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长的一码资源:现代医事现状思考

解构恼人的身体地图（1）

    有些讽刺的是，作为人，真正开始有想去了解身体的动机，竟然是从“身体感觉不舒服”开始，或是从“身体出毛病”才开始。在健康的日子里，欲望和热情驱使着我们去忙这忙那，身体，被“人”冷落一旁—直到有一天，它被迫发出尖锐的信号。即使在此时，我们对这副身体又了解多少呢？

    还记得在做医学生的时候，有天我跑到朋友所在的研究生宿舍温习功课。一屋四个成年女生围着，让我给讲讲子宫和卵巢的功能和关系，以及人类认识生殖系统的过程。比如在公元一世纪时，月经被认为是“繁殖周期中的清洗过程”，而从公元前300年到16世纪中叶，女人的卵巢一直都叫做“女性睾丸”。而男人的精子在古代被定义为“寄生虫”，在女性的卵巢中有一些叫做“卵细胞”的东西，它们的性质类似于我们吃的鸡蛋……

    一个学比较文学的女生认真地问我：“是不是来一次月经，子宫就要死一次？”我很喜欢她这么诗歌化的语言，但是，很显然，这位上个世纪70年代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新女性，竟没有好好地“参观”过位于自己下半身的秘密花园。

    当时，我刚学完妇产科，装了满脑子的梨形子宫结构和月经期的形成过程。作为一个全身心浸泡在课本知识中的医学生，我那时的表情看上去冷静而科学，映衬之下，她们看上去显然大惊小怪。但说实话，在没上医学课之前，我基本也是这样对身体无知，而且大惊小怪。

    朋友小何坦白说，她至今还搞不太清楚，左肋下是胃还是右肋下是胃。这答案其实我已经告诉她很多遍，但她每次还是得问我。我只能告诉她，在电影《焦裕禄》中，被工作累得经常肝疼的焦裕禄，用茶杯盖顶的是右肋下，那是肝，反过来，也就是说左肋下是胃。

    回想起来，我们作为人，最初对身体的被动认识，可能是起于青春期的到来。那时，身体的变化由不得我们漠然无视，男男女女的第二性征以蓬勃的声势日新月异，但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内容也无非是“变得更女人了”或是“变得更男人了”。至于那些庞杂的生殖系统名称和功能，终究没能明白就里，只是出于本能模模糊糊地了解了一些最基本的功能。我们就这样失去了最初了解自己身体的机会。那些从小学上到中学，普及不力的生理卫生课，并没有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如果青春岁月一切顺利，中间没有疾病穿插，第二次逼迫我们去认识身体的可能就是—第一次性生活。但仍旧像青春期一样，大家直奔这些性器官的功能和效用而去，并不想理会具体的身体地图。我们似乎更偏爱知道身体某部分能提供我们什么功能，给予什么快感，作为人，我们反而对构成自己物理存在的身体零件不太关心。

    每天，我们带着这堆经过有机组合的零件为实现幸福、满足欲望到处奔走。随着年龄的增长，直到有一天，感到自己的机能开始退化，我们才开始关注每年一次的例行体检。但就像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杂志号召的，年轻功课年轻做。那些我们在年轻时不加注意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在年长之后会一一暴露出对机体器官的危害。

    但人是不是那么急切地想了解自己的身体呢？这其实也是个问题。

    要能面对一具解剖开来的身体，面对它传达的所有真实信息，面对所有美丽的、琐碎的、不悦的细节，是需要跨越我们的审美壁垒，具备一定的勇气的。比如，因为发现了人脸上的一块骨头—颚间骨而对解剖学做出过贡献的歌德，这么说：解剖学之所以对我具有双重价值，是因为它在满足我求知欲的同时，也教会我如何忍受令人厌恶的情景。

    这种“令人厌恶的情景”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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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身体地图，究竟是不是一张充满美感的图画呢？

    我第一次跟基本外科胰腺组的医生们下手术室实习时，他们常常要用电刀划开病人的肚皮，碰到有肥厚肚皮的病人，能看见黄花花的脂肪组织。电刀所到之处，会带起一阵青烟，那情形类似街边烤羊肉串的小摊，味道闻起来也差不多。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烤肥油味，可躺在手术台上的，是位满腹经纶、学识过人的历史学者。

    在妇产科跟着老教授出门诊时，不管多么年轻貌美、气质优雅的女人，都免不了被暴露于这几个现实得几乎让人背过气去的问题：孕几产几，上次月经什么时候，然后上床做截石位检查。多少女病人去了妇产科门诊，经过如此折腾之后，出门就祈祷千万不要再得妇科病了。

    我们作为人，每个人可能都难免遇到“臭皮囊”与“美精神”的生硬撞击，或是“当生理遇到精神，宁愿扭头就走”的尴尬境地。

    而在面对身体时，医生可以是最职业、最地道的“解构主义者”。解剖学赋予医生的气质，有一部分是伴随这种不令人愉悦、与审美冲击，但又需要严格遵守客观的情绪。

    这种情绪天长日久之后，会让医生在对待人体这件事上，将“赋予的喻义”与“客观存在”进行严格、冷静的剥离。在这点上，医生比我们谁都“酷”。而我们普通人，出于天生向美感靠近的偏好，很少能换种客观的眼光看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更多地不是承载器官和组织，而是承载着一些类似“玉树临风”、“纤柔窈窕”、“强健”、“性感”这些比喻的容器。

    解构恼人的身体地图（2）

    那些来自身体的生理性表现，常常让我们感到尴尬、自卑。在安静、肃穆场合的一阵尖锐的肠鸣音，就像往安然如镜的水面里扔进一块大石子，让人尴尬无比。但其实，无非是空空如也的肠子发出了生理性的抗议。又比如不止一个口香糖、漱口水广告用过这样的案例：在两人快要零距离接近时女孩把男孩推开，原因只是因为口腔异味，男孩可能患有牙龈炎。但这在一个口腔科医生看来简直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却让普通人羞愧难当。

    一个外表再美再帅的人，也脱不了有一副看起来丑陋不堪的肠子。李六乙导演的诗剧《口供》到了后半段，纱帘上打出了一段影像：伴随着演员们激情充沛的诗歌独白，屏幕上是一只手反复地从开了一条缝的腹腔里掏出一节又一节的肠子，然后扔在一个大铅盆里。我注意到剧场里大部分观众的脸上都露出了不悦或是恶心的神情，他们本来盘腿静坐在垫子上，在看到录像上的那一段时开始左右调换姿势，坐立不安。但是，如果你真的做过阑尾手术，如果你真的站在腹腔手术的台子边，反应会更强烈，你所看到的肠子会更真实，更不“审美”。但对于熟悉了身体的医生来说，眼前的一切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段肠子而已，就是身体的构造而已。

    在我们喜欢的精神情境或是浪漫背景下，来自生理性的不和谐音，是我们作为凡人所不欢迎的。我们这时，似乎更愿意脱离开那个具体的生理地图，直奔精神、浪漫天地而去。

    而医生，自进医学院开始接受训练到最后入行工作，其实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把人们赋予身体的喻义剥离，留下一个类似工笔画的身体地图。这样的人，跟普通人相比，怎能不说又多了份冷静，或者说得更厉害一点—是冷漠。因为长期身处于这种气氛的熏陶和感染，医生审视身体地图的角度已经完全跟普通人不一样了。医生更多地是像一个职业的解构主义者、一个专业的地理学家—哪里是等高线，哪里是湖泊，哪里是丘陵，哪里是森林，它们各自对最后形成的体内环境和功能都贡献了什么或者都危害了什么。

    而让我们凡人去面对一具解剖开来的身体，面对所有美丽的、琐碎的、不悦的细节，面对它传达的所有真实信息，并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需要的是追求真相的勇气。

    了解身体，从刀开始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早在16世纪，那时的人们对了解自己的身体满怀兴趣。比如，当时在欧洲的一些大学，陆陆续续开了一个叫做“解剖室”的房间。前来参观的不仅有医学生，还有好多市民老百姓—男人和女人都有。有趣的是，这些非专业人士如果想踏进解剖室必须付钱，他们手里攥着钞票，每天却只能看人体的一部分，比如第一天看腹腔，第二天看胸腔，第三天看心脏，第四天看大脑……如果要看隐秘部位，还得多准备点钱，另外收费。

    我们人类对身体的真正认识，就是从一把刀开始，从解剖学的诞生开始。

    每个医学生都经历了“从对人体的模糊认识到确切分解”这一过程。眼前因为长期泡在福尔马林里而变得肿胀、棕黑的尸体，对于一个急切想了解人体构造的医学生来说，竟成了无价之宝。在面对尸体时，作为医学生，有幸第一次深切地感觉接触到了身体地图。就像兼文学家和科学家于一身的歌德所说：“解剖标本比任何的努力和观察结果，更能将大自然的奥秘揭露于我们面前。”

    人们开始了解身体地图，也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在没展开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它曾经充满了那么多无解的谜团和机关。人们为了能展开这张图，没少和自身的恐惧、世俗的道德障碍、尸体的资源稀缺作斗争。

    在公元前300年，除了传说中亚历山大医学院的老师们有幸解剖过绞刑处死的犯人尸体，人们一般是通过打开动物内脏来获得一点解剖知识，然后类推到人。（此处缺文）许多传记作家在描述达。芬奇的一生时都不忘写上一笔关于人体解剖的故事，只是他解剖人体倒不是为了学医，而是为了更好地绘画。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试图站在更高的角度，把解剖、透视、明暗和构图等零碎知识汇成系统理论。达。芬奇亲自解剖过30具不同年龄的男女尸体。在他看来，人体解剖和人体结构知识的掌握，有助于塑造完美的人物形象。他画出了人体的骨骼、肌肉、心、肺、肝、肾等器官系统的构造。最近，研究者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家修道院发现了一间被遗忘的达。芬奇的工作室，里面有500年历史的壁画和一间用于解剖人体的密室。达。芬奇死后留下细节俱全的800张图谱，可以说是解剖图谱的雏形。得益于他对人体的解剖学认识，在文艺复兴时的画中，肌肉和血管多半有着严格的定位和走向。

    米开朗基罗也是这样的画家。最近有两名热爱艺术的巴西医生，从米开朗基罗的巨幅穹顶画《创世纪》中也发现了一个与解剖学有关的世界。这两位医生确信，米开朗基罗在画中展示了他所了解的解剖学知识。比如，一棵树干可能是支气管的“化身”，而一个绿色布袋实际上是人类的心脏。一位美国医生也认为，《创世纪》中的一个场面，其实就是人体大脑的横截面解剖图。传说这位看着像小老头的狂人画家，当时确实在佛罗伦萨和罗马开设了解剖学沙龙，12年，天天不断。

    但这样的觉醒，似乎仅仅限于追求完美表现人体的画家。在当时的医学院里，学生们听到的仍旧是唾沫横飞的人体四液学说，学习的依旧是奉为权威的盖伦从动物身上获得的解剖知识。偶尔有些敢于越雷池的人，去盗墓或者偷绞刑而死的犯人尸体，但他们把尸体弄回去后，也多半是让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理发师用刀切开尸体的皮肤，一大群学生围观。大家还是看不上解剖。

    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之后，诞生了一位解剖学的巨匠—维扎里。这位勇敢的20出头的年轻人有一次居然从绞刑架上弄到了整个骨架。他把尸骨一块一块装在大衣口袋里，偷偷地拿回家再拼凑起来，细细把玩研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体骨骼标本。他冒着宗教迫害的危险，终于完成了身体地图的注释—共7册的《人体构造》，全书不仅讲解了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形态、构造，还纠正了盖伦200多个错误。他被后人称做现代人体解剖学的奠基人。终于在16世纪，一些大学纷纷出现了解剖室。就像前面提到的，前来参观的男男女女不仅有医学生，还有许多市民。自此，人们才凭着一把刀，真正认识了自己的身体。

    我们那并非完美的身体（1）

    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千百年来一直流行着一个取巧讨好的比喻—蕴涵着无数神奇奥妙的精巧机器，终日不知疲倦地精密运转。作为“万物之首”，我们的身体是大自然叹为观止的造化天成，是造物主美轮美奂的杰作。

    这样的比喻，最起码从生命的起源就可以窥见一斑。在一些科学家看来，40亿年前，先有合成有机物的碳、氢、氧、氮等基本元素，在合适的温度和时间下，在液态水的参与、行星大气的保护下，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化学反应，形成了生命最基本的组成物质—氨基酸、脂肪酸等小分子有机化合物，它们再形成复杂的蛋白质、核酸等大分子有机物，进一步演化成最初的活细胞。

    然后，在6亿年前，单个细胞开始组合，一步步走向多细胞，再走向复杂多细胞，又经过了漫长的进化旅程，最后才有了人这样的高级多细胞生物体。

    虽然关于生命起源有各种各样的学说—有一些专门研究这一课题的科学家穷尽毕生的精力与另一个学派争辩，因为他们有的认为生命来自地球本身，有的认为来自太空—但不能否认的是，中间花了40亿年的演化，才有了最后的人。40亿这个数字没人不叹为观止。我们还在上中学时，就被热情洋溢的老师灌输了“万物之主”的概念—人是最高级的动物。老师自己首先也被40亿年给感动了。

    我们的大脑，可能是被赞叹、被吹捧得最多的器官。这种赞叹和吹捧，是不是跟当今仍在风口浪尖上如火如荼的IT浪潮有关，也未可知。一位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专攻机器人研究讨生活的朋友说：“计算机再发达，再有能耐，终究难敌一个普普通通三磅重、看上去松松软软的人脑。”

    这位将把毕生献给机器人研究的教授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人脑之谜》一书中作了这么一个类比：在我们的脑中有多达几千亿个神经元（神经细胞），为了感觉一下1000亿究竟有多大，亚马逊雨林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比喻。亚马逊雨林方圆700万平方千米，约有1000亿棵树木，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基本上与之相当。比喻并不就此打住。如果我们现在考虑神经元间连接的巨大数量，那么我们可以说，其大约和亚马逊森林中的树叶一样多。要去想象整个脑中化学活动和电活动的激烈状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即便在任一时刻，我们的上千亿个神经元中仅有10%在活动。

