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婴师考试网:爱的信徒，边走边唱

　　从“丹顶鹤”到“阿姐鼓”，再到今天的《七日谈》，朱哲琴说：“我相信爱。我觉得只有爱才会拯救人。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界有缺陷的话，要靠爱来拯救，而不是任何一种宗教。”
　　爱的信徒，边走边唱
　　
　　□本报记者　程绮瑾
　　
　　8月3日下午，朱哲琴在北京举行记录片《声音的漫游》首映式。
　　1989年以《丹顶鹤的故事》走红国内，1995年以《阿姐鼓》走红国际的朱哲琴，曾被很多媒体描述为“神秘”、“寡言”。朱哲琴自己也说，10年前，她对媒体有很多“不耐烦”。
　　但这天下午，面对十几家记者的群访，朱哲琴有问必答。而且因为原定的主持人被台风困在深圳，她还自己主持了首映式。
　　《声音的漫游》是朱哲琴今年5月游历印度、不丹、尼泊尔、中国4国的记录片。以“四国音乐之旅”作为其新专辑《七日谈》的宣传手段，是她的新东家———“创盟音乐”总裁许晓峰的创意。
　　虽然许晓峰说选择这4个国家，有一部分原因是想节约开支，但是他为朱哲琴的这张新专辑投资100万元，已令人咋舌。
　　几天后，当记者在朱哲琴住的宾馆见到她时，她正拜托助理帮她买润喉的东西。“我唱歌不费嗓子，说话比较费。”朱哲琴轻声说。几天的时间里，除了接受群访、去网站聊天，她还接受了10家左右媒体的专访。
　　然后她就抱膝坐在沙发上，娓娓讲述她的成长故事。
　　
　　“我在北京可能能挣钱，能成为红人，但是最多就成为第二个、第三个毛阿敏或韦唯。但是成为这样的人并不是我的梦想。”
　　朱哲琴在广州市委大院出生、长大。很小时，她就知道自己唱歌好听。
　　朱哲琴的父亲生前是中国第一本自然科学杂志《科学》的主编，家里虽然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但并没人擅长音乐。因此朱哲琴把自己的歌唱能力称为“天赋”。
　　朱哲琴3岁时开始唱儿歌。到了五六岁时，尚处于“文革”末期，小朱哲琴没什么“业余生活”，只盼着每周有两三个晚上，市委大院的草坪上会放映样板戏。每到那时，她都会搬着小板凳，坐到最前排。
　　那时候，朱哲琴一人多角地演出好几部样板戏，成为大人们吃饭间歇的消遣。但当时她的另一大“业余爱好”却让大人们头疼了。她常拣一些树枝、废纸，在厨房里藏起来。等父母上班了，自己点火玩。
　　这么点了大概一两年，有一次朱哲琴终于把自家厨房彻底点着了，烧了一半。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她以为“死定了”，没想到父亲反而担心她受惊，给她买了很多好吃的。
　　父母的教育方式，多少影响到朱哲琴独立性格的形成。7岁时，朱哲琴自己报名参加了少年宫的小云雀合唱团。
　　小时候唱样板戏，朱哲琴是男女老少的角色都能唱。这时候加入小云雀合唱团，她也是四个声部，哪个声部缺人，她都能顶上。十几岁的时候，她又自己悄悄报名参加了音乐学院附中的考试。这一次她却没能如愿以偿。
　　“若干年以后，我成名了，有一个那里的老师跟我说，当年你来考我们音乐学院，我们所有老师都印象非常深刻，你唱得挺好的，就是没有人认头。”朱哲琴说。
　　所谓“认头”，是指当时考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基本都会先拜音乐学院某位老师为师；而在考试的时候，也都是各位老师认领自己的学生。朱哲琴甚至没有告诉父母自己要考附中，自然也没有拜师。
　　“我谢谢他们没收我。因为我以前在少年宫的同伴有考上的，他们现在基本都改行了。”朱哲琴说这一句时还半开着玩笑，但说下一句时一脸严肃：“我觉得他们是在一种非常安全、僵硬的体系里面，这些人的思维、个人能力都没有特别大的发展。他们都是模仿别人怎么唱。唱到一定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而且你永远唱不过被你模仿的那个人。”
　　朱哲琴在“小云雀”唱到高中毕业，进了广州师范学院学中文。父母以为她会按照“正常轨道”走下去，做一名教师，有一个铁饭碗，至于音乐，作为业余爱好就行了。
