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怎么做营销:费翔:我曾是唱片公司用以贩卖的产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1:35:04

费翔:我曾是唱片公司用以贩卖的产品

2011年11月25日11:10腾讯读书[微博]我要评论(0) 字号:T|T

  文章摘自:《不上流,不下流
  作者:困困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次:2011年10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全部是针对中国文化界名人的“人物特写”。共有20组人物,主要分四个部分:一,文学出版业;二,文娱界,三,艺术与电视业;四,其他。在写法上,大部分争取多次,长时间跟踪访问,尝试“非虚构写作”的方式完成。大部分发表于《GQ 智族》……[连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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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翔

拍摄间隙,费翔突然拦下我,要给我讲讲这组大片的创意和表现手法。那是“兰会所”光线幽暗的一间包厢,四周纬缦悬垂,上面泼洒着武士、血、女人和漫无章法的油墨。这间重口味餐厅,把有的人迷住了,也让有的人感到痛苦,费翔属于前一类:“油画幕布,吊灯和椅子,都是平常的东西,却有夸张、复古和华丽的艺术效果,带点波普风格。我想在这里拍摄一组抽象一点,悬念一点,犹如达利画作一般的照片。”从创意、背景、摄影师、造型,到镶花边的燕尾服,都由费翔自定,拍摄前一天,他和摄影师讨论了一整天。他说:“我之所以要跟你说这些,是因为一会儿要出来两个裸女。”

除了关键部位经过轻微处理,确实赤裸,两个散发诡异光彩的女模特悄然进场,她们将作为背景,为这欧式又带有舞台剧色彩的小生境增添神秘。“不要肉感,剔除色情,她们有塑料的冷光,又带人的神情,为观看者留出想象空间,她们是真人还是假人?是机器人还是外星人?”两个裸女也是费翔坚持的结果。为了营造他想要的效果,她们浑身涂满了唇彩,在“卸妆”之前,冷冷站在费翔身后。我问他,你是不是特固执?他答:“不只一点点。”

控制欲,是自始至终费翔流露的气场。在行为上,它表现为事必亲躬,从一盏灯或一把椅子的摆放位置,到在道具箱挑选一只合适的烟斗。在神态上,好在它不是咄咄逼人的那种,而是一个中年男人由阅历积攒起来的笃定,通过温和有礼却不容置疑的方式传递。48岁,这位中国1980年代的流行偶像,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肆无忌惮享受固执己见的自由。他依旧保持着怀旧的形象:中长发,瘦削挺拔,因为深刻了解自己的魅力而反复用蓝灰色的眼睛放电,就像20年前一样。但他给人的感觉已经不同往日,不再有十几岁的少女为他感到心碎,就像即使猫王再世也无法讨好现在年轻人光怪陆离的趣味;但这个从面上看青春期很长,保养得着实不赖的男人,并不像小说写得那般凄婉,反而,他深知青春不再的事实,懂得迷失后掌控的技艺,他用平和的口气回忆自己的童年、80年代、美国,也以当下艺人少有的犀利谈论政治、选秀节目、网络暴民。他是个从过去来的人,他没有变,但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他的古典趣味显得不合时宜,却又珍贵。

“我曾在名利中丢失自己”

费翔留给人们最大的疑团,是他在壮年当红的时候突然抛开名利去了美国,问到这个问题,他回忆早年出道时的一段作为答案。他说:“我明白一炮而红的意思,经历过一次后,我在第二次到来时选择离开。”

那是1981年,张艾嘉的台视单元剧《十一个女人系列——去年夏天》正招募男演员,角色是一盲人,需要空洞的眼神与华丽的面孔,20岁的费翔带着飘忽不定的神情赢取了这个角色。随之而来的并不是更多片约,而是唱片公司。隔年他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流连》。彼时台湾歌坛是刘文正和罗大佑的天下,缺的正是费翔这种青春小生偶像,看他早年的宣传照,不得不佩服张艾嘉与唱片业猎头的眼光:洋溢的是即使穿越时空也能打动人心的青春,那种爱抚、亲切、顺从甚至忧伤都通过他梦幻般迷蒙、神秘的外表流露,只凭这幅长相就够了,哪用关心他是不是会唱歌。可这正是费翔要挣脱的过去:“一张漂亮的照片太简单了。全是唱片公司的安排,一切受制于人,只要帅就好,任何其余的都不要。”他迅速领受了名利的魅力:万众欢呼、追捧、流言蜚语、溢美之词、同行在暗暗妒忌中的呻吟……惟独缺少的是“自我”。