    读过《人脑之谜》后，很容易就被其中的数字给俘虏了。那些数字后面动辄以10个零论说，无一不是在印证我们有着一个虽然看上去不起眼但神奇伟大的脑子。

    比如，与任一特定的神经元形成接触的神经元在1万个至10万个之间。反过来，任一特定的神经元将成为神经网络中下一个细胞的成千上万个输入中的一个。假如我们取只有一根火柴头大小的脑块，其表面的神经元间连接就能高达10亿个。

    如果只考虑大脑的外层—大脑皮层，假如你用每秒一个的速度数其神经元间的连接，它将花去你3200万年！请记住，人类进化仅始于700万年前，因而你不得不用4倍于人类进化的时间来数完它。至于皮层中连接的不同组合的数量，我们面对的是个超天文数字：10后面至少接100万个零。它将超过整个宇宙中的粒子数！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年轻时的初恋记忆，事隔四五十年，等我们白发苍苍时，几乎可以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就能从记忆大海里捞出来，而且活灵活现。人类要到哪一天，才能创造出运算速度这么快、存储量这么大的电子计算机？真就像张国荣歌里唱的那样：“每个人都是—造物主的骄傲。”

    但事实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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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身体其实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我们带着身体的一堆折中方案和不完美在生活。比如，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性急或者忙于说话，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被呛了，连连咳嗽，脸憋得青紫。每年10万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不幸的人会被呛死，他不是在大马路上离开人世，而是死于自己体内的交通事故。

    在美国连续火爆了10年之久的连续剧《老友记》（Friends）的一集里，钱德勒和一个女孩一起被关在自动取款机的小房间。钱德勒特别想在女孩面前表现得镇定自若、潇洒自如，结果却总是笨手笨脚、弄巧成拙。女孩给他一块口香糖，他放进嘴里试图吹个泡，在女孩面前显摆一下，但可惜一不小心口香糖被喷到了墙上。他只好尴尬地拿回口香糖放到嘴里，还不忘自我解嘲说：“哥们这次又回到正轨了。”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被呛住了，喘息，呼吸困难。女孩见状，赶紧上前抱住他，用的是举世闻名的—海姆利克氏操作法，眼见着口香糖又飞出了他的嘴，他终于能喘口气了，又不忘再黑色幽默自我解嘲一下。

    可怜的钱德勒，如果不是及时抢救，他可能会呼吸困难，皮肤发紫，严重的话，可能会死于这一呛到气管里的口香糖。而女孩使用的海姆利克氏手法，据说是一个叫海姆利克（Heimlich）的医生为了抢救呛着的妻子，情急之中，无意间发明的。结果这一方法在美国家喻户晓，万人集体演习，挽救了数以万计喉气管异物病人的生命。刚上医学课时，老师给我们也讲了这一急救小常识：当患者呼吸道突然吸入异物导致窒息时，立即让患者弯腰前倾，抢救者站在病人背后，用两手臂环绕病人的腰部。一手握拳，将拳头的拇指一侧放在病人胸廓上和脐上的腹部，另一手抓住拳头，快速向上重击、压迫病人的腹部。

    我们那并非完美的身体（2）

    那么钱德勒在吃口香糖时为什么会呛到气管里呢？原因只是我们身体里一个设计有缺陷的地方。

    我们平时吃进嘴里的食物会进入食道，吸进呼出的空气则是通过气管。我们的嘴长在鼻孔的下面，但食道却长在气管的后面，这样我们进食的通道和空气的通道在咽喉处进行了一个交叉。我们平时机体里有一种反射机制能在进食的时候关闭住气管，不让食物走错了路，进到气管里。如果万一气管堵住，我们机体的防御性的呛咳反射又没能成功地把堵在气管里的食物排出去，我们就只能依靠周围一个会海姆利克氏操作法的人救命了。像钱德勒被关在自动取款机的小房间里，他唯一能指望的也就是身边这个让他兴奋而又紧张的女孩了，除非自己会自用海姆利克氏操作法—靠在桌子边或扶手栏杆上，压着上腹，快速向上冲击。

    你也许可能不相信，在蜻蜓、蜗牛和章鱼的体内，根本不存在这些交通烦恼，它们体内食物与空气的道路截然分开，而所有的脊椎动物却都有这一交通设计上的毛病。我们作为人，也未能幸免，甚至更倒霉，因为说话使这一体内交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在《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一书里，试图用达尔文医学来证明这一交通缺陷的作者说，这么一种引起交通问题的设计，有什么必要的理由让它必须是眼前这个样子吗？没有。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作者评价人之所以容易被呛，“反映了一种古老的没适应好的遗留问题，又被多年之后的某一妥协方案进一步恶化”。

    类似这样的事，还有阑尾。在医院实习时，我给一个17岁的小女孩割过阑尾。她的眼睛有着还没被生活、被世俗污染的清澈。她问过我一个问题：阑尾究竟有什么用？穿着白大褂的我，清了清嗓子说：“它在身体里起着极其微弱的免疫系统的作用。除此之外，可以这么说吧，几乎一无是处。”

    是的，阑尾在人体内的存在，似乎更多是为了作怪，是为了得阑尾炎，让病人捂着肚子疼得哇哇叫然后割掉。猛一看，这种事发生在“神经元间连接的数量和亚马逊森林中的树叶一样多”的人身上，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与阑尾这种人体的瑕疵类似的，还有直立行走。我们不止一次地赞叹人能够直立行走的那一刻，那是猴子下树迈出的一小步，进化史迈出的一大步。人为能直立行走而付出的代价，一般不会进入正常人的思考范围。但正是因为直立行走，骨关节炎累及的常是承重关节，特别是一些比较胖的人，中年以后，发生膝关节炎的风险更高。长期慢性疼痛自此伴随着病人。如果这个人还喜欢穿高跟鞋，经常爬楼梯，那么无疑雪上加霜，膝关节负荷的压力还会一路上涨，变成体重的3倍。穿高跟鞋下楼梯时更惨，可增加7~9倍。不仅仅是骨关节炎，还有腰背疼痛的问题。因为直立行走，我们身体上部的重量也增大了对下部脊柱的压力。要是做一项调查的话，人们经历的腰背痛，肯定比四足动物要多得多。在《机械上设计不当的人》中，列出了一长串单子，描述了人类身体在解剖上的缺点和妥协，我们在机械上设计的不周之处一览无余。当我们试图认真地打量自己的身体时，这张清单应该和《人脑之谜》中让人们飘飘欲仙的迷人数字放在一起，才构成了更完整的身体地图。

    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这么的不完美。

    这种不完美，并不是在尼采之前哲学里谈论的“身体是灵魂的枷锁和监狱”，而是它作为一部机器，有的零件凑合了事，有的机能尚需改进，有的则是权衡获益大于弊端的妥协结果。

    所以，真相是，我们大家其实是带着这堆身体的不完美一起生活。因为不完美，我们的身体还会遭到疾病的袭击。

    人为什么会生病（1）

    在2005年MTV的电影颁奖礼上，获得最佳反面角色的男演员，上台领奖时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夜晚，每个人都在欢度时光，但是我想用这个机会说说我们身边真正的反面角色，真正的坏人恶棍。”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枚鸡蛋，说：“这个坏人，这个恶棍，就是高胆固醇！他杀死的人比所有好莱坞的恶棍加起来要多得多！”他当场用手指戏剧性地捏碎了鸡蛋，流出的蛋清溅在他的上衣上，他大声对下面的观众，对全美国观看现场直播的人们说：“辗碎胆固醇！”

    心血管疾病正成为现代生活的头号杀手。但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中世纪瘟疫像恶魔一样在欧洲大地肆虐，当我们好不容易有了对付它们的办法时，眼前又面临着新的问题—癌症发病年龄的提前，心血管疾病的威胁？

    有些问题你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人被吹捧为万物之主，却不能被设计成一副刀枪不入、长生不老的坚躯？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有着眼球、大脑这样设计精巧的结构，却也留下了诸多缺陷，使得我们难逃疾病的痛苦？为什么我们有了青霉素，有了心脏外科，有了增强免疫的药物……可以延长生命，却最终还是难逃老年性痴呆、心肌梗塞、呼吸衰竭……？为什么SARS会突如其来？为什么“疾病普遍存在，并最终获胜”？对于手拿健康王国和疾病王国两本护照的普通人，先要问的问题不是“一个病人为什么会生病”，而是“作为人，为什么会生病”。

    一位医生和一位生物学家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可能完全不同。医生可能会告诉病人身体的哪部分出问题了，具体来说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是DNA出错了，还是功能退化了？是外界的侵袭，还是……可能就是没有答案。医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或者说，他们从来没觉得有多重要、没有花时间去思考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会生病？疾病在医生那里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非正常的、需要医疗手段去干预、去控制的现象，在这种干预、控制的过程中，医生处在对立面和疾病作斗争。

    但是医生几乎永远打消不了病人的一个最简单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得了病？”因为医生面对的永远是个体的病人。天长日久，病人也不再寄希望于医生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病人们把问题咽到肚子里，但往往自己也消化不了，于是他们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心底的一个角落，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

    就像美国两位科学家所说：医学的目的，一直是帮助病人，而不是去帮助人类。如果想要回答“疾病为什么会和人类在一起”这个问题，也许生物学家更合适。

    一位生物学家曾将人类比做吉普赛人，流浪在异国他乡的边境上，而宇宙对他所弹奏的音乐则充耳不闻，对他的希望、苦痛也漠不关心。

    他以冷静的笔调如此直述：“人类至少知道他在宇宙的冷冰冰的无限空间中是孤单的，他的出现是偶然的，任何地方都没规定出人类的命运和义务。”我们不能说他这样的说法可以解释我们全部的生命存在，但起码从生物学家看世界的角度里，你可以闻到一种不同的味道。

    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写过一本书，叫做《自私的基因》。当时有人读完之后，脆弱的神经深受打击，说这是一本让人类心灰意冷的书。因为这位生物学家说：“我们都是生存机器—作为载运工具的机器人，其程序是盲目编制的，为的是永久保存所谓基因这种禀性自私的分子。这一事实直至今天犹使我惊异不已。”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可以看成是基因制造出来的，然后去复制基因的工具，每个人被基因这个家伙利用了之后，便可以扔在一旁。那些读完之后感到“心灰意冷”的人，是因为这个观点几乎摧毁了多年来他们持有的“人类前景会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健康”的美好愿望。而怀抱这一善良愿望的人，不在少数。

    我们一直想当然地希望生活是自然的、愉快的、健康的，但是《自私的基因》却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摧毁了这种希望，把一个无情的事实放在我们面前：自然选择一点也不关心我们这些人是否开心，它只在为了基因能从中获利时才去促进健康。假如像焦虑、痴呆、近视和癌症这些“坏人、恶棍”有利于成功繁殖，有利于基因向利于它自身的方向发展的话，这些基因就会被保留。基因就是这么的“自私”、急功近利、重结果不管过程。残酷点说，我们作为人，不过是这些基因“成功”之后承受痛苦代价的牺牲品而已，用完即扔。

    人在面对整个自然的图画，看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时，多年积累的万物之主的传奇突然被粉碎了，难免感到沮丧、悲观。但冷静下来想想，你就会发现这可能正是因为在一开始，我们一直对“适者生存”这四个字存在着一些想当然的理解，认为人就是自然选择唯一关心的对象。

    那么，被自然选择的力量看中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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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自然选择留下了鲑鱼和一年生植物这样的生物，它们只繁殖一次就死去？我们一直以为活得长命就算胜数，但确切地说，对于自然选择而言，活着的长度或者活着本身并不重要。

    那些能够增加繁殖力的基因，将会被自然选择看中、挑选、保留，即使这样的基因可能会让寿命缩短。而那些降低繁殖力的基因，即使能使个体的生命延长，也将被自然选择无情地淘汰、抛弃。

    人为什么会生病（2）

    这么看来，被自然选择挑中的基因，并不是看它能不能长命，而是它能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增加繁殖力。“适者生存”中的适者，在生物学家看来，其实“不一定是最优秀的、最健康的、最强壮的”。那些在奥运会上跑得最快、跳得最远的运动健儿，并不一定是儿孙最多的人，并不一定是繁殖力最强的人，并不一定是自然选择认为的“适者”。

    所以“适者”、“不适者”的问题，并不是孤立地去看一个基因，或者一个生命，更多的是某个特定环境中某类物种比较、筛选的结果。

    可以这么说，我们作为人，并不是“自然选择”唯一关心的对象。自然选择不是为人服务，也不是为了让人顺利发展、成功升级。万物之主，不过只是我们自封的、让自己开心的名号罢了。

    读完《自私的基因》我们发现“适者生存”这四个字，其实是与我们以前理解的“健康”脱节的，与“和谐”、“稳定”、“长久”也脱节的。一开始，作为人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但一个聪明病人对身体、对真相的深刻认识，似乎正是从这样的脱节开始的。

    他开始接受更广阔、更辽远的观念，抛弃自己以前对“健康”、“和谐”、“稳定”、“长久”的一厢情愿，抛弃以前掩耳盗铃的生活。他开始站在冷静、从容的阳台上，去鸟瞰整个人类，那里面也包括他自己；去鸟瞰整个自然界，那里不只有人类在玩生存的游戏，人也不是自然选择作用下唯一生还的物种。他开始暂时抽离身边过分具体的现实，去了解自己逃避不了的另一重身份—在疾病王国的那一重身份。他开始真正面对存在的意义：存在是短暂的，而面对眼前的处境则使存在变得更加珍贵。

    为什么人会生病？《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的两位作者，总结了一些在他们眼中的原因：所有的生物进化过程的产物都是一堆妥协的方案，各有所长，但是常常要付出对某些疾病易感的代价。自然选择无论经过多长的时间都无法彻底清除这些对疾病的易感性，因为它们正是自然选择所创造出来的。

    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想象，也许这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

