最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政治认同为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提供了稳定的基础，这种政治认同在形式上表现为农民对执政党、政府、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策、政治秩序和政治价值观等方面的承认、接纳和同意，但在本质上是农民对中国GCD执掌的政治权力的认同。建国60年来，我国农民的政治认同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在不同时期存在着差异。概括地看，建国以来我国农民政治认同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次是在建国初期，另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两次高峰之后，农民的政治认同有所下降和波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反映政治认同弱化倾向的农民抗争行为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使得增强农民政治认同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只有在获得广泛政治认同的条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并避免导致政治动荡和分裂的社会冲突。邓小平关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多数人共同富裕”的理论，其中的“先富论”有动力机制的作用，已经实现了目标，但“带动论”或“共同富裕论”因为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和保障机制缺失且不保底，目标至今尚未实现。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应该是创造财富与保护民生的高度统一。“十一五”远没有完成从“先富论”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的革命性转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在相当长时期内，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是人们都公认的。如果人民不富裕，需求怎么能够扩大？在收入分配领域，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在二次分配方面，政府应更多承担直接责任，提供有效公共产品，建立和完善覆盖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税收等手段加大社会共济，平抑分配差距。在一次分配方面，政府应通过完善立法和加强监管，建立并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劳动力市场秩序，如加快改革户籍等行政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体制障碍，反对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等。实施新农村建设中的小城镇大开发，变单纯经济发展为改善民生以及社会发展并重的经济模式，有助于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使改革成果惠及到农民身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个转变不是说转变就能转变的，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即能不损害原有阶层切身利益，又能找出新的增长点。转变发展方式重要的是把13亿人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以形成扩大内需的基础。以国民收入为导向的发展能够扩大社会总需求，并由此走出一条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参考:

房地产应由经济支柱转为民生支柱 来源： 新华网http://www.wffc.gov.cn/housenews/shownews.asp?page=1&newsid=25644

迟福林：《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