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炎可以吃什么水果:宋代行书特征及代表书家

宋代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又一高峰。文人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这源于宋高祖赵匡胤开始的“偃武修文”政策。广开言路和仕路，实行平民政治，公平竞争评选人才，使士人能够参与政治。同时，城市商业发达，俗文化如词曲也流行起来。哲学史上理学的勃兴，以孔孟儒学为基础的新儒学，为对抗佛老之学的入侵，他们吸收了佛老思想中的思辨性和理论的系统性原理，加强了理学的理论建构。宋太宗喜欢书法，带动了上行下效的学书风气。米芾《书史》云：“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尽之间，天纵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草无对，飞白入神。”朱长文《墨池编》云：“太宗方在跃渊，留神墨妙，断行片简，已为时人所宝。及既即位，区内砥平，朝廷燕宁，万机之暇，学书至于夜分。巧备前古，体兼数妙，英气奇采，飞动超举，圣神绝艺，无得而名焉。常善篆隶草行飞白八分，而草书冠绝。”这样的重视翰墨，自然对文治政策有相当的裨益。

宋儒有感于内忧外患的现实，培养了老熟的理性思维。“重道轻文”的倾向在理学家周敦颐(濂学)、张载(关学)、程颢、程颐(洛学)、王安石(新学)那里都体现得非常明显，虽然他们也有不少的文艺创作。蜀学的苏洵、苏轼、苏辙等人采取“文道并重”的原则，在文艺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过北宋的理学家虽然有对立和冲突，但都是平等的学派，互相攻击又互相吸收，蜀学书论因无其他思想的干扰而得以自由发展。南宋则以朱熹为代表，集其大成，逐渐占据了学术核心，以道学为核心的理学逐步排斥了其他学派，蜀洛之学经过朱熹、魏了翁的努力而走向会同，醇儒思想渗透于书论，走向高明纯一之境，对后世文艺影响甚大。

宋代行书历经北宋与南宋两个时代，经历了平庸复兴期、尚法崇古期、尚意鼎盛期三个阶段。

早期(庆历之前)，因为承接五代之后，文物摧落，艺事旷阙，缥缃散佚，笔札无体。及至太祖君临天下后提倡文治，雅好翰墨，遣使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帖，命侍书王著摹刻禁中，编为《淳化阁帖》十卷，而二王之书居其半，宋初之书，普遍尚王。唐人尚王多真迹，而宋阁帖之王书多为赝品，故宋初书法难与初唐书法相比。欧阳修和张耒等都曾指出当时“书之废莫盛于今”的状态。名家主要是来自五代的李建中、陈抟、林逋等人。

中期(庆历以至熙宁、元丰之间)，书法开始振兴，属于过渡阶段。最初出现“趋时贵书”现象。流俗好尚，逐时异趣。书家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石延年、苏舜钦兄弟等对书法的理论和实践都下过功夫，登高振臂一呼，引起世人的关注。欧阳修与石介书信往来讨论书法，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态度。理学初期重道轻文的倾向，使他们没有对书法下更大的功夫。欧阳修既是理学的开山，又是书意理论的直接开创者，对蜀学书论的贡献最大。

晚期(熙宁之后至北宋亡)，待宋四家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出来，学唐墨迹，由唐溯晋，转得晋意，为宋书之一振。而以“意”为书，与唐之“法”不同。蔡书学颜宽博冲虚，东坡取法广而笔圆韵胜，山谷多变态新意，腕空韵圆，顿挫清壮，米书刷字，沉着痛快，爽利骏发，皆学颜而能有所成就也。无论保守或新变，皆代表了宋代最高水平。此后秦观等的行书亦有可观之处，多为四家之后弟子，时运不济，书名难再，承接其余风流韵，而无大的突破，可谓是宋代书法的式微期。宋徽宗命人编《宣和画谱》，所持批评方法都用苏、黄、米的批评标准。也许是理学的逐渐成熟，逐渐限制了人们的思想，道学的影响使他们没有宋四家那样天马行空的艺术精神。书家有赵佶、李之仪、蔡京、蔡卞、章悖、薛绍彭、米友仁等，对南宋书家有影响。

