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体瘦官网统一价格是:高二适“兰亭论辩”的来龙去脉

高二适“兰亭论辩”的来龙去脉

　　“兰亭论辩”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郭沫若先生于1965年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真伪》一文，根据南京地区1964—1965年间出土的晋人王谢墓石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异，经多方论证断言《兰亭序》帖是王羲之七代孙智永僧人依托的，进而推断“后人所崇拜的王羲之字迹大都不是王羲之自己写的”。这就意味着《淳化阁》等丛帖上所刻右军书迹皆为伪，各同体字，包括汉的章草在内，也不复存在。如果该结论一旦成立，魏晋以后的中国书法史都要改写。另一方代表、南京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对此持反对意见，为此，高二适曾多次写信给自己的老师章士钊，与他讨论《兰亭序》帖的真伪，并且请章把自己的文章推荐给毛泽东，毛主席提出了“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著名论断,使得文章最终发表在当年的《光明日报》上。“兰亭手札”就是指高二适在1965年前后，与章士钊等人探讨《兰亭序》的有关书信，一共有数十封。
　　高二适先生的女婿，南京著名书法家尹树人先生认为，“兰亭论辩”是被载入中国文化史的重要事件，其意义至今影响深远，当时以一介布衣的身份与郭沫若进行平等的学术探讨的高二适先生，首开风气之先，对后来的书法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兰亭手札”的艺术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其学术性也十分重要，他呼吁收藏界在注重这些作品艺术性的同时，也不要忽视其文献性，认真研究，使这些作品的价值得到最大发挥。

    高二适（1903－1977），江苏东台（解放后划归今姜堰市）兴泰镇小甸址人。原名锡璜，后易为二适，中年曾署瘖盫，晚年署舒凫。18岁任立达国民学校教员，21岁时为校长。25岁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27岁考入北平研究院为国学研究生，29岁因病回乡为通讯研究生，并任小学校长。33岁应陈树人之邀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办事员、科员、立法院秘书，1937年随立法院入川。1946年回南京后，曾兼任朝阳文学院和建国法商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南京工专上海分校、华东专科交通学校教员、华东水利学院图书馆职员，1958年因病退职。1963年经章士钊引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1965年参与“兰亭”论辩，《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等文影响极大。在文史哲、诗词、书法的研究和创作方面，成果卓著。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刘梦得集>校录》、《刘宾客辨易九流疏记》、《高二适书法选集》等。
　　高二适断乎是当今南京学者中的真正奇男子。学者而为奇男子，在学问精深之外，更需一种比学问还要难的品性，就是他在1965年和郭沫若那场笔墨官司而撰写的著名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中所说的“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
