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 日语:关于现代化

关于现代化

阅读(614) 评论(2) 发表时间：2008年12月20日 11时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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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8年12月20日
【季冰按】12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应该说，这是对之前许多重大会议和文件中提出过的目标的重申。按照我的理解，这个目标在12月18日大会上再次提出，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完成应当以中国实现现代化为标志。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还需要持续40年时间。
    我个人非常认可和赞同为改革开放设定这样一个目标，我并且认为，它是符合实际，经过努力有可能做到的。不过，既然我们一再强调“现代化”这个目标，就应当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现代化这个无比重要的问题，你不可能要求一个人朝着一个定义模糊的目标去努力。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一句口号就是“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句话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本世纪末”也已经是9年前的事了。我从“四化”口号的无疾而终这件事情中得到的结论是：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是一项关涉政治、经济、文化所有领域的社会综合运动。就像一个人的发育一样，从青少年到成年，不仅是身体的成熟，也一定伴随着思想情感的成熟和人格的定型。
    所谓“现代化”，我个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社会从“神治”或“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完成也就是现代化的实现。当然，现代化还有很多标志性的内容，如自由和平等精神、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经济的工业化程度、多元文化等。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她在过去500年里的历史是“现代化”的重要参照。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在今年8月份出版的探讨中国现代化和文明复兴问题的专著《下一站：中国》中的一个段落（卷一第一章第二节），从历史沿革的过程对什么是现代化这个问题做了一点梳理。

2005年这一年里，有一个伪问题曾像幽灵一样不时地浮现出来，激发起众多人士的讨论和争议。
起因是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当年2月中旬发布的一份《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这原本应该是一个学术事件，而且作为典型的“一家之言”，所谓《中国现代化报告》也不是头一次发布。但与以往几年的默默无闻不同，那年在全国众多媒体的重要位置上广泛亮相之后，此事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很多知识水平和毅力耐心不足以读完这本长达几十万字的报告的媒体人士则把它简化成为一个令人心动的问题：中国何时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报告》宣称，中国现代化水平将在22世纪初“进入世界前10名”。
看来，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们社会中那股压抑已久的“超英赶美”的豪情正再度勃发。是啊！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百余年，那种急欲翻身的紧迫感是外人很难真正理解的。但是，我却非常担心仅有雄心壮志而缺乏对所谓“现代化”的全面理解会让我们在今后再次遭遇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严重挫折。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学理上简要梳理一下“现代化”这个概念的由来。
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20世纪，国际社会科学界以现代化为对象的综合论述及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的“现代化理论”还曾经成为西方讲坛上一门大红大紫的显学，本书中多次提及的首创“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曾是这一学科中的一员干将，国际国内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的研究也取得过一系列成果。（注：我目力所及比较典型的作品有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和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等（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5月第1版。）。）我缺乏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学养，也不打算就所谓“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展开详尽的阐述，我将把自己的叙述集中于现代化这一社会运动的思想演进层面上。
就像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现代”事物一样，“现代化（modernization）”来源于西方，要讨论它，必须先理解“现代性（modernity）”这个概念。现代性不能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一个时间概念，就是说，它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似乎越是离当下近的事物就越是“现代化”的。按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的总结，所谓现代性，是指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主要在欧洲形成的一种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它的基础则是一整套价值理念。（参阅《现代性的后果》，【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顺便说明一下，西方当代的后现代思想家大多是在批判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在他们看来，现代性的“宏大叙事（Grand discourse）”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构成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但中国的实现状况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中国的一些“后现代”论者在生搬这一西方前沿理论硬套总体上处于“前现代”的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时，不免经常陷于削足适履甚至指鹿为马的尴尬境地。
一般认为，欧洲中世纪以后三个重要运动构成了现代性思想理念的支柱。