具体分析书家与作品，有如下代表。

早期。应该说明的是，宋朝科举以经义、对策为考试内容，诗赋书法不作为考试内容，因而书法只作为文人、学者修养心性的工具而已。不过，没有考试之累，宋人倒也以学书为乐，尽展书意。宋太宗也喜欢书法，学习李世民收藏法帖，命翰林侍书王著刻成《淳化阁帖》十卷，这是继李后主《升元帖》之后更大规模的一项工程，开后代刻帖之风气。此帖中二王书迹占半数，也有着崇王倾向。加之王著鉴识不精，书多赝品。宋初的“趋时贵书”现象，对古法又有所破坏，讲求实用的“朝体”，风气颇不正常。后来的“台阁体”和“馆阁体”可能从此而来。宋初由五代转入宋代的行书家不多，也算是有特色的了。祝嘉先生认为：“宋代书家，颇不乏人，然亦不过是代之雄耳，终不能与唐人争胜，况六朝以上乎?”从整体气势来看这是对的，而从局部看，宋代也是堪称大家者多，行书尤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宋代早期书家主要有如下一些。

李建中(945—1013)，字得中，自号岩夫民伯。原籍开封，祖父迁入蜀。其行书有唐人风韵，书风清丽圆熟，温润醇雅，如《土母帖》、《同年帖》等结构道媚，肥润中内含清秀。苏轼评之有“衰陋之气”，“虽可鄙，终不可弃”，山谷认为其“伤于肥”等，这些论点并不辩证，后世多否认之。大多数论者认为其结体道媚，行笔醇古，存风骨于肥厚之中，颇得清劲简远之趣。

陈抟(871—989)，字图南，自号扶摇子，赐号希夷先生，西蜀普州人。相传他活了118岁，一生充满神秘色彩。工书，字体在楷草之间，行书笔意甚浓，书“福”字大至四尺，雄浑纵肆，令人心悸。资州(今四川资阳)有《图南诗碑》。相传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石刻，为其所书，雄伟不凡。宋石延年诗云：“希夷先生人中龙，天岸梦逐东王公。酣睡忽醒骨灵通，腕指忽忽来天风。鸾舞广莫凤翔空，俯视羲献皆庸工。投笔再拜陈技穷，太华少华白云封。”可惜其行书流传不多。

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今杭州)人。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他为历史上著名的隐者，种梅养鹤于西湖孤山。工诗善画，尤工书法，以行草为最。笔意近李西台，如《自书诗》风骨清高，疏朗俊逸，有一种疏旷闲适的趣味。

其他如范仲淹、石延年、杜衍等都曾涉及行书，但或没有名迹留下，或以他体著名，所以略而不论。

中期。宋初学书风气不振，直到中期才有所起色。欧阳修在题跋中多次提到“书学之废”，“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他与“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关于书法的论战，实际上是关于“文道”之争，而欧阳修认为“道充而文不难自至”的思想，充分说明了他的远见。他们两位都是理学的开山人物，都是新儒学的代表，此次争论意义重大。在《与石推官第一书》中对石介不重视书写、字迹潦草的毛病作了批评。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中多重“书意”之表现，对于后来蜀学的书论和行书创作都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欧阳修自己也以“学书为乐”，并且书艺不俗。可以说，欧阳修的创作和理论对中后期行书的创作影响巨大。中期书家多是北宋文儒中的领袖人物，他们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自觉的创新意识，负有振兴宋代书学的历史责任感。宋代中期主要的行书家有如下一些。

文彦博(1006—1097)，自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进士及第，历仕四朝，出将入相五十年，封潞国公，为北宋名臣。他的书法以行书为主，有唐人风致，自视颇高，不屑于比作苏灵芝的“墨猪书”。他的书法笔势清劲，甚有可观之处。朱长文《墨池编》谓“文潞公书，风格英爽”，说明其书不俗也。