　　但是临到毕业分配时，朱哲琴却拒绝了广州市一个中学的工作，变成一个“自由职业者”。1990年的“自由职业”基本等于失业。她妈妈伤心不解，以为这个女儿要完了。朱哲琴却从此开始了充满意外的音乐之旅。
　　在师范学院读书时，朱哲琴已经开始参与到“新空气”组合。包括解承强在内的这个音乐组合，首先在内地提出“做自己的歌，走自己的路”的口号。
　　1989年，国内第一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朱哲琴唱了第一首属于她自己的歌《丹顶鹤的故事》，歌曲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女大学生为救护丹顶鹤而溺水身亡。朱哲琴爱这首歌，好多次唱这首歌都要落泪。
　　1990年，拒绝成为一名中学老师的同时，朱哲琴带着这首歌参加全国青年歌手大赛，最后赢得亚军。紧接着，她参加了大赛获奖歌手的全国巡演。
　　显然，作为“自由人”的朱哲琴的生存境况并没有母亲担心的那么惨。但此时朱哲琴又一次做出让人惊诧的选择。
　　她还记得有一次和解承强一起去北京演出，在飞机上，解承强说：“你以后的路很难，我觉得在中国能够给你写歌的人，写你要唱的东西的人，还很少。”
　　那时候朱哲琴也不知道自己“要唱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她知道，肯定不是当时摆在她面前的那些样子。“我在北京可能能挣钱，能成为红人，但是最多就成为第二个、第三个毛阿敏或韦唯。但是成为这样的人并不是我的梦想。”朱哲琴说。
　　将音乐摆在崇高位置的她，决定在巡演结束之后离开这个“圈”。离开之前的最后一次演出，她参加了四川国际电视节，遇到了何训田。那时候的何训田已经有几个室内乐作品在国际上获奖，但是在国内并不为人所知。他当时在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并受邀担任1990年四川国际电视节的音乐总监。
　　
　　朱哲琴跟何训田倾心交谈之后，开始合作。但是在她的家人朋友看来，这无异于自断前途。在这10年间，朱哲琴与何训田相继合作出《阿姐鼓》、《央金玛》，与早期的音乐伙伴解承强则渐渐失去联系。
　　何训田先找到了朱哲琴，谨慎的朱哲琴在跟何训田交谈之后，发现了两人都想做好音乐的共同理想，这对“黄金搭档”才开始他们的合作之旅。当时朱哲琴参加巡演挣了几千块钱，在她看来，“足够去四川的盘缠”。
　　但是在她的家人朋友看来，这个决定无异于自断前途。“大家都觉得我要完了。但是后来我又没完。”朱哲琴笑说。
　　朱哲琴与何训田合作的第一个作品是《黄孩子》。当朱哲琴兴冲冲地把这张唱片带回广州给解承强听的时候，得到的却是一句：“很好，烧掉！”
　　“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林彪有一次把一个战略部署给毛主席看。那个部署写得非常精妙。毛主席看了说：‘很好，烧掉。’解承强说，《黄孩子》太阳春白雪，太单纯，在中国市场存活不了。所以要‘很好，烧掉’。”朱哲琴解释说。
　　这4个字，让朱哲琴对这个当初的音乐伙伴“突然有一种疏远的感觉”，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当初支持她与何训田合作、有那么多音乐梦想的伙伴，在那个时候，却“对好的音乐没有信心”。
　　《黄孩子》自1992年发行，到2003年，已经推出4版。在这10年间，朱哲琴与何训田继续合作出《阿姐鼓》、《央金玛》，与解承强则渐渐失去联系。
　　在最初的合作中，朱哲琴更多地是学生的角色。她跟着何训田学习音乐鉴赏，学习和声、和弦。在她看来，“何训田虽然是在学院的，但是他是革命性的，不是禁锢在学院派躯壳里的。他一生用很大的努力去冲破这个东西”。而她自己则甘做何训田这一革新的试验品。
　　几乎与此同时，朱哲琴开始在川藏地区旅行。旅行中的见闻，让朱哲琴以更本真的形式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旅途中第一次让她印象深刻的歌声，是她经过一个小村时，一个小孩一边在地上扔石子一边唱的不知名的歌曲。