费翔自称那时的自己是唱片公司的摇钱树、傀儡,精心包装后用以贩卖的产品:“我的确明白了‘红’的力量,可以推动很多事,但看上去轰轰烈烈,生活却畸形,没有办法与人正常的交流。我感到不舒服,我并不习惯名气,本性不是个招摇的人。在媒体前又不懂得自我保护,乱说话,伤害了许多那时候与我交往的女孩子,至今我都感到内疚。”对于他目前神秘莫测的感情生活,我问他,是因为果真一片空白呢,还是成熟了,不肯再对媒体讲太多,他大笑起来:“说实话,我真的是就不告诉你。”

费翔好几次提到安迪·沃霍尔,谈到他在汤罐头盒上涂画的明星肖像,他近乎疯狂地追求知名度,他那“在未来,人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的名言。“那个未来已经到来了,现在人人都在塑造个人形象,在网上每个人都暴露隐私,赢得关注。”当费翔这样感慨时,我忍不住反问他:“那你现在自我隐藏的方式岂不是很过时?”“如果过时,你会坐在这里采访我吗?一个人的故事总是有限的,既然选择当艺人选择被观看,就要留出想象的空间。

1987年春晚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和《故乡的云》,被看成费翔“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明智决定,放弃即将忘记他的台湾市场转投内地。可不如说这是命运的偶然安排。那年年初,拿美国护照的费翔突破“戒严”回到北京探亲,他第一次见到了姥姥,见到母亲长大的地方,顺带手在广州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录一组台湾当红流行歌曲。当年春晚的导演邓在军正在搜寻节目,听说了此人,通过东方歌舞团团长找到费翔,听了几首歌,调查了一下他的政治背景,当即拍板上春晚。“当时一切都是我的决定,选歌、发型、服装、表演方式,我已经当了5年歌手,懂得掌控自己。中央电视台唯一的担心是舞蹈太煽情,在邓在军导演的坚持下还是保留了,更让我感激的是他让我演唱了两首风格截然不同的歌,如果只有一首,也不会有后来的费翔。”

春晚后的费翔没有政治麻烦,不像他自己担心的那样被当成个神经病,相反,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他用鲜活的风格让娱乐圈大吃一惊,80年代就像玩具舞台,上演着僵硬的木偶剧,一时间人们也分不清费翔是好的还是坏的,但他是独特的。就像初出道时那样,他又一次领会了一炮而红的含义,是的,就像初出道时那样,他闻到了相似的味道:“我感到迷茫,到1990年我出了13张专辑,不停地周转、拍照、宣传、炒作,有门打开了,有许多便利和好处,可我突然不明白是什么让我留在舞台上,我对自己失去了判断,如果撤掉舞台上的钢丝、灿烂浮华的包装,人们是否还会细心斟酌地赞赏和认同我?”

“我离美国越来越远”

1990年-1997年,30岁至37岁的费翔呆在纽约。他差不多11点才起床,打许多电话,喝很多很多咖啡,下午出门办点儿事,大都是与朋友见面或看看电影,晚上7点有演出就去了剧场,没有则是健身房。他喜欢请朋友们到家里吃饭,不善烹饪,厨房里有70多张各色餐厅的外卖单。他在纽约的公寓有一面墙都是落地窗,窗外是时代广场,窗内有宝蓝色的中国味儿地毯、古董镜子、安迪·沃霍尔和罗依·李奇登斯坦的画、和一群猫。他过着最平常、最安宁的日子。