发源于14世纪意大利、并于15、16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揭开了欧洲近代历史的帷幕，它也是现代性的第一波。文艺复兴高扬人文主义（Humanism）大旗，以复兴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思想为出发点，将“人”从统治欧洲千年的基督教神权桎梏中解放出来。自那以后，尘世不再是通向彼岸的朝圣途中的一个“泪之谷”，人也不再是上帝实现他的价值的工具，人的价值本身成为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用启蒙思想的集大成者、伟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话说：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文艺复兴”之后不久便如火如荼地在西欧各地展开的“宗教改革”运动（Religious Reform）可以被看成是现代性的第二波。对“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其经典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作了令人信服的研究，韦伯在这个领域得出的主要论断至今仍然被国际学术界奉为圭皋。（参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钢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1版。）我在这里只想指出我们中国人理解上普遍存在的一个谬误：按照很多中国人的想象，“宗教改革”直接将欧洲人民从中世纪的神权桎梏中解放出来，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等宗教改革家心目中，“宗教改革”的初衷是要重新纯净被“腐败”的罗马教廷“玷污”了的基督教，早期的新教对信众的戒律往往比罗马天主教要严苛得多，它对于“异端”的态度也更不宽容，宗教迫害也更为残酷。因此，按照现代眼光来看，“宗教改革”非但不是从宗教中“解放”，倒更像是一种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不过，新教坚持“因信称义”的核心教义，认为个人完全可以不通过组织化的教会这一中介而直接与上帝沟通，这就打破了教会乃至其他各种政治权威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从而为个人的信仰自由打开了一扇隐秘之门。宗教改革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形成是如此举足轻重，以至于有人说“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新教减去上帝。”（《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第136页，【英】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著，曹海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起源于17世纪法国和英国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把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人文主义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它也成为现代性的第三波。启蒙运动的旗帜是理性，Enlightenment，顾名思义就是用理性的光辉照亮以往黑暗的人类精神世界。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从人的欲望和情感中区分出来，并把它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们看来，人能够通过理性来充分认识自然、社会乃至人类自身。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以及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孕育的现实政治产儿，这两场革命的胜利吹响了启蒙思想在萌芽之初就怀有的宏伟政治规划在现实世界中的凯歌，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法国《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至今仍被视为启蒙哲学的结晶和政治纲领，而大革命高喊的“自由”、“平等”口号也成为启蒙运动留给人们的最重要的信条。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的铁骑则仿佛是启蒙运动的“十字军（Crusade）”，以武力的布道方式将当时激进的启蒙思想播撒到整个欧洲大陆。几乎与启蒙运动同时、主要发生于英国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亦称产业革命），与启蒙运动有着极大的联系，很多学者把它视为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正是工业革命直接成就了西方在全球长达几个世纪的支配地位，中国人对于它的兴趣和熟悉程度要远甚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作为工业革命之母的启蒙运动本身。科学/工业革命以“进步”和“发展”的理念在后世人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启蒙运动完成了现代性基本构架的建构。如果我们作一个总结的话，所谓现代性，实际上包含了下述核心的思想观念：人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理性精神、自由平等，以及对进步的信念。而所谓“现代化”，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就是上述这些精神价值的实现过程。如同所有带来变革的思想文化和社会运动一样，现代性的推进并不是直线型的，整个过程充满波折和回潮，期间伴随着数度血腥的革命和复辟。
虽然这些精神价值在大多数现代人心目中似乎拥有不证自明的天然合法性，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会这么认为，其实正是社会逐步“现代化”的结果。要知道，在古代，不论西方还是中国，人们都相信人分高低贵贱是天经地义的，很少有人会认为人人生而平等；那时也不会有进步的概念，没有人认为将来会比现在好，相反，就拿中国古代人来说，他们总是慨叹世风日下，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上古的“三代”，所有的朝代至少在口头上都宣称自己的追求目标是要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
17世纪以降，随着现代性的不断展开和实现，它所包含的精神价值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平等的观念导致了一人一票普选的民主政治的建立，自由的观念则导致了社会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其中对私人财产权利和言论自由权利的保护意义尤为重大。当然，即便是在西方社会内部，人们对这些精神价值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充满分歧，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是：对自由和平等的诠释和侧重的不同直接导致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对峙，对20世纪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但从发达国家的普遍状况来衡量，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基本制度表征：在政治上，建立政教分离的世俗民主政府，社会以个人（而不是家庭或其他团体）为核心单元，并严格保护个人权利；在经济上，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并超越原始自然农业经济，实现工业化；在文化上，推行多元价值并存，保证思想文化免受外力干涉。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是一项包含着丰富深刻内涵的综合社会运动，如果说它有一个基本标准的话，也决不仅仅是经济（科技）水平达到某个具体“指标”。只有当现代性的内在精神价值深入人心，基于这些价值之上的制度成功建立起来，一个社会才能够被认为是“实现了”现代化。在我看来，早在100多年以前，英、法、美三国就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虽然它们当时的人均GDP远不及今日之中国；而目前世界上少数石油输出国家的人均GDP可能已经超过英法两国，但它们离现代化还有很远的距离。那些把现代化等同于人均GDP达到某个数字的想法不仅是相当肤浅的，而且还是极其有害的。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社会的发达和富裕是现代化的结果，如果只看到这个结果，而看不到导致它的内在动力，那么我们的现代化之路就很可能是缘木求鱼，甚至本末倒置，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
虽然现代化运动起源于欧洲，但它一经诞生，就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成为某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历史演化趋势。不过必须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趋势”和“规律”不是一回事情，这个问题我们在卷四中将详细讨论。