欧阳修(1007—1072)，自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其行书从李邕而出入颜柳，笔势险劲，风格清逸端和，虽然不甚精工而格调超逸不俗，颇得苏、黄推重。其论书有《试笔》等多则，《集古录》中大量题跋也多新见。其主张“学书自适”论、“学一贯百”论、“古法可以意得”论、“书有意趣”论、“书见人品”论等，实开蜀学书派重意尚趣之先河。欧阳修在古文、理学、诗词、书论等方面都有贡献。而能认识到书法之衰，与石介的论战，反映在《与石推官第一书》、《与石推官第二书》中。提出“书传圣人之道”，“为仁师当有法”等观点，对书风的纠转作用甚大。他的《集古录》里面题跋多有精论，影响亦大。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文词传世，草书尤放。其行书出于颜鲁公与徐浩之间，端谨沉着，得颜公为多。其兄苏舜元(1006—1054)，字才翁，亦好草书，有“二苏草圣，独步宋朝”之称，行书反而不响。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宋书四大家”之一。为四家中最长者，官至端明殿学士，杭州知府，谥忠惠公。书法则真、行、草、隶皆工，创“散草”或日“飞草”。不过传世的却是楷书、行书。东坡评其行书第一，楷书第二，草书第三。他的行书流畅秀丽，颇具晋人韵致。其书论《评书》等强调“神气为佳”，着重风神韵趣，与宋理学家强调超逸的人格理想一致。可惜在四家中，他最有守成之劳，而无开拓之功。

其他还有范仲淹、石延年、梅尧臣，形成一种学书的风气，改变了宋初“趋时贵书”的现象，将书法追求意趣表现的氛围加浓了，形成了良好的学书环境。

晚期。书坛最为活跃，这是北宋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地方。通过中期的欧阳修、蔡襄、石延年等人的努力，书坛已经开始摆脱追模权贵的风气，而转向自觉地表现自我的性情。追求书意的表现，表现自我主观的心性，本是逐渐成熟的理学家所要求的内容。书法也从追求外在的意气逐步转向内在的韵趣。“意”在佛道儒家都强调，有着不同的内涵，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强调主观心意、情意。在行书上“意”与“法”相对，“法”为客观的、外在的技巧、法则，而“意”却是内在的、主观的。宋人之意包含学问、器识、性情、才气等多方面内容，是书家综合修养的反映。“意”在书论中也包含“新意”、“情意”、“雅意”、“意趣”或“无意之意”等多方面内容。??? 宋人强调“内彻心性，外通天道”，由内制外，晚期更强调“内圣”之学，而忽略“外王”之术，从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倒向了彻底的内倾。宋四家中的三家苏、黄、米生活在这个时期，掀起了崇尚意趣的高潮，也是我国书法史上继东晋、盛唐后的第三个高峰。

宋代晚期的行书家主要有如下一些。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一生多坎坷，而又充满传奇。旷世奇才，在诗词、文学、书画、经学等诸多领域有建树，而且影响深远，是书史上少有的天才。其书为“宋四家”之首，行书创作出《黄州寒食诗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与《兰亭序》、《祭侄文稿》并美。他的书法从颜入，由唐入晋，善于吸取前人之长，不拘于法度，贯通其意，努力创新。其书圆润肥厚，如绵裹铁，如其行书作品《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赤壁赋》、《中山松醪赋》等，笔圆而韵胜，态浓而意淡，气象雍容，风神修伟。东坡视字如人，认为书法必须具备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成为书。他的行草书《太白仙诗》挥洒流畅，如春风绕树，自然之极，腕力道劲，笔道肥壮而藏劲骨奇气。而且其行书多写自己的诗文，文书并茂，倾倒后人。东坡早年书法醇厚古雅，圆润秀伟；晚年书尤奇，行草间杂，渴润兼出，一任天机，人称书之“仙手”、“圣手”、“奇品”等。王文治的诗评比较公允：“坡翁奇气本超伦，挥洒纵横欲绝尘。直到晚年师北海，更于平淡见天真。”东坡行书作品要分阶段来看，愈老愈劲，愈老愈新。他对许多书家的评价别具只眼，独出新见，往往成为后世之准绳。东坡书论更有影响。其“不践古人”论、“通其意”论、“守骏不如跛”论、“意造”论、“无意自工”论等，都来源于自己的实践和对前人优秀书法的总结。东坡整体影响，在书坛上是最为深远的。在“党禁”解除后，他手书的《英州石桥铭》价达三十万之巨②。直到今日，东坡仍然是世人所尊敬的艺术家。