    也许只要给我们足够长的时间，身体几乎可以适应所有的挑战。但在没达到这足够长的时间之前，我们仍处于和各种挑战斗争的过程中，我们还会生病。身体虽然在尽己所能，不停地对抗入侵，不停地自我修复，但是这些仍旧阻止不了一种潜在的悄然的变质衰退过程，最终衰老如期而至。即使我们不得其他病，衰老也将会成为疾病之一种，最终人会走向死亡。而衰老和死亡也并非偶然的安排，而是“自然选择”锲而不舍地塑造人类的身体，使基因能最大限度地传递下去而做的妥协。

    要回答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就不能设计得更加可靠一些，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也许还得回到和《自私的基因》类似的调子来。虽然有点忠言逆耳，不太讨人喜欢，但它的确能一针见血地解释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被自然选择识别出来的“妨碍适应的差基因”，将渐渐变得罕见。但还有些“捣蛋的差基因”，可能不到生命晚期就不会表现出妨碍适应性，自然选择就没有办法清除它们。

    大多数有害的遗传作用，之所以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是因为这种基因是不是好处大于坏处还不能够确定。比如，有些基因能表现出杂种优势；有些虽然对携带的人不利，但却能自我增加其基因频率；有些虽然是遗传上偏离了正常，但只在与环境因素作用后才表现出不良作用。

    让我们再做一个大胆的假设，疾病可能是不幸的历史遗留问题。假如给一个机会，我们的身体设计可以重新来过，或者有机会对我们身体的设计进行重大修改，也许能找到对付疾病的门路。但无奈的是，我们每一代都只能用父母赋予的身体生活下去，重新设计的机会没有任何可能，只有将错就错。

    在没有这些“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的生物学解释出现之前，疾病几乎一直带着面纱，高深莫测。讳疾忌医的毛病每个人多少都有。医生们常常只对眼前的具体疾病进行判断，努力向病人解释“你为什么生这种病”，病人却永远不知道“我们作为人为什么会生病”。

    这个问题最后落到了宗教或者哲学领域的人士手里，他们想出面回答这个问题，正如历代神学家都在费心思考：一个好的上帝为什么要让好人生病？最后，他们大多把疾病看成了上天降罪于人类或者惩罚某个人的工具。而哲学家们则试图分离身体和灵魂，因为身体的问题繁多复杂，解决不了，所以他们大多采取贬低身体、抬高灵魂的迂回方式。

    在一些哲学家们看来，活着意味着一副身体的存在，只要活着，就意味着身体和灵魂之间的不愉快，意味着身体和灵魂之间磕磕碰碰，身体甚至被看成是灵魂“牢不可破的枷锁和监狱”。幸好有了死亡，灵魂的身体枷锁才得以解开，得以独自存在。比如，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在他看来，正是身体的死亡，灵魂才能获得自由，求真的坦途才得以顺利铺展，才能笔直地通向纯粹的智慧、真理、知识之路。柏拉图费尽心机地论证了灵魂的不朽和不灭，在他看来，灵魂的这些特点刚好与身体的暂时性和局限性相反。他拼命贬低身体，认为正是身体的欲望和需求导致了尘世间的苦难和罪恶。

    人为什么会生病（3）

    这些解释不管以什么方式出现，难逃局限—它们的回答总是拘泥在人本身。而在生物学家的带领下，我们获得了新的视角。目光放开，投射到自然界中，我们发现身体和疾病渐渐失去了神学、哲学的意义，而回到了它本身。

    这时，疾病根本不是随意发生的，也不是恶的报应。疾病不是上天的安排，也不能反映人们的原罪，它最终源于自然选择，而我们是配合自然选择的角色之一。在这些看似矛盾统一的过程中，我们开始接触到疾病的最本质意义，也是我们希望探寻到的真相。而当面对真相时，奇怪的事情反而可能会发生了，有些人会长吁一口气，感到一种从容和满足，开始坦然面对“身为人必经疾患”这一事实。

    《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的两位作者认为：在为什么人会生病这个问题上，“毕竟，如果不从进化史的角度去观察，医学里面没有可以讲得通的道理”。当然，这里展示的只是一些人从哪些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也有一些人能通过其他的路径（比如宗教、哲学）进行思考，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平静。不管怎样，这个问题是人自己所无法回避的，也是医生所无能为力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是一个人的战争。

    病了，把身体交给谁（1）

    在医疗新时代，“医生无所不知”的模式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知情的病人和医生一起共同作决定，共同选择治疗方案。可惜的是，虽然病人权利运动开始如火如荼，我们和医生之间的关系开始渐渐要求平等，但只要仔细审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要求的仅仅只是结果的平等，却不寻求过程的主动参与。

    在这种关系建立的最初，我们甘心以“弱者”自居，病人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了解，就和疾病、医生发生了联系。这时，又怎么去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的病人—一个聪明的病人呢？

    在进医院去看医生的初始，我们内心里极其希望把自己交给一个能掌控全局的医生。医生手持先进器械，脑装各种门类的检查和疾病知识，是权威的“家长”，我们却满怀无助、诚惶诚恐，精神上那么弱小，对自己出错的身体一无所知。

    这一刻，其实是谈不上平等的。医生处于控制的角色，起先是在技术上，后来也在心理上；我们作为病人处于屈从的角色，起先是在对疾病和身体的了解上，后来也在心理上。

    不同的是，当你对自己的身体和疾病一无所知时，把所有的责任尽数交给一位专业人士，由他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种轻松的选择。但是一旦有一天，你发现，你全心信任的医生并没有让你保有健康，那么，所有的希望顷刻间就破灭了。病人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得到承诺—健康的承诺，而医生就必须去实现这个诺言。如果不实现，只能法庭见。

    谁为你的健康打算？除了医生，还有你自己！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关系，就会发现病人将责任尽数交出，看似轻松，其实偷懒而且被动。病人似乎是被动地被疾病袭击，于是也被动地等待医生（或者医生背后站着的医学）的处置发落。病人甘心以“弱势”自居，很少主动、积极地意识到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甚至连和自己密切相关的身体都不甚了解。而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对自己心理的关爱，弥补医生把你看成一台机器的缺憾，努力和医生一起平等对话……这些其实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聪明病人要求的是平等，这种平等是从头至尾的平等，是需要自己也投入努力的平等。

    我们总在要求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和病人一起作战的，那么，反过来也一样，最好的病人其实是和医生一起作战的。

    我们先来看看身体里的一些防御机制。这些防御机制，我们可能并没有真切地了解过它们的意义，而它们，确实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只是，当它们出现时，因为对身体的不了解，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找医生。

    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一感觉“身体不舒服”，就应该去找医生的。现在的大多数医生已经被培养成无药不欢，看见你发热，给你一盒退烧药，“先吃两片阿斯匹林，再来找我”；看见你疼痛难忍，给你一堆止痛片，其实对你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时，你需要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为自己的身体做点决定。在我们尽己所能了解了身体之后，我们过分依赖医生的关系，才开始有了松绑的可能。

    比如发烧，当我们感染了病菌之后，有时体温会升高，这是身体调节的结果。体内中枢有一个叫做体温调定点的机制，如果这个点增高，体温就会上调，一直到符合体温调定点为止。这时的发热是体温调节中枢的重新设定，是身体对抗病菌感染的防御机制，但我们大多喜欢在发热时用退烧药，因为我们觉得发热就是生病。

    罗森邦医生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里如此描述他看的第一个病人，一个发烧的病人。

    最近我一直回想起多年前和祖母的那次对话。我去告诉她被医学系录取的好消息时，她只说：“医生很了不起─在你不需要他们的时候。”我听了很生气，本来以为她会很高兴，以我为荣，没料到是这种反应。

    过了几年，我开始行医时，对祖母的话有了灵光乍现的了解。我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位发烧的男性，我出诊到他家看病。在那以前，我还不曾直接向病人收过钱。看诊完他问我：“费用多少？”我很不好意思回答这种问题，所以很快地说：“10块钱。”却惊讶地发现，他好像很满意，付了钱还向我道谢。那时我心想：“这个行业太奇怪了，我竟然靠别人的不幸来赚钱。”当时我告诉他得了流行性感冒，其实我并不是很有把握，而且我心里有数，即使他不找我看诊，也多半会自己痊愈。

    在20世纪之初，一个叫焦内格的奥地利医生就已经认识到了有时候发热也有效用。这位长马脸有时候留着八字胡的严谨科学家，有个在别人看来古怪的想法—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是诱发病人发热来治疗精神疾病。在同事和朋友的眼里，他保守、冷酷、喜欢独处，但也因勤奋、正直而深受尊敬。他起初试过用结核菌素来引起发热治疗精神疾病，在1917年，他开始用接种疟疾使病人发热，结果证明对麻痹性痴呆治疗有效。当年这种病的自然缓解率不到1%，但用了他的这种发热疗法，竟可以达到30%的缓解率。这使得他获得了1927年的生理医学诺贝尔奖。

    柏杨曾经这样描述他的一位医生朋友：“柏杨先生有一位医生朋友，一向过往甚密，可惜他有两项严重的缺点，使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与日俱减。一是他很吝啬给病人吃药。现在流行性的手段是，病人一进大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针葡萄糖加维他命B，或是一针退烧针—假设病人似乎有点发烧的话—而该医生朋友总是寻求病因，妄图根治，既劝病人少打针，又劝病人少吃药。于是乎，有口皆碑，怨声载道。”

    病了，把身体交给谁（2）

    柏杨的口气是他惯用的反讽，事实上像这位医生朋友这样，能在病人发烧时劝病人少打针、少吃药的人在现在已经濒临绝种，所以在病人看来他反而有着“严重的缺点”，病人“怨声载道”。我们去看病时，总希望医生能开点药，不希望空手而归，仿佛不带走一张药方就亏了。但如果我们知道有些低度的发热，是自己身体的防御机制时，也就不会滥服退烧药。有时候，发热确实能使得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变得活跃，更有利于杀灭侵入人体内的细菌与病毒。

    让我们再来说说疼痛。很不幸，有“表现主义之父”之称的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他的大作《呐喊》被偷了，其价格据说可以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抗衡。在《呐喊》中，一个人捂耳痛苦呐喊，画面让人感到冲击，坐立不安。在医生介绍疼痛的治疗时，这幅画常被引用来形容疼痛的折磨。确实，对于疼痛患者来说，画中扭曲的面部表情用来形容“忍无可忍”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在《身体的意义》一书里，作者试图向大众介绍人体自愈和防御的能力。他所举的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问题：疼痛，特别是急性疼痛，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恶，它其实是身体正在遭受损害的信号。有时候，没有了疼痛的保护，我们可能被伤害而不自知。

    一位在麻风病患者收容所里工作的医生试图打开一道被卡住的门，却怎么也打不开。这时一位12岁的麻风病小男孩看到了。令医生惊奇的是，这个男孩毫不费劲地打开了门。对一个健康的医生来说，很难转动的那把钥匙却没能难倒一个麻风病小孩。

    但是，当门打开以后，医生才注意到，男孩的手被钥匙割破了正在流血。麻风病毒攻击并侵袭了神经末梢，使人丧失了疼痛的感觉，因此当小男孩转动钥匙时并没有任何疼痛感，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以一种健康人无法忍受的方式打开了门。

    麻风患者经常会失去手指和脚趾，这种后果间接地起因于他们疼痛感觉的丧失。有些麻风病患者会在一夜之间不见了手指，原因竟是当老鼠咬他们的手指时毫无知觉，他们失去了疼痛的保护。

    不过在我们眼中，疼痛似乎首先是一个必须被打倒的敌人。还在加班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来，抱怨眼前看似狼狈不堪的生活：“都加班到9点了，好不容易才写完了报告，回完了E-mail，我老公刚才还打电话说他胃疼得厉害，我只好赶紧让他吞了片止痛药。”我没顾得上安慰她，而是首先告诉她：“不要让他吃止痛药。可能半夜他在那儿美美地睡着，可病情发展万一胃穿孔了都浑然不知。”

    “飞蛾扑火”如果不是用来描述意志决绝之类的引申意义的话，这飞蛾肯定是一只失去痛觉保护的飞蛾。我们平时把手伸向火苗，只要放在火苗上一两秒，手就会本能地缩回来，这其实就是疼痛带来的保护。“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的牙痛，其实能防止我们对有病的那侧牙齿施加压力，避免愈合延迟，防止感染扩散。

    那些没有疼痛感觉的人，看起来似乎是幸运的，但有时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因为没有疼痛不适的感觉，每一个行动都得不到来自身体的信号指示。据说，这些不能感觉疼痛的人，多半在30岁左右就死去了。崔健唱的那句“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从医学的意义上用来形容这些不能感受疼痛的人，太逼真了。

    有时，人失去痛感，才是真正的痛苦，身体上最敏锐的保护机制丧失了。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确切地知道身体的各种不舒服反应里蕴涵的意义呢？我们轻而易举地，甚至不负责任地就把支配身体的所有权和盘托出，尽数交给了医生。而医生，从接受医学训练的那天起，基本就一步跨入了和身体作战的干预阵营，自此他就相信非干预不可，非用药不可。就像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暗示的，在未来世界，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人们会淹没在汪洋大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这样的预言用在我们对身体的控制上，似乎同样恰当。

    但其实，能站在我们身体这边的，终归是我们自己。属于病人的名字并不是“弱者”，但为什么病人总是首先认为自己是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呢？这样被动的关系带来的结果，只能让我们一味地依附医学的“干涉哲学”。我们把身体带到医院，交给医生，交给医学，任其处置。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依附其上，越依附，越离不开；越依附，越对细节和态度敏感，越对结果抱有过高的期望。当这结果达不到期望值时，我们总算才开始要求平等了，才开始想到去动用权利了。

    聪明病人，是聪明地和医学的“干涉哲学”保持着距离，不是一旦病了，就把控制权交出—无论是交给医生，还是交给医学。

    医学发展到今天，医生自古以来就有的控制色彩日渐加强，形成了浓重的“干涉哲学”，而病人自古以来就有的服从，也愈演愈烈。人们渐渐喜欢上被控制的感觉，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丧失主动性的技术，比如医学。

    这种关系就像老板和雇员，主人与仆人，家长与子女一样名正言顺。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病人配合、鼓励、怂恿了这种局面的形成，以致我们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和医生的关系本来就应该这样。