过去一个世纪中，“现代化”与“西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曾经在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中引发过长期而激烈的争论。20世纪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那种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思想是简单武断的，后发展国家中绝大部分以“西化”意识形态进行社会改造的实践导致的是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在广大非西方社会中，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不仅其价值取向未必足取，更现实的困难是，这实际上是一项除非经历大跨度历史阶段而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任何一个社会都建立在自身的传统文化基础上，传统之于社会就像土壤之于农业。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许多先进方法移植来自异域的种子，使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我们无论采取何种技术都不可能把我们脚下的土壤成分也改造得跟异域一模一样，我们甚至没有能力让不适应本地土壤和气候的异域植物成活。因而，越是拥有悠久文明和历史的国家，就越不可能彻底“西化”。第二，由于历史的发展，西方在全面现代化时所面临的环境对今天正在的现代化过程中的非西方社会来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里主要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西方崛起时的很多重要的“初始条件”如今早已不复存在；例如，从17世纪初开始，西欧列强在全球展开了残酷的武力扩张，到处建立殖民地，掠夺资源，甚至野蛮地从事大规模奴隶贸易……就连西方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西方能够率先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初始条件。显然，在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和国际政治秩序中，后发展国家在自身的现代化历程中没有可能重拾昔日西方列强的上述令人不齿的手段。不惟如此，它们本就已十分逼仄的发展空间还不得不经受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强大挤压。其次，过去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同步前进的一个自然展开过程。而在今天，这种“协调”已经被打破，因为信息和技术是无国界的。我们在任何一个后发展国家中都可以看到高度发达的技术与极端落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共存的奇特现象。在后发展国家中，社会的大部分往往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而有些部分已经相当“现代”，少数部分甚至已进入“后现代”。这种“不协调”状况增加了这些社会实现整体现代化的复杂性，最典型的例子是：后发展国家往往面临很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归根结底，这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跟上医疗技术和人权保障观念进步的步伐而产生的结果。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非西方社会中存在的这些特殊性就轻易否认现代化运动中蕴涵的普遍价值。西欧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人文主义、自由平等和进步发展的信念，至今仍然是现代化运动的核心价值。纵观近现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大致可分为“原生”和“后发”两类。
所谓“原生”的现代化，指的是产生于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由西欧海外移民组成的前殖民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现代化运动。就像前面讨论过的那样，由于现代化最初的种子本身就萌芽于西欧的社会思想土壤中，所以具有强健的先天生命力。虽然西欧及北美各国各自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并不全然相同，中间也发生过血腥的革命和战争，但这类“原生”现代化悉数以大获全胜而告终。最迟至20世纪上半叶，西欧、北欧、北美和澳洲的主要国家顺利地实现了现代化。到20世纪后期，传统文化与西欧相似或相近的南欧和中、东欧国家也先后完成了向现代化的过渡。令人遗憾的是，同属西方列强的海外殖民国家，拉丁美洲各国的现代化历史却远比伊比利亚半岛上昔日的宗主国要复杂和困难。
我们所定义的“后发”现代化，其实就是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而言，现代化的动力并不是内生的。按照阿诺德·汤因比关于文明发展的“挑战-应对”模式，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实际上是这些社会在西方列强兵临城下之后的被迫应对。拿中国的例子来说，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救亡图存”运动可以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相比于西欧和北美的“原生”现代化，“后发”现代化的历程要艰难和曲折得多，直到今天至多只能说通过少数几个成功的个案让人们见到了一丝曙光而已。
“后发”现代化还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
第一类情况出现在前殖民地国家或一度完全被西方列强占领的国家和地区；在这类地区，西方列强——主要是大英帝国——将本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强加于当地，并委派官员对这些地方进行直接统治。虽然这种外来统治缺乏合法性，但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尽管这种变革常常是不彻底的，发展也是相当畸形的。从很大程度上看，这是一种大炮和枪口之下的“强迫现代化”。“二战”以后的20年间，这些国家和地区相继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转而走上了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因素，这些地方的现代化总体来看并不成功，相对比较成功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如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另外，日本和韩国大致上也可以被视作这一类现代化的成功典范。
第二类情况发生在那些历史上未被西方列强吞并、但遭受到极大挑战和压力的国家和地区。与第一类情况不同的是，在第二类地区，西方列强未能直接将本国的社会制度强加其上。虽然这类地区现代化的动力也不是内生的，但当地的统治者或民众不得不进行自我变革，以求得民族独立。在经历了一系列“抗争—失败—拒斥—妥协”的痛苦和迷茫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精英阶层最终大都认识到，要成功抵御西方，首先必须学习西方。从一定意义上说，第二类情况的主动性明显强于第一类情况，属于一种“适应型现代化”，奥斯曼—土耳其和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这一类“后发”现代化最典型的范例。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或许正因为第二类情况中“后发”社会对现代化的主动性更强，它们成功的概率比第一类“强迫现代化”反而更小。目前来看，除了土耳其及我国台湾地区以外，世界上几乎找不到类似的成功例子。
检视17世纪以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可以发现，现代化运动始于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中发生的思想革命，通过在民众中的启蒙，推动政治变革，最终完成于整个经济、科技和文化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其中，政治的现代化是一切现代化的核心。在大部分“原生”和“后发”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变革先于经济、科技变革，但也有少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如东亚“四小龙”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经济变革先于政治变革。但正如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现代化是一项宏大而深刻的综合社会运动，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变革。不论次序先后，社会的几乎所有部分最终都将发生全面的整体变革，试图有选择地接受经济、军事和科技现代化，回避、拒斥政治和文化变革，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