黄庭坚(1045一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年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进士及第，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仕至吏部员外郎。与张耒、晁补之、秦少游于苏轼门下，世称“苏门四学士”。苏轼大他七八岁，二人情谊在师友之间。“四学士”加上陈师道、李庸称“苏门六君子”。黄庭坚为六君子之首，在文学、书法、诗词方面能与东坡并称“苏黄”。山谷有多样才能，书法为“宋代四大家”之一，其草书成就超越了东坡，为一代大家。楷、行书亦自成一家。山谷虽然师承东坡却能不墨守门庭，敢于自创，其行书成就与东坡行书相伯仲。尤其是行楷书，由晋唐上追篆隶笔意，得《瘗鹤铭》、《石门颂》真谛。常苦于不能出帖，摆脱古人之束缚。后被贬官四川，入峡见长年荡桨，乃悟笔法。其行书以险侧取势，纵横奇崛，加之藏头护尾，一波数折。结字中宫紧集，长笔肆意舒放，颇如撑舟荡桨，豪宕轩昂，妩媚纵逸，神韵充溢。代表作有《松风阁诗卷》、《黄州寒食诗帖》、《赠张大同卷》、《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诗》等，笔法精奥，姿雄气猛，神骏非凡。苏轼以“三反”评价他：“以平等观作鼓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山谷在诗中也表示“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他的行书线条如同草书的线条一样，在艺术表现上显得更为成熟，笔意浓厚，点画精到而气息古雅，艺术个性特别成熟，在宋代行书中别具一格，他的作品与苏、米、蔡三家都拉开了距离。

米芾(1051—1108)，初名黼，至元祜六年(1091年)开始用芾字，字元章，自号海岳外史、襄阳漫士、鹿门居士等，世居太原，迁居襄阳，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而卒，故《宋史》本传称为吴人。宣和年间曾任书画博士，又仕礼部员外郎，世称米南宫。聪明绝顶，才识过人，而仕途屡困，不愿与世俯仰而一生狂放，人称“米颠”。诗文书画样样精绝，清雅雄健，风骨烂漫。喜欢收藏，精于鉴赏，好洁爱石，议论恢宏，好走极端，当然不乏精见。

米芾行书在传统上所下功夫极深，所谓“集字成家”。模仿古人以假乱真，先学唐书，后听苏轼之劝而从元丰五年(1082年)始学魏晋平淡。利用书画博士之便，饱览内府珍藏，寻访不少晋帖，颜其斋为“宝晋斋”。传王献之墨迹《中秋帖》为其临本。晚年提出“老厌奴书不玩鹅”的口号，开始摆脱古人的限制。取法古之长处，如采花酿蜜，不见痕迹。他曾自信地说：“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他自认为一般书家的行书只有一面，而他独有四面，说明用笔能尽其势，自称“刷字”。在宋徽宗面前敢于批评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杜衍摆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虽然有些偏激之处，但也能看出他非常自信和对笔法的深入研究。代表行书有《苕溪诗卷》、《研山铭》、《多景楼诗》、《拜中岳命诗》、《吴江舟中诗卷》、《寒光二简帖》等，石刻有《方圆庵记》、《诉忠肠帖》、《芜湖县学记》等。米芾在四十岁左右已经形成风格，有一批优秀作品产生。侧锋取妍，中锋取劲，气机畅达，俊逸爽捷，东坡评之为“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米芾与蜀学士人的关系密切，其书学思想多受其影响，尤其与苏、黄关系不错，在诗文唱酬中较多纪念作品。其大字作品更显苍劲古厚，雄健自然。

