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鸦之足动能没有效果:石平：姚文元与《红旗》杂志

石平：姚文元与《红旗》杂志

2011.12.02 收藏

姚文元（1931年—2005年12月），男，浙江诸暨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共上海市卢湾团委、卢湾区委、《萌芽》杂志社、《文艺月报》社、《解放》杂志社、《解放日报》社工作。1955年因发表批判胡风的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得到张春桥赏识。1957年因发表《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1965年，经毛泽东同意，在江青、张春桥的授意和组织下，执笔写作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当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后，从《解放日报》编委一跃而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6年再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初，和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一起制造“一月风暴”。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成为中央委员。中共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11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先后参与和组织批林批孔、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1968年8月至1976年10月，直接分管《红旗》杂志社。1976年10月6日，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姚文元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其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姚文元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称自己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而非反革命罪行，同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挂不到一起”。1996年10月出狱，隐居浙江省湖州市和上海市。2005年12月23日病故。

一、姚文元与《红旗》关系的五个阶段

《红旗》杂志是由毛泽东提议并亲自主持经中共中央批准创办的，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的第一个中央机关刊物，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也是文革中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两报一刊”中的“一刊”。姚文元与《红旗》杂志有着极不寻常的关系。

《红旗》杂志1958年6月1日创刊，1988年6月停刊。以文革为界，《红旗》杂志30年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文革前8年，文革10年，文革后12年。总的说，姚文元主要与第二阶段的《红旗》杂志关系密切，但彼此之间的渊源更早些。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读者与编者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被批判与批判的关系；如果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再细分一下，那就是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读者与编者、作者与编者的关系。从1958年6月《红旗》杂志创刊，到1964年3月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第一篇文章，再到1967年8月，姚文元与《红旗》杂志是读者与编者、作者与编者的关系。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第一次发生联系是1961年2月。当时，《红旗》杂志社在全国选调干部，姚文元是人选之一。1961年2月1日，中宣部干部处在报告中说：

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拟从部分省、市委主办的报社、理论刊物等单位调一些理论干部加强红旗、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为此，红旗、人民日报、高级党校和本部有关处初步提出了这份名单，共53人，作为我们内部了解和选拔的对象。

这份名单中上海市有4人，包括刘思慕（《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姚文元（《解放》杂志编辑）、朱宁远（市委党校干部）、李家齐（市委副秘书长）。2月21日，人事部门对姚文元的介绍和评语为：

姚文元，男，30岁，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1950年参加工作，1948年入党。原有文化程度高中。曾任上海卢湾区团委干事、秘书、宣传部副部长，区委宣传科长，上海“萌芽”杂志社诗歌组组长，“文艺月报”理论组组长等职，现任上海“解放”杂志编辑。该同志政治历史无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立场鲜明，工作有热情，朝气蓬勃，有一定的文艺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主要缺点是有时看问题有些偏激。身体健康，行政13级。

姚文元最终未被《红旗》杂志社选上。他本人是否知道此事，至今是个谜。但这份鉴定起草者肯定做梦也想不到，“看问题有些偏激”的姚文元，仅仅五年之后即荣升为“中央首长”，七年后成为《红旗》杂志社的实际负责人。而且，当1974年10月《红旗》杂志社拟成立党的核心小组，《红旗》杂志编辑小组和驻《红旗》杂志工宣队想请姚文元兼任核心小组组长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

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刊于《红旗》杂志1964年第6期。我在《求是》杂志社档案室见过该文初稿的原件，共8页。姚文元用钢笔工工整整地书写在稿纸上，不似发迹之后爱用铅笔批示。此后，《红旗》发表过他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有的是转载，有的和报纸同时刊登。这些文章包括：《纪念鲁迅  革命到底》（1966年4期），《评“三家村”》（1966年7期），《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967年1期），《评陶铸的两本书》（1967年14期），《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968年2期），《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年3期）。此外，还有部分评论员文章是他写的。

第二阶段，姚文元“帮陈伯达看稿子”。1967年8月，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陈伯达宣布编辑工作由姚文元、戚本禹帮他看稿子。1968年初，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姚文元协助陈伯达管《红旗》杂志编辑工作。