　　那个时候的何训田还没有去过西藏。虽然他从1970年代就已经开始收集西藏民歌，但主要是通过他在西藏支边的姐姐来获取。直到1994年，为了制作《阿姐鼓》，他才跟朱哲琴一起第一次到了西藏。
　　直到今天，何训田仍然认为朱哲琴是“向外的”，常带着开放的心态去游历，而他是“向内的”，不喜欢游走。即使1993年那次去西藏，何训田也认为：“我们到西藏并不是为了寻找西藏，而是为了寻找我们自己。”“但最后我们殊途同归”。
　　做《阿姐鼓》时，朱哲琴开始参与到音乐创作中。何训田每写出一段旋律，他们都会在钢琴上反复磨合。朱哲琴还自己写了《没有阴影的家园》的歌词。
　　《阿姐鼓》1995年刚在大陆发行的时候，曾经被炒作到两三百元。这张唱片是第一张在全球50多个国家同步发行的中文唱片，销量超过200万张。
　　当《阿姐鼓》登上MTV全球排行榜之后，朱哲琴为了方便外国人发音，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Dadawa。“达娃”在藏语里是月亮，“达达”让人想到西方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
　　后来的10年间，朱哲琴虽然也曾在国内举办过一两次演唱会，发行过《新乐府》专辑，但都没能有所超越。她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游历世界。
　　
　　“我想同样的东西，现在中国还没有其他女歌手做到，男歌手也没有。这是个实际情况。从10年前，我们做完《黄孩子》、《阿姐鼓》，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在同一个领域或相似的领域有发展。”
　　许多人也以为她的音乐之路也许要就此完结，她却又带着《七日谈》气势腾腾地杀了回来。
　　这一次，朱哲琴对自己新专辑的品质、销售都相当看好。她的“最佳拍档”何训田也说：“到现在来看，我做的这些唱片实际上销量很好。我都不知道把握到了一个什么东西，让它们的销量这么好。”
　　在朱哲琴看来，何训田是一个严师。“他要求非常高，完美主义者。到现在为止，每一首歌录完，他最高的评价是‘可以’，从来没有说过‘太棒了’。我想我达到过‘很好’，但是他没有反应。”朱哲琴略带抱怨地说。
　　朱哲琴同样是个完美主义者，两个完美主义者碰到一起，遇到意见分歧时怎么办？他们选择按照每个人的方法各做一次，然后对比来听。
　　何训田显然也尊重朱哲琴的独立性。在这次的新专辑里，他甚至逼迫朱哲琴自己创作了一首《第七天》。“他希望在创作上留给我一个空间。因为谁都知道，我跟一个非常强大的音乐创作者合作，我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创作。我觉得他的东西很棒，我怕我做不到。”朱哲琴笑说。
　　面对记者，何训田并不吝于表达他对这位亲密合作者的赞许：“她的即兴能力很强，可以把视觉、触觉方面的东西马上转化成音乐。她这个能力很特别。中国，特别是学院派大部分歌手都是依靠一个谱子来唱东西。”
　　在这次的记录片《声音的漫游》里，朱哲琴也几次在旅途中即兴演唱。她在印度的吉普赛家庭，在尼泊尔的录音室里，都能与当地的乐手合作，唱到入神。
　　现在的朱哲琴自信且坚定地说：“我想同样的东西，现在中国还没有其他女歌手做到，男歌手也没有。这是个实际情况。从10年前，我们做完《黄孩子》、《阿姐鼓》，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在同一个领域或相似的领域有发展。”
　　对于新专辑《七日谈》，朱哲琴自信能够超越当年的《阿姐鼓》：“这张跟那张不是一样的东西。我没有抄袭，没有炒冷饭。我的音乐已经走到一个新的境地。我觉得这张专辑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新的。”
　　
　　“竹林里草莓脆，竹篮不翼而飞，找回来竹，找回来篮。不翼而飞，草莓。树林里情人送，灵魂不翼而飞，找回来灵，找回来魂。不翼而飞，情人。”