    病了，把身体交给谁（3）

    一位从美国回来创业，投身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除了钻研自己产品的机理、包装以及独特的概念之外，不离口边的还有一个词—“带瘤生存”。在这点上，他好像和中医站在了一起。在西医的体系里，从前肿瘤学家的观点是：和肿瘤作斗争，不惜一切，杀灭它们。医生们更多地是想发动一场和肿瘤一决生死的战争。那些“抗癌勇士”也是癌细胞在体内一个都不见了才算数的幸运儿。

    直到1994年，一位加拿大教授在关于癌瘤概念的新模式中提出，有效的治疗并不需要肿瘤的完全消退。再到后来，治疗癌症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出现之后，人们发现这些药不像以前那些化疗“猛药”一样气势汹汹，摧枯拉朽，不达到杀死肿瘤细胞的目的誓不罢休，但同时病人也需付出像脱发、恶心、呕吐、无力、感染这样极其痛苦的代价。

    这些小分子抗癌新药似乎更平和地起着作用，它们不以消灭肿瘤为目的，但它们能阻止已有肿瘤的生长和扩散，也不需病人为生活质量付出太多的代价。这个观点看起来，和中医的带瘤生存似乎有某些共通的地方。人们终于意识到，不应该满足于将肿瘤消灭但也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使病人过着悲惨不堪的生活，而带瘤生存可能就是中晚期癌症病人长期存活的出路。

    那位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正是在抗癌这件事上，看到了病人应该积极参与的那部分—保持积极心态，提高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力，但不要试图让肿瘤细胞全军覆没。肿瘤细胞可以在体内存在，但我们也可以充分运用病人的主动性，阻止它进展或者转移。

    异曲同工，在《心理的力量》一书中也提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医生们已经花费了成百上千万的科研资金来寻求治疗癌症的方法，攻克癌症难题。这些医生所做的许多努力似乎都离不开一个出发点，就是为癌症这种实际上是全身性的功能失调疾病，找到一种简单的、药理学的治疗方法。

    《心理的力量》的作者还尖刻地指出，其实医生们之所以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他们这种缺乏理性的研究，背后还有很多原因在推动—大多数是出于经济的或政治上的，而非科学方面的原因！确实，这些年，我们也能看到不断有抗癌药物问世，虽然它们的改善仅仅是一小步而已，但也足够带来商机，在市场上成为不二选择，无情地挤掉那些老产品。只是这些年来，我们也还没有看到革命性的抗癌药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而是那些类似于中医、顺势疗法等非正统医学相比之下显得有点成效，因为它们把心理的力量和身体疾病联系在一起，病人成为治疗过程中积极、主动也更有尊严的那部分。而对于病人来说，能够战胜癌症最大的机会就在于—把传统治疗武器和精神态度结合起来。医生提供传统治疗武器，而心理力量提供的精神态度就得靠病人自己了。

    那位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鼓动肿瘤科的医生走到那些中晚期病人的病床边去。他不遗余力地用激情澎湃的话语点燃他们的生命之火，用温暖关怀的问询给予病人希望，指点病人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怎么和癌症长期抗衡、共处，最终找到带瘤生存的出路。不得不承认，经过心理调节之后，那些病人本来黯淡无光准备等死的眼神变得有些生机，他们中间也不乏一些超过医生预言的生存期的奇迹。只不过，治疗中还是得加上生物的或是化学的抗癌药物，为了能让治疗方法以更科学的形象、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布于世。谁让眼前的医学世界更倾向于量化、数字化地评价任何一种治疗，而投入给生存质量改善的研究总是研究基金的零头呢。

    对于肿瘤的治疗，有人甚至极端地提出，像非小细胞肺癌、胰腺癌，其实化疗的效果和最佳护理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这样的癌症患者，交给医生用化疗药，还不如直接找个有经验的护士只进行精心护理而不进行治疗，因为那样的生活质量更高，病人不必忍受化疗的恶心、呕吐、脱发、乏力、感染等副作用带来的痛苦。

    而在控制糖尿病的“五驾马车”一说中，人们再次看到了病人自己的作用，药物治疗只是其中的一匹马，其他四匹马都离不开病人自己的努力。这四匹马包括：饮食控制、保持心理平衡、有效的运动锻炼、定期检测病情。只有这五匹马齐头并进，朝着一个方向，控制糖尿病才能达到真正的有效。而“五驾马车”再次形象地说明了，作为病人我们不能交出所有的控制权。

    病人改变不了医疗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一名病人去医院看病，如果医生对他说，你这病不用吃药，回去休息休息就好，病人大半会觉得失落，仿佛走时不带走一张处方，这一趟就全无意义。在看病的时候，人们似乎习惯被控制，甚至可以说，喜欢这种医学的“干涉哲学”。不仅仅是治疗的“干涉哲学”，我们还习惯于从医生那里得到所有的信息。

    医生手中掌握着所有专业的信息，而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交出判断力，成了被动的受体。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信息的格局已经改变了，我们有许多可以主动得到信息的渠道。有不少网站可以提供基本的医学信息，有些专业医学网站还有定期的专家网上咨询，一些病友也组织了相关疾病的论坛。如果你能阅读英文，那么可以看到的角度更多，得到的知识更多。原先存在于我们和医生之间的信息沟壑，通过我们的主动努力，可以变得越来越小。

    病了，把身体交给谁（4）

    在一个积极的病人眼里，他总是能发现自己可以积极主动参与的那部分。有些视角可能是医生永远不会关注也永远触及不到的，而它们正好落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可以运用自己能控制的那部分力量，和医生一起对付疾病。我们还可以运用自己获得的信息、自己的判断，去和医生商讨更好的方案。

    聪明的病人不是习惯“被灌输”的病人，不是等待“被控制”的病人，也不是医学的“干涉哲学”的绝对拥护者。身体是我们的，我们与其坐而述，何如起而行，和医生一起并肩前进。

    一位哈佛医学院研究心血管疾病的教授到中国来演讲，闲聊时我们说起平时怎么健身保持体型。他说他每天保证一小时的跑步机锻炼。

    出于职业敏感，我告诉他，最好不要选择跑步机，因为对膝关节的损伤比较大，容易得骨关节炎。“最好改成太空漫步机。”我建议道。事实也是，现在患关节炎的比例不少，美国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在中国，保守点估计有10%.而过高的体重可能就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然后，我们就聊到体重。在中国的大街上，这位专家看到中国人相比美国人要苗条得多，对美国人日渐肥胖的体型感慨不已。“我感觉现在美国人饮食很不健康，大街上腰围大于四英尺的比比皆是，心血管疾病成了头号杀手。他感慨说。

    为什么在医学找出办法可以对付以前的一些疾病之后，还会有新的疾病出现呢？这也是个问题。

    在现代文明社会，医学和文明病几乎在以相同的速度齐头并进。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疾病也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新颖的、突破性的治疗方法不断出现，但却似乎没能显著改善人们的寿命。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我们的医学在往前发展，不断有对付疾病的新办法，会不会有一天，我们找到了所有已知疾病的治疗方法，那时的情形会是什么样的呢？

    就像那位美国心血管专家聊天时说的，现代人得的疾病种类一个没少，甚至还多了。跟20年前唯一的不同可能是：疾病的种类以及不同种类里谁占多数谁占少数发生了改变。这些疾病的种类构成了一个叫“疾病谱”的东西。随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断改变，它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以前困扰原始人的感染、创伤，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小菜一碟，但因为文明的发展，新的疾病出现了。在原始社会几乎见不到踪影的乳腺癌，正威胁着现代女性，成为女性健康杀手。而这样的变化，就是伴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出现的。

    有人作过这样的比较：在原始社会的女人，她们初潮晚，生第一胎时间早，生的孩子多，常年哺乳，绝经早；而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正好相反，她们的月经初潮早，生育晚，生育少甚至不生育，自己亲自喂养的时间短，绝经晚。据估计，原始时代的女性平均一生排卵158次，而现代女性平均排卵达451次。排卵次数越多，妇科癌症的发病率就越高。

    现代女性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得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危险是远古时代女性的100倍。美国一位叫做伊顿的教授甚至还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乳腺癌防治方案—现代女性应该去模仿远古女性的生活方式：用激素推迟青春期的到来，用激素产生假孕。

    这只是“疾病谱”演变的其中一例。

    以前，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容易患上食道癌或是胃癌，肿瘤医生们称这两种癌症是“穷病”。但是到了物质丰富、不愁吃喝的年代，结肠癌开始在消化道癌症中占上风，并节节上升。

    在美国，结肠癌已经占到全部癌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在广州、香港、首尔、新加坡、台北等14个亚洲城市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华人患结肠癌的比率也在升高，与西方白种人不相上下。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城市居民饮食习惯开始跟西方接近。以前，传统的中国饮食里的米饭、富含纤维的蔬菜等对结肠的健康有益，但现在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些富含脂肪和红肉的西方食物在中国很流行。我曾经亲眼目睹，一位只有19岁的男孩被诊断为结肠癌晚期。男孩的父母是成功的生意人，他是家中独子，据说从小到大只吃肉，几乎从不吃蔬菜。

    2005年1月，一则雅虎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刚刚走马上任的麦当劳CEO查理。贝尔在上任一个月后，发现患了结肠癌，于2004年11月宣布辞职，接受治疗，两个月后去世。

    “即便在他住院接受化疗期间，查理仍然从容、果断地领导着公司。”人们不忘在他走时这么评论这位把麦当劳看做一生事业的工作狂人。据说这位最初从悉尼一家麦当劳连锁店干起来的澳大利亚人，担任连锁店经理时才19岁，他从来都把麦当劳看做他最大的事业。在我看来具有戏剧性的是新闻里提到的这句话—他是麦当劳快餐食品的坚决拥护者，一辈子里大部分时间吃的就是麦当劳。这样长期的快餐食品对他后来患病是否有一定的影响，还需要科学证明，但起码不是一种健康的饮食习惯。

    让我们再来看看查理。贝尔的前任麦当劳CEO—不幸猝死于突发性心脏病。还记得那位在MTV的电影颁奖礼上获奖的反面演员吗？他当众捏碎了一枚鸡蛋，这个细节在引起大家哄笑的同时，所起的宣传作用远比一次大型健康活动还要深刻。

    病了，把身体交给谁（5）

    如今起码在美国，心血管疾病的踪影几乎到处可见。但几百年前，人们可很少听说还有高胆固醇血症这个词，那时的人们忙着对付成批成批带走生命的流行病。等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对付流行病的疫苗和药物之后，新的疾病以新的面貌出现了。美国人现在的食谱中，有40%的热能来自脂肪。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巧克力蛋糕、鸡蛋、奶酪，吃饭吃到撑，食物过剩……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像那位演员说的，高胆固醇这个“反面角色”出现了。它将有可能造成动脉粥样硬化，堵塞动脉，影响我们的心血管功能，像那个不幸的麦当劳CEO的故事，时有发生。

    那些伴随着新的生活方式而日趋明显的疾病，有人把它们叫做文明病。文明提供给我们的，其实就是这么一锅不知酸还是甜的杂烩，好的坏的搀杂在一起。我们以为文明是自己主导的发展方向，以为人类在凭借自己的本事改变、塑造着世界的模样，但是疾病首先就和文明开了个玩笑，甚至那些我们本以为已经解决的疾病，也会以新的方式卷土重来，比如结核。

    在鲁迅的小说《药》里，咳血消耗着肺痨病人小栓的精力和元气，全家愚昧地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血馒头上，以为它能对付结核。小栓吃了华老栓买来的人血馒头，却依然未逃脱结核的磨难，最终还是被痨病吞噬了生命。

    而雪莱和济慈，这两个19世纪初的结核病人，互相通信的句子就是：你还是带着那幅肺痨病人的病容。历史上，结核曾在全世界广泛流行，夺去了数亿人的生命，被称为白色瘟疫。那时，盗汗、咳血、低烧……让人们不寒而栗，因为这基本就意味着死亡。

    所幸，1882年德国科学家宣布发现了导致痨病的罪魁祸首—结核杆菌，带来了世界范围内控制结核病的希望。然后出现了异烟肼、利福平这些治疗结核病的药物，经过合适的治疗周期和药物用量，结核病基本可以得到控制。人们开始把结核当成小事一桩了。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度销声匿迹的结核病似乎又死灰复燃。只不过，现在的结核杆菌改头换面了，为对抗人类想出来的招数，结核杆菌不断变异以求耐受抗结核药物，它们也要生存！

    就像生物学家们形容的，在人和微生物之间，存在着一场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医生开玩笑说，现在容易患结核的不再是从前那些生存条件差的穷人，多是大鱼大肉过多、生活没有规律的所谓富人。人们开始意识到现在的结核杆菌变得狡猾，变得可以耐受抗结核药，已有的这些药物治疗对它们无济于事。

    关于如今的结核杆菌改头换面以求耐药，后来的体会越来越深，因为我去美国的第一个实验室就做这个课题。我和那位送我《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印度小伙子在同一个抗结核研究小组，成员来自好几个国家。有时我们会去培养活生生的结核杆菌的P3实验室。老板是位科学狂人，要求我们每人桌前贴着结核杆菌的基因图谱，有空就望着它，也许灵感乍现，就能找到那个对结核杆菌的生存最重要的基因。到时，大功告成，新的抗结核药就诞生了！

    要是鲁迅活在今天，他可能也不会相信今天仍然有研究抗结核药的多国部队。因为医学和改头换面的疾病谱，正几乎以相同的速度齐头并进。

    医学是对付疾病的终极武器吗在每一个文明进展的时代，除了有不断改头换面的疾病谱，我们还会面对一个问题：是否能够通过不断发展的医学力量，把出现在我们生活里的疾病完全赶走—就像它没有来过一样？

    因为对我们凡人来说，一个没有疾病存在的身体，最符合我们对身体的要求，也是最有安全感的希望。但显然，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就又犯了一厢情愿的错误，因为有些病无法治愈，无法根治。

    为什么有些病无法治愈？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寻找人为什么生病一样，有很多角度、很多答案。可能归结到最后，到了生物学家那里，就落到人在这个广博大自然里的角色和定位。而在医生这里，却有着非常具体的回答。