　　这场笔墨官司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这里只需简略介绍两句就行了：郭沫若鉴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拓片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而断定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写，而高二适则举出种种可靠事实，认为兰亭序的确出于王羲之手笔。当时毛泽东支持打这场官司，认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不过后来在《兰亭论辨》这本书的“出版说明”里却说“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唯心论的帽子无疑是给高二适戴的。人们赞美高二适敢于凭真理和大人物打笔墨官司的非凡勇气。
    高二适虽然学富五车，却决不凭此经营名利，他的老师章士钊1963年在香港《大公报》刊诗赞扬高二适的书法，序云：“愿天下人知有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适其人”。这仅是对其书法而言，而书法之与高二适，实在是余事而已。林散之作为高二适知友，在高二适去世后所立的碑上冠以“江南诗人”头衔。高二适的诗于高古中寓慷慨气质，学兼唐宋，尤致力于宋朝的江西派，他的古风如果混在江西诸子的诗集里，也会显得非常突出。然而诗人之与高二适，仍然也只是余事罢了。称高二适为学者，也终觉难尽其意。就以他为兰亭序之真而力辩的宏文而言，所撷材料之富，所论道理之详，实不是一般学者所能办到的。他家藏数千卷书，没有一本是做样子装门面的。长期在他身边生活的小女儿可可对他父亲的“勤”体会最深，她说：“父亲的勤奋简直没法形容”。诚然，他学问之深也是没法形容的。章士钊说：“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学者而又有所发明的实为凤毛麟角。他的发明往往是对大名家的否定，他就敢于否定怀素，否定康有为、沈寐雯、于右任。他做学问敢于臧否人物，在社会生活中也同样爱憎分明。林散之曾把他比作阮籍，阮籍的青眼和白眼就是表现自己的爱和憎的，不过阮籍也有保身之道：“口不臧否人物”。这一点高二适却是相反，心中有话，决不憋着不说。文革前夕，江苏史学会组织史可法讨论，其时论者多说史可法镇压农民起义有罪，而高二适独赞其为抗清的民族英雄。其不合时宜如此。日常生活中他也极耿直，譬如甲对他说乙的坏话，高二适便问：“你这话和乙当面说过没有?”甲自然说没有。于是高二适说：“你要当面和乙说才是正理，你若不说，我代你说。”如此这般，直到可爱的地步了，真正算得绝无仅有。他女儿可可多次劝他：即使正确，也不要都说出来。他驳道：“不对，既是话，就该说出来，哪有把话搁在肚子里的?”高二适草书杜甫秋兴(八首)
　　正因为如此，他非常自信，厌恶虚伪的自谦。某次全国书展，一位名画家给高二适写信，誉其书法为“全场之冠”，其时他正住院疗病，他的女婿尹树人持信去，他读信一笑道：“我当然第一，何劳他这么说!”章士钊作《柳文指要》，高二适发现其中有不少失误，遂摘出二百则，作《纠章二百则》，可可问他父亲：“章先生是您老师，您怎么能编这样一本小册子呢?”他答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以他有一方闲章云：“草圣平生”，又曾在家藏佳帖上批云：“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
　　高二适一生以诗书为性命，一日无书则不能生，文革中藏书悉数被抄家搜去，他惊怒交加，从此得了心脏病，其后多次写信给章士钊，请他帮忙索还原书，曾表示：我在电视上见毛主席家拥有大量的书，我为什么不能有书呢?
　　我之所以认为学者二字也不能穷尽高二适的整个灵魂的轮廓，正是因为他在一切方面(不仅仅是文艺)都追求真理。
　　高二适自号舒凫老人，取舒展自如的意思，正是他一生所企求的无适而不可的境界，而自然规律，终不得长适其所适，以心脏病逝于南京，时为1977年春。他留下许多书稿，亟待后人整理，尹树人和可可经常为此辛劳。忽一日，这对夫妇正坐在地上整理高二适堆积如山的资料，忽一张元书纸自尹树人头上落下，原来竟是高二适生前所书一个“勤”字。也许只是事出偶然，而勤者精神不死，且以之鼓励后人，未必便属迷信。

延伸阅读

王羲之《兰亭序帖》书法面目考辨

引言
    一九六五年发生的“兰亭论辨”曾震惊国内外学术界，但不久因“文革”运动的兴起而偃旗息鼓。十年“文革”结束后，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又有不少专家学者旧事重提，接着一九六五年的论辨进一步阐发各自的观点，由此，“兰亭论辨” 得到了深入发展。