蔡京(1047一1126)，字元常，蔡襄堂弟。曾四秉国政，天下目为“六贼”之一。善书法，用功甚勤，悟性极高，“宋四家”之蔡最初原指蔡京，因为人品之奸被换成蔡襄。他虽然从蔡襄学书，但转益多师，自成一家，痛快沉着，字势豪健，法备态足。现存《唐明皇鹊鸽颂跋》，笔致流畅轻快，飘逸雅健。

蔡卞(1053—1117)，字元度，蔡京之弟，王安石之婿。其书圆健道美，笔势飘逸，当时有“卞胜于京，京胜于襄”之说，也因政治问题书名被掩。米芾评其书“乏韵”，《宣和书谱》评日：“(卞)自少喜学书，初为颜行，笔势飘逸，但圆熟未至，故圭角稍露，其后自成一家。亦长于大字，厚重结密，如其为人。”谱中言其晚年求变化，多写行书。其行书总的来说以圆健道美为特点。

薛绍彭(生卒不详)，字道祖，宋神宗时长安人。米芾《书史》云：“绍彭以书画情好相同，尝寄书云：'书画闲久，不见薛米。’余答以诗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与兄弟。’四海论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可见其关系之密切。其行书宗法魏晋，与米芾并称，米书在雄健，薛书在雅逸，锋藏不露，古意溢出，不作倾险浮急态。但也有人指出其书乏风韵，少变化，与苏、黄、米相比显得不合时宜。其书缺少雄放之气魄，故影响不大。他本应属于南宋，但与米芾交往多，故放之于北宋论述。

其他与上述书家有关联或受其影响的行书家有苏洵、文同、张耒、晁补之、秦观、陈师道、苏辙、苏过、曾巩、董迪、黄正叔、黄伯思等，这些文艺家或理论家擅长书翰，并涉及行书创作。而且新儒学家或理学家石介、胡瑗、王安石、程颢、程颐及司马光也擅长书法，对行书也有所涉猎。如王安石之行书，碑评日：“王荆公书法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不过，上述诸人因为在其他方面有盛名，书名反为其所掩。

南宋初期书家，多为北宋四大家影响下的行书家。宋高宗也是一位酷爱书画的皇帝，自撰《翰墨志》述其学书心得。而南宋真正的书家应该在“中兴四大家”崛起后，有着与北宋不同的特点。这时，理学已经成熟，内忧外患强化了人们振兴社会风气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书家将书法的载道、贯道功能夸大，将书法创作视为道德伦理的修养，生活与伦理同一，“书为心画”得到了放大。理学家心性之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内圣之学”的发达，偏安局面促进了“江湖文化”的发达，南宋书家在心态和气度上都没法和北宋书家相比，但也不乏行书杰出者。

南宋著名的行书家有如下一些。

陆游(1125—1210)，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陆游才气超逸，诗冠南宋。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八十五卷。《剑南集》中有《暇日弄笔戏书》云：“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最擅长行书。笔札精妙，意致高远。人品高尚，下笔自雅。存世作品有《自书诗卷》(图1—7—5)、《自得我心诗迹》、《与明老帖》等，笔致清逸，纵放自如，飘逸雄健，道劲可爱。陆游被称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一。他也是南宋四大家中最为纵逸的一位。