    因为风湿免疫性疾病大多无法治愈，我曾问过一位风湿免疫科的教授，你怎么向病人解释有些病无法治愈？

    这位教授说：“对病人解释起来是有点麻烦，因为病人大都觉得你是全国顶尖的专家，你手里就握着先进的知识武器，你就能把我治好，不，应该说是治愈、根治！

    “但其实，医学发展到现在，绝大部分的疾病都不能根治，像风湿病绝大多数是终生的。医生可以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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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帮病人解除痛苦，可以适当地延长生命。医学最大的贡献在于，第一，在不违背规律的前提下，能够延长生命；第二，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至于把某些疾病从身体连根拔起，就像它从来没有来过一样，那是医学无能为力的地方。医学，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是一门向着完美前进、无限接近但永远达不到的科学。

    但医学是否就是无力的呢？如果把“全部疾病，全部治愈”作为标准来衡量医学，它是无力的。但是，医学这门科学，在另外的意义上，体现了它的艺术性。

    举风湿免疫性疾病来说，这类疾病绝大部分无法根治，但一个高明的医生可以在他的工作中，体现医学的艺术所在。如果他能做到两点高明之处，那么其实他带给病人的益处，可以说并不比治愈逊色多少！第一，在于尽早发现病人的病情，明确诊断；第二，用最恰当的治疗控制病情进展，尽早尽快干预它的进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糖尿病、癌症。

    病了，把身体交给谁（6）

    但是，一个患类风湿免疫疾病的病人，仍然抛不开对“根治”的渴望。一个朋友的母亲，患了干燥综合征，她执著地在各大城市的风湿免疫科求治，手里攥了一叠治疗方案，最后她自己都能整理出来这些药方的不同特色，哪个用药狠、见效快，哪个用药温和。但有一点几乎是相同的，这些医生都告诉她没有办法治愈。

    她仍然怀着对“根治”的希望，每次电视里、报纸里的广告说某某医院有秘方可以根治干燥综合征，她总是不遗余力地去打听。有次，她拿着报纸走到北京一家小医院门口，询问看自行车的报纸上的研究所在哪里。看自行车的大爷看了她一眼，说：“您也这么大年纪了，这种小广告也相信？说实话，我在这儿看自行车这么多年，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研究所，我还真不信大医院治不好的这儿能根治。那些根治、治愈、秘方什么的，全是骗人的！”老太太想想也是，如梦初醒，终于从自己的根治愿望里醒来。

    国内有位专家曾经呼吁大家擦亮眼睛，揭示了这些所谓偏方的骗局：有时候病人觉得药物似乎有点效果，但实际上添加了激素，甚至有的药里放了吗啡，为什么放吗啡呢？关节疼痛，所以放吗啡进行缓解。

    至于癌症，这类被妖魔化的疾病，一直以来是科学界试图攻克的目标。所谓攻克，也是试图达到根治、治愈。在某些种类的癌症领域里，这种根治的目标得到了实现。但是，还有一些像晚期胰腺癌、结肠癌、肺癌……仍然是医学无法全力掌握的盲区。对于这样的疾病，现在的医学能达到的也许是减慢发展，延缓进程，提高身体的免疫状态。而那些在肿瘤医院的天桥上散发的根治小广告、报纸电台里的秘方，都只不过是混迹在医学里的骗局，利用人们对“根治”的美好期待，让人们从口袋里掏钱。

    健康不止于阳光和肌肉（1）

    在眼前这个细节无限丰富的时代，健康已经离“宏观的、整体的养生观念”越来越远。养生被看做一种花费时间、无法速成的闲人生活方式。

    更多的人，在追求几句话便能概括的小常识型健康。我们身边的健康报纸、杂志越来越多，除了零零星星的防病治病小常识之外，它们在不遗余力地灌输着“健康”的概念，创造着“健康”的形象，这些健康是由皮肤保养品、营养品、性等话题堆砌而成。出现在这类杂志封面的大多是阳光、肌肉型的青春人物，通过这些形象，向我们传输着所谓的“健康”信息。

    在我们没有了解疾病之前，疾病是健康的反面。在我们了解了为什么人会生病之后，健康成了疾病的反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预防了疾病，也就保证了健康。但这些封面，除了在制造一种带着时尚味道的健康气息之外，并没有能真正告诉我们如何宏观地、整体地管理自己的健康，并没有教我们具体怎么去管理自己的健康。

    朋友的一位亲戚，60来岁，高血压患者。退休之后，健康是他的头等大事，为此他特别钟爱看各种家庭防病小常识，尤其是心血管病。朋友甚至步行到上海某官方报纸的门市部，为他买一本叫做《老年保养100问》的书。后来，这个系列出了三本，她来回跑了三趟。闲着无聊，我也翻过这样的书，里面罗列了很多条问答题，一问一答。因为过于细节化，有时前前后后说法也不统一。但这位亲戚如获至宝，奉为宝典。相信他读完之后，除了知道一些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零碎生活小常识外，对健康并没有整体的概念。

    一个下雨天，雾气很重，他走在大街上，被一辆车给撞了，小腿骨折，他进了医院。这时他平时积累的预防小常识，一个也用不上了。他躺在病床上，焦躁不安，脾气火暴，自觉倒霉透顶……心血管疾病预防常识早就飞到九霄云外。

    管理自己的健康，我们需要的除了这些零碎的细节之外，还要有高于这些细节之上的理念。想经营好自己的健康，其实是一辈子的功课。只有在正确理念的指导下，小常识才不是零散的、孤立的、就事论事的保健鸡汤。聪明病人会主动寻找这些适合自己的大理念，并作为自我健康管理的指导。

    在美国的一家书店里，一个朋友极力向我推荐一本书HAPPINESS，是一位经济学家写的，说的是我们怎么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去赢得快乐和幸福。据说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受大家喜爱。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修过医学课程，他应该写的下一部著作应该是—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去获得健康，如何付出最小，回报最大，算算诸如投资20元打预防针、省去1000元医疗费的账。据说，美国人早算清了本国人早逝的原因，50%与个人生活方式有关，20%与环境有关，20%与遗传有关，仅仅10%与医疗服务有关。

    在还没有经济学家着手写这类著作之前，史蒂芬。柯维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提出的概念—保持P（产出，production）和PC（产出能力，production capability）的平衡，用在自己的健康管理上，算是一条聪明病人指导生活的光辉理念。具体说来，这种平衡，是为了能够保有充足的PC，来产生P.在你每天使用身体的时候，你是在使用身体的能源，这时，你要注意往身体银行里加入储备，保证它的产出能力。你要每天提醒自己保持这种平衡，这样才不致让身体过度劳累，消耗过多。但现在，压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越来越突出的流行病。这种压力来自于我们面临的海量信息，我们被规定的工作量和交工时间，我们无暇顾及和呵护的精神世界，我们储备耗尽的身体银行……

    曾经有一本很风行的书叫做《给你自己一分钟》，说的是一种理念，每天给自己一分钟，找到内心的平和与宁静，减轻来自工作与家庭中的压力，改善人际关系，找到人生的动力和意义。而一个探求如何管理健康的聪明病人，他会每天给自己的身体一分钟，给身体以足够喘息和调整的机会，而不是让它成为追逐名利的工具，过度使用，提早透支，最后垮掉。如果算笔失败的经济账，就是今天拼命挣一万块钱，日后花两万块来看病。

    自我健康管理的另一个重要理念，正在全球被普及提倡。这一理念，对于可能会患上乳腺癌和宫颈癌的女性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理念就是—预防和尽早发现疾病。

    据说因为李媛媛和梅艳芳的去世，妇产科门诊曾一度排起了长队，大家突然都想起了一种叫宫颈刮片的检查。而平时体检妇科大夫建议我们去做时，我们总不置可否。而2005年由钟丽缇、李冰冰、邬君梅全裸出镜，宣扬的“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在大家关注的目光中，不知道是对为了传达“爱乳房、爱自己”而赤裸上阵的关注成分多一些，还是对自己预防意识的本质撼动多一些。

    事实上，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乳腺癌和宫颈癌这两种疾病的发病年龄，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但是并不等于发现患上乳腺癌或宫颈癌，治愈的希望依然很渺茫。越早发现，治疗效果越好，治愈的概率就会越高。治疗效果和疾病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

    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公益组织，宣传成年女性的乳房自检，这一意识几乎人人普及。几乎每个美国成年女性，都知道乳房自检的手法，什么时间自检。

    健康不止于阳光和肌肉（2）

    对于宫颈癌的预防也一样，从性生活开始后，每年一次的宫颈刮片检查也能尽早地预知宫颈的健康情况。简单的一项宫颈刮片细胞的检查，能够发现细胞刚刚发生的形态改变，及时地阻截癌变过程。如果能够在疾病的萌芽状态发现，并及时治疗，身体回复健康的可能性就很高。一个月一次的乳房自检，一年一次的宫颈刮片检查……这些看上去都非常简单，但真正形成习惯，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在一个聪明病人管理健康的理念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疾病的演变过程链中，在尽可能早的时间节点防病治病！这种管理健康的理念，其实我们古老的中医里早就存在，只不过它的声音已经被淹没在如今诸多庞杂热闹的细节中。

    在中医看来，治病的最好方法是—治未病，预防，养生。治未病具体说来包括，防病于未病，得病之后防其转变。但“防强于治，养生于未病之先，防病于未生之端，治世于未乱之先”的道理，古今又有多少聪明病人知道并坚持实施呢？在了解自己身体的同时，那些聪明的病人也知道一条主线，那就是，如何有章有法地管理自己的健康，最起码要做到防微杜渐，防病于未然。

    健康是1，其他是0（1）

    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已近深夜，出站还要坐摆渡车。车里空调不灵，行李凌乱地放在地上。对面是两个中年男人，他们在谈论一个人。

    “他干活太玩命了，成天都在工作。学术文章一年发十几篇。”中年人A鼻梁上架着眼镜，单肩背一只写着“2004年全国××年会”的书包，对B说。

    B看着没那么科研味，脸上挂着听书人常有的惊讶表情，应和道：“是吗？据说博士毕业没几年，就被评成十大优秀青年？”

    A说：“确实有这事。但他后来玩命干，据说血压也高了，视网膜也脱落了，很惨！”

    A又着重说：“很惨！”B啧啧，表示惋惜。

    有好几位同事都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曾在公司叱咤风云后来又单干创业的人，能力很强，属于天生的指挥作战的人才，放在几百名销售大军中立刻能显山露水。给我讲故事的都评论这人的勤奋能干，给我讲故事的也不忘描述，突然有一天他被诊断患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给我讲故事的还不忘描绘其时他的生活背景—40出头，家庭美满，自己单干的生意如日中天。

    但肺癌的降临，似乎就足以消解他从前的奋斗和风光。给我讲故事的都这么说：“是的，他确实很能干。那又怎么样呢？结果很惨。”

    一位擅长资本运作的医药行业的企业家，50多岁，曾在聊天时深有体会地说，他人到50，深知应该把健康比做一，物质、名利、家庭是后面的一连串零。没了最前面的一，后面的零再多，也失去了意义。

    我们在两种时候会停下来，回头看看健康的重要：一种是在达到了物质、名利这些所谓“身外之物”的胜利时，我们希望自己还拥有健康；另一种时候可能就是混得一无所有，这时，长出一口气，暗自庆幸自己还有健康—也就是说，起码保有了一。

    人为什么会在这两种时候停下来，打量一眼“健康”？大家似乎都有个相同的前提，我们活着首先就是为了能把生命活成正数。生活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大家在评论一个起先有所作为后来得了重病的人时，总是把疾病和他之前的拼命联系起来，大家都在感叹“很惨”。

    疾病在这个时候，被赋予了透支的含义，成了减法。这些被疾病消解的人，数字一下子回到了零，甚至负数。疾病不管是暂时还是永远，都属于“不值”、“很惨”。从字面上看，“玩命”或者“拼命”用在这些人身上，似乎再确切不过了。

    据说，鲁迅曾戏谑“吐半口血，扶两个丫鬟到阶前看秋海棠”，算是雅事。梁实秋一语道破我们大多数人的心态，评价说：“其实天下雅事尽多，唯有生病不能算雅。没有福分扶丫鬟看秋海棠的人，当然觉得那是可羡的，但如加上‘吐半口血’，那就不怎样可羡了，似乎还不如独自一个硬硬朗朗到菜圃看一畦白菜！”

    为什么“有病”这个词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生厌恶？梁实秋的答案是：病是生理变态，由活人变成死人的一条必经之路。当他评价“因为病是变态，所以病是丑的”时，疾病已经具有了寓意。

    2004年，一位叫苏珊。桑塔格的女人的逝世，让我们更加关注一本叫做《疾病的隐喻》的书。作者身份复杂，人称美国前卫女作家、新知识分子、文化批评家。当然，她还有一重身份是乳腺癌患者，最后她也是死于乳腺癌复发。

    在患上癌症之后，她亲身经历了许多疾病的隐喻，这些促使她萌生揭露这些隐喻的想法。“我想为患者和照料他们的人提供一种方法，来消除这些隐喻、这些障碍。我希望劝说那些心怀恐惧的患者去看医生，用称职的医生替换那些不称职的医生，只有他们才能给予患者适当的照料。要正视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

    作为一位被称为“新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把矛头指向了曾经的结核病、曾经的癌症以及现在的艾滋病，揭示社会及人们赋予这些疾病之外的意义。她致力于掀起一场思想战争，将这些隐喻揭示、批评、细究和终结。她有个响亮的口号，一如她照片里总是坚定而革命的表情—“在一个充斥着假象的世界里，在真理被扭曲的时代中，致力于维护自由思想的尊严”。事实上，能追随她的脚步的人，毕竟是少数。

    大家早晚难逃“疾病”这重麻烦的公民身份，这是每个人必须普遍面对的现实。人们如何多点自尊、多点自由地面对它？如何用让我们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面对它？如何锻造自己成为一个聪明病人？疾病对于人隐藏的含义，似乎在生活里已经无处不在，它贯穿在每个人生活的场景中。它常常被我们看成是对疾病之前“那个人”的一种价值否定，或者顷刻间，疾病给人生做了个减法，让这些价值失去了意义。因为“那个人”没能保住健康，也就是没能保住一，其余的零在数学意义上都成了一堆废物。然后一阵唏嘘。