    这一场论辨围绕着王羲之《兰亭序帖》书法的真伪问题而展开，由书及文，由个帖涉及众帖，由一纸书法面目论及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书史，围绕这一问题的旁征博引，牵扯到历朝历代以至近现代书家、学者的多方面学术成果。其知识含量之富，包括了书史、文史及其治学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最初的主辩手郭沫若、高二适及商承祚等先辈早已作古，但他们当年发表的几篇论文给我们留下了有待不断深入思考与研究的课题。
    不管郭氏当年借王谢墓志的出土发难有何种背景、出自何种难以明言的动机，就其论文的观点及其学术思维方法都与其作为一位曾在社会科学的多个方面获得卓越成就的权威学者的身份与名望大为不合。且不说其将刻石书迹与手写书迹混为一谈，也不说其依据刻石现象对“隶意”所下的定义有几分科学性，也不说他无视魏晋南北朝数体并存的史实，给我震动最大的还是他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所下的论断：“新疆出土的晋写本是隶书体，则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所谓一隅三反，所谓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表现，就是这个道理。在天下的书法都是隶书体的晋代，而《兰亭序帖》却是后来的楷书体，那么《兰亭序帖》必然是伪迹，这样的论断正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合乎辩证逻辑。”（《兰亭论辨》第三页，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语调强悍、霸气而滥用辨证法，曲解逻辑之甚，令人费解。
    平心而论，郭氏的写作能力（尤其是白话文）远在高二适之上。高氏〈驳议〉一文本欲作白话文体而未能称意，终而文白相杂，语句不畅，思绪的表达也受到一定影响。又由于观念的局限和资料工作不够充分，其论证不可能达到应有的强度。然高氏之不畏权威，敢于直陈己见，在当时尤为难得。
    近二十年来就《兰亭序》真伪问题发论者甚众，接续高二适、商承祚的观点作进一步研讨中，尤以台湾学者徐复观《〈兰亭〉争论的检讨》最具学术高度。以此三者为代表的辨真派可谓当今的主流，其学术观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兰亭序》文章以《晋书》所载为准。《世说新语-企羡篇》的注文中所录的《临河序》文乃据此删节。保留文末之附记，乃注家为使之与石崇《金谷诗序》结构相仿，而《晋书》未录入附记，乃重其正文之故。至于“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文字的思想情感的变化，符合王羲之的思想与个性。因此，《兰亭序》文非伪。
     （二）楷书及行、草书体在东晋已完全成熟。带隶意和不带隶意的行、草、楷体是同时并存的。
    （三）当时的碑刻或经文的书法，多以体制较古、郑重庄严的书体去写，公牍多用当时上层上最流行的书体去写，尺牍、文稿写得更随便。不能以刻石书迹为据来评尺牍、文稿书法的真伪。
   （四）由前两点进一步推论，《兰亭序帖》字体为王羲之时代所必有，《兰亭序帖》本为王羲之所书，非智永所依托。
    笔者赞同这一派观点中的（一）、（二）、（三）点，对第（四）点，我认为《兰亭序帖》所展示的这种脱去隶意的体式即成熟的行楷书体为王羲之时代所必有，大量的实物资料可证明这一点，但不等于说传世《兰亭序帖》所展示的那种行楷书点画形态及其笔法为王羲之时代所必有，不等于说传世《兰亭序帖》临摹本所依据的底本即为王羲之原迹。因此，事情还未完，还得追究下去。本文即通过对诸本《兰亭序帖》传本墨迹间的形态比较、对王羲之《兰亭序帖》以外诸本传世墨迹的考察、对王氏家族书法的综合比较，以及《兰亭序帖》与隋唐书法的比较等，探讨以“神龙本”为代表的《兰亭序帖》传本墨迹所依据的底本出自何时代何人之手。  
     一、《兰亭序帖》传本墨迹以“神龙本”为典型
