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早期帕金森方法:孔庆东被什么样的幽灵附体？——孙乐涛博客

孔庆东被什么样的幽灵附体？   

2011-11-24 22:24: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孔庆东：激进民粹主义的吹鼓手 

孙乐涛 《时代周报》2011-11-24

近日，孔庆东在微博上短短的一条“炫骂”，引起舆论哗然，按孔庆东的说法，是汉奸媒体“南方系”纠合80多家报刊对他展开了“反革命围剿”，而在北大学生中，“倒孔派”与“挺孔派”也就此事展开激烈争论，许多人吁请校方解聘孔庆东。在笔者看来，这并不仅仅是一起言论自由事件，它的深层问题是激进民粹主义的复兴，并对当代中国民主法治事业的推进形成严峻挑战，这是一种危险的社会趋势。

孔庆东的民粹转向

孔庆东近年来已成为北大最具社会知名度的教授之一，这种名声当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非凡的学术贡献，而只要是因为他的那些娱乐性很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公共言论。孔庆东非常擅长运用生动活泼的俚语、段子，他又是搞现代俗文学研究的，这种使他很“接地气”，据说许多群众运动领袖就喜欢阅读不入文人雅士法眼的通俗文学，来揣摩群众心理。可以说，不论是语言能力、知识偏好，还是外在形象，孔庆东都很容易同老百姓打成一片。

孔庆东当然没有辜负自己拥有的这些一般学院知识分子不具备的优势条件，在9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热”中，他成为“草原部落”的“精神界战士”，大有同党和政府过不去的意思。这股自由主义热潮退去后，他又在“金庸热”中声名鹊起，上百家讲坛讲金庸武侠小说。近些年，政改滞步，利益集团崛起，贫富分化、社会公正问题日益严峻，曾经貌似自由主义者的孔庆东也不知不觉间进化成一位民粹主义的旗手。

有人把民粹主义的信条可归纳为：人民是伟大的，精英是卑鄙的，富人是有罪的，政府是无能的，西方是亡我的，民族是万岁的，道德是至上的，法治是第二位的，这简直像是为孔庆东量身打造的。

孔庆东大力抨击社会不平等，反复强调自己“是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上的”，他认为改革开放前“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平民百姓的幸福时代”；他说“微博不是来自于民间的，微博是美国有意策划的，微博就是美国用来颠覆它认为不好的国家的政权的”因而“微博是一个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平台”；他还呼吁中国应该保卫阿拉伯，保卫伊朗，因为它们是中国西部的“万里长城”替中国抵挡英美侵略者疯狂的进攻。

孔的这些言论，非常情绪化，逻辑上经不住推敲，甚至可以说是很荒谬的，但它很能博眼球，它的“正义的愤怒”确实打动了很多人。

民粹主义的危险去向

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正是民粹主义兴起的沃土。从学理上来说，民粹主义与极权主义有内在的关联，民粹主义经常是极权主义的前身，与之仅一步之遥。

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人民崇拜”，它认为“人民”——主要是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意志是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民粹主义鼓吹人民的利益，但又拒斥宪政民主，认为宪政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议会是有产阶级、有闲阶级、政客、官僚们的俱乐部，广大劳苦大众注定无法参与进去，只能永远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民粹主义的目标是让“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而不采用宪政民主的技术、方式，人民就不能被具体化为一个实实在在选民团体，人民的意志不能被体现为代议制民主体制之下的选举结果，于是，人民、人民意志就逐渐走向抽象化、有机化、浪漫化，人民被等同于劳动者、贫民、下层阶级、无产阶级等等无法明确计量的对象，人民意志被说成是一种永远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神秘力量。最终，人民只能从领袖那里得知这个意志是什么。于是，民粹主义就进化至极权主义。

就中国的历史传统来说，民粹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极为深厚，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其对“民”的理解，就极易与民粹主义对接。而宪政民主很难被抽象化、浪漫化，它特别强调技术上的累进，如公共辩论、集会、投票、制衡等等，这种技术在中国传统中几乎从未有过，这使中国人对宪政民主的接受尤其困难，对“民主”的理解极容易滑落到民粹主义。

北大：并不隐秘的民粹主义传统

孔庆东先生任教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而北大有此作为，与蔡元培先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宗旨有密切关系。因为兼容并包，民国时代的北大，有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有辜鸿铭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也有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群贤毕至，活力充沛，缔造了北大校史上的黄金时代。

民国时代的大学都是程度不同地秉承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其时的大学教授，个性鲜明，头角峥嵘，比孔庆东狂放得多的人物比比皆是，不仅骂人，打人的也有。现代大学不是宗庙，不是修道院，它是个多元的知识共同体、文明实验室，因而没有必要要求大学教授都成为四平八稳的道德楷模。民国时代的大学对一些狂放、怪异的教授也多采取尽量宽容的态度，只要他们不触犯法律。事实上，不论什么怪异言论，既然心中真的这么认为，就有它的合理性，应该被说出来，加以讨论、解决，当然这种言论应以不触犯法律为限。禁止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逼迫人们说假话，才是文明的天敌。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基本人权，才在现代国家逐渐趋于绝对化。孔庆东显然不应因为发骂人的微博，因为经常冒犯一些人而被去职。

孔庆东骂人事件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在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幽灵再现，并日益壮大。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但对“民主”的理解，在当时就已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尤其是在陈独秀与李大钊这两位北大名教授那里，陈独秀鼓吹“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李大钊欢呼俄国革命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是“庶民的胜利”。随后二十年，贫富分化，政治腐败，社会公正问题日益严重，民粹主义日益壮大，宪政民主则最终夭折。今天严峻的社会公正问题又在煎熬着中国，而孔庆东先生，又是一位北京大学教授，又是一位民粹主义的吹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