    疾病的出现，让我们每个人对生存的判断成了数字势利眼，不重过程，只重结果。

    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篇有趣的小说，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某一天开始，他的腹股沟（也就是大腿根部）长了个肿块。肿块越来越大，酸、胀、疼。他挂号去看了普通外科。医生看完之后，在他的门诊病历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诊断。这位病人拿到手一看，五雷轰顶。从字迹看，医生的诊断是“癌”。

    健康是1，其他是0（2）

    走出医院大门，他被巨大的恐惧所包围。因为在他看来，癌症就是不治之症的代名词。他心灰意冷，守着自己的秘密，以临终的心态去看身边的世界，对事待人……直到他鼓起勇气再次去看医生时，医生告诉他，那个字不是“癌”，是“疝”。而疝，用医学的话说，不过是体内组织经先天或后天形成的孔道或薄弱之处，向身体表面长出的突出物。

    不知道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本来用意是什么。如果是针砭时弊，我们平时抱怨最多的，莫过于医生的手迹龙飞凤舞，似乎根本不想让人看懂。不过，日渐风行的电子处方、电子病历终有一天会消灭龙飞凤舞。除此之外，可能作者更想借医生的龙飞凤舞造成的误会，让一个小人物承受着面对疾病时的心理折磨、心理转变和瞬间的重生。

    主人公的大腿根部长了个包，他起先希望这个肿块是场误会，过几天它最好自行萎缩、消失。但是这肿块开始让他岔着腿走路，走路时觉得坠胀难受，腰都直不起来，他就不再心存侥幸了，不能无视肿块的存在。更让他害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长越大。在不得不承认肿块的存在时，他退而求其次，希望它是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这基本可以算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哪天突然出现的肿块的共同心理，只是，在小说里，借着医生龙飞凤舞的字迹，急转直下的故事情节和中年男人开了个玩笑。

    《韩非子》中描述的讳疾忌医的故事实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第一次，扁鹊看到蔡桓公，说：“您有病，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蔡桓公脸色一沉：“瞎说，我没病！”

    第二次，扁鹊再见蔡桓公，说：“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齐桓公置若罔闻。

    第三次，扁鹊又见蔡桓公，说：“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齐桓公仍旧不理。

    第四次，扁鹊又见蔡桓公。这回他什么都没说，扭头就走。齐桓公觉得奇怪，派人把扁鹊追回，扁鹊说：“病在皮肤，可用热敷。病至血脉，可用针灸。病入肠胃，可用汤药。现病达骨髓，无计可施。”

    不久，蔡桓公果然浑身不适，病入膏肓。派人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往秦国。

    当时韩非子讲这个故事存着他的微言大义，他拐弯抹角地讲述“讳疾忌医”这个故事，是希望能借故事规劝统治者，治国理政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力求在萌芽状态解决问题。

    等后来成为医学生后，回头来看这个故事，我有了新的想法。如果历史上确有扁鹊见蔡桓公这事，为什么蔡桓公就那么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呢？除了他性格上是一个听不进意见的人之外，恐怕也是因为“生病”这个词让他心生厌恶。事实上，“生病”这个词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生厌恶。

    我们为什么讨厌生病（1）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开篇里说，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健康和疾病的双重身份，只不过，我们乐于承认自己是健康王国的公民，而被迫去面对疾病王国那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被迫”和“麻烦”，正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为什么我们讨厌生病？因为疾病的出现，让我们对眼前的生活失去了可控性。

    在一个人没能弄明白，或者不愿意面对“人为什么会生病”的问题之前，他生活在美丽世界中。这个世界不缺那些足以指引人们一路向前追寻的欲望和目标，也充满了一些人类制造的良好感觉。比如，人是万物之主，是物竞天择的胜利者，人的身体构造充满着神奇机关，而人类前景会越来越和美、越来越健康……我们喜欢接受这些让我们感觉良好的情节，而把其他关在门外。我们想当然地希望生活是自然的、愉快的、健康的。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心生骄傲。

    在关于一生的规划中，有几个人会把生病写进其中？在每年的年初计划中，列出的多半是买房、买车、工作晋升、旅游、夫妻更和美、生活更开心这样的条目。公司会把可能的突发事件列在风险管理的计划中，可又有谁会把可能的生病排在自己人生风险管理的头条？但一旦疾病出现，无论它是感冒、头疼、胃痛、摔断腿，或者是腹股沟长了个包、乳房长了个肿块……这些都会突然地、粗暴地打乱人们已有的安排。

    本来约好要去和客户谈判—一笔大单子，但因为嗓子生疼，甚至喉咙失声，不得不推迟计划，免不了一通电话，道歉，再约时间，可能还付出了失去诚信的代价。

    本来计划好要接手一个新的项目，老板也在拿这个项目来试探下属的火候，如果成功就会升职。但下属突然查出来肺里有个肿块，不得不放下工作住院，把肿块切出来看看是不是良性的。而新项目肯定是让给了另一个弄潮儿，因为公司从来不等人。公司的计划安排里，也没有雇员可能会生病住院这一项。

    疾病为什么不受欢迎？因为它是无理闯入生活的不速之客，打乱了人们本来有条不紊往前行进的规划。作为人，我们把对生活的掌控感看得头等重要。即使有时可能无能为力，掌控不了，我们也希望落入视野的是整个图画，所有细节尽收眼底。而疾病，是首先和我们这种控制感的理想作对的敌人。它不请自来，生硬插入，我们整盘计划都得“被迫”为它重作修改，重新调整。这种感觉真不好，充满了“麻烦”。

    更糟的是，疾病的到来，还迫使我们必须应对眼前的疾病，而我们对疾病却基本上一无所知。

    每个经历过SARS的人再回想起那段时间，可能都会发现我们特别希望能早日回到那个可控的世界里，不要再去面对每天新公布的感染数字，不要再去面对可能无止境的等待。

    眼前的这个时代，是科学占着绝对上风的时代，而科学强调的就是可控性。只是，在面对疾病时，我们手里掌握的武器寥寥无几。我们需要面对疾病的不可知，而医生手里攥着医学武器，陡然间具有了无上的权威。病人似乎处在了弱势的位置、被动的位置，但那有了毛病的身体却又是于己息息相关的大事。

    这种不能左右的局面，让我们感觉太糟糕了。在不能明确知道疾病发展的方向时，像那篇关于疝气的小说里写的，如果真长了个包，作为凡人，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能治愈还是不能治愈。给个说法吧，医生—这可能是人能争取到的最后一点可控性。

    似乎没有必要说起那些突然会改变人生轨迹的大病，哪怕头疼脑热之类都会让我们不堪其烦。拿发热来说，在一定范围内的发热是身体的防御机制，当超过了“一定范围”，发热则是在消耗能量，这时，我们身体的物质基础受到了侵袭，遭到了破坏。

    在高烧时，疾病把人从生活的不管是具体还是抽象中，统统拉回到零点。你必须躺着，为了保证身体的最少消耗；你必须眼望天花板，什么都不干，因为你根本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做任何多余的活动。

    平日在意气风发地谈论各种精神话题的时候，人可能忘记了身体的存在，这时的身体默默无闻，配合工作。一旦哪天它出了错，物质基础受到了破坏，我们就不得不回到物质，回到实际。

    这“物质”，可能是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正常的功能，也可能是身体里某个器官暂时不能使用，或者最简单的，就是浑身乏力。当身体不能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转而被疾病消耗能量时，疾病好比在日常习惯的精神大釜下面，釜底抽薪。

    人被迫回到一个现实。如果没有下面的柴火，那么上面的锅无论如何也不会像往日那样沸腾了。疾病就是这样让人感到懊恼和麻烦。

    当病痛发生的时候，强大的思想和权势是帮不上忙的，相反，病痛在很多时候会在交手中占上风。“病痛改变了你，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成了敌人，身体占上风。”

    拿破仑的皮肤病和痔疮，也在某个时刻占了上风。这个平时看上去浑身是劲的领袖，为什么手总是插在夹克里，据说只是因为他是一名皮肤“恶性神经性瘙痒症”患者。这种恼人的皮肤病几乎困扰了拿破仑一生，他经常奇痒难耐，抓到疮口出血，甚至无奈地说：“我只在皮肤上感觉到自己活着。”

    我们为什么讨厌生病（2）

    不仅如此，在滑铁卢战争期间，他的痔疮经常恶性发作，使他无法骑马出去查看战况和军队，特别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后两天。这个被痔疮折磨得坐立不安的患者，只能躲在帐篷里抽止痛用的鸦片，云里雾里，根本没有精力去管外面的战况，结果滑铁卢战争惨败。或许拿破仑占尽天时地利，但在那个关键时刻，痔疮击倒了他。这么看来，似乎是拿破仑疼痛的屁股改变了某段历史。

    除了皮肤病和痔疮，在拿破仑的战争生涯里，疾病曾不止一次出现，也不止一次地占了上风，影响着结局。拿破仑曾为建立统一欧洲率60万大军进攻俄国，结果流行于俄国的斑疹伤寒却造成了他手下军队的大幅度减员，最后惨败而归，回国的士兵不到4000人。

    除了破坏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疾病最终的杀伤力是把人们带入一个失去和谐、失去平衡的精神状态。疾病像只蛀虫，侵蚀着我们在健康时原本积极轻松的状态，侵蚀着我们的精神面貌。

    一位内科专家出完门诊感慨道：“那些慢性病患者，在疾病的折磨下，估计大概一半的人多多少少有点抑郁症。”对一个患病多年的人来说，疾病会不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改变着他的精神状态？这个问题的答案简直是一定的，疾病改变的绝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体，一台机器上的零件的功能。

    人生观，人死观（1）

    四世纪时，一位厌世的希腊诗人巴拉达思有首诗：你太饶舌了，人啊，不久将睡在地下；住口罢，你生存时且思索那死。

    搞笑的伍迪。艾伦曾说过一句话：“我不怕死，只是当死降临时，我不想在场。”人人都怕病，还因为人人都怕死。但总得有人在生命的尽头、死亡临近时，去谈谈关于死亡这件事。

    1973年底，《拒斥死亡》的作者，躺在肿瘤科的病床上，等待死亡降临，他的癌症已到了晚期。当编辑萨姆。基恩找到他时，他开口说：“你在我生命的尽头逮到我了。我关于死亡所写下的一切，眼下正在经受检验。我有了一次机会去表明：一个人怎样死，怎么面对死；他是否死得尊严、勇敢；围绕死亡他有什么思想；他如何接受自己的死亡。”

    两人面对垂死谈论死亡，面对癌症谈论罪恶。几天后，《拒斥死亡》的作者离开了人世，起身和他真的说“再见”的萨姆。基恩在前言里说：“他开出的苦药—凝视我们无可回避的死亡之恐怖—其实是良方，给我们必死的命运增添了一丝甜意。”

    在《拒斥死亡》这本书里，作者一直在谈论存在于每个人心底的死亡恐惧。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深藏着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小时候可能是不加掩饰的噩梦，长大以后可能是在危险处境的本能闪躲。

    这种恐惧，在精神分析学家齐尔伯格（G. Zilboorg）看来，是在自然界里的人自我保护本能的表现。它提供持续的驱动力来维系人的生命，并用来对付威胁人生命的危险。它藏在我们所有正常活动的背后，把我们武装起来，进入自我保护的状态。

    但是，人又不能时时拧着死亡恐惧这根发条。对死亡的恐惧，不可能持续地存在于人的精神活动中，否则机体将不能够正常行使功能。对死亡的恐惧，必须受到适当的压抑，以使我们的生活中多少保留一点舒适。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四处奔忙，从未相信过自己的死，一如我们对自己肉体的不朽深信不疑。人们会说知道自己终有一死，但实际上并未在意。人们活得正愉快，既不需要去考虑死亡，也不会为之感到苦恼—但是，这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口头上的认识。而其实，这种对死亡恐惧的压抑，“不等于搁置，不等于忘记，也不等于忘记搁置的地方。为了这搁置，我们付出了心理努力—抑制住，并在内心绝不放松警惕”。

    对于有限生命，死亡是终点。关于死亡的知识永远是抽象的，永远是非亲身尝试不得而知的，于是人们发挥想象，给死亡很多比喻。例如，死亡是人在寻求幸福这只果子中深藏的蛀虫，或者，人的一生是只洋葱，最里边那个不能再剥下去的就是死亡，或者，死亡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必须在“我们怎么去接受生命的终结”这个问题上表态，然后才能往下细谈，才能获得信徒。

    生命的对立面死亡究竟是什么，人也许永远也不清楚，但死亡肯定是一生的终点。躯体是物质的、血肉的壳，它会疼，会流脓，会出血，难逃腐烂和死亡。人活着就是这么的分裂：他知道自己天生丽质，在自然界出类拔萃，然而迟早要回归地下几尺黄土，默默地腐烂，永远消失。处在尴尬的困境中，人是怎么想出办法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的呢？

    在《拒斥死亡》的作者看来，针对我们这种天生的无能、尴尬，人们创造了一种英雄体系。它能让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参与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事情，我们就超越了死亡。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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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如：在一场战争中英勇献身、写本发人深省的书、建立幸福的家庭、积累大笔财富、捍卫某种精神……甚至像杜拉斯说的，“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也算是平凡生活的英雄梦想。

    有人认为，人对死亡的恐惧，是因为人缺乏对生命的安全感。而英雄主义就是试图把对死亡的恐惧，改变成自我永生的安全感。它让人去欢乐地面对死亡，甚至在观念的武装下，去游戏死亡。按照这种英雄体系，如果做了一件“英雄”事情，人似乎就能取得人造不朽。虽然死亡依然存在，但起码可以在另外的意义上获得永生，而它也许可以抵消必死的现实，甚至超越必死的现实。