     笔者曾撰《〈兰亭序〉传本墨迹考评》一文（《收藏家》二000年第十期第四十九页），对传世各种《兰亭序》临摹本分别加以评议。笔者认为，王世贞藏本点画钝拙，神气呆滞，尤其“领”字上面有一“山”字头，与其他临摹本皆不同。考“峻领”二字间距适当，“领”字结体本已完整，“山”字头既与“领”字不配，在“峻领”二字间亦甚挤塞，当为后人强添，非底本所有。明陈鉴再摹本是以“神龙本”为底本的，然比之“神龙本”，无论形、神皆相差甚远，摹拓技巧颇为拙劣，不足为凭，被标为虞世南临的所谓“张金界奴本”（亦称为“天历本”），屡经装裱刷洗，墨色晦淡，伤其神采过甚。即品鉴其临书，点画用笔及结构关系交待不清者可举出多处。而整体笔势乖戾，运笔拘滞，很难想象出自虞世南这样的大家之手。只是因董其昌题跋中“似永兴所临”之议，后之鉴赏者便定为虞临，实为盲目之举。
    被指为褚模或褚临、列为《兰亭八柱帖》第二柱的“米芾题诗本”，据我观察，实出于米芾对临。将此本正文书法与卷后米芾题诗作一比较研究即可明了，其即兴发挥较多，于形貌只存其大意而已，故其所临用笔抑扬顿挫及枯笔、牵丝等刚劲利落、贯气紧密，求大似而不拘于细节，有较大的自由度，笔锋与墨色的细微变化十分丰富自然。其用笔的挺拔激动、笔画之间承上启下运笔的紧促节奏颇见米芾笔意，又如“会”、“稽”、“少”、“带”、“咏”、“畅”、“不”、“兴”、“将”、“有”等字，尤其与“神龙本”和“梁章钜藏本”大异，表现出米芾个性风格的笔势与笔法特点。
    “米芾题诗本”因以己意发挥的成份比较明显，故与“神龙本”和“梁章钜藏本”等相较，字之体态和笔画形态上下不拘于细节的模仿，出入较大，但神采上所得为多，总体颇为势连气贯。诸如“神龙本”、“梁章钜藏本”上笔画起笔处的扭曲及一些长笔画的浮佻形态皆在其刚劲爽畅、节奏紧密的运笔中被有意无意地舍弃了，因此，看起来是本反较“神龙本”与“梁章钜藏本”少一些隋唐书法习气，多一点接近东晋书风的笔意。
     《兰亭序帖》传本墨迹诸本中，“神龙本”与“梁钜章藏本”最为近似，但有精粗之别。总体上看，后者较前者笔画略瘦，用笔稍柔弱，笔力不及前者，故历来以“神龙本”享誉最高。元人郭天锡跋中断言“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馆冯承素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勾所摹”。后之鉴藏者均沿此说，指其为“冯承素摹”。前年读到徐邦达先生交付出版的著作手稿，有鉴定“神龙本”一文，认为“神龙本”为“唐人从近似真迹本上勾摹又杂以临写而成，虽多留原迹一部分点画特点，而总体仍有盛唐气格 ”。这一段话有如下三层意思：（一）“神龙本”是唐人勾摹又杂以临写而成，非纯为勾摹；（二）其底本为“近似真迹本”，非真迹；（三）这一临摹本虽保留了原迹的一部分点特点，但总体上仍不可避免地具有盛唐气格。临摹相杂，与其底本“近似真迹本”的出入就比较大了，而“近似真迹本”与真正的原迹又有一定的距离。
    通过形态的比较分析，可知上举几种传本墨迹，其所据底本当为一路。只是米芾所临以己意发挥较多，传为虞临的“天历本”临摹较为拙劣，而“梁章钜藏本”则不及“神龙本”精到。故可以“神龙本”为《兰亭序》传本墨迹中最有研究价值者，本文亦以“神龙本”为考察研究对象。
    二、《兰亭序帖》与王羲之书法的基本特点不合
    将《兰亭序帖》“神龙本”的书法面目与王羲之传世的各种尺牍临摹本墨迹相比对，我们可以发现其各种尺牍临摹本之间气息相通，用笔有鲜明的基本共同点。〈兰亭序帖〉因很难进入这个大氛围之中而为孤例。王羲之书法的面目究竟应该是怎样的？笔者拟从笔法分析入手，通过对王羲之尺牍传本墨迹的研究和对王氏家族数代尺牍传本墨迹的研究，来探求王羲之书法的基本特点及应有面目。
    首先考察王羲之尺牍传本墨迹各本的用笔。
    王羲之书法的传本墨迹除了〈兰亭序帖〉的几种临摹本外，有〈姨母帖〉、〈丧乱帖〉、〈孔侍中帖〉、〈得示帖〉、〈二谢帖〉、〈何如帖〉、〈奉橘帖〉、〈平安帖〉、〈快雪时晴帖〉、〈频有哀祸帖〉等行书（细分有的可谓行楷或行草）帖和〈初月帖〉、〈游目帖〉、〈长风帖〉、〈远宦帖〉、《寒切帖》、《行穰帖》、《上虞帖》、《瞻近帖》、《龙保帖》等草书帖。
    上举王羲之行书各帖当然并非同时的作品，其中《姨母帖》当为其早期之作，故体势、用笔均多具隶法、隶意，表现这其书承自钟体正在发展变化的一个历史过程。诸如其子王献之《廿九日帖》、后辈南齐王僧虔《太子舍人帐》等，都反映了在学书生涯的较早时段承自先辈的师古过程。而后世书家如苏东坡辈师法此一书路，则是自觉地将这一书路作为其书法艺术的审美理想加以追求与发挥，这是另一回事了。
