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不上幼儿园可以吗: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2

                                   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访马克思主义学院尹保云教授（下，2）
        二、培植私有企业，明晰产权制度记者：大学、企业、政府如何打破这种封建的体制呢？目前要改革的话，会面临哪些阻力？
        尹老师：对于学校来说，一个学校有好多院系，如果它们不是靠创新，不是靠发展出世界一流专业而获得更好地生存条件，而是通过办各种培训班来赚钱，这对学校科研和教学的进步一点贡献都不会有。
在企业领域，产权要明晰，竞争要充分。这需要从各个方面来着手改革，从整个体制下手，包括坚决地推行企业私营化、健全和严格法律体系以及建设民主制度等。现在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我们老喊“中国特色”。我有一篇文章就是反对“中国特色”的（指《现代化研究中的庸俗特色论——中国学术的非理性气质（之三）》一文，发表于2005年第2期《学术界》）。特色有好有坏，好的不用喊，坏的喊它干什么？一个落后的国家必定到处是落后的特色，喊起来其实很丢人。中国国家足球队有没有特色？打一场败一场，你能说这不是特色吗？大喊搞自己“特色”，就是在宣布不要学习别人，是在保护落后的体制和结构。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实际上没有资格谈“特色”，只有成功者才有“特色”。比如足球，巴西队有特色，德国队有特色，但说中国队有特色，这不是笑话吗？邓小平当初说“中国特色”的意思是不再搞苏联模式了，要放弃计划经济，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词到处滥用，结果成了维护现状的托辞。
        记者：您认为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可行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尹老师：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培植私有企业。现在中国的私有企业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前两年，我们私有企业的数量在减少，出现了“国退民进”趋势，这是十分危险的。目前，中小私营企业困难，大私营企业在全国一个都没有。你看我们现在搞的，连“中华牙膏”都快搞丢了，现在我估计只有“茅台”、“五粮液”、“中华烟”这些中国特色的腐败品牌能够确保不丢，其它的技术不都被国外兼并了吗？中国没有创新力，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私营企业没有成长起来。这一点是我们的政府以前没认识到的。台湾也有一个很大的教训：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无论从产值还是科技上，台湾都是领先韩国的，但后来很快就被韩国超过了。什么原因呢？在国民党民生主义的思想下，本来是要搞资本主义的，但是国民党又控制着金融、上游产业升至其他产业，公营企业挤占了大量地盘，所以台湾在经济高增长过程中没有培植出大私营企业。没有大私营企业，科技创新力就不行。创新都是大中型私营企业搞起来的，比如韩国的汽车、电脑、电视机、半导体等等，都是私营大企业搞起来的。
记者：那么扶植私营企业主要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尹老师：企业成长不起来不能全怪政府，这也不是一届、两届政府就能够完成的任务。实际上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地提出新的政策，包括一些文化产业、基础产业甚至军工产业等也鼓励私人投资，这说明它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了。
企业家素质的培养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有血缘传统和家庭背景的作用。中国解放前有一些企业家，但后来都给整死了。现在私营企业家既没有受到家风熏陶，也没有规范的市场环境锤炼，大多是按照国企的老路子来搞，也是去找贪官、找银行、弄地皮。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我们现在还处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垄断企业的改革需要时间，私营企业的成长也需要时间。即使改革速度加快，也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我们的认识不发生转变，拿表面经济数字沾沾自喜，甚至不知高低地吹嘘“中国模式”，那就可能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就会像印度和拉丁美洲那样，持久地停留在封建主义骨架与市场经济表皮结合的状态。这样的结构永远与现代社会保持距离。就像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那样，人均GDP快近1万美元了，现代化道路却还十分遥远。