“当我站在《西贡小姐》的演员筛选现场,我想没有人再像我一样富有舞台经验了,但我们都一样,没有工会卡,站在那里排着队,等待被挑选。可这就是我想要的,把华丽的光环搁置,仅仅凭嗓子,看看是否能够映照到百老汇。”转投百老汇的费翔总被说成混得不怎么样,不够红,最常挂在嘴边儿的是百老汇处女作《西贡小姐》和他的伯乐、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韦伯,间或演演诸如《歌厅》(Cabaret )这样的经典剧目,费翔和他的同行并不是报章青睐的对象。没有什么报纸整天报道一个百老汇演员,它们都被离婚的女演员,吸毒的制作人或者流出艳照的名门女继承人占据了。费翔把这感觉称为美妙:“没有人认得我,一场表演结束,卸了妆后我站在剧场门口,可以与刚刚看完我表演的人擦身而过。”

也会有同行流露艳羡与不解,每逢讨论起来,费翔就泼冷水:“除了挣更多的钱,没有什么比在百老汇更能实现作为一个演员的价值。”偶尔会有微小的愤怒,商业化的触角也侵蚀到这里,某场剧的主角是“美国偶像”第三季的第五名,某场剧又请来了真人秀明星谁谁谁,“可舞台艺术有着先天无法抗拒的魅力,它百演不衰,有压力,却不会被淹没。”也许这片天地更能实现费翔的“控制欲”,灯光打起来,他戴着高顶礼帽或者穿身燕尾服,就是这一小片舞台的国王,不被别人决定命运,没有人推翻,他演得虽然是别人,却感受到自己。

费翔突然回忆起1980年代初出道时拍的电影和电视剧,也见了琼瑶(琼瑶腾讯博客),也拍了几个可有可无的片子:“我就像个机器一样在镜头前做出某种动作,说出背好的台词,并不清楚我会被安排在故事的那个段落,不明白最后会剪接出个什么样儿的怪胎。电影导演是电影绝对的独裁者,这让我特别难受。”

出生在台湾的费翔小时候身材肥胖,性格内向。“你要问我小时候喜欢玩儿什么,为了戏剧性我可以回答说养了宠物蛇或者一条蝎子,可说实话,我很闷的,只玩泥巴和书。经常拿一本与年龄不相符的书,比如《战争与和平》,也看不懂,就是装装样子是个保护自己的姿态吧。”

他说这孤僻和固执传自父亲,那位费翔并不经常在媒体上谈到的前美国军人,在1950年代就对中国产生兴趣,跑到台湾学中文,认识了母亲并娶了这位中国女性,“在那个年头,他们都是勇敢的。”费翔的母亲叫毕丽娜,出生于哈尔滨,生长在北京,又转道上海去了台湾,“是个有想象空间的人”。十多岁的时候放学回家的他总会遇到母亲在家里办“油画沙龙”,请几个学绘画的老同学,再找位模特,小伙子费翔冒失进门,见着裸体模特也只能佯装镇定。“这是母亲追忆青春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像京剧票友凑一起唱戏一样可爱。”文艺气质得自母亲,费翔虽然内向,却是校园剧社的活跃分子,就像话剧里演的“下一次我该扮演谁”,台下沉闷的他迷恋在舞台上激情地演绎另一个人,“我站上舞台的最大动机,就是想释放自己。”误投歌唱业之前,他上的是纽约的戏剧学校,学的是舞台剧表演。

或多或少,与9/11有点关系,他在心灵上感觉与美国疏远。飞机撞大楼时,费翔恰好在中国内地演出,作为纽约人,他也感到震惊,为朋友们揪心,可事后“疯狗一样的民族情绪”让他厌恶。“这个崇尚物质,精神匮乏的民族遭到了打击,他们不肯接受自己不是世界的老大,一般的美国人是对世界没概念的,只懂得‘我’和‘美国’,不是两岸的知识分子,加州和纽约的知识阶层是有世界观的,但大部分美国人,那种被称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自大地认为美国最棒美国最好,跑到伊拉克发起战争5年了,拿一张地图给这些人,他们还是不知道伊拉克在哪儿。”费翔又把这种疏远解释为岁月:“美国只有200年历史,像个小孩子,是个适合年轻人的刺激、光怪陆离的地方,而我,可能年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