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周炎多长时间能自愈:劝君免谈陈寅恪：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易中天

劝君免谈陈寅恪：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
　　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情人。没错，这些年文坛银屏上是有不少“历史”，而且上演得轰轰烈烈，风头十足，好像全国人民都有历史癖，也没患过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红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又是什么呢？《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戏说”，后者则被史学界斥为“歪说”。历史在文艺作品中能不能“戏说”或“歪说”，这是另一个问题 [ 比如《西游记》就是戏说，《三国演义》则是歪说，或不乏歪说成分 ] 。但戏说、歪说不等于实说、正说，总归是一个事实。它们与陈先生以及陈先生所治之史八杆子打不着，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走红，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也会走红，也该走红，何况那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还是戏说和歪说？事实上历史学家无论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长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铭曰，“生于吴，殁于楚，勤著述，终无补”，说的大抵是实话。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因其学术成就而成为文化名人，却很难因此而成为热点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吴晗。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打工者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的著作才不会被盗版呢！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稿》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
　　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建国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锺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拍得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人人趋之若鹜了。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呢？没有。
　　所以，我赞同骆玉明教授的说法：“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
　　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儿的程度。至于这些说词究竟有多少符合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就一定有原因。
　　劝君免谈陈寅恪：事出有因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国内民众的关心，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的确，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他这颗“刺儿头”不但没被剃掉，反倒是*高层还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也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予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鸡鱼等肴馔甚美甚丰”，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陈寅恪这“瞎老头”受此优待，究竟凭的是什么？
　　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释。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他的祖父陈宝箴，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器重，后来官居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 [ 散原先生 ] ，早年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晚岁则以诗文著称，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评价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十二岁时就东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而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三十五岁。他学问大得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 [ 也有说二三十种的 ] 。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哎呀连声。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身，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
　　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 [ 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 ] ，硬要有意无意地要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为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
　　没错，陈寅恪在1949年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兴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 [ 郑天挺语 ] ，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20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不是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跟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
　　陈寅恪如果有意义，那意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上海学者夏中义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学术，而在学统。所谓“学统”，也就是“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这玩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了点眉目，再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才算理清了思路。但“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并“使自身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 [ 《九谒先哲书》 ] ！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黑，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现代学统”，才总算没有断了香火。
　　这当然比只谈学问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如果那“学统”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还要不要坚持？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这“学统”可不可以放弃？依我看，那个“学统”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出来的，又只有百把年历史，不坚持也罢，天塌不下来；而陈寅恪的一些弟子门生 [ 比如汪篯 ] 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人类，显然比坚持什么“学统”意义重大得多。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
　
劝君免谈陈寅恪：孤傲怪僻之谜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常常会有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
　　尽管陈寅恪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远不是最触目惊心的；也尽管该书作者陆键东，尽量用了一种平实的史笔来讲述那发生的一切，但还是看得我惊心动魄。其中，印象最深者，除陈寅恪的清高自负外，就是他的孤傲与倔强，骨气与胆量。
　　他真敢！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 [ 上古、中古、近代 ] ，拟请陈寅恪任二所 [ 中古所 ] 所长。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其实，如果只是他陈寅恪一个人或中古所，要搞点“特殊化”，倒也罢了。陈寅恪居然还说“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这就实际上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了，岂非存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以草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岂非空前绝后胆大包天？
　　他也真做得出！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况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热的康生康大人？虽然对康生的拒绝是“有礼貌”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陈先生病了，正在卧床休息。但当真愿意一见，也还是可以见一见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康生，也不见别的人。不见也就罢了，他还要赋诗云：“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地步。
　　是陈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吗？不是。陈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长 [ 如陈序经 ] 、教授 [ 如冼玉清 ] ，还有护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认为“不好接触脾气大”的陈寅恪，对老校工梁彬却十分客气热情，信任有加，不但称他为“彬叔”，还让他参与一些家事。陈寅恪并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么，是陈寅恪讨厌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书生都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吗？好像也不是。陈寅恪也不是所有的官都不见，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关系就很好，跟胡适的关系也不错，而胡适可是做过“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国民党，且“死而后已”。这里也无关乎国共两党之争。因为陈寅恪也和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内心深处敬重他们，比如陈毅、陶铸、杜国庠、冯乃超。
　　也许，陈夫人唐筼对冯乃超的评价，多少能透露出一点消息。唐筼说：“冯副校长虽是个老党员，但倒是个念书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党员或官员，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或是不是读书人。胡适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乔木、周扬也是，游走于国共官学之间的章士钊当然更是。陈毅和陶铸虽然不是学人或严格意义上的读书人，却也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有才华的“儒将”，而且尊重知识和学术。由是之故，他们也得到了陈寅恪的尊重。
　　但分寸还是有所不同。除身为“一方父母”的陶铸外，共产党这边，最受陈寅恪欢迎敬重的是陈毅。陈毅得到的情感回报是“肃然起敬”。次为杜国庠。他得到的回报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胡乔木也不错。他得到了“中国传统为师者的那一份慈爱”。郭沫若的情况比较微妙。毕竟双方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代表，一个是“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又都*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寒暄多于交流，在谈笑风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入。郭对此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谓之“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虽是笑话，却有深意存焉。
　　不过郭沫若这个“戏言”的水平之高，却也不能不令人叹服。郭属龙，陈属虎，两人又观点相左，当然是“龙虎斗”。郭耳聋，陈目盲，两人又立场不同，当然是“马牛风”。但如此之巧对、工对、绝对，大约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龙争虎斗唇枪舌剑之余，也未尝没有惺惺相惜。尽管十年以后，郭沫若还是在其新著《李白与杜甫》中，对早已含冤去世并无还手之力的陈寅恪，杀了个回马枪。
　　最惨的是康生，他吃了闭门羹。康生其实也应该算是“读书人”的。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秀才”，读过很多书，文笔极好，书画俱佳，艺术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奸大恶在当时还尚未暴露无遗，或不为外人所知。无论从哪方面 [ 政治地位或文化修养 ] 讲，他都应该见得着陈寅恪的，却被拒之门外。1949年以后，康生哪碰过这种软钉子？于是他就来了个“软着陆”，只用轻飘飘两句话，就让《论再生缘》的出版，几乎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一点的是周扬。周扬本来也是要吃闭门羹的，只是因为看陈序经的面子，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陈寅恪才勉强答应见周扬。但周扬在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二楼上，显然没吃到什么好果子。“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而一向辩才无碍的周扬则显得底气不足，几无招架之功。尽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周扬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因为他总算见了陈寅恪一面。当然，他对陈寅恪的感觉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怪。”
　　比康生更惨的是某些学人，他们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早在1952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这显然是讽刺从1949年到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1949年时六十九岁，当然是“白头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篯的面，连续两*骂那些加入了*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网”。据说，陈寅恪大动肝火，“恣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看来，陈寅恪对所谓“时尚”，所谓“新学”，已是积怨甚深。对那些一心想要“眉样入时”的“读书人”，也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这就决不只是什么个性孤傲、性格怪僻了。