第三阶段，实际主管编辑工作。1968年8月，姚文元与陈伯达共同负责《红旗》杂志社的工作，实际主管编辑工作。“六人小组”成员周某某1976年12月9日在揭发材料中说：

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姚贼在《红旗》“六人小组”上说：“陈伯达破坏《红旗》是明显的，半年不出刊。毛主席让我管《红旗》，是夺了陈伯达的权。”

第四阶段，全面负责《红旗》杂志社工作。从1970年9月陈伯达被隔离审查，到1976年10月姚文元被捕前，姚文元全面负责《红旗》杂志社工作。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的二、三、四阶段，合起来可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第五阶段，被批判与批判的关系。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10月22日，《红旗》杂志社召开“声讨‘四人帮’大会”，揭开了社内批判“四人帮”的序幕。从此，姚文元成为《红旗》杂志反复批判的主要对象。

二、勤勉敬业的“喉舌”总管

1968年8月以后，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社控制很严。用“六人小组”成员、工宣队负责人孟兵山的话说，“从版面到机关工作，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1977年1月6日的揭发材料）。而《红旗》杂志编辑部则在十年后，做了这样的揭发：

早在一九六八年，姚文元就从陈伯达手中接过《红旗》杂志。为了把这个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变为“四人帮”的喉舌，他把原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赶走。他背着中央，物色党羽，安插心腹，成立了一个听命于他的所谓“六人小组”，完全攫夺了《红旗》杂志的领导权。到“四人帮”垮台为止，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关于《红旗》的工作和选题，姚文元竟无片纸只字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报告。除“四人帮”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谁也不能过问这个杂志。甚至叶副主席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同志推荐给《红旗》的稿件，姚文元都借故不予刊登。《红旗》杂志成了“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评姚文元》，《红旗》1978年第10期）

姚文元偶尔亲临《红旗》杂志社。1972年8月去过一次，此后很长时间未去。但在唐山地震前后，他一反常态，接连去了三次。

第一次是1976年7月9日下午，先和机关同志谈话。姚文元说：“平常见得少，能来的都见见。部队和施工部队问候一下。”然后和“编辑组”谈话。最后和“六人小组”谈话，专门讲到毛泽东、朱德的病情。

第二次是7月30日，指示“六人小组”送杂志去灾区。

第三次是8月12日下午，姚文元先找机关领导成员和编辑小组全体成员谈话，听取从唐山回来的人汇报，着重讲抗震救灾与批邓的关系：

批邓不限于地震，地震也是批邓课堂，说明邓小平一系列谬论破产。邓讲物质刺激，但灾区最少物质，积极很大；邓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物质基础，正好是群众起来，四面八方支援，灾区人民自力更生；说积重难返，雷锋不在，实际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坚强；说软、懒、散，实际很有战斗力，在突然事变面前，能把唐山说是软、懒、散吗？要看到事物的本质方面。有的地方派性厉害，但事变来了仍要共同战斗，要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唐山、丰南两篇文章都要说明以阶级斗争为纲。

唐山人民英勇无畏无私，报上有报道，原因何在，我们文章要写出来。邓小平说乱、糟、偏，真正碰见大问题，表现都很好，要看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变修怎么办？大风大浪，涌现出一批人来。地震时，省委第一书记还在解决保定问题，自己搞的，赶快赶去。在困难条件下，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条件好了之后，如何坚持下去。小靳庄就有规划，震掉了一些私有观念，说震光了不一定，但震掉了一些。

全国情况：唐山抗震救灾对大家鼓舞很大，对全国教育鼓舞，支援灾区，有地震可能的地方也吸取教训，如山东、山西。阶级斗争方面，有的地方有谣言，包括政治、地震都有，坏分子有活动。第二，有人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要转变纲，去抓生产，这是个别的，属于党内的思想动态。是否仍然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唐山的抗震斗争说明文化大革命深刻意义还是相反？第三，有点忧虑，今年又是天安门事件，又是总理、朱总去世，又是地震，还会不会出什么事？天安门前和阶级敌人斗，战胜天安门广场政治地震，天安门仍壮丽，又战胜自然灾害，好的是主要的，生产好了，以自己努力把灾区损失补回来。考虑全国思想情况写文章。

