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湖四海全讯网:《非诚勿扰》引发价值观的大讨论

    导语：关于《非诚勿扰》要不要继续低俗的争论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有消息说，它已经被停录。但是伴随着这条消息之后的另一场争论又开始了：《非诚勿扰》是否低俗到必须停录停播的程度？依靠行政干预的手段，来影响一个具体的节目操作，是否可行？当然，对另一个问题的争论，自始至终就没有消停过：拜金思想，是否是错误的？

   仔细分析这所有的争议，我们发现许多问题被搅在了一起，对许多人来说：批评媒体过度渲染和放大拜金的言论，就是批评个人的拜金思想；批评《非诚勿扰》就是赞同行政干扰……

   但事实上并不是非此即彼，我们需要把搅在一起的问题分解开，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分析。

    一：一场关于《非诚勿扰》的争论：节目错了吗？    《非诚勿扰》创造的收视率奇迹，源自女嘉宾一句“宁可在宝马里哭”的拜金言论。其实，这正是栏目精心策划的噱头。

   《非诚勿扰》火爆其他媒体跟风效仿   《非诚勿扰》是栏目开播以来，就以其持续攀高的收视率成为其他电视台效仿的“榜样”。类似的节目有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东方卫视的《百里挑一》。而究其背后的原因，无非是《非诚勿扰》现场女嘉宾挑战公众道德的“拜金”语录以及男嘉宾的炫富，其中声称“宁可坐在宝马里哭”的女嘉宾马诺不但自己一跃之比二线女星，这一栏目也因传达“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引发巨大争议，从而变成了电视节目中的明星。

   对于《非诚勿扰》在争议中高扬的收视率，总编李政认为，“情”的因素才是制胜的关键，这也是“后相亲时代”《非诚勿扰》将要强化的一面。5月23日，女嘉宾中颇受关注的模特那笛为一封情书而感动，与资质平平的男嘉宾成功牵手。“我不一定会跟你成为恋人，但是那一刹那我被你感动了。”台下的那笛面对镜头如是说。

   “舞台真的就是一个小社会，往往就是那么一个小动作，一个小情境，甚至是一个音乐催起了我们爱情的火花，这个都有可能的。”李政说。

    拜金，嘉宾个人观点还是栏目观点    而“成就”这一栏目的，就是“拜金”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显然，马诺的言论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栏目精心挑选出来符合节目诉求的。他们就是要用“拜金”一类的价值观来挑战大众，吸引眼球。《非诚勿扰》编导也坦言了“合理策划”成分：明明知道一个月薪千元的保安、北漂歌手不是女嘉宾那壶茶，还是让他们出镜，仿佛只是为了让他们受一次羞辱。大家也都明白那一票女嘉宾不是上来找老公，而是卖力演出，但还是痛批她们传达了不健康的婚恋观。

    若是一个节目的意识形态“不健康”，社会应该有很多抗议机制：传媒和学界批评、社会团体发表声明谴责、受众拒绝收看并抵制节目广告商……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和争议一起飙高的，是电视《非诚勿扰》的收视率—社会和受众奖励了这“不健康的价值观”。这只能印证的一个可能是，相亲嘉宾所强调的金钱和地位，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另一可能，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于懒得讲是非，懒于用任何严肃心态面对世态。《非诚勿扰》的票房和收视率告诉我们，在现在的中国，“价值观”可能只是一个纯书面用语。

     一场策划的闹剧，却成了媒体自我炫耀的借口    《非诚勿扰》的主持人孟非针对媒体的批评曾辩护说：“我们中国人已经麻木到了连真假是非都很混沌的状态，听了一些习惯性的假话，全世界找不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全民性地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求和贪婪超过今天的中国人，但我们在任何的场合下都还挺正经的，所以当女孩子在台上说她想要宝马想要房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受不了。”这句话不无道理，马诺说的是真话，孟非也是，但问题在于，既然嘉宾都是经过栏目精心甄选，就算嘉宾所言在观众眼里多么惊人，对栏目而言也是合情合理的。

    对相亲节目遭遇社会舆论同声讨伐的原因，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丁加勇解释说：“在中国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没有把美貌和金钱当成是婚姻组合的唯一衡量标准，而在相亲节目上却充斥着赤裸裸的金钱爱情观，负面社会影响不容小觑。”