　　“朱哲琴以前有非常专有的西藏元素，现在我看不到她的某一种特别地域元素、姿态了。”创盟音乐总裁许晓峰说。
　　新专辑的7首歌，对应的是7种觉悟：有、情、真、生、善、美、无。不像当年的《阿姐鼓》富有故事性，或《羚羊过山岗》富有画面感，这7首歌更注重的是禅意氛围。何训田对7首歌采取了不同的编排方法，有的复杂，有的简单，每一首都自成体系。
　　目前已经在网络上发行的《不翼而飞》，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朱哲琴曾在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也曾在印度的水乡对着岸边的儿童随意吟唱了它：“竹林里草莓脆，竹篮不翼而飞，找回来竹，找回来篮。不翼而飞，草莓。树林里情人送，灵魂不翼而飞，找回来灵，找回来魂。不翼而飞，情人。”
　　5分钟的乐曲里，几个章节的渐进铺排让最后一秒呈现出醍醐灌顶的效果：“有”的对立面并不一定是“无”，“失”与“得”也没有定数，自心自在。
　　而何训田和朱哲琴最推崇的则是《夕阳西下》，何训田认为这首歌的编曲方法在国际上都属创新。歌曲里，人声已经融合成一件乐器。
　　据何训田介绍，专辑里的大部分歌曲在2000年前后已经完成，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推出：“反正我们也不赶什么潮流，也无所谓过时。”在最近的6年里，何训田为雷峰塔的重建创作了一组宗教音乐，为一个网络游戏创作了主题音乐。朱哲琴则一边在加拿大享受着家庭生活，一边继续着她的漫游世界。
　　直到今年，朱哲琴才带着录完的小样回到国内。朋友向她推荐了创盟音乐公司的许晓峰，说这是国内还愿意投资做真正的音乐的两三个人之一。为朱哲琴这张专辑，许晓峰投资100万元，计划CD捆绑记录片DVD、摄影集一起销售，定价大概为100元左右，期望销售3万张。
　　现在专辑在台湾地区已经发行，于是内地不少网站已经可以下载到《七日谈》。等到内地发行时，究竟有多少人愿意花钱买这么一张“天碟”，尚未可知。许晓峰说他是抱着赔光公司的心态来做这张专辑。　　
　　朱哲琴虽然觉得许晓峰的说法未免太过悲壮，但也感动于他的决心和诚意，“我觉得是他对现在唱片市场———大家都急功近利———的一种抗争。”
　　与很多人一样，许晓峰是通过《阿姐鼓》成为朱哲琴的歌迷，当年他还曾花160块买了这张专辑。在他担任华纳唱片中国区总裁期间，华纳也代理着朱哲琴唱片的国内发行，但是他并没有机会结识朱哲琴，只是断续听说朱哲琴在世界各地旅行。
　　所以在决定与朱哲琴签约的同时，他想到要为朱哲琴策划一个“四国音乐之旅”。朱哲琴带着摄影师、摄像师游历印度、不丹、尼泊尔、中国，拍摄照片、MV和记录片。
　　
　　朱哲琴喜欢旅行，相信爱能拯救世界，但也因此遭遇尴尬。在国外的一个水上集市，她“以为人家(卖花的)真的喜欢她”，就把半船花拿来送给集市里所有的人。最后她特开心地要走，结果人家说，慢，把花钱给我付了。朱哲琴大概付了差不多900元人民币的花钱。
　　旅行对朱哲琴无疑是充满吸引力的，但是与这么多人一起旅行，而且要被记录，朱哲琴一开始有些不习惯。她以往的旅行多是一个人，或者跟一个旅伴。旅行中，她也很少告诉别人她的音乐人身份。“我叫Dadawa，我来自中国。”朱哲琴一贯用这种方式跟陌生人打招呼，“除非对方也是会唱歌跳舞的人，我才会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
　　“我以前也跟中央台的《走进非洲》做过节目，也参与了一个独立导演的作品。大部分时间，我跟电视的合作是不愉快的。但是这次是个例外。”朱哲琴说，“从一开机以来，就没有感觉摄像机的存在。考夫曼是一个很求真的人，他没有预设Dadawa是什么样子的，他只是记录Dadawa的样子。”
　　镜头里，朱哲琴寻访到一家吉普赛人，男人们用传统吉普赛乐器演奏，女人唱着催促丈夫外出干活的歌曲，小女孩也能应着音乐翩翩起舞。当朱哲琴问一个男人演奏时的感觉时，那男人说：“我没有钱，吃不饱。但是演奏音乐时，我就不觉得饿了。”