会上，姚文元还哼了几句咸丰四年（1854年）苏浙鲁地震时，洪秀全降诏中的几句诗：“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同时今日好诛妖”，“一统江山图已到”，并指令把这几句诗写进《我国地震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红旗》1976年第9期）一文中去。

但姚文元控制《红旗》杂志，主要不是靠亲自去，而是采取其他六种方式：一是谈话，二是批示，三是审稿，四是控制“六人小组”，五是设立《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六是在《红旗》杂志社安插亲信。

1．谈话。姚文元除经常给《红旗》杂志社打电话外，大体每月开一次会。开始时，姚文元指定编辑小组召集人许某某、林某某、余某和工宣队负责人孟某某四人参加会议，后来陆续增加了编辑胡锡涛和办公室周某某，即所谓的“六人小组”。1969年至1976年，据不完全统计，姚文元关于《红旗》杂志的谈话150多次，其中面谈80多次，电话70多次。主要谈《红旗》杂志的选题计划、稿件修改、约稿，以及社务工作等。他对《红旗》杂志编辑小组召集人的谈话，每次都有原始记录，我见过这些谈话记录的原件,也见过1977年3月根据部分记录整理出来的“供批判用”的铅印本——《反党分子姚文元对原〈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记录稿（1973.10——1976.9）》。《红旗》杂志第二任总编辑王殊在铅印本的清样上批示：“除专案组外，请送一些宣传单位，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局、光明日报、学部、外文局。”

2．批示。姚文元关于《红旗》杂志社的批示很多，有时几天一次，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几次。1969年至1976年，据不完全统计（缺1971年上半年、1972年下半年、1976年上半年的批示），姚文元关于《红旗》杂志的批示达780多件，平均每年超过100次。《红旗》杂志社事无巨细，都要向姚文元请示报告，而他则事必躬亲，不断指示、批示。当然，中心内容是《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包括重点选题计划，文章约稿情况，文章修改情况，调查研究情况，版面安排，封面设计，毛主席语录的选摘，等等。

3．审稿。审稿是姚文元最花费精力的工作，暂时无法统计他究竟审改了多少稿件，但确实为数不少，仅我所见，已过百篇。凡是他认为的重要稿件，都要亲自修改，有的改好几遍。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这些文章给他日后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特别是其中的两篇文章于1980年11月2日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以下简称《起诉书》）。一篇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红旗》1976年第3期）。《起诉书》在叙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第28条罪状时，明确提到了这篇文章（参见《历史的审判》第30页，群众出版社1981年3月出版）。姚文元高度重视池恒这篇文章，除多次打电话密授机宜外，还经过他六次精心审改才定稿。第二篇“荣登”《起诉书》的是《加强工人民兵的建设》（《红旗》1976年第8期）。《起诉书》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第46条罪状写道：“八月，姚文元亲自修改审定上海写作组在《红旗》发表的《加强工人民兵的建设》一文中，提出这支民兵武装力量‘要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为暴力镇压和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历史的审判》第42—43页）这个罪名之重，甚至超过了第一篇。好在经过律师的辩护，最后只作为姚文元的“思想认识”问题而非刑事责任。

“六人小组”成员周某某在揭发材料中说：姚文元经常表白自己：“来《红旗》工作，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作具体工作的，不是来做官，要是有做官思想，肯定是要失望的。”“我是《红旗》编辑小组的一员”，“是做具体工作的”。正如周所说的，姚文元一方面在“为党作具体工作”的幌子下控制《红旗》的编辑出版工作，但另一方面，如果从敬业的角度来评价，姚文元绝对算得上一个勤勉的总编辑（虽然他不愿意挂这个名）。