   “婚姻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相亲节目可以成为价值观的辩论场，却不应是非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地。如何正确引导节目的价值取向，相亲类节目应做深层次的规划。”丁加勇说。

    二：一场关于“拜金主义”的争论：拜金错了吗？   《非诚勿扰》引发了强烈的声讨，个人虽有选择拜金的自由，但这不意味着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就值得媒体提倡。

    个人表达拜金倾向，无可厚非    一个人有怎样的婚恋交友取向，无论是以貌取人也好，还是将金钱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都是个人的事情，其实与其他人无关。一个宽容的社会是允讯不同的价值观存在的。马诺和朱真芳的表达方式也许有点露骨，但她们的想法其实也没有超出婚姻制度的既有逻辑，而且还很有代表性，但把这种想法在电视上公开，就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人们一边不宽容她们，一边又艳羡某些莫名暴富的“成功神话”，未免有些双重标准。

   有人说：“拜金女”的宝马梦不过是当年“三转一响”的升级版，一语点醒梦中人。原来，从上世纪中期到21世纪的今天，大家结婚都是要讲物质条件的，只是条件本身水涨船高，从自行车变成了汽车，从缝纫机换成了房子。这是让我们放下对“拜金女”的反感的第一个发现：或许，她们并不比自己的上一代人更庸俗。

   耽于物欲确实算不上高贵。可今天社会，能摆脱物质焦虑者有几人？生活的不安全感如此之强，而房子、车子好歹看得见摸得着；靠劳动积累财富不是完全不可能，想追上房价却要千辛万苦，既然人同此心，又何必对那些梦想“不劳而获”的女孩如此不宽容？

   让择偶中的男男女女都完全放下种种世俗的纠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如果看清婚姻制度的实质，或许我们就能对“拜金女”们的言论脱敏，她们并没有制造新的“不和谐”，不过是在电视台的安排下做了过于真实的扮演。至于这类节目，虽然有挑拨是非之嫌，但总比那些只允许嘉宾们自我粉饰相互抚摸的节目好看，何况还有些揭示症结的价值。

    但是并不是说“拜金”是一种高尚的价值观     炫富和拜金，实际上是社会价值的流逝甚至缺失，使得对于财富的无尽追求甚至是不择手段。不但商人如此，一些官员乃至学者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甚至不惜践踏党纪国法。社会精英尚且作此表率，升斗小民乃至涉世未深的年轻姑娘喊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也就不足为奇了。追求财富并没有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要提倡的，还是通过个人努力、合理合法的挣钱，而非放弃个人努力，不择手段寻找捷径。

   社会理想价值流失，经济效益大行其道，实际意味着人生观、价值观的崩塌与断裂。追求财富并没有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个人努力、合理合法的挣钱，是我们倡导和鼓励的。诚然，现实的情况不尽如人意，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日趋拉大，相关体制机制不完善等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一些人该不该因此就心态失衡，放弃个人努力，转为想方设法欲拉关系、走捷径呢？

   要知道，究竟沿着怎样的路线发展，决定权还在个人，社会风气是有不健康之处，但是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奋斗于工作岗位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所以，个人价值素养的培育十分重要，教育部门、新闻媒体也的确应当注重这一问题，倡导健康的、良性的价值观，提倡多元化的成功标准，少去渲染那些享乐主义甚至是拜金主义，别让那些不良观念误导更多正在建立、发展的价值观。同时，整个社会也要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公平、公正、人人通过奋斗得以成功的环境，唯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而媒体宣传拜金，就说不过去了    固然，“拜金女”只是一种表演，《非诚勿扰》只是一场娱乐。但问题在于，即使是在媒体业享受充分自由的国度，这样一种全然违背媒体公共道德的“表演”，全然颠覆民族精神与价值的“娱乐”，也是极其罕见的。我们尊重个人表达的自由，但是对于媒体这样一个被赋予“守望者”责任的载体，能否要求这样低，就这样跟着一种噱头去狂欢？这是一种不负责任。