　　镜头里，朱哲琴坐在恒河边，与两只猴子，几个路人，一起默默凝视着一场水葬。死者是一个少年。这些年在非洲、中东地区的旅行，朱哲琴已多次见证死亡：“前两年到瓦兰纳西，看到生命很容易随时结束，很脆弱，我就想，我一定要在我的生命里面创造快乐。要生活充实、快乐、爱周围的人，才会快乐。”
　　同样被记录下来，但最后未能呈现在记录片里的是，当他们打算进印度的一个清真寺拍摄，朱哲琴却因为穿着露肩膀的衣服而被门卫阻拦。其他工作人员都建议朱哲琴包得严实一点再进去，朱哲琴却坚决不从。
　　当大家已经打算放弃这段拍摄，却见到朱哲琴去跟门卫比划了几下，门卫竟然放她进寺了。当时在场的许晓峰猜测，朱哲琴大概是用“死磕”的方法求得门卫同意。而当我问起朱哲琴，她得意地一笑，说：“我就走到门卫面前，说自己是外国人，没有多的衣服可以穿。然后我就看着他笑一笑，说：我这样难看吗？他说不是。我就说：那你就放我进去吧。他就说：那好吧。”
　　于是朱哲琴就穿着自己的清凉服装，成为这个清真寺里最独特的一个人。
　　“放弃、破坏一个东西很容易，但是你要建设一个东西很难。我以前很容易放弃。比如这情况可能扭头就走。但是这样，人生就会失去很多风景。”朱哲琴说。
　　但有时候，不强求也是一种智慧。镜头里，朱哲琴寻访一位印度著名的音乐人，却被拒之门外。她买了白色夜来香，请求再请求，老人依然未能得见。虽然有点怅然，朱哲琴并未失望，在后期添加的旁白里，朱哲琴说：“过程更加重要。”
　　这样的体悟也许不能立竿见影地体现在她的音乐里，却明显地体现在她开始比较温和地面对采访、出席活动等烦琐的日常工作中。
　　在北京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曾问观众：“你们信佛吗？你们信神吗？你们相信爱情吗？你们相信生活吗？”
　　朱哲琴的回答是：“我相信爱。我觉得只有爱才会拯救人。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界有缺陷的话，要靠爱来拯救，而不是任何一种宗教。”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些东西我都信。因为爱包括友谊、爱情、亲情。”
　　从小朱哲琴体弱多病，得到家人很多关爱。父母兄姐的关心自不必说，连小她4岁的妹妹，都常常护着她。她有一次放鞭炮炸伤了妹妹，妹妹却坚贞不屈，坚决不向父母招供出朱哲琴。现在，朱哲琴已嫁为人妻。当年被她唤作“塌鼻子狗”的小妹妹也即将为人母，朱哲琴想起往事，禁不住感动落泪。她也希望生一个自己的娃娃，“因为我很渴望一个很温暖的人生。我觉得爱情、事业、孩子都不应该是冲突的。”
　　“我是在哪儿就享受哪儿的人。比如我在家里，就不出门，一个礼拜出去一次。但是如果到了外面，我也不想家。”朱哲琴说。
　　她的加拿大丈夫也给了她充分的自由空间。“我先生有可能就会给我打电话，我就会说：你不要老给我打电话，我好不容易才到这里，你一打电话就又把我拉回去。他也很理解，会一段时间给我打一下电话，确认我的安全。”朱哲琴说，“我以前也是这样，跟我妈妈。”
　　这也许能作为这次“四国音乐之旅”时发生的一件趣事的注脚。当朱哲琴这一组人来到一个水上市场的早集，见到有人划着一船花在卖。“朱哲琴说你送我一朵花吧，人家送了一朵。她得寸进尺，说你送我一把花吧，人家又送了她一把花。结果她以为人家真的喜欢她，她就坐在人家船头，像个散花的人一样，把花送给集市里所有人，把半船花都散了。最后她特开心地要走。结果人家说，慢，把花钱给我付了。”同行的许晓峰讲起这段故事，忍俊不禁。
　　“最后大概付了差不多900元人民币的花钱。回来以后，就‘菊花插满头’的感觉。她还把剩下的花都弄回来，几乎是个花船回来。回来从旅馆要了很多水缸，给我们每个人都放了几朵花。”许晓峰说。
　　北京演唱会上，当朱哲琴问完几个关于“相信”的问题之后，她唱起《信徒》这首歌，后面的大投影播放的恰是她在水上市场，坐着花船，悠然荡起一池涟漪。(P1175531)
　　

　　朱哲琴至今还庆幸自己当初没考上音乐学院附中　图片由创盟音乐提供

　　
　　《七日谈》已在台湾地区发行，专辑封套色调朦胧，似有意强调禅意

　　
　　在国外的一个水上集市，朱哲琴不小心买了半船的鲜花　图片由创盟音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