朱熹(1130一1200)，字元晦，晚号晦翁，又号晦庵、紫阳、考亭等，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历仕高、孝、光、宁四朝。秉性刚直，力正风教。在哲学上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卒谥文，世称“朱子”。著述宏富，影响极大。翰墨亦工，善行、草及大字，下笔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陆游行书《自书诗卷》局部争珍秘。识者以为，晦庵之书乃道义精华之气，自理窟中流出。虽然无意求工，而寻其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蠖，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者”。其行书不仅法度谨严，而且韵度润逸。他论书重“端楷论”，推崇蔡君谟书法有典则，反对黄、米之书之鼓侧放纵，认为这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表现。后人列其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一。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人。成大工诗及书翰，为南宋大家。行书出入于眉山、预章间，杂以米颠笔意，圆熟道丽，生意郁然。纵放中不乏厚实，兼有苏、黄、米三家之法，虽然未尽合古法，自有一种风气。南宋“中兴四大家”之一。墨迹有《中流一壶帖》藏故宫博物院，《二诗帖》藏上海博物馆。《西塞渔社图卷跋》最有代表性。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绍兴二十四年状元，策对、诗歌、书法皆佳，时人称为三绝。文章过人，词作豪放，尤工翰墨，笔意古雅，书风清劲豪放，卓然如颜真卿。其书法得到赵构赏识，说他必将名世。他为京口北固山多景楼所书大字匾额，有人送银两百两作润笔，被他婉拒。可惜英年早逝，才华未能充分展开。为“中兴四大家”之一。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人称鹤山先生，开创“鹤山学派”，为宋末理学大家，宋代四川理学的集大成者。陈桶《负暄野录》载其用尖笔作篆，直接古法。其行书墨迹有《昭代亲友帖》、《提刑提举帖》等，醇雅冲和，雅逸清赡，却是醇儒之作，法意间出，华拙相半。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鹤山先生善篆，不规规然绳尺中，而有自然之势。”可谓善解其意。华父论书采取“知人论世”原则，克服了朱熹书论的偏激和片面，对理学书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吴琚(生卒不详)，字居父，号匀壑，谥忠惠，南宋开封(今河南开封)人。本为皇亲国戚，仕至少师。琚惜名畏义，不以戚畹自骄。尤工翰墨，字画绝类米芾，以词翰被遇孝宗。或以为他的行书极像米书而峻峭过之。据《江宁府志》载，吴琚留守建康(今南京)，居近城，与东楼平，楼下设维摩榻，酷爱古梅，日临钟、王帖自娱。今京口北固“天下第一江山”六字乃是吴琚所书。米字传人中，吴琚的行书最得后世赏识。

张即之(1186—1263)，字温夫，和州(今安徽和县)人。《宋史》本传云其以能书闻名，金人尤宝其翰墨。喜欢作擘窠大字，骨格强硬而意态娴熟。略嫌过分平正刻露，无有晋贤逸韵。《墨林快事》等书分析其书之不足，说他的书法作品被人骂为“恶札”，是对应了时代的气数。书家求变求怪的心态正是南宋走向衰落的象征。其日：“樗寮书，昔人斥为恶札。今详其笔意，亦非有心为怪，惟象其胸怀。原与俗情相违逆，不知有匀圆之可喜，峭拔之可骇耳。”这个分析颇有道理。当代人对其书概括为“拘谨小巧”，比起清代梁嗽《评书帖》所评之“鬼巧见奇”就温柔多了。

其他著名的行书家有宋高宗、李纲、陈与义、张九成、岳飞、姜夔、虞允文、李之仪、李公麟、杨无咎、米友仁、刘克庄、真德秀、白玉蟾等，都雅善行书，成就不小。南宋书家受时代风气影响，尤其是理学内圣之学的影响，开拓精神不如北宋，但书家众多。推崇“精妙醇古”之书风，强调法度和平正，反对鼓侧和放纵。因为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救国图存的运动中，过分的实用意识也削弱了书法的形式美感，加上理学思想的渗透，以书观人，生活与伦理同一，道学正统逐步成为统治思想，因此很难出现旷世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