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学生抗议的曼昆，背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黑锅

被学生抗议的曼昆，背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黑锅

从曼昆、弗里德曼到哈耶克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魏迪英 2011-11-17

在危机爆发以后，我们逐渐发现了另一个哈耶克，不是作为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符号，而是作为一个过于天真，乃至于显得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者。正如哈耶克指出的，在国家垄断货币发行的时代，自由、开放的资本市场只是个神话。资本市场的价格体系是扭曲的，因为货币的价格是由政府一手控制的。而金融资本和国家权力从来都是紧密连接的，没有国家权力的背书和支持，没有证监会、评级机构、联邦储备银行、国债，华尔街的大佬们一天也维持不了。

背黑锅的曼昆

本月初，在哈佛大学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教授的经济学课上，70多名学生退出课堂以示抗议。在罢课学生稍后发表的公开信上，学生们声称罢课是为了抗议曼昆教授用含有偏见的经济学教育误导了历年的毕业生，导致后者进入政府和金融界后犯下错误。与此同时，学生们认为曼昆教授在担任小布什政府经济顾问时，对政府决策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分化负有责任。学生们宣布，这次行动是对占领华尔街和全国行动的支持。

曼昆教授招来非议的观点是什么呢？根据公开信的列举，是这位教授宣称“经济活动中的公平与效率往往互相冲突”，还有“最低工资导致不充分就业”等等。这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众所周知，这是当今西方经济学课程中的主流观点，尤其受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推崇。至于曼昆本人，一般认为他倾向于新凯恩斯主义，但在课堂上也有责任向学生讲授“主流”的经济学。可以说，曼昆这次是为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背了黑锅。而新古典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更合适的代言人，非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及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莫属，前者以经济理论和政策见长，而后者则被认为是这一立场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和社会哲学家。

弗里德曼令人生疑的“实验”

弗里德曼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活跃的经济政策顾问。他相信“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而为此开出的药方也极为简单明了：控制货币增长；压低工资和福利水平；大规模私有化国有部门，以使更多要素流入市场。总之，这个方案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后来一般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实验”。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主义为扩大总需求，扩大就业不惜扩大货币发行，结果是扭曲了价格体系，导致了资源错配。弗里德曼相信，只要政府将手抽回来，市场之手自然就会通过价格体系发挥作用。在现实中，控制货币增长，并压低工资和福利水平，可以控制通货膨胀，同时刺激投资和出口，使经济恢复增长，并带来就业和需求。

“新自由主义实验”的最早试水是在智利。智利阿连德政府在执政期间，致力于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结果引发了通货膨胀。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利用社会对通胀的不满，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但对通胀照样无计可施。不想步前任后尘的皮诺切特问计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包括当时正声名鹊起的弗里德曼。在弗里德曼等人开出的“新自由主义实验”的刺激下，智利在1975年到1982年之间进入经济增长的黄金阶段，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尽管相应的代价是失业率长期高企，不过在军政府的统治下，这并非是不可克服的困难。

自从古巴革命以后，拉丁美洲就成为冷战两大阵营争夺的焦点。70年代正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巅峰，而美国正试图从越南战争的创伤中恢复伤口。现在，“新自由主义实验”不仅解救了智利军政府的困境，还捧出了一个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样板，“智利奇迹”因此就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1976年，弗里德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撰写的小册子受到政学界和媒体的极力追捧，并获得了政治哲学家的声誉。

不仅如此，“智利奇迹”似乎还为“滞涨”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新思路。1979年，英国保守党赢得大选，撒切尔夫人组阁，邀请弗里德曼为经济顾问。1981年，弗里德曼出任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顾问。不过，“新自由主义实验”在智利军政府下的魔力，到了代议制的英、美两国就水土不服，英国政府试图遏制工会，结果陷入与工会的漫长冲突；里根政府在削减福利上举步维艰，最后又重新回到依靠军事和政府支出拉动经济的旧路上；而最令政府感到不安的是，遏制通货膨胀导致失业率迅速上升，这足以摧毁任何代议制的政府，并折磨执政的党派。