4．控制“六人小组”。姚文元分管《红旗》杂志社期间，杂志社成立了一个“临时编辑小组”（1972年7月初改为“编辑小组”，1969年6月由12人组成，到1970年8、9月增加到近20人），具体负责编辑工作。“临时编辑小组”或“编辑小组”中设“召集人”，又称“六人小组”，实际是《红旗》杂志社的领导机构。对于“六人小组”，姚文元有一个逐步信任的过程。1972年之前，他对《红旗》杂志社的领导班子作过多次更换，对几个召集人也进行了考察、驯服。他一度想把朱永嘉安插在《红旗》杂志社党的核心小组，但后来因为 “六人小组”对姚越来越驯服，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在“六人小组”之前，《红旗》杂志还有一个领导机构，即1968年10月成立的“驻《红旗》杂志工宣队”。工宣队负责人孟兵山也是“六人小组”成员，但他对“六人小组”后来居上、逐渐超越工宣队的权力耿耿于怀，以至提出“是编辑组领导工宣队，还是工宣队领导编辑组”的疑问。

5．设立上海组稿组。1976年11月23日，“六人小组”成员胡锡涛在揭发材料《反党分子姚文元是怎样控制〈红旗〉的？》中说：

一九六八年九、十月间，姚文元窜到上海，扬言他受毛主席的委托，接管了《红旗》。据说，由他和张春桥点名，经“中央文革”批准（实际上就是江青和张、姚点名自批），专门成立一个“《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这个组的人员就是上海写作组的三个头头：朱永嘉、肖木、王知常（原先还有徐景贤，后来名字勾掉了）。这就是姚接管《红旗》后最早的、也是最信得过的一套班子。

他给“组稿组”规定的任务，大致有这样几方面：（1）每月每期要给《红旗》输送一至二篇重头文章，二至三篇基层的调查报告或学习体会文章。（2）通过这个组，以《红旗》名义，在上海各系统、各单位召开各种座谈会，并要及时地向张、姚书面回报座谈情况，实际上是向张、姚搜集情报。（注：据了解，凡开座谈会或搜集情报，往往是张春桥的老婆文静也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受文静的控制。）（3）根据张、姚直接布置的题目，起草一些重要文件或专题调查报告。（4）协助徐景贤审阅《文汇报》、《解放日报》每天的版样，审查大、中、小学的教材，为张、姚、徐控制上海意识形态领域作参谋。（5）以写稿为名，组织理论战线的人员，逐步形成分散性的各种“外围”写作单位，实际上是为张、姚扩大山头而物色写作人材。……

上海组稿组给《红旗》的文章，《红旗》编辑不得随意改动，只有核对引文的权利。如有文字上的增删，必须写明一份是“标注稿”，经姚审定后才能算数。这是姚从接管《红旗》一开始就规定的“纪律”。这条“纪律”，表明了他对上海组稿从来是看作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让这支“嫡系部队”凌驾于《红旗》的一般编辑之上，使人对上海望而生畏，这是他极力控制《红旗》的第一个突出标志。近年来，《红旗》编辑对上海稿的修改权虽比前几年大了些，但作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标注稿”则始终不变。

6．在《红旗》杂志社安插亲信。姚文元还通过调上海写作组的人来加强对《红旗》杂志的控制。胡锡涛在1976年11月23日的揭发材料中说：

尽管上海组稿组的权力很大，但从控制《红旗》这一角度上说，毕竟京沪之间相隔迢迢千里，“远水解不了近渴”，因而姚极力从上海调人来控制。据了解，他曾三次提出要徐景贤、朱永嘉给《红旗》提供名单。……到了一九七一年，他自己点了两个人，一个是肖木，一个是我。（肖木被王洪文留住了，后来补上了郑某某同志。）

为什么姚指名要调肖木和我呢？这是他自己考察和上海徐、朱推荐的结果。调肖木，不仅因为肖木能说会写，更重要的是由于肖木领会“四人帮”的意图快而准，而且守口如瓶，不会泄露。姚显然是准备把肖木放到《红旗》领导班子中去的。调我，主要是因为在一九六四年姚与周谷城的一场论战中，我曾为姚写过一篇辩护文章，由此他认为我也是可信任的人。总之，指名调人，是姚在组织路线上任人唯亲的具体表现，目的就是为了控制《红旗》。

三、姚文元与“池恒”

组建于1974年1月的“池恒”，是由姚文元亲自培植和严密控制的《红旗》杂志写作班子。写作组是“大批判”的产物。“大批判”在文革前就已普及，文革时期又被规定为重要任务之一、斗批改的主要阶段。上世纪70年代，大批判逐渐正规化，各级党政机构建立专业的大批判组（也叫写作组）。这些写作班子多数用集体笔名，最著名的是梁效、罗思鼎、池恒、唐晓文、初澜、洪广思等大批判组。