        现在我国私营企业成长困难首先与产权制度有关。产权不清的领域很多，但核心是最下面的根基不好，即土地产权模糊。河南西部的金矿山，本来是很大的山，农民从来不上去，所有权应该说是国家的。一个矿主去搞投资，与县政府和乡政府均签订了合同。但等到挖出高品位金矿石的时候，周围的农民突然蜂拥而至堵住矿口，宣布这山是他们的，导致投资者突然破产。国家的油田也遇到同样问题，大庆的农民会偷油，河南的农民能炼油。中原油田的农民都在自家门口安装一个炼油炉，从油田抢原油来提炼出售。农民敢于这样干是因为他们认为土地所有权是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不清造成很多矛盾，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都均得不到法律保护，怎么发展市场经济？按照流行的说法“谁厉害谁是爷”。一般说地方官最厉害，所以他们得到的便宜不少；农民常被看作“弱者”，其实他们也并不弱，因为他们可以发动群体事件，可以集体抢劫国家的油田；政府有警察和军队，应该说是最厉害的，但因为政府也没享有法律规定的所有权，不敢强力保护国家油田……这就是因所有权不清而带来的混乱抢夺，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景象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土地所有权不清是传统社会（封建社会）的特征。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现代化都是从界定土地所有权开始的。然而，我们则把自己发明的国家、集体、个人三级所有土地制称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用这套“社会主义”理论来灌输学生，把学生教得浑浑噩噩，用来实践，把经济秩序搞得乱七八糟。要是仔细比较，就会看到目前的土地状态比清朝时期还要落后。土地制度改革缓慢，关键还是利益考虑。很多人以为可以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好处，可依控制住整个国家，可以通过卖土地来养活官僚系统，如此等等。然而长远看这样做会得不偿失。由于土地制度是现代社会的根基，它的所有权不清楚必然使整个经济秩序难以规范。当然，中国的经济还会照样增长一阵子。因为经济数字增长并不总是决定于制度好坏，走私经济、制假贩假经济、海盗经济、官商勾结的腐败经济等都会带来增长。一般人看不到到潜在的危机，但等到危机爆发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就晚了。
        记者：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呢？
         尹老师：在这方面世界上已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日本、韩国、台湾在二战后顺利发展的基础就是土地制度。战后他们进行了土改而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土改法规定最大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不能超过四十五市亩。土改后它们的土地产权十分清晰，大山、大的河流湖泊自然是国家的，耕地、村庄附近的山坡或小山是农民个人的，也有少量村社共有的土地（主要是坟地）。土改把土地所有权厘清，什么都好办了。农民的土地，即使他进城当工人仍然是他的土地。这种私有土地制度是一个强大的社会稳定器。农民有了土地，就等于有了财富。虽然由于人均土地面积不多，但当经济成长起来之后，土地也会随着升值，大部分农民就中产阶级化了，农村也获得长久安定。同时，由于土地产权清楚，国家的土地资源(如大山、河流、湖泊等)也容易得到更好的保护。
        我们的土地制度现在也有一点小小进步，新的《土地法》规定土地流转要经过农民本人同意。这等于强调了农民的个人权利，以前是不经过农民同意就可以由村干部处理的。当然，现在还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级所有的土地所有制，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有的学者不断宣扬：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而引起农村不稳，就像大陆国民党时期的情况。说这样的话是不懂历史，也不了解其他国家经验。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归因于土地问题是头脑简单的历史结论，它有国际因素的作用（如日本侵略、苏联出兵等）；再说，农民也不会那么傻，随便就会把土地卖掉；同时，国家可以用土地法来限制买卖，就像日本、韩国、台湾做的那样。倒是在目前的产权不清状况使农民不断地失去土地，封建化的根子也牢牢地扎在土地上。看一看地方是怎样用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等等来骗取农民土地的吧！总之，我们首先需要转变认识，要看到目前的三级所有制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土地制度。不仅农民的权益，连国家油田、矿山、河流、湖泊就得不到有效保护，这难道不是坏制度吗？
记者：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都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三级所有制，是不是反而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呢？
        尹老师：是的。现在我们农村的好多群体事件都是由土地纠纷引起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实际上是农村稳定的最大威胁。我觉得我们的经济改革从1992年就开始停滞，转而去搞稳定、和谐、福利保障体系了，最近才意识到其中潜在的问题，于是又提出继续深化改革。不要认为给农民几十元补贴就能解决好农村发展问题，即使增加到几百元也没有多大作用，还会导致乱发货币引起通货膨胀。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深化改革。主要任务是在农村界定土地所有权，在城市搞民营化。要建立现代国家，就要打好现代社会的地基，地基牢靠才能把大楼盖得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