    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它让我们开始仅仅信仰金钱；在一个缺乏价值精神的时代，它给我们送来了娱乐精神。而除此之外，它让我们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固然，“拜金女”只是一种表演，《非诚勿扰》只是一场娱乐。但问题在于，即使是在媒体业享受充分自由的国度，这样一种全然违背媒体公共道德的“表演”，全然颠覆民族精神与价值的“娱乐”，也是极其罕见的。而我们大多数人，却正被它引领着，一路狂奔。我们沉迷于电视机前的样子，就像一个个吸食了大麻的瘾君子。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我想到波兹曼的这句“娱乐至死”，由衷地相信这已是我们无法摆脱的谶语。从“超女”到“快男”，从“我们约会吧”到“非诚勿扰”，这是“娱乐的周而复始”，是早已开始的“在劫难逃”。更重要的是，这才是“炫富男”或“拜金女”背后的真相。

   如此浓烈的拜金情结，是如何炼成的？    中国人有多拜金？根据路透社与艾普索斯今年2月份的民意调查，中国人有69%的受访者认为金钱代表成功。而真正的奥妙可能在于金钱对于国人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涉及基本的权利与尊严。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即使是穷人，其基本权利和做人尊严，在法律面前的地位，与富人并没有多少差别。而若法治缺失，那就有可能导致有钱的为所欲为，没钱就没有权利和尊严的边界。而马诺的名言也可能源自她的生活观察：坐在自行车后面是不太可能笑得长久的。

   《非诚勿扰》的主持人这样辩护：“我们中国人已经麻木到了连真假是非都很混沌的状态，听了一些习惯性的假话，听得是那么的顺耳。我可以说，全世界找不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全民性地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求和贪婪超过今天的中国人，但是我们在任何的场合下都还挺正经的，所以当女孩子在台上说她想要宝马想要房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受不了。”

   可问题是，即便拜金成了一种真实表达，这也绝不等于说拜金就不再是庸俗的价值观，更不代表电视节目的低俗就由此获得了合理性。女拜金、男拜性。不管他们态度上显得多么张狂，但那些言辞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缺乏人的尊严的虚弱，是当今人们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一种折射。

   真正的奥妙可能在于金钱对于国人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涉及基本的权利与尊严。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即使是穷人，其基本权利和做人尊严，在法律面前的地位，与富人并没有多少差别。不管他多穷，住的房子有多破，法律依然保护他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保护他的破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富人不能为所欲为，穷人也不是一无所有。富人有金钱不能逾越的边界，穷人有自己的尊严和快乐。

   如果一个社会法治缺失，那就有可能导致这一局面：有钱的可以为所欲为，没钱就没有权利和尊严的边界。正如马诺的名言，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这种极端的表达可能源自她的生活观察：坐在自行车后面是不太可能笑得长久的。

     三，一场关于自律与他律的争论：媒体出了问题怎么办？    现在来看，似乎我们只有两种选择：反对他律，但自律又是一种奢望。

    批评声音虽有约束机制缺乏   虽然自《非诚勿扰》开播至今，受到的批评就零星不断，媒体的反思也屡见报端。但是这些反思和批评并没有对节目产生任何实质影响，但是由于“丑闻经济学”的媒体现象，这种批评和争议反而让节目的收视率越来越高，其他同类节目也纷纷模仿，通过这种出位的言论和拜金噱头吸引关注。不管人们怎么批评、专家如何表态，高收视率却是实实在在的。此时，电视台改变“导向”的动力并不充足。

    行业最高管理部门的行政干预，往往迫于无奈，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出台一种制度化的监管模式。

    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行政干预与媒体自律    在我国，与媒体相关的行业协会几乎难以发挥作用，在政府的媒体管理部门对假新闻、恶俗电视节目做出规范和处罚前，很少有媒体的行业协会表达意见。这样看起来，能对电视恶俗节目真正产生影响的，除了广电总局的行政干预，就剩下电视台的自律了。但每一次行政干预都会遭诟病，而媒体的自律，在收视为王的规则下，又那么的软弱无力。

    能对电视恶俗节目真正产生影响的，除了广电总局的行政干预，就剩下电视台的自律了。而单纯指望媒体以“自律”的方式远离低俗，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单一的指标之下，收视率以及由此带来的广告收入等，仍是衡量一个节目和电视台最重要的指标。一些地方的媒体管理部门对当地媒体的要求除了时政新闻导向正确，就是收视率和收入。所以，尽管这次广电总局规范的电视台都属于地方台，但地方的媒体管理部门此前却对恶俗的相亲节目视而不见。自律的缺失，成为总局必须“管制”的理由