1978年8月，《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池恒》（1978年第8期），对“池恒”作了较详细的述评：

一九七四年一月，正当“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时刻，我国论坛上跳出了一个所谓“政论家”——池恒。池恒称霸论坛，横行一时，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每个步骤，在《红旗》杂志上抛出连篇累牍的反党文章。

池恒……还使用其他笔名，诸如：程越、方刚、吕真、田春、严章、黎章，等等。但独有池恒的身价最高，一般是在发表重头反党文章时，才由姚文元指定使用池恒这个“大名”，后又兼以程越之名，交替使用。

关于姚文元与池恒的关系，《论池恒》说：仅据有案可查，从一九七三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姚文元对《红旗》几个党羽的召见谈话和电话“指示”，就达九十七次之多。姚文元每有策划，他的几个党羽就出马上阵，组织力量，昼夜赶制毒草。对于这类文章，姚文先从点题、内容、结构、手法、署名，到反复修改，都是亲自指点，亲自动手，苦心经营。

关于池恒与其他写作班子的关系，另一篇《红旗》文章说：姚文元伙同江青、张春桥，一手抓阵地，一手抓队伍，一起操纵几个写作班子，作为制造舆论的“炮队”。其中，原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前者主要听命于江青，姚文元也插手其间；后者由张春桥和姚文元直接指挥。此外，姚文元亲自培植和严密控制的池恒，主要由江青掌握的唐晓文、初澜，也都是“四人帮”得力的御用写作班子。……全国报刊都要以他们炮制的黑文为宣传“口径”，其祸害更加不可估量。

四、批判家痛遭大批判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作为姚文元直接控制的单位，《红旗》杂志社批判姚文元的任务自然更繁重、更紧迫。《红旗》杂志社从1976年10月22日召开“声讨‘四人帮’大会”开始，到成立“运动办”清查有关人员，再到组织刊发批判文章，对姚文元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批判。姚文元也就从“中央首长”、“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的金棍子”，一下变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舆论炮制者”、“文痞”、“姚贼”。有趣的是，由于姚文元工作太认真太敬业、事必躬亲，以至于红旗杂志社清查时，“六人小组”成员纷纷说，都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审定、修改的，因此大大减轻了他们的政治责任。

1976年10月至1978年10月，《红旗》杂志自写或与其他单位合写的重要批判文章有：《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两报一刊”社论；《最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本刊评论员文章；《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本刊评论员文章；《捣乱、失败、灭亡的纪录——揭批姚文元利用〈红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本社大批判组文章；《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两报一刊”评论员文章；《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两报一刊”社论；《覆灭之前的狂吠——批判姚文元利用一九七六年第十期〈红旗〉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本社大批判组文章；《论池恒》，本刊编辑部文章；《评姚文元》，上海市委大批判组、本刊编辑部文章；《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万岁》，本刊评论员文章；《一场反革命的舆论围剿》，本社大批判组文章，等等。

以上文章集中批判了“四人帮”特别是姚文元利用《红旗》杂志所干的坏事。主要有以下八条：

1．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鸣锣开道。

2．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华主席。

3．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4．处心积虑嫁祸于邓副主席。

5．诬蔑攻击老干部。

6．疯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

7．亲自培植和严密控制池恒。

此外，《论姚文元》一文还集中批判了所谓“姚文元道路”。“四人帮”及其余党到处夸耀所谓“姚文元道路”，津津乐道地说什么姚文元走的“不是院士的道路，而是战士的道路”。说是“战士”,倒也不假。问题在于：是哪个阶级的战士？为什么而战？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姚文元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战士”……

《红旗》杂志的批判文章火药味甚浓，一方面因为当时的报刊都大体如此，另一方面由于《红旗》杂志社是“重灾区”，用《红旗》杂志第三任总编辑熊复的话来说，就是：“‘四人帮’控制《红旗》八、九年，把党刊变成帮刊，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四人帮’利用《红旗》放毒最早、最长、最多”。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之间，还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疏理，尚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