到1982年，“新自由主义实验”在智利吹起的经济泡沫也终于破灭了。私人、银行和政府部门的负债飙升，企业大批破产，失业率猛增，一直被军政府压制的工会势力的开始抬头并日趋激进。到80年代末，皮诺切特被迫辞职交权，然后接受漫长的司法审判。而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借助英阿马岛战争的胜利，才得以度过了第一个任期中最艰难的岁月。至于里根政府，一直为不断增加的政府赤字而头疼。但有一个好消息可以抵消这一切，那就是令西方几代政治家恐惧的苏联终于出现衰弱的迹象了。由于苏联令人意外的政治崩溃，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改革，新的广阔市场已经打开。对资本主义来说，黄金时代终于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降临了。

被符号化的哈耶克

至于弗里德曼的盟友哈耶克早年也是一位经济学家。30年代中叶，哈耶克在对货币理论的研究中，得出了与后来的弗里德曼类似的结论。但与他的老师米赛斯一样，哈耶克试图为自由资本主义辩护，后者当时正受到社会主义或经济干预理论的威胁。哈耶克对政治参与的热衷或许不如弗里德曼，但在知识上的野心明显更大。考虑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强势，哈耶克认为最为紧要的是为自由资本主义寻找新的政治、社会哲学或意识形态。怀着这样的冲动，哈耶克在40年代以后转入政治和社会哲学的研究，并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职。

哈耶克在政治和社会哲学领域的著作，有《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在这些著作中，哈耶克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奴役，而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保证自由的唯一途径，为此他在晚年试图证明“自发社会秩序”。在70年代的氛围中，哈耶克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辩护显得独树一帜，他因此在1974年被提名，与贡纳尔?缪尔达尔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为自由放任主义辩护的冲动，常常会让哈耶克显得不合时宜。获奖之后，哈耶克总结自己多年来对货币理论的研究，写成《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其中提出政府不应垄断货币的发行权，而应由市场经过自由竞争选择货币，由此避免政府通过货币发行“奴役”人民。但是，这种观点显然不会被各国政府欢迎，于是这本书也就被束之高阁了。

70年代后期，随着自由放任主义的复苏，媒体和政府开始追捧哈耶克。在撰写文章、接受采访时，哈耶克对智利皮诺切特政权表示支持，这为他带来了许多争议。撒切尔夫人曾声称哈耶克是她的执政导师，但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哈耶克的政策建议往往过于极端或者说理想化，以至于没有政府敢于去尝试。但是，对于哈耶克出于自己的期望而在媒体上为政府做政策背书，后者必定是十分乐意的。后来，哈耶克被撒切尔夫人介绍给里根总统，但其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也不外乎如此。一直以来，哈耶克就被认为是撒切尔-里根改革的政策导师，但这其实是误解。对皮诺切特、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改革有实际影响的，是在政策建议上更为实用主义的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和他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是在二十世纪早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尽管芝加哥学派以反对凯恩斯主义著称，但事实上这个学派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和凯恩斯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弗里德曼本人，早期也是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货币学派继承了美国主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政策科学传统，哈耶克对此颇有微词。而哈耶克，以及他的老师米赛斯的思想背景是奥地利学派，这个学派兴起于19世纪后期，在方法论上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新康德主义的影响。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导致奥地利学派难以提出有实用价值的政策建议，却开拓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哈耶克后来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批评，就受益于新康德主义甚多。但是，奥地利学派在主流经济学界早已边缘化，学者会对哈耶克、米赛斯等人表示空洞的尊敬，但绝不会遵循其研究方法。而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尽管其在政策上的效用十分可疑，却无疑已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以至于曼昆等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必须在自己畅销的教科书中写进弗里德曼的观点。

金融危机与哈耶克的遗产

在危机爆发以后，我们逐渐发现了另一个哈耶克，不是作为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符号，而是作为一个过于天真，乃至于显得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者。正如哈耶克指出的，在国家垄断货币发行的时代，自由、开放的资本市场只是个神话。资本市场的价格体系是扭曲的，因为货币的价格是由政府一手控制的。而金融资本和国家权力从来都是紧密连接的，没有国家权力的背书和支持，没有证监会、评级机构、联邦储备银行、国债，华尔街的大佬们一天也维持不了。在吹起泡沫时，金融界需要政府政策提供信用工具，需要次级贷款；在泡沫吹破时，金融界更需要政府的注资和支持，以免摔得粉身碎骨。这一切听起来很耳熟？这大概就是列宁在一个世纪前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你要问解决方案，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