    很可悲的是，我们现在可能唯一能依靠的，似乎只能是广电总局的行政干预。其结果很可能导致一种悖论：越管制，越缺少自律，而自律越少，管制越多。笔者期待行业协会、媒体的评价指标以及公众的媒介素养都能有所改变，进而形成合力，共同规范媒体内容，而不仅仅是依靠行政干预。

    我们不赞同行政干预但媒体自律的可能性也很低   我们并不赞同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从电视节目的长远发展来看，过多使用行政干预，并不利于媒体内容的创新和发展。而且全国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单靠广电总局通过行政手段去一一规范，怎么能忙得过来？而单纯指望媒体以“自律”的方式远离低俗，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单一的指标之下，收视率以及由此带来的广告收入等，仍是衡量一个节目和电视台最重要的指标。

   公众的抗议也是制约媒体内容的重要手段。但这种恶俗的电视相亲节目的收视率非常高，观众是“一边骂一边看”。不管监管部门怎么批判、专家如何表态，高收视率却是实实在在的。此时，电视台改变“导向”的动力并不充足。

    结果造成：一放就乱，一治就死    广电总局行政干预的惩罚性又太弱，根本无法遏制电视台今后再次播放低俗节目的冲动。恶俗选秀被规范后，又出现了恶俗电视相亲，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行政性干预又经常是一刀切的做法，每一次行政干预之后的节目，几乎都面临死掉的境地。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悖论：越管制，越缺少自律，而自律越少，管制越多。许多节目一放就乱，一治就死。

   即使违背主流价值观，你可能还是要通过市场和观众的选择行为来规范它，而不是用行政强制的方式说我要把你封杀掉。管理者应该相信的是，因为节目不符合主流价值观，所以主流的人们会抛弃它，主流的市场会抛弃它，通过这种方式来淘汰这种节目。而不是说它不符合主流价值观，你就动用行政大权封杀，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四：一场喧嚣之后的反思：社会生病了，我们怎么办？    “拜金”成了社会病，媒体怎么办？其他人又该怎么办？

    社会生病，媒体吃药不公道   国人时下日益盛行的金钱至上观。由于极左意识形态的崩溃和市场规则的流行，也由于缺乏诸如宗教一类信仰的缘故，国人从鄙视金钱到崇拜金钱和物质，更由于现实的官商腐败现象和社会某种断裂，高房价等造成了青年人巨大的生存压力，人们再不重视物质，恐怕也不能否认“没有钱万万不能”的现实。将这些病因，推到一个或者几个电视节目身上，确实有失公允。

    但媒体以迎合社会问题换收视率也值得反思     便拜金成了一种真实表达，这也绝不等于说拜金就不再是庸俗的价值观，更不代表电视节目的低俗就由此获得了合理性。不管他们态度上显得多么张狂，但那些言辞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缺乏人的尊严的虚弱，是当今人们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一种折射。但是在现实社会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媒体打着“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幌子，大肆炒作这种庸俗的价值观念，以换的收视率。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媒体，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二者缺一不可。

   做为管理者：依法行事比行政干预更有效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世界上对电视节目内容最早进行管制的国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系统。从力量层次上看，可以分为五级：宪法基础，法律规定，政策制度，行业规范，公民监督。当内容和标准以明确的形式规定了出来，对于监管者和媒体来说，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行事标准。

   一个正常的社会，面对低俗节目应有更多纠错机制      若是一个节目的意识形态“不健康”，社会应该有很多抗议机制：传媒和学界批评；社会团体发表声明谴责、受众拒绝收看并抵制节目广告商。台湾《苹果日报》“动新闻”被指责低俗时，就有媒体观察基金会、妇女新知、励馨、全台教师会等约二十个台湾民间团体，到壹传媒大楼抗议；还有行业协会对这种节目发表意见并作出干预；司法机关则就是否违法问题进行调查……与这样的现实相比，我们还有一定差距。

    结束语：我们的观点很简单：个人拜金无罪，节目低俗有错，行政干预并不妥当。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

      （文章来源凤凰网，有删节，沉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