    然而，在《拒斥死亡》的作者看来，这种企图获得人造“不朽”的英雄主义，其实并不是人能得到的对生命最深刻的认识，也不一定是面对死亡恐惧的最合适的态度。

    “人生观这把戏，我们玩得可厌了，换个花头吧，我们来建设个好好的人死观。”27岁离世的梁遇春，在《人死观》中这么建议。

    建设一个好好的人死观，而非仅仅是人生观。如果英雄主义并非是面对死亡最合适的解决办法，人怎么超越死亡恐惧？《拒斥死亡》的作者提到一句看起来似乎矛盾的话—害怕生活的人也特别畏惧死亡。他是这么解释的：当一个人对自身命运的超越最成问题的时候，当他怀疑自己的不朽，怀疑自己生命的持续价值的时候，人就受到自尊问题的最大折磨。在这种时候他不会相信，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真有什么独特的意义。而衰弱的自尊，正是几乎所有精神病的中心问题。

    人生观，人死观（2）

    冯至在国外读书时，曾经买过一本《死者面型集》，里面是几十位死者的面型，大都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诗人。在他们死后，从他们的脸上用蜡或者石膏脱制下来，这些面型保留着每个死者在临死最后一刻的表情。有两幅让他常常想起，因为它们融容自得，仿佛与死和解了。其中一幅是巴斯卡尔，17世纪法国哲学家，在生前，他的思想透明得像结晶体，死后的面型也十分明隽，让人觉得他不但深刻理解了生，且也聪颖地支配了死。

    冯至感叹：“人之可贵，不在于任情地哭笑，而在于怎样加深自己的快乐，担当自己的痛苦，那些临死时还能保持优越姿态的人，有如嵇叔夜最后一曲的《广陵散》，我们只有景仰赞叹。”

    有许多人在讨论如何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些人认为没有肉体压抑的生活，活在当下，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呼吁把肉体复活为基本快感的根基，来消除耻辱和罪过感，人完全投身于肉体生命，不让任何不愉快、无生气的生活来毒化生存，腐蚀快感。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充分生活于眼下的经验，而成圣于永恒，才有可能超越死亡恐惧。

    还有一些人的建议是，和“害怕生活的人也特别畏惧死亡”对应的是，“设想这样一位不受压抑的人，他强大得足以去生，因而强大得足以去死”。因为“人的自尊最需要的是安全感”，所以就像克里希那穆提描述的：真正的自由是种精神状态，其中没有恐惧或勉强，没有求取安全感的冲动。

    虽然众说纷纭，但起码有一点类似，一个有着“衰弱”自尊的人，会特别畏惧死亡，而他也有可能就是害怕生活的人。而人们那些借助疾病来消解之前价值的举动，可能还是在寻找一种自尊，寻找一种安全感。

    生病—别开生面的游历（1）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每三天透析一回的作家史铁生这么看生病，后来他写了本《病隙碎笔》。

    和蔡桓公一样，我们不可避免地有着讳疾忌医的倾向。但我们有没有停下来，哪怕花一分钟去思考，这些疾病伴随的感受，是不是人给自己画下的牢狱，或者是一直在沿用别人的感受，自己放弃了面对的权利？从面对疾病，到和疾病对峙，到战胜疾病，一个普通人是不是也有可能经过最难得的洗礼，获得健康生活里难以获得的更宝贵的体验？

    “为什么是我？”这样的问题，不少病人会问。在生病时，不可避免地，总会有种倒霉感。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如果弓箭射中了旁人而不是自己，那就叫幸运。反过来说就是，如果疾病光顾了自己而不是旁人，那就叫倒霉。

    除了宗教，似乎还没有人能回答“为什么是我？”这个包含着“不公平”的问题—一些宗教曾经把疾病看成上帝降罪的工具。在科学层面上，一些医生的回答也是模棱两可，使用着模糊的统计学概念，比如说“你吸烟吗，吸烟很容易患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病的发病率就是10%”。只有生物学家会用自然选择来回答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2004年底，在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节目里，人们可能听到了最豁达的关于倒霉感的回答，它来自人生态度，来自自己选择的“面对”。主持人问演员傅彪：“当你诊断为肝癌时，你怎么想？”傅彪答：“肝癌在人群的发生率是一定的，为什么就偏偏是别人应该得，落在他们身上是应该的，落到我头上就不应该呢？为什么我们老是问‘为什么是我’而不问‘为什么就不是我’呢？”

    作家史铁生在他21岁时面对突然而至的残疾、突然而至的倒霉，他意识到：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他庆幸自己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地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是的，您不能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磨擦。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自指）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怎么生活在有病的日子里，也是个问题。在那篇写疝气的小说里，中年男人误以为自己得了癌症，自感时日不多，好多该办的事情得抓紧时间办了，一些该原谅的事情也示以宽容。他开始重新去看单位里的生活、家里的妻子儿女，还有自己曾经未遂的理想……他回顾了前半生，部署着接下来不多的日子里怎么对那些与自己有关联的人一一给个交代，有的需要补过，有的需要感恩，有的需要重新和好。因为知道自己生了病，他看周围的眼光发生了变化，生活观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以一种新眼光看世界。

    只是，这种变化并没能持续多久。在医生告诉他“癌症”是个误会，其实是“疝气”之后，他躺上手术台，做了手术。之后，又回到了当初那个中年人的生活眼光，一切如常。

    在医院里，常常还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堆人围着病人，有时反而是病人镇定自若，显得更坦然，安慰周围的那些健康人，而那些健康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像所有的极端处境一样，疾病能把人的好和坏、强和弱全部暴露出来，或者，因为这种极端处境，唤醒了人心底沉睡的那一部分。

    在健康时，人看生活的眼光是在墙这边，有时会偏激、苛求、迷失，会流于表面。而在生病的日子里，人开始躺在病床上，六根被迫清净，欲望开始沉淀，沉淀到生活最本质的部分，沉淀到对人来说最重要、最基本的部分。这时看生活的眼光，是在墙的另一边，健康在人看来，更加珍贵，人的目光开始变得通透。而人在那些曾经带着健康身体到处奔忙的日子里，显得多么自负。就像有人说“思考死亡，会让人变得豁达、善良”，疾病赋予人的也是一种思考，即使有时这种思考可能是被动的。

    电影《生之欲》，是日本导演黑泽明继《罗生门》后的又一佳作。在电影一开始，黑泽明用画外音尖锐地告诉我们，这个60多岁的公务员在25年前就已经死了。这里的“死”是比喻，是指主人公行同“木乃伊”般的生活。

    生病—别开生面的游历（2）

    这个被同事称为“木乃伊”的渡边，是市政机关的小官僚，长年的一潭死水的工作已经销蚀了他。他有两片厚厚的嘴唇，木讷、懦弱、沉默寡言、厚道。在打工30年后，他得知自己的胃癌已经到了晚期。死亡跟在渡边身后，身体的死亡和身体中另一种活力的死亡遭遇后，这具“木乃伊”猛然间被激活了，醒了过来。他决定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为市民争取建造一座公园。他不管风霜雨雪，也不顾上司阻挠，甚至不惜动用黑社会的势力，去为市民争取一座公园。

    只有一年可活了，他想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想摆脱平庸的生活。这时他的生活密度反而比之前任何一刻都高。一种死亡激发了另一种死亡的复活。

    我采访过一位曾患有绒癌的女作家，她在30来岁的某一天，得知自己患了癌症，生活也在那一刻发生了变化：从小到大，我都是优等生，总得一等奖学金；毕业后在报社我是好职员，然后是好领导。一直以来，生活和社会设置的可能达到的高标准就在那里，我朝着它们的方向去努力，然后我就达到了。除此之外，我还有点小才华，文风犀利，谙于情感交锋，把它们写在小说里，然后，就出版了，有人读着它们感动了。这么多年来，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工作勤奋。一年半前，东直门的一个老中医给我号完了脉，说“赶紧去医院”。从这天起，我才遭遇了生活中叫“疾病”的那部分。

    我患上了一种恶性滋养细胞肿瘤。在得知确切诊断的那一刻，我对眼前的现实强烈地抗拒，巨大的倒霉感笼罩了我，除了这些抽象感觉和放声大哭之外，我并不能确切地预料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有多少更具体的痛苦在等着我。

    我的生活从办公室换到了医院病房，穿上了蓝白相间的病号服。每天，在我周围呼吸走动的是有病的人，她们在接受化疗和手术，因为化疗反应，她们整日饭食不香，头发所剩无几，而我也马上和她们没什么两样。可就在几天前，我还是新闻版的干将、情感小说的高手，每天电话不断，至少十几个人约稿，请我吃饭。生活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从进病房起，我以泪洗面，哭累了睡，睡醒了哭。除了亲人之外，我拒绝任何人来看我，除非他们答应能治好我的病，显然这是很过分的要求。

    化疗药物的副作用在我身上尤其明显，恶心、呕吐、脱发、口腔溃疡……每天我最关心的是接下来还有几个疗程，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但是从医生那里，我好像永远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我的枕头边放的不是励志书，而是教人如何防备医生的《别让医生杀了你》。如果要让医生评选“年度最讨厌病人”，非我莫属。在化疗药物杀死我身上的癌细胞的同时，我也几乎被摧垮，万念俱灰。后来有人问我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回忆说可能是人贪生怕死的本能，周围那些和你本不相干的人给予的温暖，让我一开始就柔弱的生命火苗能撑到化疗结束也没熄灭。

    我绝对算不上微笑面对疾病那一类的强者，甚至可以说是一路哭过来的不合作典型。但是，疾病让我知道了在健康时感受不到的角度和体验，比如对朋友的感恩和不苛求，比如知道了什么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浮华，什么又是真诚。我把这些说给一个在外企正玩命苦干爬高位的小女孩听时，她反问我，是不是因为你是有病的人，所以思维也带着病态？人们好像都认为，只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灵魂，才能对这个世界有正确的认识。但人是有机体，疾病或早或晚会光顾，生命虽以死亡为终点，疾病也会穿插其中，我感觉它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愿我们这些凡人能读得懂疾病背后的隐语。

    在经历了一年痛苦的化疗和半年的心理恢复之后，她终于不再以一个“女秃子”（她自己的原话）的形象出现。疾病是生活的一部分，疾病带给她新的生活观。谁都难说此生稳操健康胜券，即使不是死于名目明确的疾病，也会死于衰老本身。在走向最后的死亡过程中，疾病的穿插，能让人从与健康不同的角度去看生活，看生命，这样的感悟可能才是真正的360度，没有盲点，也没有想当然。

    从自然选择的意图来看，人会生病和最终面对死亡是必然的事，但似乎很少有人会在生病时想一想疾病会带给我们什么。

    有人称赞过苍蝇的眼睛。苍蝇的复眼是由4000只可独立成像的单眼组成，它们的眼睛观察物体远比我们仔细和全面。蝇眼的功能可不是摆设，它们能看清几乎360度范围内的物体。生病也许提供给我们的就是成为蝇眼的可能。我们也许一直健康，但也一直糊涂茫然，直到有天生病了，疾病给了我们另一双眼睛。我们在病中看这个世界，会更加珍惜从前健康的时日，疾病在这时提供给我们新鲜的视角。疾病痊愈了，我们获得了某种新生，这种新生，也许是宗教、艺术、爱情都无法给予我们的。我们平日在180度的健康视野里待得太久，形成了许多自以为是的看法。等进入那另外180度的视野，转到那边去看时，将两边一对接，似乎才获得了最完整的关于生命的拼图。

    每个人看待疾病的视角，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不假思索，一上来就选择那种让自己被动、失去尊严的视角，或者一上来就放弃选择的权利，沿用别人的看法。这种最偷懒的方法，也是使得自己拱手让出自由、交出自尊的做法。在这种选择之下，人难免会成为疾病的俘虏。

    久病不愈，也并非残花败柳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著有《草堂随笔》的乔治。吉辛在书里说，生之停止不能够使他恐怖，但在床上久病却令他想起会害怕。

    凯撒大帝被暗杀前一刻，有人问哪种死法最好，他说“要最仓猝迅速的”！

    萧乾在《三过鬼门关》里写道：“我希望我千万别脑软化，别成为植物人。最希望的是一旦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就突然死去—更好的是悠然而死，比如在睡眠中，或伏案工作时。”

    “小品铁三角”演员之一高秀敏因突发心梗猝死，在一篇报道中，记者描写道，高秀敏“安详地睡去”。在她离去之后，人们驻足回顾这些年来这位小品演员带给大众的笑声。同是死亡，高秀敏的心肌梗死比起那些“慢性心力衰竭”的病人来说，是一种有尊严的死亡。生命在此戛然而止，人们的印象中永远是她最饱满的笑容和最精彩的表演。形象没有一点枯萎凋零，只有感叹天妒英才。才华横溢、正当年的徐志摩死于空难，也是类似的情况。

    相比之下，一些如“慢性心力衰竭”、“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久病不愈，就显得非常痛苦。这种痛苦，除了他们需要忍受疾病本身的折磨之外，也有他渐渐萎缩凋零的自尊。

    据说在患肝癌之前，香港歌星罗文是位非常注意形象的艺人。得了肝癌之后，罗文为不让外界看到他渐渐变得干瘪的病容，只能成天缩在家里足不出户。偶尔熬不住出门，还被娱乐记者拍到，上了报纸，称生病的罗文和以前的美男形象相比，实在难以相信是同一个人。在得知患有肝癌的早期，罗文也曾对人们说希望自己能做抗癌勇士，但后来，他一步步放弃，也许是因为疾病的长时间折磨一边销蚀了面容，也一边销蚀了自由、信心和尊严。

    还有一类疾病，因为其性质和进展，用以描述枯萎凋零，似乎更适合。这类疾病就是渐进性、进行性的退变疾病。比如，一种叫做“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病，属于儿科的慢性消耗性疾病，肌肉会渐渐失去功能。而一种叫做“进行性脊髓性肌萎缩”的遗传病，是支配肌肉活动的脊髓里的神经细胞变性、坏死，肌肉也会逐渐变得萎缩。一旦人进入老年后，还会有一些像老年黄斑变性、老年性痴呆这样的疾病，其基本原理也都是进行性的功能衰退。在这类疾病中，功能逐渐退化，就像人们曾经描述的结核一样，属于“慢性的消耗性疾病”。在这样的疾病中生活，如果没有史铁生那样“以生病为职业”的调侃，是很难维持精神上基本的体面的。