    除《姨母帖》外，上举各帖均表现出王羲之行书成熟期的基本用笔特点。各帖均为尺牍，其用笔大致可归纳为三条：（一）运笔皆率直爽利，下笔斩截，笔画两端的按顿之处与笔画中段不形成对比明显的粗细变化；（二）转折处或明顿或暗转，轻重缓急随兴乘势而成；（三）出锋处或牵丝映带处挺拔而富有弹性感，节奏明快。由此三点，王羲之书法给人以用笔清健爽气的审美感受。尤其应指出的是，其书用笔即使在出锋处、牵丝处及露锋处一般其锋状或侧或圆均显出强劲骨力而不尖细纤弱，更无故作扭曲的矫饰之意。此为其书一以贯之的基本作风。
    王氏家族的书法，传本墨迹有东晋王荟《疖肿帖》、王徽之《新月帖》、王献之《廿九日帖》、《鸭头丸帐》、王询《伯远帖》、又有齐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王慈《得柏酒帖》、《尊体字和帖》、《郭桂阳帖》、王志《一日无申帖》等。各人所书年代先后不尽相同，个性风格的差异亦分明可见。其中，王徽之《新月帖》、王献之《廿九日帖》、王僧虔《太子舍人帖》可归属于钟系旧体向新体的过渡体，即在字势与一些笔画的用笔上尚存一定的钟体隶意，其他诸作皆纯属王系新体风貌。
    属于过渡诸作的书法较为工整端正，属于王系新体诸帖书法较为放纵洒脱。但无论前者、后者，其下笔皆刚健利落，行笔爽朗，运动节奏明快，无矫饰之态。尤其是这些帖中的行楷字可与《兰亭序帖》直接对照，笔法之悬分明可见。由此可证，爽劲平实、下笔斩截、无尖细突出的露锋和扭曲婉弱的笔画形态，是王氏家族书法用笔共有的基本特点，这是与王羲之用笔相一致的，而《兰亭序帖》的用笔正与之相违背。
   将王羲之尺牍传本墨迹、王氏家族其他各位的尺牍传本墨迹字例与《兰亭序帖》字例作一对比考察，其差异十分明了。
    三、“神龙本”用笔与隋唐书法用笔的一致性
    由对隋唐书迹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书法演变到陈以后其用笔明显表现出日趋尖露的现象。陈隋间僧人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敦煌遗书隋《文选运命论》等，起笔处笔锋尖露并常有弯折一节的形态。唐初著名书家欧阳询《梦奠帖》中也常出现这种现象。而在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和《房玄龄碑》中，这种形态在直画中又演变为“S”形弯曲状（此举两作虽为刻石，但刻技精良，用笔形态颇为清晰）。而褚书《阴符经》，有人疑伪，未在定论，拙见定为褚书十分贴切。此帖用笔有行楷笔势，直画中的“S”形弯曲亦为其常法，而尖细露锋处甚多。
    欧阳询与褚遂良书法对唐初书坛影响甚大，故而上举用笔现象及笔画常作“S”形弯曲之习在唐初流行实属自然，唐太宗也受其影响，如其《温泉铭》书法虽为行书，然上举笔画形态在此帖中表现亦甚为活跃。
    再将“神龙本”与上举隋唐诸帖的用笔作一比较考察就，可明了其书法的气息和用笔与隋唐书法的关系。
结语：
     郭沫若否定《兰亭序帖》为王羲之作品，并推断“神龙本”墨迹即为《兰亭序帖》真本，就是陈隋间僧人、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所写的稿本。郭氏是现代著名书家，推断中包含着其学书经验与书史研究的积累所获得的艺术感知。其推断含有一定道理，但失之简单化，其结论尚难以立足。
   从前文剖析的“神龙本”《兰亭序帖》用笔的字例来看，拙见以为，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神龙兰亭”的书法面目，与王羲之《兰亭序帖》真本已相距甚远。《兰亭序帖》的真正面目，应具有与王羲之用其家族诸人的种种尺牍传本墨迹所共有的书法用笔的基本特征，不能脱离这一风气范围和笔法模式。
    前举王羲之本人及其家族尺牍传本各帖亦出自唐人临、摹，但均不似《兰亭序帖》有那么鲜明浓厚的唐人气息与用笔习惯。我们知道，在以仿效甚至复制为目的的临摹中，临摹者是力求忠实于原迹面目的，因而其临摹的用笔力求贴近原迹的（尽管不可一模一样，不可能不带有临摹者的书法用笔习惯与时代风气）。王羲之本人及其家族尺牍传本各帖用笔基本特征的一致和《兰亭序帖》用笔显著的“不合群”，以及《兰亭序帖》用笔与隋唐人用笔惊人的相契合，说明王羲之本人及其家族传本各帖所依据的底本的书法面目之可信和《兰亭序帖》“神龙本”所依据的底本之失真严重。由此可以推测，“神龙本”所依据的底本很可能是隋末唐初人的临本，它距“神龙本”《兰亭序帖》不远，与智永书法尚有明显的距离，而与王羲之真迹的差距则更远。           （徐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