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的话，再拿来让当代社会、当代人对照对照
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
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有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中国青年久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
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
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象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
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吧，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象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还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
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
愈是无聊赖，没出色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片，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
专制者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怒愤已经够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反而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受兵匪之苦，就是最便的证据，再露骨的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怒火，除弱草之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其实，中国人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比如病人，患有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甚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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