    同样是结核，鲁迅笔下的小栓痛苦、无助，而狄更斯却把慢性消耗性的结核病，描述成一种使死亡变得“优雅”的疾病。他说：“心灵与肉体的这种搏斗一步步展开，如此平静，如此庄雅，而其结局又是如此确定无疑，以致肉体部分一天天一点点耗费、凋零，而精神却因身体负担的变轻而越发变得轻盈、欣悦。”身为结核病患者的梭罗也很欣赏痨病的热晕，他说：“死亡与疾病常常是美丽的，比如痨病的热晕。”

    史铁生也是一个精神强大的病人，他从疾病中得到的智慧可能比我们从健康中得到的要多得多。史铁生的48年，有一半时间用于生病，他甚至调侃自己的身体成了“病”的乐园，“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而死亡对他来说，“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

    并非所有的慢性病人，精神上都是残花败柳。这些精神强大的病人用自己独立的方式和思维，获得了自尊—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疾病，用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去看待疾病，而非屈从别人的角度和意志。

    重返艳阳下（1）

    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的这句强劲口号和他的《命运交响曲》，构成了疾病斗争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歌词和曲调。它们一唱一和，对于面对疾病的人们来说，就像一针强心剂，让他们形象地领会了英雄主义。

    在面对死亡这种极端环境时，并非人人都能成为抗病战士，只有那些出自本性、有着天然的坚强神经的人，才能自如地演好这部战争片。

    2005年4月，奥普拉（Oprah）的脱口秀节目里，出现了一个外形俊朗的小伙子—蓝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确切地说，我对这个抗癌战士的兴趣一半是因为他俊朗敏捷的外形，一半是因为他的女友是美国摇滚女歌星雪儿。克劳（Sheryl Crow）。

    之前，我曾经听说过一次蓝斯。阿姆斯特朗这位环法自行车冠军的名字，是从老板胖子的嘴里。胖子是个自行车爱好者，为了给自己的中年危机增添些许乐趣，他特地买了辆可折叠自行车。这样他出去旅游、开会时，可以随时方便地折叠起来，放在旅行箱里。特别到了春和日丽的时节，他会在下班前换上一身红色的自行车手专业服装，扔掉汽车钥匙，骑单车哼小曲回家。他的专业骑车紧身衣裹着他中年人的身体，看着像只发胖了的蝙蝠侠。他说：“不过，蓝斯。阿姆斯特朗穿着专业骑车衣可非常帅！跟我年轻时一样。”我曾经开玩笑问过胖子，为什么专业自行车的车座上有个洞。他轻声说：“嘘，男人的秘密，知道为什么蓝斯。阿姆斯特朗会得那种癌症吗？开个玩笑。”

    蓝斯。阿姆斯特朗得的那种癌症，就是睾丸癌。在美国，睾丸癌是18~34岁之间年轻男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蓝斯。阿姆斯特朗这个在美国德州一个小镇上长大的男孩，为摆脱被继父殴打的不幸童年，反抗来自学校和社会的压力，跳上了自行车，驰骋在一马平川的德州大地上。在自行车的世界里，他获得了解脱、快乐和幸福，13岁就崭露头角，成为最年轻的世界级自行车好手。但在25岁，1996年，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却被诊断患上了晚期睾丸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大脑和肺。那时候的他，已经疼得无法坐在自行车座上。

    作为病人的他，经历了对身体、对疾病的一无所知和眼前横亘的癌症现实，也经历了手术和化疗。他走过不幸的童年，初尝胜利滋味，在事业的巅峰期遭遇疾病，治疗后再度回到自行车的世界……这些跌宕的经历，让蓝斯蜕变成为一个更富悲悯情怀、视野更辽阔的人。

    2005年，他第七次获得自行车环法赛冠军，成为这一长达23天、赛程2125英里的竞赛的七连冠。在他冲向终点的时候，手里挥着美国国旗，然而比这更耀眼的是他右手腕的一根黄丝带—由他发起的“坚强地活着”癌症认知活动的标志。这根黄丝带促使蓝斯投入改变世界看待癌症的竞技中。在获得第七个冠军之后，他将退出运动界，开始他下一个可能更艰难的斗争—成为抗癌大使。他还记得当他的癌症治愈之后，医生说，治好病的人的责任是帮助那些没那么幸运的病人。在蓝斯看来，所有事情里活着是第一位的：“如果你问我是愿意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还是抗癌胜利，我会选择做一个癌症生还者。听起来可能比较奇怪，但这正赋予了我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爸爸、一个儿子的意义。虽然我一次夺冠、两次、三次、四次……但都比不上一个癌症生存者的胜利。”

    现在的他，把拿到诊断的1996年10月的那一天，定为自己的生日。“医生会告诉病人，你有90%的机会、50%的机会，或者1%的机会。但是只有你抓住那个机会，相信你自己，做个勇敢的人，希望活着，希望活得比你以前还好……我现在活着就证明了我们可以得到第二次机会，而这第二次比第一次还要好。”

    在奥普拉的节目里，观众被他从容平静的表情感染了，他俊朗的脸庞上不时露出灿烂的笑容。在美国连锁书店里，他的传记《重返艳阳下》摆在显眼的位置。这本书不只关于自行车，不只关于疾病，还有它传达的更震撼人的意义—你有选择面对疾病的权利。

    “我一页一页地翻，整夜未眠，”一位癌症病人说，“当你是个癌症患者时，最好的莫过于知道还有一些人能够战胜癌症，你会感觉到你也能。读到他的故事，再想到自己多么的被动消沉，就会给自己增添许多动力和希望。真是难以想象的作用。”

    当让他对那些癌症病人说些什么的时候，蓝斯说：“我希望我能帮助人们有个积极的心态，让他们意识到现实是脆弱的，我们有这么多机会去做些有劲的事情。不是每个得睾丸癌的都病恹恹的，但可能大部分人是，曾经是，而我只想试着积极一点。也有一些时候，我想，上帝，这可能没什么用，我将会死掉，但是我尽可能快地打消这些想法，而想着去赢，战胜癌症。我所做的都是和癌症抗争，从精神上去除坏影响，而让自己变得强大。”

    从采访蓝斯的札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话中有三个词出现频率非常高，这三个词从他嘴里脱口而出，极其自然：积极（positive）、赢（win）、坚强（strong）。因为这三个词就是蓝斯觉得可以让自己舒服地面对疾病的方式，他觉得如果他能选择做到这三个词，他便能获得更多的自尊和自由，并帮助别人改变对疾病的看法。蓝斯的女友雪儿。克劳，有首歌就叫《你足够强大得做我的男人吗？》。

    重返艳阳下（2）

    但是，蓝斯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坚强的，在得知自己患了睾丸癌之后他也曾经有过惊惶失措，雪上加霜的是，他还得面对势利的代理人要修改合约的企图。但是，他几经生命蜕变，终于获得超越。

    蓝斯持续的奇迹，不仅仅是作为一名自行车赛手七获环法冠军，而且是一个男人改变了整个世界看待癌症的角度，给千百万病人带来了希望和触动。他的书也成了癌症治疗的另一种良药—态度的良药。他的书告诉人们：面对疾病，选择自己的态度。

    智慧地坐以待毙（1）

    在面对疾病时，有一些人给我们展现了如何“采用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各种各样，有的是像贝多芬一样强硬，人们把这叫做“肉体的勇气”；有的尊严地选择自己面对死亡的科学方式，人们把这叫做“智力的勇气”。蓝斯。阿姆斯特朗在面对睾丸癌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意志的顽强”。

    自己去选择，而非别人教你怎么去选择，暗示你怎么去选择，这是一个智慧的病人。即使是坐以待毙，也是自己选择的坐以待毙。

    和疾病作斗争这件事，在英国著名播音员约翰。戴蒙德看来，并非人人都要做抗癌勇士，他写的书《因为胆小鬼也会得癌症》，也同样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这位英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和播音员，是伦敦传媒界的大腕。他曾是《伦敦时代》的专栏作家，话题无所不涉：旅游、雪茄、车、传真机在现代生活里的角色、一瓶好威士忌在男人生活里有多重要……直到有一天，他在专栏里写到，他脖子上的一个肿块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在直面疾病的时候，有一种肉体的顽强，那是在和一种特别凶恶的癌症进行英勇搏斗时，表现出来的坚忍勇气。而戴蒙德否认他自己拥有这种勇气。

    在书中，他没把自己描述成那种勇敢的英雄人物，但也绝非一个倒霉蛋、“可怜的我”。在书中，他坦白了些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不太正面的细节，比如他在宴会上用自己的病作为武器，他经常暴发愤怒，同时又掩饰不住内心的虚弱。书中的字里行间还贯穿着他尖锐的思维。比如，大家习惯的抗癌模式化思维是，似乎只有“在癌症中求生存才是唯一正确之选”，而那些死了的人，只是没有尽自己所能去努力而已，对此他做出了尖刻的批评。

    “我很蔑视许多人给癌症强加的战争比喻。我的憎恶、我的反感，其实与和平主义没什么关系，而是憎恶它背后的道德意义：只有那些和癌症英勇斗争的人能够生存下来，或者说，理应生存下来，而那些不能和癌症英勇斗争的，则活该失败。”

    在他47岁死于癌症时，甚至有一些人评价说：“他没有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在面对死亡时也不够勇敢。”“在得了癌症之后，他没有积极地治疗，所以死于癌症。”在传统的意义上，在我们大家赋予对抗癌症的战争意义上，他不是一个“抗癌勇士”，他没去参加这场和疾病的战争。但是，他一直坚持着一种“智力的勇气”。在读过他临终前还在写作的书《万灵油和其他成见》之后，我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就像书的序言里介绍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勇气，而约翰。戴蒙德毫无疑问是最具有这种勇气的人之一。这就是智力的勇气：坚守你的智力原则的勇气，甚至是在濒临死亡，强烈地被廉价的安慰所诱惑、似乎就要背弃的时候”。

    约翰。戴蒙德给人们展现的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坚守自己的智力原则，选择自己面对疾病的态度。面对疾病，做回自己。他没有怒斥光明的消逝，没有怒斥凶险的癌症，没有怒斥残酷的命运。他只是在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

    对于约翰。戴蒙德来说，他要揭穿这样一种貌似安慰的可怕炮弹：“当西医几乎要失败，甚至可能要放弃我们的时候，‘另类’奇迹治疗正以非理性的安慰面貌出现。”

    就像他在书里写的，这种以“轶事”或者“神奇个例”出现的另类医学治疗的安慰，正如以下的例子：“你试过鱿鱼软骨吗？当然，医院的医生瞧不起它，我的姑妈两年前被肿瘤学家诊断只能活6个月，但是靠鱿鱼软骨她活到今天（啊，是的，既然你问到了，她同时也接受放疗）。还有一个奇妙的信仰疗法医生，他通过把脚放在病人身上来治疗（注：把手按在人身上以治疗疾病，在西方有很长的历史），效果很神奇。显然，这完全是一个把你的整体（或者叫做全息？）能量调整到有机（是叫有机吗？）宇宙振动的自然频率的问题。你不会损失什么，你最好试试它，一个疗程500英镑。听上去好像不少，但是当你生命垂危的时候又要花多少钱？”

    约翰。戴蒙德想要告诉人们的是：对于那些病急乱投医、迫切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病人来说，当病理学家宣读了他的咒语，当病人听到了X光、CT扫描和活组织检查的神谕，希望变得非常渺茫的时候，当医生两手一摊双肩一耸时，以上这些神奇的传说就开始盛行了，而它们多半是乘虚而入的骗局。

    病人越绝望，它们骗到的人就越多。许多最不诚实疗法的推动者，是被“想帮助别人”这种最诚实的愿望激励的。他们固执地缠着那些重病患者，他们冒昧而急切地拿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药丸和药剂，这种行为表现出的真诚，掩盖了他们所推销的骗子对金钱的贪婪。他们说着：“试试吧，说不定有效呢！”

    约翰。戴蒙德在患上癌症之后，听到了大量这种善意的奇迹疗法的建议，这些非理性的医学迷信，或者叫安慰，几乎淹没了他。

    而这个以坚守自己的判断力为原则的人，自己用智慧去检查这些主张，寻找支持它们的证据，但没找到。不仅如此，他更看到了它们所唤起的虚假希望，可能具有更大的破坏意义—他至死都抱着这种诚实和清晰的洞察力，去捍卫真正的医学。

    智慧地坐以待毙（2）

    也许有人会问，他为什么至死都要捍卫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实证？因为他希望能保卫医学，与它的伪劣对手作斗争。这些伪劣对手唯一的武器就是被人们传来传去的“医学轶事”和“医学奇迹”。尽管他很清楚，虽然医学作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要死去。他坚持的是一种“智力的勇气。”

    约翰。戴蒙德不希望自己以一个类似于抗癌战士的英雄人物出现，但作为一个凡人，他还是描述了疾病给他的感悟：在割去大部分舌头、味蕾也被破坏之后，有天他坐在车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后来才反应过来，那是他自己在一年前录制的节目。眼前的他和一年前那个在声波中传扬的他，已经判若两人。广播里健康的他，那时根本不知道没有损伤的声音是多大的恩惠，那时他品尝美食也不用停下来想它们美妙的味道，那时他言辞犀利得像刀一样，那时他认为妻子、孩子、朋友就是应该有的，熟视无睹—一句话，就是虽然那时的他健康，但是不知道他真切地活着。而当他患上喉癌后，感慨道：“只有当你了解了生命的脆弱之后，你才能更深刻地感激一天又一天的生存是多么神奇和美妙。”

    身为老师的桑德森（F. W. Sanderson）曾对他的学生说：“人为了成长和幸福，而用安全和幸福去冒险。”这种“安全、幸福”是我们原先对温暖而舒适的生活的一厢情愿。

    疾病就是这一厢情愿中的一次冒险。在冒险中，人失去了原先令人舒服的错觉，对不朽的信仰再也不能让他得到安慰，他要面对自己、面对身体、面对医生、面对疾病、面对生死、面对环境……在冒险中，得到了“成长和幸福”。在面对疾病时，他开始真正面对存在的意义、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存在是暂时的，而面对眼前的处境则使存在变得更加珍贵。

    威廉。黑兹利特临终前说：“好吧，我有过快乐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